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秘密，沒有人知道，我只和一個朋友說過。
我是攝影師，我帶著我學會的所有技巧去了那裡。戰爭時，你成為真正的作家。《戰地春夢》是我最喜歡的書，可是我到了那裡，看到居民挖掘菜園，田里有牽引機和播種機。我要拍什麼？沒有任何東西爆炸。
我拍攝的第一個場景是農會。他們召集所有人，在舞台上擺了一台電視機，播放戈爾巴喬夫的演說——「一切順利，都控制下來了」。
我們拍攝的村子在「去除輻射」，也就是清洗屋頂，但是你如何清洗老太太漏水的屋頂？至於土壤，你必須挖掉肥沃層，只留下黃沙。一位老婦人遵照命令把土丟掉，卻刮下糞肥，說留下來以後可以用，可惜我沒拍下來。
我們到哪裡都有人說：「啊，拍電影的人，等一等，我們去幫你找幾個英雄。」
他們帶來一個老人和他的孫子，說他們花了兩天趕走了切爾諾貝利附近的牛。拍攝後，牲畜專家帶我去看一個大坑，他們用推土機把坑裡的牛埋起來，但是我沒有拍下來。我轉身背對那個坑，拍攝愛國紀錄片的傳統畫面——推土機司機在看《真理報》，報上的標題寫著：「國家不會拋棄遭遇困難的人民！」
我甚至幸運地看到一隻鸛降落在田地中央，象徵無論遇到什麼災難，我們最後都能勝利！日子會繼續過下去！
鄉間小路灰塵飄揚，我知道那不是單純的灰塵，而是輻射塵。為了保護光學鏡頭，我把相機藏起來，那是非常乾燥的五月，我不知道我們吞了多少輻射塵。一星期後，我的淋巴結就腫起來了。
我們把膠卷當成彈藥般節省，因為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斯柳尼科夫要來。沒有人告訴我們他計劃去哪裡，不過我們自己發現了。有一天我們開車經過一條路，灰塵厚得像牆壁。第二天，我們發現他們開始鋪那條路，鋪得很賣力，至少鋪了兩三層，我們就知道那是大老闆會出現的地方。我拍攝他們筆直地走在嶄新的柏油路上的場景，一公分也沒偏，可是我沒有放進影片裡。
沒有人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那是最可怕的部分。輻射探測儀給的數字是一組，報紙給的是另一組。所以我漸漸明白一件事：我家裡有年幼的孩子，還有我親愛的妻子……我怎麼會笨到來這種地方？好吧，也許他們會頒一枚獎章給我，但是我的妻子會離開我。
在那裡，唯一的救贖是幽默，所以出現了各種笑話：村子只剩下一個無賴和四個女人，她們問對方：「你先生現在怎麼樣？」「哦，那個癟三啊？他也跑到其他村子了。」
如果你太嚴肅……切爾諾貝利……他們鋪路……溪水仍然流動，但是那件事的確發生了，我身邊有人過世的時候我就有這種感覺。太陽升起，燕子飛翔，可是天開始下雨，燕子死了。你明白嗎？我想用幾個字解釋另一個層面，解釋我當時的感覺。
我拍攝開花的蘋果樹，看到大黃蜂嗡嗡作響，蘋果花白得像新娘的白紗。人們還在工作，花園裡花朵綻放。我拿著攝影機，總覺得哪裡不對勁。曝光正常，畫面漂亮，但就是不對勁，過了一陣子，我恍然大悟——我聞不到任何氣味。花朵盛開，可是沒有味道！
後來我才知道，有時身體對高劑量輻射的反應是阻斷某些器官的功能。我當時想到，我七十四歲的母親也聞不到任何氣味，我以為我和她一樣。
我問同行的另外兩個人：「蘋果樹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沒什麼味道。」
發生怪事了，紫丁香也沒有味道。紫丁香！我覺得身邊一切事物都是假的，好像置身於電影場景。我無法理解，我沒有看過任何和這種事有關的資料。
小時候，隔壁一個在戰爭期間參加過游擊隊的女人，告訴我他們的部隊被包圍，後來成功脫逃的故事。當時她帶著一個月大的寶寶，和部隊一起沿著沼澤前進，四處都是德國人。這時嬰兒突然哭了起來，因為擔心哭聲洩露部隊的行蹤，她就把嬰兒掐死了。
她告訴我這件事時很冷靜，好像事情不是發生在她身上，孩子也不是她的。我不記得她為什麼告訴我這種事，只記得我感覺很可怕……如果是我經歷了那種事，一定不想活下去。我當時還很小，但是得知那件事之後，每次看到那個女人，我都覺得很不舒服。
她又如何看我？（沉默）所以我才不想記住隔離區的日子。我想出各種解釋，但我就是不想打開那扇門，我想瞭解在那裡關於我的哪一部分是真實的，哪些不是。
一天晚上，我在旅館醒來，聽到窗外傳來單調的聲音，還出現奇怪的藍燈。我拉開窗簾，看到幾十輛有紅十字和警報器的卡車安靜地行駛在街上。我覺得很震撼，想起小時候看過的電影。戰後長大的人很喜歡看戰爭片，有時候我想，如果所有人都離開，只剩下我一個人，我該怎麼辦？假裝自己死掉了？還是有更好的方法？
霍伊尼基市中心有一塊「功勳匾額」，這一帶優秀人士的名字都刻在上面。
但開車進入輻射區幼兒園接小孩的，是酒鬼出租車司機，不是名字刻在匾額上的人。在那種時候，每個人都露出真面目。我也拍攝了疏散過程，他們先撤離小孩，讓他們坐上大巴士。
我突然發現自己開始拍攝戰爭電影常見的場景，人們的舉止也很像電影的畫面，如同很多人喜歡的《雁南飛》裡的場景——滴眼淚，簡短的告別。原來我們都在尋找熟悉的行為模式，希望呈現出那個時刻該有的樣子，符合我們記憶中的模樣。女孩對媽媽揮手的方式就像在說：「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們會勝利！」
我以為明斯克也會疏散。我怎樣和我的妻兒道別？我想像自己擺出相同的表情：我們會勝利！我們是勇士！我從小就記得父親穿軍裝的模樣，雖然他根本不是軍人。為金錢而煩惱是資產階級才做的事，為自己的生活煩惱代表不愛國，飢餓才是正常的。我們的父母經歷過大災難，我們也要熬過這一關，才能成為真正的人。
這就是我們成長的背景，如果我們只是每天工作、酒足飯飽，那就太奇怪了，我們怎麼能過那種生活！
我們和清理人一起住在技術學院的宿舍。那些清理人都很年輕，他們送了我們一皮箱伏特加，說對消除輻射有幫助。
有一天，我們聽說宿舍有一群女護士。那些傢伙說：「啊，好玩了。」兩個人跑去看，回來時眼睛差點彈出來。
那些女孩在走廊上，穿著睡衣和有綁繩的衛生褲，繩子拖在地上，衣服鬆垮垮的，可她們都不在乎。所有衣物都很舊，也不合身，就像掛在衣架上似的掛在她們身上。有些人穿拖鞋，有些人穿著快散開的舊靴子。她們也穿經過化學處理的半身橡膠衣，有些人連睡覺都不脫，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她們其實不是護士，只是軍事研究部的人。他們把她們拉出來，告訴她們只需要待一個週末，但是我們到那裡時，她們已經在隔離區待了一個月。她們說，她們被帶到反應爐旁檢視燒傷的人，只有她們和我們提過和燒傷有關的事。我彷彿還看得到那些如夢遊般在宿舍走動的女孩。
報紙說還好風是往另一邊吹，不是朝基輔吹。好吧，但是風朝著白俄羅斯吹，吹向我和我的尤厘克。我們在森林裡擇白菜，老天，當時怎麼沒人警告我們？我們離開森林，回到明斯克後，有一天我搭公交車上班，無意間聽到一群人在聊天，說一個到切爾諾貝利拍片的攝影師在那裡被燒死。我心想，那個人是誰，不知道我認不認識。然後他們說他「很年輕，有兩個小孩」，名字叫「維佳·古列維奇」。
我們的確有一個年輕攝影師叫那個名字，但是兩個小孩，他怎麼沒告訴我們？快到工作室時，有人更正：「不是古列維奇，是謝爾蓋·古林。」天啊，那是我的名字！現在講起來很好笑，但是我走向工作室時，一路上都擔心我打開門會看到他們在舉辦告別儀式，牆上掛著我的照片，然後又荒謬地想：「他們從哪裡找來我的照片？人力資源部？」
傳言是怎麼出現的？我想是因為事件規模和受害人數不成正比。例如庫爾斯克會戰，死了好幾千人，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這裡，一開始只死了大概七名消防隊員，後來又多了幾個，但是之後的說法就太抽像了，我們無法理解——「幾代人後」「永遠」「沒事」，所以傳聞就出現了：三頭鳥，雞啄死狐狸，無毛刺蝟，等等。
後來他們又要派人去隔離區，一名攝影師拿了醫師證明，說他有潰瘍，不能去，另一個在度假。他們把我叫去，說：「你得再去一次。」
「但是我才剛回來。」
「你已經去過了，所以對你來說沒什麼差別，而且你已經有小孩，其他人都還年輕。」
搞什麼，也許我想生五六個小孩！他們開始對我施壓，例如說：「我們馬上要重新評估薪水，你有這個資歷就可以加薪。」
那是既悲哀又可笑的故事，我幾乎記不得了。
我曾拍攝待過集中營的人，他們都盡量避免和對方見面，我瞭解那種感覺，聚在一起回想戰爭，會有些不自在。共同經歷過那種屈辱，目睹過人在最惡劣情況下是什麼模樣的人，會避免和對方見面。我不太想講我在切爾諾貝利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義的概念都是相對的，在極端狀態下，人的表現不會像書裡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們都是傳播世界末日的人，有大有小。我的心裡有一些畫面：集體農場的主席要兩輛車，因為他得運送家人和所有衣服傢俱，所以黨部也要一輛車，這樣才公平。而同時，他們好幾天都找不到汽車運送托兒所的一群小孩。
兩輛車都塞不下主席的所有家當，包括三升果醬和泡菜罐，我看著他們打包，卻沒有拍下來。（突然笑了起來）我們到店裡買了香腸和罐頭，卻不敢吃，又不想扔掉，就一直放在車上。（變得嚴肅）我發現世界末日時，邪惡的機制也照樣運作，人們仍然說三道四，拍大官馬屁，大官帶著他的電視機和醜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我很難過，因為我無法替拍攝團隊爭取到任何好處。其中一個人需要公寓，我去找工會委員會：「幫幫忙吧，我們在隔離區待了六個月，應該給我們補貼。」
他們說：「好吧，把你們的證書帶來，我需要證書，上面要有印章。」
我們去隔離區的區域委員會，裡面只剩一名叫作娜斯佳的女人，拿著拖把走來走去，所有人都跑了。一個導演有一大沓證書，證明他去過哪裡，拍攝過什麼影片。他是英雄！
我的腦海裡有一部很長很長的電影，那是我沒有製作的影片，有很多集。（沉默）我們都是傳播世界末日的人。
有一次我們隨同士兵去一間小屋，一名老太太住在裡面。
「好了，婆婆，我們走吧。」
「沒問題。」
「好，婆婆，那就收拾一下行李。」
我們在外面抽煙等待。老太太抱著一尊聖像、一隻貓和一個小包袱走出來，她只帶那些東西。
「婆婆，規定不能帶貓，它的毛有輻射。」
「不行，沒有貓我不走。我怎麼能離開它？我不能把它留下來，它是我的家人。」
影片就從這裡開始——老太太，還有那棵沒有味道的蘋果樹。現在我只拍攝動物。有一次，我把切爾諾貝利的影片放給小孩看，大家都很生氣地說：「你為什麼這麼做？他們不需要看那些東西。」孩子生活在恐懼中，因為大家都在談論。他們的血液在改變，免疫系統遭到破壞。
我原本估計只有五到十個人會來，結果戲院爆滿。他們問了各式各樣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名紅著臉，結結巴巴的男孩——平常應該很安靜的那種小孩一問：「為什麼沒有人可以幫助動物？」他是未來的主人公，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我們的藝術都是關於苦難和愛情的，但不包括所有生物，只有人類。我們不願降貴紆尊，動物和植物是另一個世界。在切爾諾貝利，人類不在乎其他生物。
我四處打聽，得知事故剛發生後的幾個月，有人提出讓動物隨人一起疏散的計劃。但是怎麼實行？你怎麼安置它們？好吧，也許你可以遷走地上的動物，但是在土裡的蟲子和蚯蚓呢？天空的動物呢？你如何撤離鴿子或麻雀？你怎麼安置它們？我們沒辦法提供它們必要的信息，那也是哲學上的難題，我們的思想在那裡發生了變革。
我想拍攝一部叫《人質》的影片，和動物有關。奇妙的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和動物、樹木、鳥類變得更親近，我們之間的距離縮短了。這些年來，我到隔離區，看到野豬或麋鹿跳出廢棄的房子，那就是我拍攝的畫面。我要拍一部影片，從動物的角度檢視一切。
「你在拍什麼？」有人對我說，「看看你周圍吧，車臣在打仗。」但是聖方濟各對鳥兒講道，平等地和它們說話。如果鳥兒用鳥語和他交談，會不會感到委屈，因為自己是鳥兒，不是他？
——謝爾蓋·古林，攝影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