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起來，有一種沉重和乏力之感。鄉村生活就像一個大泥淖，我總有一種控制不住地想沉下去的感覺，整個精神越來越散。這是一種週而復始的感覺。年年回家之前，總是下定決心多待些時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對調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產生某種擔憂。雖然直到二十歲才離開家鄉，這段時間也一直和村莊的人們在一起，但是，我卻感到自己似乎無法進入他們的話語系統。鄉村猶如一張大網，綱和目太多，讓我無從下手。
面對芝嬸、五奶奶以及村莊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覺得她們的內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難以進入。或許，面對我這樣一個外來者，她們自然地處於沉默，我們不處於同一立場，也沒有情感的交融。面對這種情況，我也不知道該如何重新回到話題之中，幾乎處於失語狀態。對於她們，我已經是鄉村外部的人，我的思維和他們的思緒總是處於錯位之中。
那一天，在芝嬸家門口，芝嬸五歲的小孫子在浮滿垃圾和綠色水藻的坑塘邊玩兒，兒子哭鬧著也要去，我嚴厲地呵斥兒子，在拉扯孩子的瞬間，我看到芝嬸臉上「明瞭」的笑容，這使我突然間很羞愧。即使你抱著「重回大地」、「重回村莊」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們中間，但結果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你無法摒棄自己的優越感和城鄉生活的差異而帶來的某種嫌棄感。
國家也在作許多努力，有許多政策的確是在關注農村、關心農村，譬如義務教育、種地免稅、各種補貼等。但也正因為如此，這裡面的危機與黑洞也更清晰地顯露出來。義務教育終於得以實施，農民再不用為交書雜費而發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每到開學的時候，就會看見父親走門串戶的身影，他在四處為我們借錢交學費。但是，當真正可以輕鬆上學的時候，孩子上學的熱情、農民讓孩子上學的執著卻不如以前了。中小學教育的規模在不斷地縮小，這固然有人口減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與鄉村文化氛圍的淡薄有很大關係。小孩無心上學，覺得到十幾歲出去打工就可以了。這形成了一種矛盾狀態，農民拚命打工掙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有條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卻往往不想上學，希望更早地走進打工者的隊伍。
這同時也導致了另一個現象，農村年輕人結婚越來越低齡化。許多家庭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談戀愛，找一個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將來走親戚麻煩不說，萬一有個矛盾，很難調解，極其容易離婚。村裡幾對離婚的年輕夫婦都是這種狀況，夫妻吵架，說離就離，各回各家，很少有商量迴旋的餘地。面對這樣的情況，通常是在孩子出門打工之前，家長就托四鄉八鄰的親戚朋友，為孩子找好對象，訂婚，很快結婚，然後兩人結伴出去打工。至於感情合不合，性格對不對，大家根本沒有考慮。
種地雖然免稅了，但是，父親就此算了一筆賬，即使種地不交錢，肥料、種子、人工在不停地漲價。種一年地下來，也只是落個「原地轉」，沒有什麼賺頭。因此，打工者回來種地的熱情並不高，只是高興一陣子。
哥哥家的診所一上午也沒見一個看病的，問是不是因為房子在裝修的原因，嫂子笑著說：「不是，啥時候都沒有人。」自從農村實施合作醫療之後，國家能夠報銷一部分醫療費，農民也就很少來這種鄉村診所。有關係的人家，把合作醫療的一些項目弄到自己診所，還能勉強支撐。其他的私人診所都處於半停業狀態，像哥哥這樣的年輕人已經在尋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這些直接受影響的群體，他們也沒有過多的埋怨，因為他們都知道，對於老百姓來說，合作醫療是天大的好事。
中國的農民永遠是最容易滿足的，給他一點好處他們就念念不忘。和幾個老人在一起，談到合作醫療、免稅、補貼，大家都非常興奮，說這是幾朝幾代都沒有過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話說：「現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樣，沒有破爛現象，說話辦事不一樣。坐在家裡，南京北京，國內國外，都瞭解。各種知識在電視裡都能學到、看到，當然高興。」
翻看美籍華人社會學家閻雲翔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村莊裡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這部著作避開社會學家對鄉村的結構性考察，而是把重點放在鄉村的情感問題上，從這一角度考察鄉村家庭關係、人際關係的變化，及與傳統現代之間的內在聯繫。這也是鄉土社會學首次「向內轉」，把鄉村情感生活微妙而豐富的存在給展示出來，非常有啟發性。但是，作者是社會學家，所關注的仍是整體性的變遷與結論性的東西，是一個納入性與體系性的工作。我恐怕沒有能力作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結論，我更願意把目光投向一個個的生命存在，去發現、敘述他們彼此的差異及個體情感的存在，他們在這樣的時代所經歷的只屬於「那一個」的悲歡離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