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toilet這個詞問世以後，它所經歷的變化之多，也許是英語裡哪個詞都比不上的。起初，大約在1540年，它指的是一種布，呈縮略形式toile，現在toile依然用來指一種亞麻織物。然後，它的意思變成了用於梳妝台上的一種布。接著，它的意思變成了梳妝台上的物品（於是就有了toiletries）。接著，它的意思變成了梳妝台本身，然後變成了穿戴的動作，然後變成了一邊穿戴一邊接待客人的動作，然後變成了梳妝室本身，然後變成了靠近臥室的任何隱蔽房間，然後變成了用作廁所的屋子，最後變成了廁所本身。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英語中toilet water可以用來指一種你會願意抹在臉上的東西[1]，而同時又指「廁所裡的水」。
garderobe這個詞現在已經廢棄，它的意思也經歷了類似的但又稍稍複雜的變化過程。它是一個由guard和robe組合的詞，最初指貯藏室，然後指任何隱蔽的房間，然後（在短暫的時間裡）指臥室，最後指廁所。然而，廁所其實是最不隱蔽的地方。古羅馬人尤其喜歡一邊上廁所，一邊聊天。他們的公共廁所一般有20個或以上的位子，互相挨得很近。人們上廁所就像現代人乘公共汽車那樣隨便。（為了解決不可避免的問題，每一排位子前面的地面上都有一條水槽，使用者可以把繫在桿子上的海綿伸到水裡，然後拿起來擦屁股。）直到進入現代以後的很長時間裡，與陌生人在一起使用廁所還很自在。漢普頓宮裡有一處「方便大廳」，可以同時供14個人使用。查理二世進廁所時總是帶著兩名侍者。喬治·華盛頓的家弗農山莊有一處精心維護的有並排兩個位子的廁所。
在很長時間裡，英國人上廁所尤其不在乎隱私，這是很有名的。意大利冒險家賈科莫·卡薩諾瓦有一次訪問倫敦時說，他經常看見有人就在眾目睽睽之下站在路邊或靠著建築物「開閘放水」。佩皮斯在日記中寫道，他的妻子蹲在馬路上「辦她的公事」。
water closet這個詞可以追溯到1755年，原指皇家灌腸劑管理所。從1770年起，法國人把室內廁所叫做 un lieu a l』anglaise（英國人的地方）。這似乎有可能解釋了英語中loo（廁所）這個詞的出處。在蒙蒂塞洛，托馬斯·傑斐遜建造了3個室內廁所——這在美國很可能是首創——還設有排出臭味的通風口。按照傑斐遜的標準（實際上按照任何標準），這些廁所在技術上是不算先進的：糞便掉進並積在一個罐子裡，由奴隸去倒掉。然而，在白宮，或者在當時的總統府裡，傑斐遜在1801年安裝了3個抽水馬桶，這是世界上所能看到的第一批抽水馬桶。它們所用的水，是頂樓水箱裡收集的雨水。亨利·莫爾牧師是多塞特的一位教區牧師，他在19世紀發明了土廁。土廁實質上是一種抽水馬桶，它帶有一個貯存罐，裡面盛滿了乾土，只要一拉把手，一定量的泥土就會落在便桶裡把糞便蓋住，使糞便聞不著，看不見。土廁一度受到高度的評價，尤其在農村地區，但很快被抽水馬桶取而代之。它不光掩飾糞便，而且用水嘩啦一聲就把它沖得無影無蹤，或者說，至少在不出故障的時候是那樣，但早年並不總是那樣，甚至常常不是那樣。
多數人繼續使用便盆，他們把便盆放在臥室的一個櫃子裡或者小櫥裡。便盆被稱作便壺（原因完全不清楚），外國客人經常吃驚地看到英國人有把便盆放在餐廳的櫃子裡或餐具櫃裡的習慣。女人一離開，男人就拿出來使用。有的房間還在角落裡配有一把「不可缺少的椅子」。有一位到費城遊覽的法國人莫羅·德·聖梅裡看到有個男人拿掉了花瓶裡的花就往裡面撒尿，真是嚇了一跳。另一位法國客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報道說，他要一個臥室裡用的便盆，被告知他可以像大家一樣從窗子裡爬出去。當他堅持要某樣能「辦公」的東西時，他的女主人覺得很好笑，就給了他一把水壺，但以堅定的口氣提醒他，他得及時送回去，因為早晨開早飯時她還要用。
在這些關於上廁所習慣的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沒錯，裡面總是牽涉到一個國家的人對另一個國家的人的習慣感到吃驚。法國人對別國人上廁所的習慣有很多抱怨，而別國人對法國人上廁所的習慣也有同樣多的抱怨。法國有個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的習慣，那裡有「好多人往煙囪裡撒尿」。法國人還經常被指責把尿撒在樓梯上，「這種習慣到了18世紀還能在凡爾賽宮看到」，馬克·吉魯阿爾在《法國鄉間別墅裡的生活》中寫道。凡爾賽宮自豪地宣稱它有100個澡堂和300個廁所，但說來也怪，這些設施沒有充分利用。1715年，有一篇社論向居民和遊客保證，從今以後，走廊裡的糞便會每週清掃一次。
大多數污水流到糞坑裡，而糞坑又通常不加管理，糞便常常滲進了附近的水源。塞繆爾·佩皮斯在日記裡記錄了這樣一個場面：「我走進地下室……一腳踩進一大堆糞便……我仔細一看，發現特納家的廁所溢出來了，流到了我家的地下室。這可給我帶來麻煩了。」
清掃糞坑的人叫做淘糞工。要是還有比這更不值得羨慕的謀生方法，我認為還沒有人記載過。他們分成三四個人一個小組幹活，有個人——我們可以猜到他是年紀最小的——下到糞坑裡面，把糞便舀在桶裡。第二個人站在坑邊把桶提上來、放下去。第三個人和第四個人把桶提到等在那裡的小車上。淘糞工作是令人難受的，而且是很危險的。工人冒著窒息甚至發生爆炸的風險，因為他們要提著燈籠在瓦斯濃度很高的環境裡作業。1753年的《紳士雜誌》講了這麼一件事：有個淘糞工鑽進了倫敦一家客棧廁所的糞坑裡，幾乎馬上對污濁的空氣受不了。「他叫了一聲救命，頓時臉朝下倒了下去。」一位目擊者說，一名連忙去幫忙的同事也同樣倒了下去。又有兩個人來到糞坑，但由於空氣污濁，他們進不去。他們只是把門打開了一點兒，把最有害的氣體放了出去。等救援人員最後把那兩個人拖出來的時候，一個人已經死亡，另一個也已不可救治。
由於淘糞工收費很高，比較貧困的地區的糞坑很少清空，經常滿溢——考慮到市內每個糞坑平均所承受的壓力，這是不足為怪的。許多倫敦市區的擁擠程度是幾乎難以想像的，在倫敦最糟糕的貧民窟聖賈爾斯——畫家賀加斯的《金巷》裡的場景——54000人擠在為數不多的幾條街道裡。有人計算，有一條巷子的27棟住宅裡竟然住著1100個人，那就是說，每棟房子裡住著40多個人。在更加東邊的斯皮特爾菲爾德，檢查員發現有一棟房子裡住著63個人。那棟房子裡有9張床，平均每7個人睡一張床。有個新詞應運而生，出處不詳，描述這樣的居民區：slums（貧民窟）。查爾斯·狄更斯是最先使用這個詞的人之一，那是在1851年的一封信裡。
這麼多的人勢必要產生很多很多的糞便——多得遠遠超過了任何糞坑系統所能承受的程度。在一份比較典型的報告裡，有一位檢查員說他去過聖賈爾斯地區的兩戶人家，積在地窖裡的人糞有3英尺深。那位檢查員還說，外面的院子裡也積著6英吋深的糞便。裡面要墊起磚頭作為踏腳石，住在屋裡的人才能從院子裡走過去。
19世紀30年代，對利茲的貧困地區作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許多街道「污水橫流」；有一條街上住著176戶人家，已經有15年沒有清掃過。在利物浦，多達1/6的居民住在黑咕隆咚的地下室裡，糞便特別容易滲到那裡去。當然，人口擁擠、快速工業化的城市裡產生了堆積如山的污物，人的糞便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倫敦，人們把不該丟在泰晤士河裡的東西都丟在裡面：被沒收的肉類、垃圾、死貓和死狗、吃剩的飯菜、工業廢料、人糞以及很多別的東西。每天，人們把牲畜趕到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宰殺後變成牛排和羊排；途中，這些牲畜每年要拉下4萬噸糞便。這當然還不算家裡養的狗、馬、鵝、鴨、雞和發情期的豬產生的糞便。膠水製造工、制革工、染色工、蠟燭製造工、各種化學企業，都把自己的副產品添加到了每天都在產生的大批污物裡。許多腐爛的物質最後都進了泰晤士河，人們希望，潮水會把這些東西帶入大海。但是，潮水當然是朝兩個方向流動的：潮水把污物帶向大海，而潮水回流時又把大量污物帶了回來。正如一位觀察者說的，泰晤士河是一條終年「流淌著糞水的河」。斯莫利特在其書信體小說《亨弗利·克林克》裡寫道，「人的糞便是最不令人討厭的部分」，因為河裡還有「用於機械和製造業的各種化學物品、礦物質和有毒物質，再加上已在腐爛的動物和人的屍體，並混有從洗衣盆、溝渠和普通陰溝裡流過來的污水」。泰晤士河河水的毒性越來越大，當一條正在羅瑟海思挖掘的坑道裂開一條縫，最先從縫裡湧出來的不是河水，而是濃縮的瓦斯。坑道工人的燈點著了瓦斯，結果使自己處於令人可笑的絕望境地，既要搶在湧過來的河水前面，又要擺脫滾滾而來的燃燒著的瓦斯。
注入泰晤士河的溪流，情況往往比泰晤士河本身還要糟糕。弗利特河在1831年「差不多不再流動，裡面積滿了快要凝固的污物」。連海德公園裡的蛇河也越來越發臭，逛公園的人只能待在上風的地方。19世紀60年代，河底挖掉了一層15英尺厚的污泥。
雪上加霜的是，有樣東西證明是一個災難：抽水馬桶。這是出乎人們預料的，有一種抽水馬桶已經存在一些時候。最早一個抽水馬桶是由伊麗莎白女王的教子約翰·哈林頓建造的。當哈林頓在1597年向她展示他的發明時，她心裡非常高興，馬上讓人在裡士滿宮裡建造了一個。但是，這是個大大超前的新玩意兒，差不多還要過200年，細木工兼鎖匠約瑟夫·布拉默才在1778年獲得了第一個現代抽水馬桶的專利。它還算受人歡迎，其他許多人跟著照辦。但是，早期的抽水馬桶經常出問題，有時候還產生適得其反的結果，弄得屋裡的髒東西比那嚇壞了的主人很希望清除的還要多。在發明U形管和存水彎，即每沖一次就回到桶底的那個小小的水庫之前，每個桶身都起著散發糞坑和污物臭味的管道的作用。那種臭味簡直是無法忍受的，尤其是在天氣熱的時候。
這個問題由擁有歷史上再恰當不過的名字之一的人解決了：托馬斯·克拉珀（1837—1910）。[2]
克拉珀生於約克郡的一個貧苦家庭，據認為11歲時步行去倫敦，他在切爾西當管子工的學徒。克拉珀發明了那個經典的，英國人今天依然很熟悉的抽水馬桶。那種馬桶帶有一個水箱，只要拉動鏈子就開始放水。它被叫做「馬爾伯勒無聲水沖糞便器」，乾淨，無味，極其可靠。克拉珀靠生產這種馬桶發了財，出了名。人們常常推測，俚語中crap（克拉普）這個詞及其許多派生詞都源於他的名字。實際上，crap很久以前就有「拉屎」的意思，而意為「廁所」的crapper則是美國英語，1922年才收入《牛津英語詞典》，克拉珀的名字似乎是一種巧合。
就抽水馬桶而言，突破性的事件是那次博覽會，它成了那裡引人注目的特色展品之一。有80多萬人耐心地排著長隊，等著領略一下坐抽水馬桶的經歷——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個新玩意兒。他們對那個聲音和那個邊旋轉邊沖刷的水流著了迷，連忙在自己家裡安裝這種馬桶。歷史上可能沒有哪個昂貴的消費品像抽水馬桶流行得那樣快，到19世紀50年代中期，倫敦已經有20萬個抽水馬桶在運轉。
問題是倫敦的下水道在設計的時候只考慮排雨水，無法處理源源不斷的固體糞便。下水道裡積滿了一種厚厚的糊狀沉澱物，再也流不動，一種名叫沖刷工的工人被僱用來尋找堵塞的位置並加以疏通。別的清淤職業還包括清淤工和泥灘工，他們在下水道和臭水濱的淤泥裡尋找別人丟失的珠寶或者奇特的銀匙。總體考慮起來，清淤工的日子過得挺不錯，只是很危險。下水道裡的空氣有可能是致命的。由於下水道系統很大，也沒有記錄，有許多報道說，有的清淤工在裡面迷了路，再也沒有出來。許多人受到老鼠的攻擊，被吃了個乾淨，至少謠傳是這麼說來著。
在不講衛生、沒有抗生素的世界裡，造成大批人死亡的傳染病是經常發生的。在1832年發生的一場霍亂中，據估計有6萬英國人死於非命。接著，1837年到1838年又發生了流行性感冒，1848年、1854年和1867年又分別暴發了霍亂。這些疾病的侵襲打破了國家的寧靜，在此期間，還暴發了致命的傷寒、風濕熱、猩紅熱、白喉和天花，以及許多別的疾病。1850年到1870年，每年死於傷寒的就有1500人或更多。1840年到1910年期間，百日咳每年將大約1萬名兒童置於死地。死於麻疹的兒童更多。總而言之，在19世紀，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會讓人送了性命。
起初，人們並不覺得霍亂特別可怕，理由肯定是不恰當的，他們認為霍亂的主要對象是窮人。在19世紀，幾乎哪裡都接受這樣的觀點，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生來就是窮人的命。儘管有少數窮人被大度地認為是不該窮的，但大多數窮人本性「揮霍、魯莽、酗酒，習慣性地耽於感官享受」，有一份政府報告裡直言不諱地歸納說。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對窮人的同情心要比大多數人大得多，但連他也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寫道：「愛爾蘭人具有容易被人左右的性格，行為粗野，比野蠻人好不了多少，鄙視由於自身粗野而無法分享到的一切高尚的樂趣，骯髒和貧困，都喜歡酗酒。」
因此，在1832年，當生活在擁擠的中心城區的人患了一種來自印度的名叫霍亂的嶄新疾病而大批死亡時，一般都認為那只是不時落到窮人頭上的又一件倒霉事而已，霍亂漸漸被稱為「窮人的瘟疫」。在紐約市，40%以上的患者都是窮苦的愛爾蘭移民，黑人得病的人數也特別多。紐約州的州衛生委員會竟然宣佈，這種疾病只有生活放蕩的窮人才得，「完全起因於他們的生活習慣」。
然而，霍亂接著也開始侵襲富裕的居民區，很快就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自黑死病以來，人們還沒有這麼驚慌失措過。霍亂之與眾不同的特點是，它的傳播速度快。它的病症——嚴重的腹瀉和嘔吐、痛性痙攣、撕裂般的頭痛——剎那間全都出現。霍亂死亡率高達50%，有時候還要高，但是它的速度之快——從完全健康，到突然疼痛、譫妄和死亡的可怕的、迅猛的轉變——是人們覺得最可怖的。看到某個親人在早餐時還很健康，而到了晚餐時已經死亡，這是個令人心驚肉跳的經歷。
實際上，別的疾病使更多的生命受到損害。一般說來，霍亂的倖存者能完全康復。猩紅熱患者則不同，他們病後常常耳聾或大腦受損，天花患者會可怕地毀容。然而，成為舉國關注的疾病是霍亂。1845年至1856年期間，總共有700多本關於霍亂的書用英語出版。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他們不知道霍亂的病源，也不知道怎麼預防。「霍亂是什麼？」《柳葉刀》雜誌在1853年問道，「是一種真菌，一種昆蟲，一種瘴氣，一種電流乾擾，一種臭氧缺失症，一種致病的腸道污物？我們一無所知。」
最普通的看法是，霍亂和其他可怕的疾病是空氣不潔引起的。任何廢物或污物，如污水、墳場裡的屍體、腐爛的植物、人呼出的廢氣，都被認為會產生疾病，有可能是致命的。「每條街上都瘴氣橫流，只是看不見而已。」在那個世紀中葉，有一位編年史家有聲有色地寫道，「空氣裡的毒素和刺鼻的味道，污濁的氣體，都在嚎叫，毫不寬容。走路的人每次吸入一口氣，兩個肺裡就充滿了從街溝的污泥和腐爛物品裡逸出的臭氣。」1844年，利物浦的首席衛生官對實際的損害程度做了很有把握的精確計算，向國會遞交了報告：「光利物浦居民的肺部活動，每天就把多達足以在本市整個地面上鋪成3英尺厚的一層空氣弄得不再適宜呼吸。」
瘴氣論最虔誠、最有影響的信徒是「貧民救濟法委員會」的秘書和《關於英國勞動階級衛生狀況的報告》的作者埃德溫·查德威克，他那本書在1842年有點不可思議地成為暢銷書。查德威克的基本信念是，你消除了氣味，就消除了疾病。「所有的氣味都是疾病。」他在國會的一次調查會上解釋說。他希望清除貧民區及其生活習慣。倒不是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僅僅是為了消除氣味。
查德威克是個認真而又陰鬱的人物，對於地位斤斤計較，討價還價。他是律師出身，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各種王家委員會任職：修訂貧民救濟法的委員會，工廠條件委員會，各級城市衛生委員會，預防可避免的死亡事故委員會，整頓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記委員會等。幾乎沒有人喜歡他。他參與了1834年貧民救濟法的工作，這部法律創建了一個全國濟貧院體系，那種濟貧院實質上是懲罰性的，因此他受到勞動階層的廣泛鄙視——他是「全聯合王國最不受歡迎的人物」。據一位傳記作家說，連他的家人也似乎對他毫無感情。查德威克小時候就死了母親，他的父親再婚以後在英格蘭西部又建立了家庭。最後，這個家庭移居紐約布魯克林，他們跟查德威克似乎再也沒有來往。他的第二次婚姻有個孩子名叫亨利·查德威克。他的職業道路截然不同，他成了一名體育新聞記者和棒球運動的早期積極倡導人。實際上，他有時候被稱為現代棒球運動之父。他發明了記分卡、按球員名字排列的得分記錄表、擊球率、投手責任得分率以及其他許多複雜的統計方法，這些都是棒球愛好者所喜愛的。棒球得分記錄表之所以和板球得分記錄表是那麼相像，是因為前者是他根據後者模式來設計的。[3]
瘴氣論只有一個嚴重的缺點：它完全缺少根據。不幸的是，只有一個人看到了這一點，而且沒能說服別人讚成他的看法，他的名字叫約翰·斯諾。
斯諾1813年生於約克，家境一般——他的父親是個普通的勞動者——無論那方面對他進入社會後的生活有多大不利影響，卻也對他具有洞察力和同情心起了很大作用。他不把窮人患的疾病歸罪於窮人，而是看到了他們的生活條件使其容易受到自己無法控制的影響，這在醫學權威人士當中是獨一無二的，以前從未有人對流行病學的研究抱那種開明的態度。
斯諾在紐卡斯爾攻讀醫學，但定居在倫敦。他在那裡成為那個時代一名傑出的麻醉師，而當時麻醉術仍是一個臨床沒有把握的領域。就醫生的事業來說，很少有哪個詞比「實踐」更貼切。即使到了現在，麻醉術仍是一件需要小心把握的事，而在早年，藥品的劑量幾乎完全是根據直覺和抱有希望的推測來決定的，因此昏迷、死亡和其他可怕的結果是司空見慣的事。1853年，維多利亞女王第八次懷孕以後快要臨產，斯諾被召去實施氯仿麻醉。這是完全沒有料到的，因為氯仿不僅是一種新的東西——6年以前才由愛丁堡的一名醫生發現——而且是絕對危險的，許多人已經在實施氯仿麻醉時死去。在大多數醫務人員看來，僅僅是為了幫助女王應付分娩過程中的疼痛而使用氯仿，那是極其輕率的。《柳葉刀》雜誌把這件事報道成為一個令人擔心的謠言，宣稱自己會深感吃驚，要是哪個該死的醫生敢在女王身上冒如此大的風險，假如不是到了萬不得已的緊急情況下的話。然而，斯諾這一次或者後來都似乎毫不猶豫地實施氯仿麻醉，儘管有人明確地、不斷地提醒他使用麻醉術的風險。比如，1857年4月，他在用戊烯這種新的麻醉藥在一名病人身上試驗時，由於估計錯了可以承受的劑量，結果送掉了病人的性命。整整一個星期之後，他又在對女王實施氯仿麻醉。
斯諾不在幫助人們在手術之前失去知覺的時候，他花了大量時間來試圖搞清疾病的來源。他尤其想知道為什麼霍亂摧殘有的居民區，而放過有的區民區。在南沃克，霍亂的死亡率比鄰近的蘭伯思高出6倍。假如霍亂是由污濁的空氣引起的，那麼鄰近市鎮的人們呼吸同樣的空氣，為什麼感染率如此不一樣？而且，假如霍亂是由氣味傳播的，那麼那些最直接跟臭氣打交道的人——清淤工、沖刷工、淘糞工以及其他靠人糞謀生的人——應該是最經常得病的人，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1848年霍亂暴發以後，斯諾沒有找出一個死於霍亂的沖刷工。
斯諾的不朽業績不僅在於搞清了霍亂的起因，而且以科學的嚴密方式採集了證據。他極其仔細地繪製了霍亂病人居住地的確切分佈圖，這些地點形成了引人注目的類型。比如，著名的精神病院貝思勒姆醫院沒有一個霍亂病人，而在各個方向都臨街的地方，死亡人數就多得驚人。不同之處在於，醫院有自己的水源，用的水是從庭院裡一口井裡取的，而外面的人用的是從公井裡取的水。同樣，蘭伯思人喝的水是從城外的清潔水源用管子引進來的，而鄰近的南沃克人的用水直接來自已經污染的泰晤士河。
斯諾在1849年的一本小冊子《關於霍亂的傳播方式》裡公佈了他的調查結果，清楚顯示了霍亂和被人糞污染的水的關係。它是統計學、公共衛生、人口統計和法醫學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19世紀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不幸的是誰也聽不進去，傳染病繼續發生。
1854年，一次特別嚴重的霍亂暴發襲擊了倫敦索霍地區。僅布羅德街附近的一個居民區，10天中就有500多人死亡。斯諾認為，這有可能是歷史上發生過的最具毀滅性的突然死亡事件，甚至超過了大瘟疫。要不是許多人逃離那個地區，死亡人數還會更多。
死亡的模式有一些令人費解的反常現象，有個人死在漢普斯特德，另一個死在伊斯林頓——兩地相隔好幾英里。斯諾長途跋涉，來到那兩個邊遠的死者的居住地，採訪了親屬和鄰居。原來，漢普斯特德的那名死者是布羅德街的水的粉絲。她特別愛喝那裡的水，還讓人把水定期送到她家裡。她在發病以前還剛剛喝了一口。伊斯林頓的那名死者是她的侄女，她恰好來拜訪，也喝了幾口這種水。
斯諾成功地說服牧區委員會拿掉了布羅德街水泵上的把手。之後，那個居民區就沒有人再死於霍亂了，或者說，報道都是這麼說的。實際上，到拿掉水泵把手的時候，傳染病已經在消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許多人已經逃離了。
儘管斯諾積累了大量證據，但人們還是不相信他的結論。當斯諾出席一個國會特別委員會會議時，委員會主席本傑明·霍爾爵士覺得無法相信他的調查結果。霍爾以驚訝的口氣問斯諾：「你是不是要告訴本委員會，就舉煮骨工的例子，不管煮骨設備裡逸出的臭氣怎麼難聞，而你認為這對該地區居民的健康一點兒也沒有害處？」
「我就是那麼看的。」斯諾回答說。但是，不幸的是，他總是一副缺少自信的樣子，不像他的結論那樣斬釘截鐵，當局仍然不相信他的話。
我們現在很難體會到，斯諾的觀點在當時是多麼激進，多麼不受歡迎，許多官員因此而極其討厭他。《柳葉刀》雜誌下了結論：他是受到商業利益的控制，商界希望繼續讓空氣裡充滿「有害氣體、瘴氣和各種討厭的東西」，這樣他們就可以通過毒化他們的鄰居來發財。「經過仔細詢問，」國會調查委員會最後說，「我們找不出有什麼理由接受他的觀點。」
最後，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了。1858年，倫敦經歷了一個又熱又干的夏天，污物堆積如山，沖不走了。氣溫飆升到90華氏度，降不下來，這對倫敦來說是一種反常現象。結果就是《泰晤士報》所說的「大惡臭」。泰晤士河水的毒性越來越大，幾乎誰也不敢靠近這條河。「誰聞一次那種臭氣，誰就終生難忘。」有一家報紙寫道。新落成的國會大廈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灑了大量漂白粉溶液來緩和那種致命的味道，但結果有點像是發生了大恐慌，國會不得不休會。據斯蒂芬·哈利迪在《倫敦大惡臭》一書中所說，有的議員試圖冒險走進俯瞰泰晤士河的圖書館，「但他們不得不馬上退回來，人人都用手帕捂著鼻子」。
斯諾永遠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在這方面的觀點以及他的任何哪個觀點最後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他在「大惡臭」期間突發中風而去世，不知道有朝一日自己會被看成是英雄。他只活了45歲，當時，他的去世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幸虧另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就要大步登上舞台，那就是約瑟夫·巴扎爾格特。說來也巧，從斯諾工作的地方拐過彎去就是巴扎爾格特上班的辦公室，雖然據知他們兩個人從來沒有見過面。巴扎爾格特是個小個子，又矮又輕，但這個騎師般身材的人卻長著特別濃密的八字鬍，簡直從一個耳朵伸展到另一個耳朵。與維多利亞時代的另一位偉大工程師伊桑巴德·金登·布魯內爾一樣，他的祖先也是法國人，雖然到1819年約瑟夫出生的時候，他家已經在英國定居35年。他的父親是皇家海軍的一名中校，因此巴扎爾格特是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的，受的是家庭教師的教育，生活中享有一切有利條件。
由於個子太矮，無緣戎馬生涯，他接受訓練成了一名鐵路工程師。但是，1849年，在他30歲那年，他進入市政排水工程委員會，不多久就一躍成為首席工程師。衛生事業從未有過一位比他更偉大的勇士，凡是關於排水和排污的事情，都逃脫不了他的目光。那時候倫敦幾乎沒有公共廁所，他為此感到很不安，便制訂了一個在全市各關鍵地點設置公共廁所的計劃。他盤算著，通過收集人尿，把它作為一種工業品出售（比如，陳尿對加工明礬很重要），每個貯尿器可以產生48英鎊的收入，這是一筆很可觀的回報。這個計劃始終沒有被採納，但是它讓大家相信，凡是有關排污的事，約瑟夫·巴扎爾格特是一位幫得上忙的人。
「大惡臭」時期過去以後，明擺著的事是，倫敦的排污系統需要重建，這項工作便交給了巴扎爾格特。困難是很大的，巴扎爾格特不得不在一個極其繁忙的城市裡再挖掘大約1200英里長的下水道。這些下水道要無限期地使用下去，不但要排走目前300萬人產生的每一點污物，還要能處理不可知的將來增加的數量。他不得不購置土地，談判管線穿行權，購買並分配材料，指揮一大幫工人。這項工程在哪方面的規模，想一想就是累死人的事。下水道需要31800萬塊磚，需要掘走並重新安放350萬立方碼土，這一切將按照僅僅300萬英鎊的預算來完成。
巴扎爾格特之能幹，超出了每個人的預料。在修築新的下水道體系過程中，他通過建造切爾西、阿爾伯特和維多利亞河堤（大量挖出來的土就堆放在這裡）的辦法，改造了3英里半泰晤士河河岸。這些新建的河堤不僅為建築一條巨大的攔截下水道—— 一種高速公路般的下水道——提供了空間，還為下面一條新的地鐵線、煤氣管道和別的公用事業線路以及上面一條新的輔助道路留出了充足的地方。他總共開墾了52英畝土地，在上面的不少地方建起了公園和散步場所。還有一個附帶的收穫，那些河堤使得河道變窄，水流變急，提高了泰晤士河自我淨化的能力。很難說出哪裡還有一項工程，能在改善各種條件方面，在改善公共衛生、交通、市內交通管理、娛樂和河道管理方面，比得上這項工程。倫敦的污水至今還是通過這個體系來排泄的，除了該市的公園以外，這些河堤仍是倫敦最愜意的環境。
由於資金有限，巴扎爾格特只能把下水道修到倫敦的東部邊緣，修到一個名叫巴爾金裡奇的地方。在那裡，巨大的排水管道每天把1.5億加侖骯髒的、洶湧的、臭不可聞的污水排入泰晤士河。巴爾金距公海還有20英里，正如那20英里沿途的那些失望和倒霉的人不斷指出的。但是，潮水強勁有力，能把大部分排出物安全地（如果不總是無臭味的話）帶向大海，確保倫敦再也不會發生與污水有關的流行病。
東倫敦老灘附近修建污水管道
然而，新的污水排出口在泰晤士河上那起有史以來發生過的最大的悲劇中確實起了令人遺憾的作用。1878年9月，「艾麗斯公主」 號遊艇滿載著遊客，在海邊遊玩一天以後正返回倫敦，突然間在巴爾金與另一艘船相撞。兩根巨型排水管恰好在那個位置、那個時間開始排出洶湧的污水。「艾麗斯公主」號不到5分鐘就沉入河底，有將近800人落入嗆人而又冰冷的污水中淹死了。連會游泳的人都覺得無法在黏泥裡移動。在此後的幾天裡，屍體浮出水面。《泰晤士報》報道，許多屍體在細菌的作用下脹得圓鼓鼓的，連普通的棺木都盛不下。
1876年，當時還不知名的一位德國醫生羅伯特·科克確定，是炭疽芽孢桿菌引起了炭疽病。7年以後，他確定，另一種名叫霍亂弧菌的細菌導致了霍亂。現在終於有了證據，不同的微生物引發不同的疾病。我們差不多到了使用電燈和電話時才知道細菌能殺人，想到這一點真讓人感慨不已。埃德溫·查德威克始終不相信那個；為了讓大家保持健康，他畢生不停提出消除臭味的種種辦法。他最後一批也是比較特別的建議之一是，應當按照巴黎新落成的埃菲爾鐵塔的樣子在倫敦各地建造一系列鐵塔。查德威克認為，鐵塔可以起到巨型通風器的作用，從高處吸入健康的新鮮空氣，把地面上的空氣抽回高空去。他到1890年夏天進入墳墓時仍確信無疑，流行病的根源是污濁的空氣。
與此同時，巴扎爾格特繼續承擔別的工程，他在哈默史密斯、巴特西和帕特尼建造了倫敦的幾座最漂亮的橋樑；設計了幾條穿越倫敦市中心的新街道，旨在緩解交通擁堵，其中包括查林克羅斯路和沙夫茨伯裡大道。他晚年被封為爵士，但他實際上根本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名望，排污工程師很少出名。泰晤士河畔的維多利亞河堤上，聳立著他的一尊不高的雕像，以示紀念。查德威克去世幾個月以後，他也去世了。
[1] toiletwater在這裡是「花露水」的意思，上面一句中的toiletries或單數toiletry的意思是「化妝品」。——譯注
[2] 在英語的俚語中，「克拉珀」（Crapper）恰好有「廁所」的意思，同段裡的「克拉普」（crap）有「拉屎」的意思。——譯注
[3] 這方面還要稍稍補充幾句，這兩個人的父親詹姆斯·查德威克在曼徹斯特當過教師，上過約翰·多爾頓的自然科學課。一般認為，是多爾頓發現了原子。查德威克當時是一名激進的記者，曾去巴黎和托馬斯·佩恩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因此，雖然他本人不是個特別重要的人物，但他與托馬斯·佩恩和法國大革命、發現原子、倫敦的排污系統以及職業棒球的興起都有直接關係。——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