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守著棺材，反覆問：「誰在裡面？是你嗎，我的好兒子？」
我只能重複這一句話：「誰在裡面？是你嗎，我的好兒子？」
大家都以為我精神失常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想瞭解我兒子是怎麼陣亡的，我去找軍委會。
「請你們告訴我，我兒子是怎麼陣亡的？在什麼地方陣亡的？我不相信他會被打死。我覺得我埋葬的是個鐵箱子，而我兒子還在某地活著。」
軍委會的人火了，甚至申斥起來：「此事禁止張揚。可是您到處竄，到處講，說您的兒子陣亡了。此事禁止張揚。」
我生他的時候，受了幾天幾夜的罪。當我知道生的是兒子，疼痛也就消失了，總算沒有白受罪。從那天起，我最擔心的人就是他，因為我沒有別的人了。
我們住簡易宿舍，屋子裡放著我的一張床，一個兒童車，還有兩把椅子。我在鐵路局當扳道工，工資六十盧布。從產院回來的當天，我就上了夜班。我總是推著兒童車去上班，我帶上電爐，把他餵飽，他睡覺，我在迎送火車。等他稍稍長大，我就把他一個人留在家中，把他的小腳和床拴在一起，自己去上班。
他長成了一個好孩子。
他考入彼得羅扎沃茨克建築學校，我去看望他，他親了我一下就跑了，我當時甚至感到委屈。過了一會兒，他進了屋，笑著說：「姑娘們馬上來了。」
「什麼姑娘們？」
原來他剛才是跑到姑娘們那兒去誇耀，說他媽媽來了，他讓她們也來看看他有一個怎樣的媽媽。
誰給我送過禮物？沒人送過。
「三八節」他回來了，我到火車站去接他：「來，好兒子，讓我幫你一把。」
「媽媽，提包太重。您拿著我的圖紙筒吧！可是您要當心，裡面是圖紙。」
我這樣捧著，他還要檢查一下，看我是怎麼拿的。裡面是什麼圖紙呢？
回到家，他脫衣服，我趕快進廚房：看看我做的肉餅。我抬起頭來，他站在我面前，手裡拿著三枝紅色的鬱金香。這是在北方，他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呀？為了不讓鮮花受凍，他用布裹住，裝在圖紙筒裡。從來沒有人給我送過鮮花。
夏天，他去了建築工程隊。恰好在我生日前夕，他回來了：「媽媽，請您原諒，我沒有寫信向您表示祝賀，可是我給您帶來了……」
說著就把匯款通知單拿給我看。
我念著：「十二盧布五十戈比。」
「媽媽，您不認得大數了，一千二百五十盧布……」
「這麼多錢，我從來沒碰過，也不知道這個數字是怎麼個寫法。」
他得意洋洋地說：「從今以後，您休息，我工作，我能夠掙很多錢。您還記得嗎？我小時候曾經保證過，長大以後，我來贍養您。」
他確實說過這種話。如今，他身高一米九六，他抱我時，就像抱一個小女孩。我們也許再也沒有別人陪伴了，所以才相依為命。我簡直不知道，我將來怎麼能把他交給他的妻子。我可能會受不了。
入伍通知書寄到家裡，讓他去報到。
他希望能當上空降兵：「媽媽，空降兵部隊在招兵。不過他們說我不會被錄取，因為我身高力大，會弄斷他們的傘索。空降兵們戴的貝雷帽可真漂亮……」
不過，他還是被分配到維捷布斯克空降兵師了。舉行入伍宣誓時，我去了。我認不出他了，他挺著胸膛，再不為自己的身高而難為情了。
「媽媽，您怎麼長得這麼小呀？」
「因為我總發愁，所以就不長個兒。」我想跟他開玩笑。
「媽媽，我們部隊被派往阿富汗，但不讓我去。為什麼您不再生一個女兒？那樣的話，他們就會讓我去了。」
他們舉行入伍宣誓大會時，很多家長都參加了。我聽見有人在問：「茹拉夫廖夫的母親在場嗎？大娘，請您過去祝賀您的兒子吧！」
我走了過去，想用親吻祝福他，可是他身高一米九六，我怎麼也夠不到他。
指揮員下令：「列兵茹拉夫廖夫，彎下身去，讓媽媽吻吻你。」
他彎下身，我們親吻，這時有人給我們拍了一張照片。這是我唯一一張他當軍人時的照片。
宣誓以後，給了他幾個小時的假，我們就到公園去了。我們坐在草坪上，他脫下皮靴，兩隻腳都磨得血淋淋的。他們剛進行過五十公里急行軍，沒有46碼的皮靴，只能發給他一雙44碼的。他沒有抱怨，反倒說：「我們跑步時，還背著裝滿沙子的背囊。您猜我得了第幾？」
「穿著這麼一雙皮靴，還不得倒數第一。」
「不對，媽媽，我是正數第一。我跑步時，脫掉了皮靴，而且沒像別人那樣把沙子撒掉。」
我想為他做件意外的事：「好兒子，咱們到餐廳吃頓飯好不好？咱們母子還從來沒進過餐廳。」
「媽媽，還不如給我買一公斤冰糖，那才是禮物呢！」
熄燈前，我們分手了。他走時舉起那包冰糖，向我揮手。
我們這些家長被安置在部隊體育大廳的軟墊上。天快亮時，我們才躺下，大家整夜圍著兵營轉，我們的孩子們就在那兒睡覺。號聲響了，我猛然起來，他們會去出早操，說不定還能見上一面，哪怕遠遠地瞅他一眼也好。
他們跑步，所有人穿的都是同樣的橫條背心，我疏忽了，沒有發現他。
他們排著隊去廁所，排著隊出操，排著隊進食堂。他們不許單獨活動，因為當這些小伙子聽說要派他們去阿富汗時，有個人在廁所裡上了吊，還有兩個人割了靜脈。現在他們被看管起來了。
我跟大家上了公共汽車，父母中只有我一個人在哭。好像有人偷偷告訴我，這是最後一次跟兒子見面了。過了不久，他來了信：「媽媽，我看見了你們乘的大汽車，我拚命地追趕，想再見你一面。」
當我們倆坐在公園裡時，廣播裡正在唱《親愛的母親為我來送行》。如今每次聽到這支歌……
第二封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我從喀布爾向您問候……」看完了信，我叫喊起來。鄰居們聞聲跑來了。
「法律何在？保護何在？」我用頭撞桌子。
「他是我唯一的親人，甚至連沙皇時代徵兵也不征獨生子的，可是現在派他去打仗！」
自從生了薩沙以後，我第一次後悔沒有改嫁，沒有人可以保護我。
以前薩沙有時逗我：「媽媽，您為什麼不再嫁人？」
「因為怕你忌妒。」
他笑一陣，就再也不說什麼了。我們倆計劃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
我又收到幾封信，然後就沒有音訊了，那麼久沒有音訊，我不得不寫信給他的部隊首長。薩沙馬上回了信：「媽媽，以後不要給部隊首長寫信了。您可知道，我挨了怎樣的訓？我的手被胡蜂給蜇了，所以沒能給您寫信。我不想求別人代筆，別人寫的字會讓您擔驚受怕的。」
他是可憐我，才編造出這些瞎話，好像我每天不看電視，不會猜到他其實是受了傷。如今，只要一天沒有信，我的腿腳就會變得不靈便。
他辯解說：「哪能天天寫信呢？要知道我們用的水，都是十天才運來一次。」
有一封信是愉快的：「烏拉，烏拉！我隨一支隊伍前往蘇聯，我們一直走到邊界，再往前就不讓去了。但是我們遠遠眺望了一下祖國，沒有比那裡更好的地方了。」
最後一封信裡，他寫道：「如果我能熬過夏天，我就會回來。」
8月29日，我想，夏季結束了。我給他買了一套衣服、一雙皮鞋，我把衣服掛在衣櫃裡……
8月30日，上班之前，我摘下了耳環與戒指。不知道為什麼，我那天不想戴。
8月30日，他陣亡了……
兒子死後，我能活下來，得感謝我弟弟。整整有一周的時間，他天天夜裡像狗似的躺在我的沙發床旁邊……他在守護我……我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跑到陽台上，從七樓跳下去……
我記得，他們把棺材抬進屋子後，我撲在棺材上量來量去……一米，兩米……我兒子有兩米高……我用手量，看看棺材是否能容得下他……我像個瘋子似的跟棺材說話：「誰在裡面呀？好兒子，是你嗎？……誰在裡面呀？好兒子，是你嗎？誰在裡面呀？好兒子，是你嗎？」……他們給我運來的是釘死的棺材，他們說：「大娘，我們給您運回來了……」我都不能最後吻他一次，不能愛撫他一下……我甚至不知道，他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
我說，我要親自在公墓裡為他選一個地方。他們給我注射了兩針，我便和弟弟一起去了。主林蔭路的兩旁，已經有一些「阿富汗人」的墳墓了。
「把我的好兒子也埋在這裡。他在這兒，和自己的弟兄們在一起，會覺得愉快些。」
我不記得是哪些人和我們一起去的，有一位首長搖搖頭說：「禁止把他們葬在一起，要把他們分散地埋在公墓各地。」
哎呀，我聽後火冒三丈。哎呀，我立刻變得惡狠狠的了。「別生氣，索妮婭。千萬別生氣，索妮婭。」弟弟哀求道。
我怎能善良呢？電視裡播的是他們在喀布爾……我恨不得拿起機關鎗，把所有人都打死……坐在電視機前，我就「開槍」……是他們打死了我的薩沙……後來，有一次播一個老太婆，應該是阿富汗大媽，她兩眼直盯著我。我心想：「她的兒子也在那邊呀，也許他的兒子也被打死了？」看見她之後，我不再朝電視機「開槍」了。
也許我應該從兒童院抱養一個男孩回來？……淡褐色的頭髮，長得像薩沙那樣……不，我怕男孩……最好抱個女孩……男孩以後會被征去當兵，然後被打死……到那時，我們兩人一起等待薩沙……我不是瘋子，但我要等他回來……據說有過這麼一件事……他們把棺材給母親運回來，母親把它埋葬了……過了一年以後，他回來了，活人一個，只是身上有傷……母親的心都已經碎了……
我在等他回來……我沒有見過他死去的身體……我沒有親吻過他……我在等待……
——一位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