在充滿大事的1851年夏天，在人流湧向倫敦博覽會和托馬斯·馬香搬進諾福克的新居的同時，查爾斯·達爾文把一部沉甸甸的手稿交給了出版商。這是他對大自然和籐壺的習性進行了歷時8年的潛心調查的結果。手稿的名字叫《論大不列顛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節的蔓足亞綱》，聽起來不像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作品，也確實不是，但它使他贏得了博物學家的名聲，用一位傳記作家的話來說，給了他「關於可變性和演變的發言權，一旦時機成熟的話」，換句話說，就是關於進化的發言權。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並沒有寫到籐壺就告一段落。3年以後，他又寫出了一部長達648頁的關於無梗節蔓足亞綱動物的專著和一部中等長度的關於籐壺化石的配套作品，其內容是在第一部著作裡沒有提到的。「我比以前的任何人都更不喜歡籐壺。」他在書稿的末尾宣稱，你很難不同情他的看法。
《論大不列顛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節的蔓足亞綱》的銷量不是特別大，但也不比1851年出版的另一本書銷路差。那是一個關於捕鯨的寓言故事，寫得雜亂無章，內容古怪，題目就叫《白鯨》。這本書出版的時機倒是挺合適，因為各地的鯨已經被捕殺到了快要滅絕的地步，但批評家和買書的公眾不喜歡這本書，甚至看也看不懂它。它難懂，費解，太多的反思，太多的具體事實。一個月以後，這本書在美國出版，換了個書名：《莫比-迪克》，但銷路沒有好轉。該書的失敗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為32歲的作者赫爾曼·梅爾維爾的前面兩個關於海上冒險的故事《泰比》和《歐穆》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莫比-迪克》在他的生前銷路始終不好，他寫的任何東西也是如此。他1891年死的時候已經幾乎被人忘卻，他的最後一本書《畢利·伯德》要到他去世30多年以後才找到出版商。
無論是對《莫比-迪克》，還是對《論大不列顛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節的蔓足亞綱》，馬香先生都不可能熟悉，但這兩本書都反映了近來思想界已經出人意料地發生了一種根本性的變化：一種幾乎如癡如醉的強烈願望，要把每一丁點兒能夠識別的事實敲定，並用白紙黑字加以永久確認。現在，在愛好科學的紳士當中，現場調查工作成為時尚，有的從事地質學和自然科學，有的成為古文物收藏家。最有冒險精神的人放棄了舒適的家庭生活，常常花一生中的幾年時間，去遙遠的天涯海角進行探索，他們成了——用一個1834年創造的新詞——科學家。
他們的好奇心和敬業精神是無窮無盡的，沒有哪個地方是太遠或不方便的，沒有哪樣事物是不值得考慮的。就是在這個時代，植物尋找者羅伯特·福瓊化裝成當地人踏遍中國的山山水水，搜集關於種植和加工茶葉的情報；戴維·利文斯通向贊比西河挺進，深入非洲最神秘的角落；植物學冒險家拉網式地考察了南、北美洲的腹地，尋找有意思的和新奇的植物樣本；剛滿22歲的查爾斯·達爾文開始了成為博物學家的史詩般的航行，這次航行將改變他的生活，也將改變我們的生活，其改變的內容在當時是誰也想像不到的。
在歷時5年的航行中，達爾文所遇到的東西幾乎每一樣都引起他的注意。他記錄下了如此眾多的事實，獲得了如此豐富的標本，僅完成對籐壺的研究就花了10年半時間。在其他許多收穫中還包括：他採集了幾百個植物新品種，取得了許多種重要的化石和地質學方面的發現，提出了廣受讚賞的假設來解釋珊瑚礁的形成，獲得了建立一種關於生命的革命性理論所必需的材料和洞察力。這對一位年輕人來說是個不錯的成就，而假如按照他父親的意志辦事，那麼他現在會是個鄉村牧師，就像我們的馬香先生那樣，這個前景達爾文是很害怕的。
「貝格爾」號航行具有諷刺意味的一點是，羅伯特·菲茨羅伊船長之所以聘請達爾文，是因為達爾文有神學方面的背景，期望他能找到證據，從《聖經》的角度來解釋歷史。喬賽亞·韋奇伍德在勸說羅伯特·達爾文放查爾斯走的過程中，就曾竭力強調說，「研究自然史……對神職人員來說是非常合適的」。最後，達爾文閱歷越廣，越是堅信地球的歷史和變化要遠比平常想像的持久得多，複雜得多。比如，他的理論認為，形成珊瑚礁所需的時間過程，遠遠超過了《聖經》的時標，這個情況讓虔誠而又脾氣暴躁的菲茨羅伊船長感到憤怒。
最後，當然，達爾文提出了一種理論，就是我們通常所知的「適者生存」，就是他所謂的「傳種接代，略有變化」——這種理論解釋了生物的極其複雜性，而根本不需要神的干預。1842年，在航行結束6年之後，他以230頁的篇幅，簡要地敘述了該理論的要旨。接著，他幹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他把這個概要鎖進了抽屜，在裡面放置了16年。他覺得，這個問題太燙手，會引起公眾的熱議。
然而，早在達爾文取得這些成就之前，人們已經發現事情並不與正統的信條相符合。第一批這樣的發現之一，實際上就在離豪克斯尼村原教區長寓所幾英里路的地方。18世紀90年代末，當地一位有錢的地主兼古文物收藏家約翰·弗裡爾，在早已滅絕的動物骨頭旁邊發現了一箱燧石工具，表明有兩種不該同時存在的生物同時存在的現象。他給倫敦的古文物收藏家協會寫了一封信，說這些工具是人製作的，他們「沒有使用金屬……（因此）我們覺得他們屬於一個非常遙遠的年代」。這在當時是一種極其敏銳的洞察力——實際上是過於敏銳，因此幾乎完全沒有被理會。協會的秘書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通報了奇特和有意思的情況」。在此後的大約40年裡，這件事就不了了之。[1]
但是，接著別人也開始發現工具和古代骨頭，二者挨得很近，令人費解。天主教教士兼業餘挖掘者約翰·麥克內裡神甫，在德文郡托基附近一個山洞裡發現了幾乎無可爭辯的證據，表明人類捕獵過現在已經滅絕的猛犸和其他動物。麥克內裡覺得這種看法與《聖經》大相逕庭，因此沒有將這個發現公開。接著，法國海關官員雅克·布歇·德·佩爾特斯在索姆河平原上發現骨頭和工具在一起，寫了一部長長的很有影響的作品《凱爾特人和大洪水之前的古跡》，它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差不多同一時候，有一位英國中學校長威廉·彭傑利再次查看了麥克內裡的山洞以及附近布裡克薩姆的另一個山洞，宣佈了麥克內裡因過於膽小而不敢分享的成果。因此，到該世紀中葉，情況越來越明顯，地球不僅具有很長歷史，而且還具有所謂的史前史，雖然那個詞要到1871年才造出來。顯而易見，這些思想太激進，甚至還沒有表達這種思想的用詞。
接著，1858年初夏，大家都知道，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從亞洲往達爾文頭上扔了一枚炸彈。他寄給他一篇論文的初稿，題目是《變種與原種永遠分離的趨勢》。這是達爾文自己的理論，而華萊士完全是獨立總結出來的。「我從未見過如此巧合的事情，」達爾文寫道，「華萊士的概括是如此的精當，好像他已經閱讀了我寫於1842年的手稿。」
根據禮節，達爾文應該讓路，讓華萊士獲得該理論的全部功勞，但達爾文無法說服自己做出如此高尚的姿態，這個理論對他來說太重要了。這時候，有個複雜的因素，他的18個月大的兒子查爾斯患了猩紅熱，病得很厲害。儘管如此，達爾文還是抽時間匆匆地給科學界最卓越的朋友寫了幾封信，他們幫他想出了個辦法。大家決定，約瑟夫·胡克和查爾斯·萊爾將把兩篇論文的概要提交給倫敦林奈學會的一次會議，讓達爾文和華萊士在這種新理論方面都享有優先權。1858年7月1日，他們就這麼做了。華萊士遠在亞洲，對這一策劃過程一無所知。達爾文沒有參加會議，開會那天，他和他的妻子在安葬他們的兒子。
達爾文立即著手將他的概要擴充成一本很厚的書，並於1859年11月出版，名字叫做《依據自然選擇或生存鬥爭中適者生存的物種起源》。它立即成為一本暢銷書。達爾文的理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震動了知識界，許多人到底如何絕望地希望這個理論是不正確的，我們現在已經幾乎無法想像。達爾文本人對一位朋友說，寫這本書覺得就像「承認自己是一名殺人犯」。
許多虔誠的人完全無法接受，地球像所有的新思想所表明的那樣是古老的，生命是無處不在的。有一位名叫菲利普·亨利·戈斯的重要的博物學家，有點兒氣急敗壞地提出了另一種理論，名叫「日期提前論」。按照這種理論，他認為，上帝只是讓地球看起來古老，為的是給好奇心強的人提供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東西去鑽研。戈斯堅持認為，即使化石，也是上帝在創造天地的那個繁忙的一周中栽在岩石裡的。
然而，受過教育的人開始接受，世界不僅要比《聖經》裡假設的要古老，而且要複雜、不完美和混亂得多。這一切破壞了像馬香先生這樣的神職人員行事的信心和根基，這是很自然的，就他們的卓越地位而言，這是可以被稱作終點的起點。
在他們熱心於挖掘寶貝的過程中，許多新一代的調查人員造成了一些相當可怕的破壞。用一位感到吃驚的觀察員的話來說，他們從土裡挖掘藝術品「就像挖掘土豆那樣」。在諾福克，新成立的「諾福克和諾裡奇考古協會」——是在馬香先生來我們教區裡就職前不久成立的——的成員把100多個墓地發掘一空，這佔了該郡整個墓地的很大一部分，而又沒有留下任何記錄，說明他們到底找到點什麼東西，或者這些東西是怎麼處置的，令後來幾代學者們感到很絕望。
英國人就在發現自己過去的同時，卻又在毀滅其中的很大部分，讓人覺得顯然有一種令人不快的諷刺意味。在這新一代的貪得無厭的收藏家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許莫過於威廉·格林韋爾（1820—1918）。他是德拉姆大教堂的教士，我們很早的時候已經介紹過他，他發明了給格林韋爾帶來榮耀的東西——釣鱒魚用的著名的（在使用這類東西的人當中著名）蟲形釣鉤。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格林韋爾「通過別人送禮、購置和搶劫等辦法」收藏了一大堆工藝品。他獨自一人就發掘了——雖然用「鯨吞」這個詞或許更合適——英國各地443個墓塚。他的方法可以描述為精明而又草率。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筆記或記錄，因此現在往往幾乎無法知道什麼東西是來自哪個墓塚的。
格林韋爾有一個將功補過的地方：他引導一位有著華麗名字的人，奧古斯塔斯·亨利萊恩·福克斯·皮特·裡弗斯，進入神秘的考古學領域。皮特·裡弗斯有兩點令人難忘：他是早期最重要的考古學家之一，他又是個最卑鄙的人。我們已經在這本書裡順便提到過。他是個可怕的人物，堅持要把自己的妻子火化。（「該死，女人，你必須燒掉」是他發自內心的名言。）他出身於一個很有意思的家庭。這個家庭裡的幾位成員我們在以前也已經遇到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兩位姑婆，她們可以被公正地描述為火藥桶。第一位是佩內洛普，嫁給了克朗梅爾的萊戈尼爾子爵。就是她，你或許還記得，跟一位意大利伯爵私通，後來又跟她的僕人私奔了。第二位就是嫁給那個彼得·貝克福德的年輕女子，但災難性地愛上了他的表弟、方特希爾府的建造者威廉。二者都是第一代裡弗斯伯爵喬治·皮特的女兒。我們要介紹的皮特·裡弗斯的名字裡，就有兩部分來自他的名字。
奧古斯塔斯·皮特·裡弗斯身材高大，樣子嚇人，脾氣特別暴烈。他專橫地掌管著一個27000英畝大的莊園，名叫拉什莫爾，離索爾茲伯裡不遠。他心胸狹窄是有名的，有一次，他的妻子邀請當地村民來拉什莫爾莊園參加聖誕節派對，結果傷心地發現一個人都不來。她不知道的是，她的丈夫在獲悉她的計劃以後，已經派僕人鎖上了莊園的大門。
他能突然之間亂用暴力手段，由於某種不明的犯規行為，他把自己的一個兒子逐出了莊園，然後不准別的孩子跟他有任何聯繫。但有個名叫艾麗斯的女兒可憐她的哥哥，在莊園旁邊跟他見面並給了他一點錢。獲悉這個情況以後，皮特·裡弗斯在她回家路上截住了她，用她自己的馬鞭把她打倒在地。
皮特·裡弗斯的專長，似乎也是他的一種愛好，就是驅逐年老的佃戶。有一次，他給一個佃戶和他殘疾的妻子——他倆都已80多歲——發出通知。他倆懇求他重新考慮，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活著的親屬，沒有地方可去，而他尖刻地回答說：「我收到你們的信以後感到極其遺憾，知道你們很不願意離開欣頓。簡而言之，我對這塊地產負有責任，需要盡快佔用這棟房子。」這對老夫妻馬上就被攆走了。據他的傳記作家馬克·鮑登說，實際上，皮特·裡弗斯根本沒有搬進去住，幾乎可以肯定他也從來沒有這個打算。[2]
儘管他有那麼多缺點，皮特·裡弗斯仍然稱得上是一位傑出的考古學家——實際上是現代考古學的鼻祖之一，他給這個領域帶來了方法和一絲不苟的作風。他給陶片和別的碎塊仔細貼上標籤，而在當時並不是經常這麼做的。把考古發現有條不紊地歸類的理念——一個叫做類型學的過程——是他的發明。與眾不同的是，他感興趣的不是閃閃發亮的寶貝，而是日常生活用品，如大口酒杯、梳子、裝飾性珠子等等，在此以前，這些東西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他還為考古學帶來了講究精確的作風，他發明了一種叫做顱測量器的裝置，可以用來非常準確地測量人的顱骨。他去世以後，他收藏的物品成了牛津宏大的皮特·裡弗斯博物館的基礎。
很大程度上由於皮特·裡弗斯所主張的嚴苛方法，到19世紀下半葉，考古學越來越像一門科學，而不是尋寶，早期古文物收藏家那種比較馬虎的過分挖掘行為快要成為過去。然而，在更大的範圍裡，破壞活動越來越嚴重。實際上，英國所有的古代碑牌都掌握在私人手裡，沒有法律強制主人加以照管。各地傳說很多，敘述有人毀壞了工藝品，不是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東西很討厭，就是因為他們不懂這些東西很稀有。在奧克尼，就在離斯卡拉坡不遠的地方，斯滕尼斯有個農場主搗毀了一塊名叫奧丁石的史前巨石，因為它妨礙他犁地。他還打算毀掉今天很著名的斯滕尼斯巨石陣，幸虧被嚇壞了的島民及時加以勸阻。連巨石陣這樣舉世無雙的東西都很不保險，遊客們經常在石頭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敲幾片下來作為紀念品，有個人被發現在用大錘子砰砰地砸一塊砂岩。19世紀70年代初，倫敦和西南鐵路公司宣佈，計劃修一條穿越巨石陣所在地的鐵路。當人們表示不滿的時候，一名鐵路公司官員反駁說，巨石陣「完全年久失修，如今對任何人都沒有絲毫用處」。
顯而易見，英國的古代遺產需要一位大救星。在那個非同尋常的年代，一位最非同尋常的人物登上了舞台，他的名字叫做約翰·盧伯克。他今天鮮為人知，這是很奇怪的。你很難說出還有哪個人，在很多領域裡干了很多有意義的事，卻沒有贏得多少名聲。
盧伯克是肯特一位富裕的銀行家的兒子，就在查爾斯·達爾文的隔壁長大。他跟達爾文的孩子們一起玩耍，經常出入達爾文家。他對自然史有一種天賦，因此很討那位偉人的喜歡。他倆在達爾文的書房裡待了很多小時，用顯微鏡觀察標本。有一次達爾文心裡不快活，盧伯克小朋友是他唯一願意接待的客人。
成年以後，盧伯克跟隨父親進入銀行業，但他的心依然留在科學方面。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實驗員，雖然有點兒古怪。有一次，他花了3個月時間，試圖教他的狗識字。他漸漸對考古學產生了興趣，因此學了丹麥文，因為當時丹麥在這方面處於世紀領先位置。他尤其對昆蟲感興趣，在自己的起居室裡養了一箱蜜蜂，以便更好地研究它們的習性。1886年，他發現了少腳亞綱—— 一種個兒很小、以前沒有注意到的螨科動物，我們在前面討論住宅裡的動物時已經提到過。我們已經知道，許多螨蟲直到20世紀中葉才引起科學界的注意，所以在1886年就識別一科螨蟲是一項標誌性的成就，尤其是對於一位銀行家來說，因為他的科研時間限於晚上和週末。同樣意義深遠的是，他研究了昆蟲神經系統的多樣性。這為達爾文和他關於「變異遺傳」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證據，而且那恰好是在達爾文確實需要的時候。
盧伯克是銀行家和敏銳的昆蟲學家，還是傑出的考古學家、不列顛博物館的理事會成員、國會議員、倫敦大學副校長和多本著作的作者，
約翰·盧伯克爵士
銀行裡的那蜜蜂好忙呀
在銀行假日搞研究
奇怪的昆蟲和野花
讓充滿陽光的時刻更瀟灑
（原載《潘趣》雜誌）
還有許多別的頭銜。作為一位考古學家，他造出了「palaeolithic」（舊石器時代）、「mesolithic」（中石器時代）和「neolithic」（新石器時代）這類術語，還是最先使用「prehistoric」（史前的）這個方便的新詞的人之一。作為一位政治家和自由黨的國會議員，他成為勞動人民利益的捍衛者。他提議立法，把在車間裡的工作時間限制在每天10小時以內。1871年，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地使得《銀行假日法》獲得通過。這部法律引進了一個驚人的激進理念，工人們可以享受帶薪的非宗教假日。[3]
這在當時激動人心到了什麼程度，我們現在已經幾乎難以想像。在盧伯克的新法律之前，大多數僱員只有在受難節、聖誕節或節禮日[4]
（一般說來，這兩天中只能休一天）以及星期日可以不上班，僅此而已。可以多一天假日，而且是在夏天，簡直令人興奮不已。許多人認為盧伯克是英國最受歡迎的人，在很長時間裡，「銀行假日」被親切地稱為「聖盧伯克節」。在那個時代裡，誰也不會想到，他的名字有朝一日會被人遺忘。
但是，在這裡，盧伯克對我們來說之所以很重要，在於他創立的另一個新制度：保護古代的紀念碑。1872年，他從威爾特郡一位鄉村教區長那裡獲悉，在埃夫伯裡的很大範圍裡有一大片石頭，比巨石陣還要大許多（雖然結構不如巨石陣那麼秀美），現在為了修建新的住宅準備將其清理掉。盧伯克買下了那片受到威脅的土地，另加附近兩座別的古代紀念碑——西肯尼特朗古墳和西爾伯裡山（一個巨大的人工土墩，是歐洲最大的）。但是，顯而易見，他無力保護每一樣受到威脅的有價值的東西，於是就開始爭取用立法手段來保護有歷史意義的珍寶。實現這麼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根本不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麼簡單，因為以本傑明·迪斯雷利為首的執政的托利黨，把它看成是對財產權的一種嚴重侵犯。賦予政府官員跑到一位高層人士的土地上告訴人家應該怎麼照管自己的地產的權力，這種想法是極其荒謬的，令人吃驚的。然而，盧伯克沒有放棄努力。1882年，在以威廉·尤爾特·格拉德斯通為首的新的自由黨政府執政時期，他成功地使國會通過了《古代紀念碑保護法》——這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法律，如果什麼時候有過這麼一部法律的話。
保護紀念碑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大家認為，第一任古代紀念碑檢查員應該是一位土地擁有者們都敬重的人，最好是哪一位大土地擁有者本人。盧伯克恰好知道有那麼個人——那個很快就要成為他新的岳父大人的人，他不是別人，就是奧古斯塔斯·亨利·萊恩·福克斯·皮特·裡弗斯。
他們的姻親關係一定出乎他們的意料，正如出乎我們的意料一樣。一方面，這兩個人幾乎是同齡人。19世紀80年代初，剛剛喪妻的盧伯克在霍華德堡過週末的時候恰好遇上皮特·裡弗斯的女兒艾麗斯。盧伯克已經將近50歲，艾麗斯只有18歲。這兩個人究竟怎麼會擦出火花，找不出什麼貌似可信的理由，但他們不久以後就結婚了。這不是一樁特別幸福的婚姻，她比他孩子中的有幾個還要年輕，這使得相互之間的關係很尷尬。她對他的工作似乎也沒有多大興趣。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跟盧伯克一起過日子要比被用馬鞭打翻在地強一些。
盧伯克是不知道皮特·裡弗斯對艾麗斯很殘暴，還是完全不打算予以理會，當時人們只是說，二者都有可能。而他和皮特·裡弗斯有著愉快的工作關係，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們有許多共同的興趣。作為一名古代紀念碑檢查員，皮特·裡弗斯的權力不是很大。他的任務是確認有可能遇到危險的重要紀念碑，並提請將其納入國家保護範圍，如果主人願意的話。在交出西爾伯裡山的時候，連盧伯克都感到猶豫。那部法律小心翼翼地把房屋、城堡和教會的建築物排除在外，剩下的就是史前紀念碑。工程部幾乎沒有給皮特·裡弗斯提供任何資金，在一處墓塚修建一道低矮的圍牆就花去了他自己一年預算的一半。1890年，工程部完全停發了他的薪金，此後只是報銷他的開支。即使那樣，該部還請他不要再去「招徠」更多的紀念碑。
皮特·裡弗斯於1900年去世，在18年時間裡，他成功地列入一覽表的（或者術語所說的「列為歷史文物保護單位的」）只有43處紀念碑，一年還不到兩處。（今天已被列入歷史文物保護單位的古代紀念碑已經超過19000處。）但是，他幫助樹立了兩個極其重要的先例——古代的東西是很寶貴的，應該加以保護；古代紀念碑的主人有責任將其照管好。在他那個時代，這些政策並不總是很嚴格地執行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原則是極其關鍵的，能激勵別人採取進一步的保護性措施。由設計師威廉·莫裡斯牽頭的「古建築保護協會」於1877年成立，接著於1895年建立了「全國信託基金會」，英國的紀念碑終於開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正式保護。
然而，風險依然存在。巨石陣仍在私人手裡，他的主人埃德蒙·安特羅伯斯爵士拒絕聽從政府的勸告，甚至不讓檢查員踏上他的土地。據報道，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有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買家有意把這些石頭運往美國，在西部某個地方重新壘起來作為一個旅遊景點。要是安特羅伯斯同意這樁買賣，根據法律誰也沒有辦法阻攔他。實際上，在許多年裡，也沒有誰願意去試一試。為了節省資金，在皮特·裡弗斯去世以後的10年裡，古代紀念碑檢查員的位子一直空著。
[1] 100年以後，這次發現的重大意義終於得到確認，並以弗利爾取得發現的那個村子的名字命名了一個地質年代：豪克斯年代。——原注
[2] 皮特·裡弗斯的長子亞歷山大似乎繼承了他父親折磨佃戶的愛好，有個本來性格溫和的人被年輕的亞歷山大逼得走投無路，就用除草劑在拉什莫爾莊園的草坪上寫了幾個大字：「無賴地主」。亞歷山大指控他誹謗，最後獲得了1先令的賠償，但感到沾沾自喜，因為開庭的費用已令那個佃戶一貧如洗。皮特·裡弗斯的其他8個子女似乎大都還比較正派，喬治，就是被逐出莊園，因而非故意地害得他妹妹挨打的那一個，成為一位成功的發明家，尤其對電燈感興趣。他在1881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展出的一種白熾燈，被認為可以跟愛迪生或斯旺製造的任何白熾燈媲美。——原注
[3] 「銀行假日」是個很怪的名字，盧伯克實際上從來沒有解釋過為什麼叫這個名字，而不叫「全國假日」或「工人假日」或別的類似的名字。有時候認為，他原先意在給銀行的工作人員放假，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個假日一直就是打算為所有人設立的。——原注
[4] 受難節是基督教節日，在復活節前的星期五。節禮日在聖誕節次日，如遇星期日則推遲一天。——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