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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被世界遺忘的角落裡

整個鄉村給人一種溫暖自在的感覺,雖然有觸目驚心的破敗。它的確有變化,但也是自在的變化,沒有時間與速度,因此,也就沒有危機與焦慮。幾位婦女在村頭的樹下打牌,有的人帶著孫子到處閒逛聊天,有的人在田地裡幹活,青年也在各自忙碌。我預想的悲傷、痛苦、無奈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給否定了。因為在這裡,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好像有點為賦新詩強說愁的滋味,甚至有點故意找茬兒的意思。但在這樣一種明晰的感覺背後又有說不出的困惑,還有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我所講述的鄉村故事,一個個生命,他們的矛盾、痛苦,所面臨的問題究竟反映了什麼?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賦予他們的苦難,還是其他的什麼?不知道為什麼,我不願意輕易把這些人生、這些生命樣態歸結為社會的問題,我總以為,這裡面蘊含著更為複雜、多義的東西,它不僅僅與政府相關,也與傳統、文化、道德,與這塊土地、這片天空、這片原野相關,它與已經深深扎根於土壤中的幾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關。它是一種久遠的密碼,它是一種民族無意識,而時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帶來的變遷則只是一個橫截面,是暫時的影響,一旦這種強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復到過去。

我的觀點是如此猶疑,不確定。從外部看事物與從內部看事物永遠是有差別的,而從底層看事情與從上層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底層問題並非一個簡單的壓迫與被壓迫的問題,它是一個文化力量的博弈過程。

或許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都被我們忽視了,即中國農民對政治的冷淡。在農民眼裡,社會仍然是別人的,他們不屬於其中。所有的好與不好,他們都只是被動地接受。他們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鄉土中國不僅是地理意義的農村,而且是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特性。

沿著窄窄的田埂慢走,從遠處過來一個人,手裡拿著一個黑色的塑料袋,邊走邊東張西望。我猜想應該是撿垃圾的,略微走近點看,這個人穿得非常破爛,白褂子已經變成了灰黑色,腳上穿著80年代鄉村流行的黃膠鞋。這不是軍哥嗎?怎麼變成一個流浪漢了?興哥,軍哥,還有那個弟弟,我已經忘了他的名字,從我記事起,他們弟兄三個就住在路邊的一個土屋裡。興哥是退伍軍人,小弟弟長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躍,後來卻成了小偷,常年在監獄裡,後來聽說死在監獄裡了。關於他,他怎麼做小偷,怎麼從偷東西到偷女人,村裡流傳著很多傳說。在村莊生活的兩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他們也只是黑暗角落裡的旁聽者,從來沒有聽見他們說話。再後來,隨著老屋的倒塌,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終了。前些日子遇到興哥,現在又碰到軍哥,我才知道,原來他們仍然在村莊。

看見我,軍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馬上移開,回歸到一種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說:「軍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囁嚅了幾下,想說話,但最終沒有說出來,眼睛也沒有朝向我,而是朝著四周轉了幾轉,掩飾自己的尷尬。他的腳步沒有停,從我身邊走了過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強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與我們無關,與熟悉的人無關,與村莊無關。

在一個村莊裡,在一個生活的群體中,有多少這樣被遺忘的人?我想起了春節在萬虎家看到的場景。大年初二的中午,萬虎端著一碗麵條,沒有一根青菜,白慘慘的,上面放著兩片肝片,這是新年的飯。廚房亂糟糟的,他的妻子,一個曾經聰慧、秀麗的姑娘,因為夏天用井裡的涼水洗澡把腦子洗壞了,坐在灶台後,直直地看著我,碗掉了都不知道。萬虎的兩個孩子,臉被寒風吹得紅腫,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長時間沒洗了,他們在院子裡的小凳子上吸溜著麵條,吃得很香。我問萬虎,媳婦的病怎樣,他說看了好多地方,後來沒錢了,就不治了,現在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萬虎還是有些結巴,憋得臉通紅,聽了好長時間我才聽明白。他現在在村裡的磚廠幹活,一個月能掙幾百塊錢,但是,還不夠媳婦吃藥的。我說不是有合作醫療嗎?現在農村看病不是可以報銷嗎?他搖搖頭,似乎有些茫然與不解。我這才明白,像萬虎媳婦這樣的病並不在醫療報銷內,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難報銷。連話都說不清楚的萬虎是很難去爭取到一些權利的。

有多少這樣被遺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還有萬善,我的一個堂伯家的大兒子,現在應該已經五十多歲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爾回村莊,總是悄悄地沿著牆進到哪一家裡,蹲在牆角。給人打招呼,很客氣,也很正常,再說幾句話,就開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擰了一下,用標準的普通話說,叮,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開始廣播。然後,大家就會給他幾個錢。這幾十年來,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兒,是一個謎。問哥哥,哥說,哪兒?麥秸堆、窯、野地,到處都是他的地兒。

還有那耍把戲的小女孩兒。戲班子帶著這樣幾個女孩子,走鄉串戶,選一個背風的地方,敲一陣鑼,就開場了。「卡嚓」一聲,小女孩兒的胳膊被卸了下來,那樣垂著,像麵條一樣,軟綿綿的,在風裡晃著。她的頭也一直低著,彷彿抬不起來。有時候為了表現效果,小女孩兒還被要求抖動胳膊,以表明胳膊與身體的確是兩截。那奇異的抖動與無力的胳膊,給人以永遠難忘的觀感。表演完了,大人會帶著小女孩到各家去收點糧食,給多少算多少。

他們都到哪兒去了?

小柱埋在哪裡?他的女兒又到了哪裡?有誰還記得他的存在?他曾經存在過嗎?那樣一個鮮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出生於同一年。小時候,我們倆最要好,因為同一年出生,我們倆似乎格外親近。七八歲的時候,村裡一個人問,你倆誰大,我搶著說,當然我大,我10月份,他4月份,不是我大還能是他大?這成了我的一個笑話,小柱媽、村裡人每次看見我倆在一塊兒,就要笑,都要說起這件事。

我最後一次見小柱大約在十三四年前。大年初一的早上,村莊各家,尤其是一個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飯,小柱把飯端到我家的時候已經九點鐘了。我一見是小柱,特別高興,讓他別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時候,我們剛二十歲,小柱個子很高,一米八左右,長得很洋氣,不像農村人。他的性格本來就開朗,出去打工好幾年,又多了一些城市味,顯得格外氣派。他十六歲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幹過保安、電焊工,在翻砂廠裡當過翻砂工,建築隊小工也幹過。那一年他剛到青島的一個首飾廠打工,他在那裡幹了十年。沒有人知道小柱是什麼時候發的病,突然開始吐血,在縣醫院住有快兩個月時間,血一直止不住,也始終找不到病因。最後幾個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地咯血,最後,鼻子、嘴裡也嗆血,輕輕一咳,血就噴出來,家裡腥臭難聞。兄弟姊妹們剛開始還積極湊錢,積蓄花得差不多了,眼看也沒什麼指望了,於是為出錢又生了很多矛盾。沒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後,他老婆帶著女兒再婚了。第二年,小柱媽查出來有胃癌,沒錢動手術,很快也死了。

梁莊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數在校油泵,少數大專畢業生在公司幹些技術活,大部分人都是建築工人、首飾廠工人、三輪車伕、塑料高溫車間工人、翻砂廠翻砂工。趙嫂的兩個兒子就在塑料高溫車間,還帶了同村的幾個男孩子去。據他姐姐講,那裡環境差得很,他們經常頭暈、嘔吐。但是,並沒有人認為這其中有什麼問題,即使知道有可能會影響身體,只要沒出在自己頭上,那疾病似乎也很遙遠。

我少年的夥伴,清麗、冬香、多子,都到哪兒去了?她們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樣,在家裡苦苦撐著,等著那一年中僅有的幸福的幾天,然後又夫妻分離?王家的一個女孩兒,自十幾歲出去之後,將近二十年了,就沒與家裡聯繫過。她是活著,還是早已葬身於城市的哪一個黑暗角落?

但是,也並非都是絕望或痛心,鄉村的痛,鄉村的悲,總是包含著溫暖與堅韌,因此,也還隱約閃現著那永恆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嬸、趙嫂和她們的兒女,無論怎樣的痛苦、抱怨與爭吵,背後還有親情和諒解。

在路上碰到韓家種菜的老兩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麼稱呼他們。韓家和梁家的輩分到底是怎麼排的,父親說那得從山西洪洞縣遷過來那一輩兒說起,太久遠了。反正,我和這老兩口是同輩,叫韓哥,雖然他們已經七十多歲了。韓哥用扁擔挑著兩筐菜顫悠悠地往這邊走,腰幾乎快彎成九十度了。韓嫂拿著一把菜,跟在後面,也是顫巍巍的。但很顯然,他們還很健康。還在田里勞作,依靠自己的勞動討生活。

鄉村也還是有生機的。那天一個堂嫂子來看我,她和丈夫兩人在北京賣了十年的菜,在家裡蓋了房,還有一定的存款。在和我的交談中,她一直說的是普通話,表現慾望很強,凡是談到大的問題,她都竭力表達自己的觀點。言語中對城市人的市民氣息嚴重不屑,因為市民總是為幾分錢斤斤計較。說起現在房地產的行情,她也很有自己的看法。雖然我並不喜歡她那股強勢及自鳴得意的勁兒,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對自己生活的滿意使她產生了一種自信。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卻永遠是異鄉人。回到家鄉,堂嫂自信而活潑,然而,在都市裡,她只是無數的鄉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場裡的一個賣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個建築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無措,那種沉默、無奈的表情,常常讓我震驚。實際上,他高中畢業,靈動,健談,有頭腦,在他們村子裡是以聰明而著稱的。但來到城市,他只是一個討生活的打工者而已,他的情感、智力、生命,與城市沒有產生任何交叉。

在所謂的現代社會中,農民在鄉土社會裡所形成的思維習慣、語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在城市各個角落裡的成千上萬的農民工,他們衣衫破舊,神情怪異,動作拘謹,顯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魚離開了水,半死不活。誰能想到,在鄉村,在他們自己的家裡,他們會是怎樣地如魚得水、生動自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