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可以說是控制人心的大師。他們實際奪走的生命非常少，卻讓幾十億人深感驚恐，也讓歐盟或美國的龐大政體為之震盪。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每年喪命於恐怖分子之手的平均人數，歐盟約為50人，美國約為10人，中國約為7人，而全球約為2.5萬人（主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和敘利亞）。 1 相較之下，每年喪命於車禍的平均人數，歐洲約為8萬人，美國約為4萬人，中國約為27萬人，全球約為125萬人。 2 糖尿病和高血糖每年奪走約350萬人的生命，空氣污染則奪走約700萬人的生命。 3 為什麼相較於血糖，我們更怕恐怖主義？為什麼政府會因為零星的恐怖襲擊就輸掉選舉，但長期的空氣污染卻沒有這種效應？
正如“恐怖主義”一詞的字面含義所示，這種軍事策略意圖通過傳播恐懼改變政治局勢，而不是為了帶來實質傷害。會運用這種策略的，幾乎都是力量弱小、無法對對手造成重大傷害的人。當然，所有軍事行動都會傳播恐懼，但在傳統戰爭中，恐懼只是實質傷害的副產品，通常與造成傷害的力量成正比。而在恐怖主義中，恐懼就是主角，恐怖分子的真正實力與其所激發的實際恐懼完全不成比例。
想依靠暴力手段改變政治局勢，並不容易。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開打才一天，已有1.9萬名英國 士兵戰死，4萬名英國士兵受傷。等到11月戰役結束，雙方傷亡人數超過百萬，其中死亡達30萬人。 4 縱然屍橫遍野，歐洲的政治權力平衡卻幾乎毫無改變，要等到再過兩年，又是幾百萬人傷亡之後，一切才終於畫上句號。
與索姆河戰役相比，恐怖主義簡直不足掛齒。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襲擊事件，造成130餘人死亡；2016年3月，布魯塞爾爆炸事件，造成35人死亡；2017年5月，曼徹斯特體育館爆炸事件，造成22人死亡。2002年，巴勒斯坦針對以色列 的恐怖活動達到高峰，公交車和餐廳幾乎天天遭到炸彈襲擊，當年造成451名以色列人死亡。 5 但在同年，有542名以色列人死於車禍。 6 只有少數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達上百人，例如，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數百人死亡。 7 “9·11”恐怖襲擊則創下新紀錄，造成近3000人喪命。 8 然而，這和傳統戰爭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即便把1945年以後歐洲所有恐怖襲擊事件造成的傷亡人數加總（包括所有民族主義者、宗教分子、左派和右派團體的受害者），這個數字也遠遠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任何一場不那麼出名的戰役中的傷亡人數，如第三次埃納河 戰役（Battle of the Aisne，傷亡25萬人）或第十次伊松佐河戰役（Battle of the Isonzo，傷亡22.5萬人）。 9
那麼，恐怖分子怎麼指望自己有什麼影響力呢？他們發動恐怖襲擊之後，對手的士兵、坦克和艦船數量絲毫沒有減少，通信網絡、公路和鐵路基本完好無損，工廠、港口和基地也不動如山。其實，恐怖分子所指望的，正在於，雖然幾乎無法破壞對手的任何實質力量，但襲擊造成的恐懼和混亂會讓對手全力出擊，過度反應。在恐怖分子的算計之中，激怒對手，讓對手動用其強大的力量來反擊，所造成的軍事和政治風暴絕對會比恐怖分子自己所能造成的更大。當風暴形成之後，許多後果都是始料未及的。對手會犯下各種錯誤，實施各種暴行，於是輿論開始動搖，中立人士開始改變立場，權力平衡也開始偏移。
所以，恐怖分子其實就像一隻蒼蠅，想要摧毀一家瓷器店。蒼蠅力氣那麼小，連一隻茶杯都動不了，怎樣才能如願？最好的辦法就是找頭公牛，飛進它的耳朵，開始嗡嗡作響，讓這頭公牛因恐懼和憤怒而發狂，在瓷器店裡橫衝直撞。這正是“9·11”事件後的情景，恐怖主義分子刺激了美國這頭公牛在中東 這家瓷器店橫衝直撞。現在，恐怖分子在一片廢墟之中怡然自得。其實，世界上像美國這樣容易發怒的公牛實在不少。
重新洗牌
恐怖主義是軍事戰略的下下策，因為這其實是把決定權交到對手手裡。在恐怖襲擊前後，對手能動用的力量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完全可以隨意挑選。一般來說，軍隊在作戰時會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出現這種情況。一旦發動攻擊，就不僅要激怒敵人，讓敵人反擊，還要讓敵人承受重大的實質傷害，並降低敵人反擊的能力，特別是要摧毀那些最危險的武器和選擇。
舉例來說，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這不是恐怖主義，而是戰爭。日本無法確定美國會如何報復，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美國在1942年絕對無法派出艦隊前往中國香港或菲律賓地區。
只是挑釁對手，卻不去摧毀對手的任何武器或選擇，其實就是一種絕望的表現，可見已經實在沒有別的選項。如果還有其他選項，能夠給對手造成嚴重的實質損害，任何人都不會選擇恐怖主義襲擊。如果說1941年12月，日本只想挑釁美國一下，於是擊沉美國的一艘郵輪，卻讓美國的大批艦隊安安穩穩地待在珍珠港，哪有這種可能？
恐怖分子已經別無選擇。他們的力量實在太小，不足以發動戰爭，於是只好演場戲，希望能夠刺激對手，讓對手過度反應。恐怖分子製造駭人的暴力場景，抓住我們的想像力，再用這份想像力來對付我們。只要殺害極少數人，恐怖分子就能讓數百萬人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為了消除這些恐懼，各國政府對這場恐怖大戲也只好安排一場華麗的國力展示來回應，例如，開始迫害某個族群或入侵其他國家。大多數時候，對恐怖主義過度反應所造成的危險，其實是比恐怖分子本身更大的威脅。
因此，恐怖分子的思考方式並不像軍隊裡的將領，反而像戲劇節目製作人。“9·11”恐怖襲擊的公共記憶就可以證明，每個人下意識都明白是怎麼回事。如果你問大家，“9·11”事件究竟發生了什麼？很多人的答案會是基地組織撞毀了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座大廈 ）。然而，“9·11”事件攻擊的目標除了世界貿易中心之外，還有另外兩個目標，特別是成功襲擊了美國國防部 的五角大樓。為何沒什麼人記得這件事？
如果“9·11”事件屬於傳統軍事行動，那麼最受關注的應該是五角大樓襲擊事件。基地組織不僅摧毀了敵軍中央指揮部的一部分，也造成敵方高級指揮官和戰略分析人員的傷亡。但為什麼公共記憶印象更鮮明的是他們摧毀了兩棟民用建築，造成了股票經紀人、會計師和文員的傷亡？
原因就在於，五角大樓是一座相對低矮而不起眼的建築，但世界貿易中心是紐約的兩座高大的標誌性建築，它們倒塌下來會營造出逼人的視聽效果，絕對讓人永生難忘，揮之不去。由於我們下意識地知道恐怖主義襲擊就是一場戲，因此重點不在於它如何影響社會實際，而是如何影響人的情緒。
正如前文提到的恐怖分子的角色扮演，如果想要打擊恐怖主義，就該學學戲劇節目製作人，而非軍隊將領。最重要的是，想要有效打擊恐怖主義，就必須先認清這樣一個事實：恐怖分子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打敗我們，唯一可能打敗我們的，就是我們因為恐怖主義的挑釁而過度反應。
恐怖分子其實是在執行一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手上沒有軍隊，卻想用暴力來改變政治權力的平衡。為達到目的，恐怖分子就會向政府提出一個不可能的挑戰：要政府證明自己可以隨時隨地保護所有公民免遭暴力侵害。恐怖分子希望在政府試著應對這項不可能的挑戰時，讓政治重新洗牌，並拿到一些預料之外的王牌。
事實上，各國面對這種挑戰，常常能成功擊敗恐怖分子。例如，過去幾十年來，各國殲滅的恐怖組織數以百計。以色列在2002—2004年證明，即便是最激進的恐怖行動，靠蠻力也能鎮壓下去。 10 恐怖分子都很清楚，這樣的對抗對自己根本不利。正因為他們力量式微，別無其他軍事選項，所以早就沒什麼可失去的了，甚至可能獲益很大。時不時地，反恐運動造成的政治風暴反而對恐怖分子有利，所以恐怖分子願意賭一把：他們就像握有一手爛牌的賭徒，希望與對手重新洗牌。反正恐怖分子已經沒什麼好輸的了，甚至還有可能大贏一場呢。
大空瓶裡的小硬幣
為什麼政府會同意重新洗牌？既然恐怖主義襲擊根本無法造成什麼實質損害，理論上政府大可不予理會，或避開鏡頭與麥克風，秘密發動有力的反擊。事實上，很多政府就是這麼幹的。但時不時面對一些攻擊，政府就耐不住性子，反應的力度過猛，引發太多關注，這正中恐怖分子下懷。為什麼政府會對恐怖主義的挑釁如此敏感？
政府之所以難以忍受這些挑釁，是因為現代政權的合法性正來自保證公共領域不受政治暴力的影響。只要某政權的合法性並非來自承諾阻止各種災難，就算確實遇上可怕的災難，政權也能夠承受甚至完全無視。相對地，如果政權的合法性遭到破壞，就算只是一個小問題，也可能讓政權徹底崩潰。14世紀，黑死病奪走了歐洲1/4~1/2人口的生命，但沒有任何一位國王因此失去王位，也沒有任何一位國王為了戰勝這場瘟疫做過什麼努力，原因就在於當時並沒有人認為預防瘟疫是國王職責的一部分。但是，當時的統治者如果允許宗教異端在其領土傳播，不僅可能丟了王冠，還可能掉了腦袋。
今天，政府處理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力度之所以不及處理恐怖主義那般大，就是因為即使有“#MeToo”等運動，強暴案件也不會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例如，在法國，每年通報在案的強暴案件超過一萬起，未通報的案件數可能有數萬起。 11 然而就歷史而言，國家並不是建立在消除性侵害的承諾上，因此對法國來說，強姦和家暴並不構成太大的威脅。恐怖主義襲擊則與此相反，雖然它發生的頻率低得多，但是會被視為對法國的致命威脅，原因就在於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現代國家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明確保證境內不會容忍出現政治暴力的基礎上。
回到中世紀，公共領域充滿了政治暴力。事實上，想玩這場政治遊戲，懂得使用暴力就像持有入場券，沒有這種能力，就無法在政治領域發聲。許多貴族、城鎮、行會，甚至教堂和修道院，都擁有自己的武裝。如果前任修道院院長過世，出現繼承爭議，地方派系（包括修士、地方強人、相關鄰居）就常常使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恐怖主義沒有多大生存空間。任何人，只要力量不足以造成重大實質損害，就不會有人看得起你。如果放在1150年，幾個伊斯蘭教徒在耶路撒冷殺害了幾個平民，要求基督教軍隊離開聖城 ，非但不會讓人覺得恐怖，反而會招來恥笑。想讓人把你當回事兒，你至少得先奪下一兩座固若金湯的城堡吧？對我們中世紀的祖先來說，恐怖主義實在算不上什麼，他們有太多更大的問題需要處理。
到了現代，中央集權的結果，國家使領土內的政治暴力日益減少，而在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境內幾乎已經完全看不到政治暴力。法國、英國或美國的公民無須擁有武力，也能爭取城鎮、企業、組織甚至政府本身的控制權。就連幾萬億美元、幾百萬士兵和幾千艘戰艦、戰機和核導彈的控制權，也能夠在不打一發子彈的前提下，從一批政客手中轉移到另一批政客手上。人類很快就習慣了這種情形，認為這就是自然的權利。這種時候，就算只是偶爾殺害幾十人的零星政治暴力行為，似乎也成了對國家政權合法性甚至存在的致命威脅。這就像往大空瓶裡丟一枚小硬幣，會發出很大的噪聲。
正因為如此，才讓恐怖主義如此成功。國家體制創造了一個沒有政治暴力的巨大空間，結果就像裝了回音板，即便再小的政治暴力聲音，也會被回音板放大。一個國家裡的政治暴力越少，公眾受到恐怖主義行為的衝擊就越大。恐怖分子在比利時殺幾個人得到的關注，會比在尼日利亞或伊拉克殺害幾百人得到的關注多。這也就形成一種矛盾：正因為現代國家防止政治暴力事件過於成功，反而特別容易受到恐怖主義的影響。
政府總是強調，不會容忍境內發生政治暴力。至於公民，也早已習慣身邊沒有政治暴力。於是，一場恐怖大戲引發了公民內心對無政府狀態的恐懼，彷彿社會秩序即將徹底瓦解。人類經過幾個世紀的浴血奮戰，才終於爬出暴力黑洞，但我們仍然感覺黑洞就在那裡，彷彿隨時會再次將我們吞噬。於是，看到發生幾件駭人聽聞的暴行，我們就想像自己再次落入深淵。
為了消除這些恐懼，政府只好上演一場安全大戲，與這場恐怖大戲打擂台。真正要對付恐怖主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過有效的情報、隱秘的行動，打擊恐怖主義背後的資金網絡，但這種事情在電視上不夠精彩。既然公眾看到世界貿易中心轟然倒塌，儼然一幕恐怖場景，國家想打擂台，場面就得至少一樣壯觀，最好有更大的火、更多的煙。因此，政府採取的不是安靜、有效的行動，而是掀起一場猛烈的風暴，這常常正中恐怖分子下懷，這是他們最希望成真的美夢。
那麼，政府到底應該如何應對恐怖主義？成功的反恐行動，應該三管齊下。第一，秘密打擊恐怖組織網絡。第二，媒體必須保持客觀，避免歇斯底里。恐怖大戲如果無法得以宣傳曝光，就不可能成功。不幸的是，媒體往往會免費提供這種宣傳機會，著迷似的報道恐怖襲擊事件，並且把危險過度誇大，因為比起報道糖尿病或空氣污染，報道恐怖主義的報紙銷量高出一大截。第三，則在於每個人的想像力。恐怖分子俘獲了我們的想像力，用來對付我們。我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在腦中預演恐怖襲擊，回放著“9·11”事件或最近的自殺式炸彈襲擊。恐怖分子殺了100人，接著就讓一億人都以為每棵樹後都躲著一個殺人犯。每個公民都該負起責任，從恐怖分子手中把自己的想像力解救出來，提醒自己恐怖威脅的真實程度。正是因為每個人的內心恐懼，才讓媒體不斷報道恐怖主義，讓政府對恐怖主義反應過度。
恐怖主義能否得逞，就看我們怎麼反應。如果我們允許自己的想像力落在恐怖分子掌握之中，並對自己的恐懼反應過度，恐怖主義就會得逞；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想像力從恐怖分子手中救出來，並以安定冷靜的態度來面對恐懼，恐怖主義就會失敗。
當恐怖分子擁有核武器
前述分析適用於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恐怖主義，也適用於今天紐約、倫敦、巴黎和特拉維夫街道上的恐怖主義。然而，如果恐怖分子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僅恐怖主義的本質，就連國家和全球政治的本質都將發生巨變。如果僅是由一小撮狂熱分子構成的小規模組織，就能摧毀整座城市、屠殺數百萬人口，全球就不會再有任何公共領域可以倖免於政治暴力。
因此，雖然現在的恐怖主義多半只是做戲，但未來的核恐怖主義、網絡恐怖主義或生物恐怖主義威脅將更為嚴重，政府也必須做出更強烈的回應。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非常小心，辨別面對的究竟是這種假設的未來情景，還是目前為止所見的實際恐怖襲擊。雖然我們也擔心恐怖分子有朝一日可能擁有核武器，摧毀紐約或倫敦，但我們只憑這份擔心，一看到某個恐怖分子用自動步槍或卡車殺死十幾名路人，就變得歇斯底里、反應過度，實不應該。各國政府應該更加小心一點，不能一看到任何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就加以迫害，一心認定這些團體有朝一日會試圖擁有核武器，或者可能黑入自動駕駛汽車，把它們變成機器人殺手。
同樣，雖然政府確實應該監督激進團體，設法阻止這些團體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政府在應對核恐怖主義與其他威脅的時候，力度應適當。過去20年間，美國在反恐戰爭上虛擲數萬億美元和大量的政治資本。小布什 、布萊爾、奧巴馬等人或許會認為，就是因為英美不斷打擊恐怖分子，才讓恐怖分子只能想著如何活下去，無暇思考如何擁有核彈，所以，他們有可能已經讓世界免遭某場“9·11”式的核浩劫。雖然確實有這種可能，但這種反事實的假設（“如果我們沒有發動反恐戰爭，基地組織就已經取得核武器”）本來就難以判斷其真實程度。
我們能夠確定的是，在反恐戰爭中，美國及其盟友不僅對全球造成巨大破壞，也付出了很大的經濟學家所稱的“機會成本”。資金、時間和政治資本一旦投入打擊恐怖主義，就不可能用來應對全球變暖、艾滋病或貧困問題，也不可能用來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帶來和平與繁榮，也不可能用來與俄羅斯和中國建立良好關係。如果到了哪天，紐約或倫敦被大西洋上升的海平面淹沒，或者與俄羅斯緊張的外交關係引發戰爭，人們就可能指責小布什、布萊爾和奧巴馬把重點放錯了地方。
關於每件事情的輕重緩急，總是當局者迷，後見之明就容易很多。我們總拿已經發生的災難，責備領導人沒能防患於未然，卻不知道有多少災難得以避免，實屬萬幸。於是，我們回顧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的執政，會怪罪他當時輕視了基地組織的威脅。但在90年代，卻很少有人擔心恐怖分子會劫持客機撞向紐約的摩天大樓，進而引發全球衝突。相反，許多人擔心的是俄羅斯崩潰瓦解，廣闊的領土無人管控，幾千枚核彈和生化炸彈也陷入無主狀態；或者擔心當時南斯拉夫的血腥戰爭蔓延到東歐其他地區，引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或波蘭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
還有許多人，對德國統一感到更加不安。雖然納粹垮台已過了45年，但很多人還是對德國感到恐懼，一旦擺脫蘇聯的鉗制，德國會不會成為主宰歐洲的超級霸主？還有中國呢？在震驚於蘇聯集團 崩潰的情況下，感到中國當時也可能放棄改革開放，回到過去的路線上。
我們今天之所以可以拿這些可怕的場景來說笑，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場景並未成真。俄羅斯局勢穩定，東歐有大半國家已和平加入歐盟，統一的德國被譽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中國也成為全球經濟的推進器。這一切之所以成真，至少有部分得益於美國和歐盟所實行的建設性政策。如果美國和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把戰略重點放在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而不是前蘇聯集團身上，真的是一個更明智的選擇嗎？
我們就是無法為各種可能性做好準備。因此，雖然我們確實需要遏制核恐怖主義，但這不該是人類最重要的議題。此外，只是理論上可能出現核恐怖主義，並不足以成為我們對一般恐怖主義過度反應的理由。這些是不同的問題，應該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假設，儘管我們不斷努力，但最後還是讓恐怖組織得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雖然我們很難想像屆時各方會有怎樣的政治角力，但絕對會與21世紀初的恐怖活動和反恐活動大不相同。如果到了2050年，全球充滿了核恐怖分子和生物恐怖分子，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回顧2018年的世界，必定感到不可思議：這些人的生活如此安全，怎麼還覺得自己大受威脅？
當然，人類目前面對的危險不僅來自恐怖主義，許多專家和一般大眾都很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簡直就像看一部百年前上映的電影。2018年就像1914年，大國之間關係緊張，全球問題無比棘手，似乎都把我們推向全球戰爭的邊緣。如果說我們對恐怖主義是恐懼過度，那麼這種擔心爆發戰爭的焦慮是否比較合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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