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救護車到來前,你能做什麼? > 引子 飲水思源,不忘初心 >

引子 飲水思源,不忘初心

3本書讓我走上了醫學之路

拂去歲月的風塵,打開記憶的閘門。往事雖已遠去,卻可清晰再現……

我出生在中國歷史發生巨大變革的年月——1949年10月。

1967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那一年,我18歲,是所謂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沒有資格當紅衛兵,屬於「逍遙派」。在這之前,我最愛看書,這下無書可看了,每天除了打打籃球、游游泳、練練拳擊之外,無所事事,既不能升學繼續唸書,也不能工作養家餬口。我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在家待著,靠父母可憐的工資過活,心情格外沉重。

那年6月的一天,我信步來到離家很近的東四新華書店,之前我經常光顧這家書店。當時,書店裡除了《毛澤東選集》以及馬克思、列寧的書之外,其他書籍不多,我就隨便翻了翻。後來,我走到醫藥衛生書籍櫃檯前面,看到有十幾本書,就隨手拿了一本開始翻。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類書,覺得很新鮮,於是就買了3本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書,我記得很清楚,書名分別是《針灸》《針灸腧穴圖》和《農村衛生員用藥課本》,一共6毛多錢。後來,我拿著這3本書到收款台交了錢。

我萬萬沒想到,就是這6毛多錢買的3本書,決定了我一生所要走的道路……

我很感謝我逝去的母親,怹(tān,「他/她」的敬語)當時每月只掙20多塊錢,還要養活我和妹妹,生活很艱難。即便是這樣,只要我想買書,怹從來沒有猶豫過,最多說一句:「等我明天給你錢。」後來我才知道,是怹手裡沒有錢了,給我的錢都是從別人家借來的。母親在和鄰居聊天時常說:「什麼錢都可以省,孩子買書的錢不能省。」

每每想起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在艱難困苦的歲月,頂著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苦度光陰,我總是心如刀絞,常常兩行濁淚潸然而下……

拿著買回的3本醫書,當時不知天高地厚,我竟覺得學習針灸不難,後來又買了10根針,開始一邊看書一邊在自己身上練習扎針。

有一天,母親頭疼,我試著給怹紮了太陽穴、百會穴、風池穴、合谷穴等幾個穴位,母親的頭居然不疼了。後來,鄰居、鄰居的同事、朋友、同學、同學的父母和鄰居等都知道了,幾乎每天都有人到我家來找我給他們扎針。就這樣,我在家一邊學習一邊實踐,整整持續了一年半。

治病救人讓我積累了更多急救經驗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和我的同學來到山西省原平縣一個貧窮的村落插隊落戶。

插隊落戶後的第一周,最先是我的一位同學胃痛,我給他紮了內關穴、中脘穴、足三里穴,幾分鐘後,他的疼痛消失了;又過了幾天,村裡的一位老大爺也出現了胃痛,我同樣給他紮了針,也是幾分鐘後疼痛就消失了。消息後來慢慢地傳遍了全村:「有一個北京知青會看病。」

其實,我那時只能解決一些諸如頭疼、牙疼、肚子疼、胳膊疼、腰疼、腿疼等簡單的情況,有時還當著病人的面現翻書。在後來8年的插隊生活中,我如饑似渴地學習了中醫、西醫以及臨床各科的醫學知識,書架上擺滿了醫學書籍,我拔過牙、接過生,清理並縫合過傷口,治療過內、外、婦、兒、皮膚、五官等各科的很多常見病,也搶救過急性左心衰竭、重症哮喘、上消化道大出血、各種休克、急性有機磷中毒等眾多急性危重症。後來,居然有百里以外其他各縣的老百姓慕名來找我看病,當地的幾家報紙、電台也介紹了我給老百姓看病的事。

再後來,北京市革委會慰問團來慰問北京插隊知青。他們瞭解到我小小衛生所的情況以後,問我還需要什麼藥品、設備,讓我寫一個單子。後來,我把單子寫好交給了他們,他們根據我寫的單子給了1000多塊錢,讓我給衛生所添置藥品、設備。這1000多塊錢,現在看來實在太少,可在當時那可是天文數字,我在村裡10年也不可能掙夠1000多塊錢——我們衛生所一下子「鳥槍換大炮」了……

現在,每每想起這段在山西插隊的歲月,我總是從心底感謝那裡的鄉親們,他們在危難時刻把生命交給了我,對我充滿了信任。雖然我的醫學知識很有限,但他們從來不懷疑我的技術水平;雖然我算不上是一個高尚的人,但他們從來不懷疑我的醫德;即使有時候救治無效,他們也真誠地感謝我,這讓我在插隊的艱苦歲月中得到了莫大慰藉。

每當我治好一個病人,得到大家的讚揚和感謝的時候,我總是說,是淳樸的鄉親們哺育了我,讓我能一生從事這個我深深熱愛的高尚職業。

回到家鄉,急救的初衷依舊未變

「文革」結束後,我有幸上了大學,開始接受系統的醫學教育,那同樣是一段令人終生不能忘懷的時光。

記得有一次上課,老師邊講邊走到我身旁,低聲問道:「你怎麼不記筆記呀?」我回答老師:「您講的,我知道的,我沒記;您講的,書上有的,我也沒記。您講的,我不知道的,書上也沒有的,您看我都記在書上了。」老師看了看,點點頭說:「嗯,好,這樣可以集中精神聽講,效果更好。」

1980年大學畢業後,我終於從山西回到了闊別12年的故鄉——北京。回來不久,我就到了位於先農壇北京市體委大院內的北京市體育科學研究所工作。在那裡,主要是搞運動醫學的科研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我要學習很多新的專業知識才能適應那裡的工作。相比之下,搞臨床醫學對我來說還算輕車熟路,因為在上大學之前,我已經整整「非法行醫」了9年半,積累了一些臨床實際經驗,所以我更偏愛臨床工作。當時剛回北京,人生地不熟,在體育科研所工作之前,我也曾找過市衛生局、區衛生局及幾家醫院的負責人,但都因「沒有指標」而被拒絕,但我心裡還是一直嚮往著醫院,嚮往著治病救人。

1983年春節剛過不久的一天,《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介紹北京市急救站工作情況的文章,記得其中有這麼一句:「北京市急救站的人員、設備都遠遠不能滿足首都政治地位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看完這篇報道,尤其是看到這句話,我真有點兒熱血沸騰了,幾乎沒有考慮,當晚就給北京市急救站的領導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熱愛急救事業、願意到北京市急救站工作的意願。後來,急救站的領導告訴我,他覺得信的內容寫得特別好,還把我寫的信給全體醫務人員讀了一遍。真沒想到,第三天下午,急救站的領導、著名急救專家、享譽中外的李宗浩教授就約我面談,當時就拍板讓我到急救站工作。

可是,體育科研所的領導一直不希望我走。因為在當時,一個人要調動工作是「不安心本職工作的表現」,往往到最後人走不了,還會給大家留下壞印象,不像現在可以跳槽,甚至頻繁跳槽。我十分敬重的老所長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思想單純、直爽,咱們這裡的同志們也都比較單純、直爽,這裡很適合你。像咱們這樣的單位不多,如果到了人事關係複雜的單位,我怕你適應不了。另外,這裡的工作也需要你。所以,所裡不希望你走。」

我心裡也確實非常捨不得科研所裡的同事們,那裡的同事們都單純、善良、熱心、聰明、頑強,他們大部分都是優秀運動員出身,其中還有得過獎的運動員、著名的教練員,而且都是「文革」前各大名校畢業的大學生。至今,我總覺得辜負了老所長的一片心意,心裡常感到愧疚。但是,為了我所熱愛的急救工作,就這麼一直堅持到了退休,這一幹就是近30年。

走進北京急救中心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而北京在當年2月份就已經解放了,北京市各政府機構也已相繼成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衛生局。當時,北京市有一輛繳獲的美國吉普車,上面塗了一個鮮艷的紅十字,安了一個金光燦燦的鍾形大銅鈴鐺,鈴鐺足有40厘米高,看著就十分沉重。當時,大銅鈴鐺懸掛在救護車前面的右側,由醫生來晃動,發出的聲音十分響亮、悅耳,傳得很遠。我小時候曾經見過救護車在大街上飛馳,也聽過那響亮、悅耳的鈴鐺聲。後來我到急救站工作以後,也見過那個大銅鈴鐺,現在都不知道哪裡去了。我相信,很多年紀和我相仿,或比我年紀大的老北京人都知道這些。

過去的北京市急救站,無論工作條件,還是生活條件,都極差,不能和今日的北京急救中心同日而語:一輛開起來叮光作響的破救護車、1個診箱、1個氧氣袋,再加1個司機、1個醫生,這就是出車搶救患者的全部家當,在處理很多情況時根本不夠用。當時,全急救站只有2台上海產的心電圖機,裡面裝著多節一號電池,一共有10多斤重;還有1台上海產的除顫器,兩個人一起抬都費勁。更要命的是,心電圖機後來被其他醫生帶走了,再出診就沒有了,遇到心臟病患者,我們只能憑經驗和一張嘴來對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於是,我找到了我們急救科主任付大慶,談了我的想法:必須裝備一輛配有全套急救設備的急性危重症搶救車。過了幾天,付大慶主任找到我,讓我寫一個單子,把危重症搶救車所需的急救裝備列個單子。沒過多久,4輛配有全套現代化急救裝備的急性危重症搶救車全部到位,車上配備了進口的心電圖機、除顫監護儀、呼吸機、吸引器、氣管內插管等設備,而且全部是便攜式,體積小、重量輕,便於現場使用。

在今天看來,這沒什麼了不起的,但對於當時的北京市急救站來說,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從此,我就伴隨這輛急性危重症搶救車度過了20多年的急救生涯,這樣一直堅持到我退休。

如今的北京急救中心的救護車,在原有的急救設備基礎上,又增添了電動胸外心臟按壓泵、電子視頻喉鏡等設備,更加先進,更加方便了。

到1955年,北京市急救站正式成立了。北京的院前急救,官方一般都是從1955年算起,我覺得其實應該從1949年算起。

老北京人都知道,北京市急救站位於天安門旁邊的南池子大街,當時的急救電話是5局5678。這個電話原本是北京同仁堂藥店東家、北京市副市長樂松生先生胞妹家的電話,為了方便市民記憶,他們就把自己家的這個電話號碼讓給了北京市急救站,後來又因為電話升級,先後改為55局5678和65255678。直到1988年,北京急救中心正式建立,首次開通了全國統一急救電話——120,但65255678至今依然在用,一旦120打不通時,您還可以撥打65255678。

在我參與急救工作的幾十年中,既有歡樂,也有淚水,但更多的是對急救這份事業的堅持和熱情。我感謝我的母親以及那麼多熱心善良的鄉親們,也感謝周圍的同事、朋友、親人對我的支持和愛戴。雖然現在我已經退休了,但我仍然會為中國的急救事業繼續奮鬥,讓更多的人學會急救、自救,而不是在遇到事故或身體出現損傷的時候只會打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