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從最開頭說起了，讓我把一切從崩潰時講起吧。
我們常去賈拉拉巴德23，路旁站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她的一條胳膊被打斷了，像被弄壞了的布娃娃，還有一根線掛在身上。她的兩隻眼睛像兩個油橄欖，直勾勾地盯著我……我從汽車上跳下來，想把她抱到我們的女衛生員那裡去。她嚇壞了，像一隻發了瘋的小動物，從我身邊跳開，同時大喊大叫……她一邊跑一邊叫，小胳膊擺來擺去，看樣子馬上就要斷掉……我也在跑，也在喊……我追上她，抱住她，安撫她……她咬我，撓我，她全身在顫抖……她好像是被一隻野獸，而不是被人抓住了……我腦子裡閃現出一個念頭，如同晴天霹靂，這是讓我自己大為震驚的念頭：她不相信我是想救她，她以為我要殺死她！
擔架從我們身旁走了過去，上邊坐著一個阿富汗老太婆，老太婆臉上笑瞇瞇的。
有人問：「她哪兒受了傷？」
「心。」女護士說。
我到那邊去時，和大家一樣，眼睛閃閃發光。我以為我到那邊去，會為人民所需要，為他們所需要。可是那個小女孩掙脫我，瘋狂地跑了。她全身都在發抖，她那麼怕我……我永遠忘不掉……
在那邊，我沒有做過打仗的夢。在這兒，我夜夜都夢見作戰。我追趕那個小姑娘……她的眼睛像兩個油橄欖……一條小胳膊甩來甩去，馬上就要斷掉……
「我是不是應當找精神病學專家去看看病？」我向自己的哥們兒徵求意見。
「什麼？」
「我夜夜都夢見在打仗。」
「我們也都做打仗的夢……」
請你們不要以為那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你們可曾有過那種時刻，嘴裡叼著雪茄，坐在死人身上，打開一聽燜肉罐頭，或是吃著西瓜？……一派胡說！大家都是普通小伙子，任何人都可能處在我們的位置。誰今天敢譴責我們說：「你們在那邊殺過人……」我就恨不得給他一記耳光！你沒有到過那邊，你沒有嘗過那邊的滋味，那你就別訓人！
你們永遠不可能和我們站在一起，誰也沒有權力審判我們。只有薩哈羅夫24一個人，他的話我聽……誰也不想弄明白這場戰爭的性質，只留下我們獨自面對這場戰爭，說什麼「你們自己弄明白吧」！好像我們真的有罪，應當為自己申辯……向誰申辯？我們是被派去的，我們相信了他們的話。我們帶著這種信念，一個一個在那邊送了命。不要把派我們到那邊去的人，和我們這些被派到那邊去的人相提並論。我的一個朋友在那邊犧牲了……薩沙·克拉維茨少校……你們告訴他媽，說他有罪……你們告訴他妻子，告訴他的孩子們……是你們派我們到那邊去的……
「您的一切都正常！」醫生對我說。
我們怎麼能是正常人呢？！我們的內心承受了那麼多創傷……
在那邊，對祖國完全是另外一種感覺，大家稱它為蘇聯。歡送退伍軍人時我們說：「回國以後請向蘇聯鞠個躬。」
我們總覺得，我們背後有股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永遠會保護我們。記得有一次，戰鬥結束之後，我們有損失，有的人陣亡，有的人受了重傷……晚上打開電視，想散散心，看看國內有些什麼事——在西伯利亞建成了一座新的巨型工廠……英國女王舉行午餐會歡迎貴賓……沃羅涅日市幾名少年由於無聊強暴了兩個小女學生……非洲有個王子被殺了……
我們有一種感覺，誰也不需要我們，國家過著自己的生活……
薩沙·庫欽斯基第一個控制不住自己了：「關上！否則我就把電視機打碎。」
戰鬥結束，通過便攜式無線電話匯報：「請記錄：三——六個，二一——四個。」
三就是傷員，二一就是陣亡者。瞧著被打死的戰友，你就會想到他的母親。我們知道她兒子已經陣亡了，可是她還不知道。有人告訴她了嗎？更倒霉的是那些掉進河裡或山澗裡的人，連屍體也找不到。通知他們的母親時說「失蹤」……這是誰的戰爭？是母親的戰爭。
他們在打仗，可是人民不痛苦，人民不知道。向人民介紹的是我們在打「匪幫」。十萬正規大軍，用九年時間，打不過小股的「匪幫」？而且這支大軍是用最新武器裝備起來的……等我們的火箭裝置「冰雹」或「龍捲風」找到目標，並開始炮火轟擊時，碰到這種情況可就倒霉了……電線桿子炸得滿天亂飛……那時真想變成蚯蚓鑽進地裡去……而「匪幫」用的是馬克沁機關鎗，這種武器我們只在電影裡見過……毒刺式導彈，日本無坐力炮……這都是後來才出現的。押來的俘虜枯瘦如柴、疲憊不堪，長著一雙農民的大手……這哪是匪幫？這是普通老百姓！
我們在那邊認識到：他們不需要這場戰爭。既然他們不需要，我們為什麼要進行這場戰爭？當你經過遺棄的村莊時，煙火還在繚繞，可以聞到食物的氣味……一隻駱駝在行走，拖著自己的腸子，好像它在為自己的駝峰鬆綁……應該把它打死……可是人的意識還停留在和平時期的生活裡，下不了手……有個人卻端起槍來就朝駱駝射擊，隨便打著玩！也許是為了取樂，也許是一時犯渾。這種行為在蘇聯國內會被關進監獄，可在這兒卻是英雄行為，為報仇而消滅匪幫。為什麼十八九歲的人能比三十歲的人更容易殺人呢？他們不會心疼。戰爭結束以後，我突然發現有一些可怕的童話，故事裡總是有人殺人，妖婆在爐子裡燒活人，孩子也不覺得害怕，他們很少哭泣。
我想像個正常人一樣活下去。有位女歌唱家來到我們部隊，她長得很漂亮，唱的歌也動人。在那邊可想女人了，等她到來如同等待親人光臨。
她出場了：「我飛到你們這兒來以後，試著用機槍掃射了一番。開槍射擊可真讓人開心……」
她開始演唱，唱到副歌時，她要求大家拍手：「弟兄們，拍手啊！拍手呀，弟兄們！」
誰也不拍手，鴉雀無聲，她離開了舞台，演唱會告吹。自命不凡的女孩來看望自命不凡的男孩，而在這些自命不凡的男孩的兵營裡，每個月會增加十來個空床位……曾經睡在這些床上的人，現在已經躺在冰庫裡了……只有給他們的信還斜放在床單上，媽媽寄來的，姑娘寄來的：「帶著問候飛去呀，帶著音訊回來吧……」
在這場戰爭中，首要的是爭取活下來，不要讓地雷炸死，不要在裝甲輸送車裡被燒死，不要成為神槍手的靶子。對於某些人來說，不但要活下來，還要帶回一些東西，電視機呀，紫羔皮短大衣呀……有這麼一個笑話流傳開了：蘇聯人可以從寄賣商行那裡瞭解戰爭的情況。冬天，我們走在斯摩稜斯克的大街上，可以看到身穿阿富汗皮大衣的少女，這已經成了時髦的裝束！
每個士兵脖子上都掛著一個小小的護身符。
「你掛的是什麼？」
「是媽媽讓帶來的祈告文。」
等我回家後，媽媽才說出她的心裡話：「托裡亞，你並不知道，我對著土地做了祈禱，所以你才完整無缺地活著回來了。」
我們出發去襲擊時，會把一張小紙條裝在上衣口袋裡，另一張裝在褲兜裡。假如踩上地雷，被炸死了，總還能保留一部分身體，或是上半部或是下半部。有人戴著手鐲，上面刻著自己的名字、血型、Rh因子和部隊番號。
大家從來不說「我去」，總是說「派我去」，也從不說「最後」兩字。
「走，最後去一次……」
「你瘋了？這裡沒有這麼個詞兒……如果要說，起碼要說那個……喏，第四個，第五個……那個詞兒，這兒誰也不講。」
戰場上有一套糟糕的規律：出征前拍過照的準被打死，出征前刮了臉的也會被打死。凡是有一雙天藍色眼睛，到這邊來想表現一下英雄氣概的人，會率先送命。我見過這麼一個人，他說：「我會成為英雄！」他沒走幾步就被打死了。對不起，作戰時躺在哪兒，就得在哪兒拉屎撒尿。士兵有句諺語：「寧可在自己的屎堆裡待著，也不在地雷上開花。」
我們在交流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黑話：
艙——飛機
裝甲——裝甲坎肩
綠的——灌木和蘆葦叢
陀螺——直升機
見過老幻——吸毒後產生的幻覺
在地雷上跳舞——被地雷炸死
下崗人——準備回家的人
……
我們創造了那麼多詞，甚至可以編成一本阿富汗詞典。開頭幾個月和最後幾個月死的人最多，開頭——什麼都好奇，最後幾個月——警惕中心失靈，人變得愚鈍了。到了夜裡，不明白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不明白自己在幹什麼，不明白自己是什麼人，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幹。問自己：這是我嗎？
「下崗人」會一連一個半月到兩個月不能入睡。他們有自己計算日期的辦法：3月43日或者2月56日，也就是說，他本應在3月底或2月底被替換下來，他在焦慮中等待。這時他看到什麼都心煩，食堂的菜譜：紅魚——番茄鯡魚；白魚——奶油鯡魚。一看就來火，看見駐軍所在地的中心花壇也來火。不久前聽了笑得前仰後合的笑話，現在也不愛聽了。說也奇怪，昨天和前天聽起來都覺得那麼有趣，其實有什麼可笑呢？
一位軍官出差，回到蘇聯，走進理髮店。
女服務員請他坐好：「阿富汗的形勢如何？」
「開始正常了……」
過了幾分鐘，她又問：「阿富汗的形勢如何？」
「開始正常了……」
過了一段時間：「阿富汗的形勢如何？」
「開始正常了……」
軍官理完發走了。理發館裡的人都莫名其妙：「你為什麼總用那句話折磨人家？」
「我一問阿富汗，他的頭髮就豎起來，理起來方便。」
在這兒總想回去（已經過了三年），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見那邊的人。盼啊盼啊，盼到最後一天又捨不得走了，我恨不得把所有人的住址都要到，所有人的住址。
我向「麻稈」要了他家的地址，「麻稈」是大家給瓦列裡·什羅科夫起的外號。他小巧玲瓏，動不動就會有人唱道：「你的胳膊像麻稈……」可是他有鋼鐵般的性格，一句多餘的話也不說。我們當中有個吝嗇鬼，什麼都攢，什麼都買，什麼都換。瓦列裡走到他跟前，從自己錢包裡取出兩百元兌換券，給他看了看，然後當著他的面把兌換券撕得粉碎，弄得那個小子傻了眼，瓦列裡不聲不響地走了。
我向薩沙·魯狄克也要了住址，我和他在作戰出擊時一起過的新年。我們把自動步槍架在一起，像座金字塔，這就是新年的樅樹。樹上掛滿了手榴彈，這就是新年玩具。用牙膏在「冰雹」火箭推動器上寫著：「新年好！」也不知為什麼，畫了三個驚歎號。薩沙擅長繪畫，我帶回一條有他畫的風景的床單：畫裡有狗，有個小姑娘，還有楓樹。他沒有畫山，我們在那邊一點也不喜歡山了。你問任何一個人：「你怎麼悶悶不樂？」「我想到森林裡去走一走……在河裡好好洗個澡……喝一大杯牛奶……」
我們在塔什干一家餐廳裡，服務員小姐走過來：「可愛的小伙子們，要牛奶嗎？」
「每人來兩杯普通的涼水，明天再喝牛奶，我們剛下飛機……」
每個人從蘇聯回去時，都帶了一箱果醬和一把洗澡用的樺笤帚。那邊也出售桉笤帚——理想的洗澡用具！可是不行，總是帶家鄉的樺笤帚……
我向薩什卡·拉舒克也要了他家的地址。這是一個純樸的小伙子，經常往家裡寫信。「我爸媽都老了，他們不知道我在這邊，我給他們編造了我在蒙古的故事。」他帶著吉他來的，又帶著吉他回去了。
那邊什麼人都有，可別把我們看成是一模一樣的人。最初人們是不提起我們，後來把我們都想像成英雄，如今又把我們說扁了，恨不得把我們忘得乾乾淨淨。在那邊，有的人可以縱身撲在地雷上，以便拯救和他完全不相識的弟兄；有的人可能走到你面前乞求：「我給您洗衣服，您願意嗎？只求您別派我上火線。」
卡瑪斯載重大汽車一輛輛開過去，遮護板上寫著大字：科斯特羅馬、杜勃納、列寧格勒、喬爾諾河畔……有的寫著：「我想回阿拉木圖！」列寧格勒人能找到列寧格勒人，科斯特羅馬人能夠找到科斯特羅馬人……像兄弟一般擁抱，我們在蘇聯也像是兄弟。喏，今天哪個年輕人會拄著枴杖、佩戴勳章走在街上？只能是自己人。只能是我的哥們兒……我們的哥們兒見面就擁抱，有時在長椅上坐一會兒，吸支煙，感覺像是聊了一整天。我們大家個個營養不良……在那邊，這表現在體重與身高不成正比上……在這兒，感情不適於用語言表達，也不適合在工作中表達出來……
我們離開機場，向旅館駛去。在回國後的頭幾個小時，大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靜靜地坐著。可轉眼之間，大家的神經承受不住了，異口同聲地對司機喊道：「注意車軌！車軌！注意車軌！」
然後，一陣哈哈大笑。然後，一種幸福的感覺：我們已經到了蘇聯！可以在路邊上行車……沿著車軌走……在大地上，到處都可以走了……一想到這些就心醉神迷……
幾天以後，我們發現：「弟兄們，我們都是駝背！」
我們不會挺胸走路了，不習慣了。有半年時間，我每天夜裡把自己綁在床上，以便能挺起胸來。
在「軍官之家」舉行會見時，有人提問：「請您講一講，在阿富汗工作中的羅曼蒂克。」「您親手殺過人嗎？」姑娘們特別愛提一些血淋淋的問題。周圍的生活枯燥乏味，使你覺得有些無力。可是沒有一個人談及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羅曼蒂克！那時參戰的是兒子，是父親，是爺爺們，而在這兒，清一色是娃娃兵。盲目，狂喜，他們什麼事都想親自試一試，已經讓人看膩了。大麻，有人嘗了一口騰雲駕霧，另一個人頭昏眼花，樹叢變成了大樹，石頭變成了山岡，走路時腳抬得比平常高兩倍，他的感覺更可怕。
有人還提出這麼一個問題：「當時，您不去阿富汗行嗎？」
我？我……我們中間只有一個人拒絕去，他是炮兵連長邦達連科少校。
「如果是祖國，我會去保衛。阿富汗——我不去。」
對他採取的第一個處治辦法是召開軍官榮譽審判會，他因「膽怯」被除名！男子漢的自尊心受到凌辱承受得起嗎？這就相當於繩索套在脖頸上，手槍對準太陽穴。第二個辦法是降級，用我們軍人的說法，就是弄掉肩上的星星，從少校降為大尉，打發到建築營去，能承受得起嗎？從黨內被趕出去，能承受得起嗎？從軍隊裡被趕出去，能承受得起嗎？軍人的骨氣，畢竟在部隊裡已經練就了三十年。
「你能幹什麼？」有人問這位軍官。
「我可以指揮一個排，也可以指揮一個連或一個炮兵連。」
「你還能幹什麼？」
「我還可以挖地。」
「還能幹什麼？」
「我也可以不挖地……」
這也要承受？
……
過海關時，他們把我錄音帶上羅森鮑姆25演唱會的歌給消掉了……
「老兄們，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我們這兒有個名單……」對方拿給我看，「……什麼東西可帶，什麼東西不能帶。」
我回到了斯摩稜斯克，從大學生宿舍每個窗口傳出來的，都是羅森鮑姆的歌聲……
而如今，需要嚇唬一下那些敲詐勒索者，民警找來了：「弟兄們，來幫個忙吧！」
需要把非法集會的人驅散：「咱們把『阿富汗人』找來。」
也就是說，「阿富汗人」是殺人機器，他們什麼都可以幹，他們有結實的拳頭、幼稚的頭腦，誰都怕他們，誰都討厭他們。
當你手疼時，千萬別把它砍掉，你得細心照料它，把它治好。你會把他治好的。
我們為什麼要聚會？我們全靠大家聚在一起而自救。不過，你還是得一個人回家……
——一位炮兵團少校宣傳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