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
1
父親在北方有許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望的是林斤瀾伯伯。我們父子一起去京的機會不多，在南京聊天，父親總說下次去北京，帶你一起去看你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親真帶我去了，我們站在一片高樓前發怔，北京的變化實在太大，轉眼之間，新樓房像竹筍似的到處冒出來。一向糊塗的父親，一下子猶豫起來，就跟猜謎似的，他完全是憑著感覺，武斷地說應該是那一棟，結果真的就是那一棟。
我忘不了父親找到林伯伯家大門時的那種激動心情。他孩子氣地叫著「老林」，一聲接著一聲，害得整個樓道裡的人，都把頭伸了出來。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樂呵呵地迎了過來。兩個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間都成了小孩。友誼是個很珍貴的東西，杜甫在《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裡曾寫道：「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父親那一輩的人，並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這年頭，名利之心實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會真正享受到友誼的樂趣。
父親過世後，林伯伯在很短的時間裡，寫了兩篇紀念文章。僅僅是這一件事，就足以說明他和父親的私交有多深。在貴州，一次和當地文學愛好者的對話會上，我緊挨著林伯伯坐在主席台上，林伯伯突然小聲地對我說，他想起了我父親，想起了他們當年坐在一起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我的心猛地抽緊了一下，一時真不知說什麼好。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我想父親地下若有知，他也會和林伯伯一樣，是絕對忘不了老朋友的。
林伯伯比我父親大兩歲，他長得相貌堂堂，當作家真有些可惜。女作家趙玫女士的評價，說他的五官有一半像趙丹，有一半像孫道臨。準確地說，應該是趙丹孫道臨這些大明星，長得像林伯伯。林伯伯已經七十多歲了，可年輕人也沒有他現在的眼睛亮。年輕一代的作家叫林伯伯自然稱林老師，他們知道林伯伯和我們家的關係，跟我談起來，總喜歡說你林伯伯怎麼樣。年輕人談起老年人，未必個個都說好，但是我從沒有聽誰說過林伯伯的不是。年輕人眼裡的林伯伯，永遠是一個年輕的老作家。
還是在貴州，接待人員盡地主之誼，請我們吃當地的小吃。一人一大碗牛雜碎，林伯伯熱乎乎地吃完了，興猶未盡，又換了一家再吃羊雜碎，還跟櫃檯上的老闆娘要了一碗劣酒，酒足飯飽，紅著臉，店舖裡搖晃出來，笑我們這麼年輕，就不能吃，就不愛吃。馬齒雖長，童心猶在，老作家中的汪曾祺和陸文夫，都是有名的食客，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然而他們的缺點，都是沒有林伯伯那樣的好胃口。沒有好胃口，便當不了真正的饕餮之徒。只有像林伯伯這樣的童心，這樣的好胃口，才能吃出天下萬物的滋味。
父親在世時，常說林伯伯的小說有些怪。怪，是對流行的反動。他不是寫時文的高手，和眾多製造時髦文章的寫手混雜在一起，在林伯伯看來也許很無趣。道不同不相為謀。林伯伯寫毛筆字，寫的是篆書。他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大紅大紫過。我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聽林伯伯說過，他和汪曾祺先生的小說，都不適宜發頭條。現在已有所改變，他和汪的小說屢屢上了頭條，說明時文已經不太吃香，也說明只要耐著性子寫，小水長流，則能穿石。出水再看兩腿泥，文章小道，能由著自己的性情寫下去，總能在歷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高中畢業無事可幹，我在北京待了將近一年，那段時間裡，常常陪祖父去看他的老朋友，都是碩果僅存名震一時的人物。後來又有幸認識了父親一輩的作家，經過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雙重洗禮，這些人像出土文物一樣馳騁文壇，笑傲江湖，成為當代文學的中堅。前輩的言傳身教，讓我得益非淺。林伯伯曾戲言，說我父親生長在「談笑皆鴻儒」的環境裡，我作為他的兒子，自然也跟著沾光。對於自己親眼見過的前輩作家，有許多話可以侃，有許多掌故可以賣，然而林伯伯卻是我開始寫的第一位。
2
以上文字寫於一九九六年的十二月，當時何鎮邦先生在山東《時代文藝》上主持一個專欄，點名要我寫一點關於林斤瀾的文字。我一揮而就，並揚言這樣的文章可以繼續寫下去，結果以後除了一篇《郴江幸自繞郴山》寫了汪曾祺和高曉聲，從此就沒有下文。陸文夫過世的時候，很多報刊約寫文章，我在追思會上也表示要寫一篇，轉眼又是好幾年過去，文字卻一個也沒有，真有些說不過去。
大約是七十年代末，我正在大學讀書，動不動逃學在家。有一天，父親領了一大幫人來，其中早已熟悉的有高曉聲和陸文夫，不熟悉的是北京的幾位，有劉紹棠，有鄧友梅，有劉真，印象中還有林斤瀾。所以要說印象中，是事情過了三十年，重寫這段往事，我變得信心不足，記憶開始出現問題。或許只是印象中覺得應該有，本來還有一個人要一起過來，這就是劉賓雁，他臨時被拉去做講座了。
多少年來，一直都覺得那天林斤瀾在場，當我認認真真地要開始寫這一段回憶文字時，突然變得謹慎起來。本來這事很簡單，只要問問身邊的人就行，可是過眼煙雲，父親離世已十七年，高曉聲和陸文夫不在了，劉紹棠不在了，當事人林斤瀾也走了，劉賓雁也走了，劉真去了澳大利亞，國內知道這事的只剩下鄧友梅。當然，林斤瀾在不在場並不重要，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年頭的右派常有這樣那樣的聚會，而林卻是混跡其中唯一不是右派的人。
林斤瀾沒當上右派幾乎是件笑話，能夠漏網實屬幸運，他和右派們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也沒少犯過錯誤，也沒少受過迫害。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想想一九四九年以後，改革開放之前，作家哪有什麼好日子可過。林斤瀾從來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把他和右派們放在一起說，沒有一點問題，有時候他甚至比右派還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去北京開會，好像是青創會之類，反正很多人都去了，一時間很熱鬧很喧囂，我打電話問候林斤瀾，他很難得地用長輩口吻關照，說多事之秋，做人必須要有節操，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做人不一定要狂，但是應該狷的時候，還是得狷，不該說的話千萬不要亂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我明白他說的那個意思，讓他儘管放心，我本來就不喜歡在公眾場合表態，更何況是說違心的話。
還是回到那天在我家的聚會上，之所以要想到這個十分熱鬧的場面，因為這樣的聚會屬於父輩這一代人，只有劫後餘生的他們才能分享。右派們平反後，行情看漲，開始揚眉吐氣，一個個都神氣活現，文壇上春風得意，官場上不斷進取。記得那天話最多的是劉紹棠，然後就是鄧友梅，說什麼內容已記不清楚，不過是高談而闊論，口無遮攔指天劃地。北方人總是比南方人嗓門高一些，我念念不忘這事，是想不到在我們家客廳，竟然會一下子聚集了這麼多文壇上的著名右派。說老實話，作為一個晚輩，我當時也沒什麼別的想法，也輪不到我插嘴，只是覺得很熱鬧，覺得他們一個個返老還童了，都太亢奮。
二六年開作代會，在北京飯店大堂，林斤瀾抓住了我的手，很難過地說：「走了，都走了！」反反覆覆地念叨，就這一句話。眼淚從他眼角流出來，我知道他是指父輩那些老朋友，一看見我這個晚輩，就又想起了他們。終於平靜下來，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他沉默了一會，又說：「你爸爸走了，曾祺也走了，老高也走了，老陸也走了，唉，怎麼都走了呢？」
我能感受到他深深的悲哀和無奈，林斤瀾是最幸運的，與過世的老朋友相比，他最健康，心態最好，創作生命也維持得最持久，直到八十多歲，還能寫。這時候，他八十三歲了，精神還不錯，兩眼仍然有神，可是走路已經緩慢，反應明顯不如從前。也是我最後一次跟他見面。今年四月，程紹國兄發信給我，告訴不好消息：
兆言兄，林斤瀾先生病危（全身浮腫，神志時清時不清），離大去之期不遠矣。這是他五妹今早通知我的。悲慟。
第二天晚上，又來了一信，像電報一樣，只有幾個字：
林老下午去世。紹國。
我打開信箱，見到這封信，無限感慨，心裡十分難過，傻坐了一會，回了一封短信：
剛從外面回來，剛看到，黯然銷魂。無言。兆言
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一九七九年四次文代會召開，據說有一個很感人的場面，就是大家起立，為過去年代遭迫害而過世的作家默哀。從此，文壇舊的一頁翻了過去，新的一頁打開。當時有一個流行詞叫「新時期」，還有一個詞叫「重放的鮮花」，這鮮花就是指父親那輩人，那些在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們又重新活了過來。時過境遷，新的那一頁也基本上翻了過去，重放的鮮花大都凋零，父輩的老人中雖然還有些倖存者，譬如邵燕祥，譬如李國文，譬如王蒙和鄧友梅，還有張賢亮，還有江蘇的梅汝愷和陳椿年，但是那個曾經讓他們無限風光的時代，卻已無可奈何地結束了。
3
平反以後，中文系的支部書記約我這個學生談話，說是在我的檔案中，有一些父親的材料，要當面銷毀。我覺得很奇怪，說為什麼要銷毀呢，這玩意已存在了很多年。書記說銷毀了，對你以後的前途就不再會有什麼影響，這可是黑材料。我拒絕了書記的好意，認為它們既然未能阻止我上大學，那麼也就阻止不了別的什麼。
右派是從十八層地獄裡爬出來的人，我實際上是直到右派平反，才知道父親和他的那些朋友是右派。這些並不光彩的往事，一直都是瞞著我，在此之前，我只見過韓叔叔陸叔叔。韓是方之，他姓韓，方之是筆名，陸就是陸文夫，他來過幾次南京，是我應該稱之為叔叔的父親眾多好朋友之一。在我的記憶中，「探求者」成員被打成右派後，互相往來很少。除了父親和方之，他們都在南京，是標準的難兄難弟，根本顧不上避嫌疑，其他的人幾乎斷絕音訊，譬如高曉聲，父親就懷疑他是否還在人間。
和知道方之一樣，我最早知道的陸文夫，既不是作家，也不是美食家。方之與陸文夫在「文革」中都下放蘇北農村，粉碎「四人幫」後，分別回到南京和蘇州，然後就蠢蠢欲動，開始大寫小說，加上一直蟄伏在常州鄉間的高曉聲，很快名震文壇享譽全國。陸文夫是江蘇第一個得全國短篇小說獎的人，也是獲得各種獎項最多的一位。加上方之和高曉聲，緊隨其後跟著獲得大獎，在八十年代文學熱的大背景下，一時間，只要一提起江蘇的「探求者」，人們立刻刮目相看。
陸文夫在「文革」後期有沒有寫過小說我不知道，反正方之和高曉聲是努力地寫了，在那個特定時期，他們的小說不可能寫好，也不可能產生任何影響。「文革」後期開始文學創作，思想雖然不可能解放，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提前預熱，先活動活動手腳，俗話說一著先吃遍天。當然右派作家還有一個優勢，早在五十年代已開始寫作，有著很不錯的基礎，本來就是不錯的寫手，趕上新時期這個好日子，水到而渠成，大顯身手獨領風騷便在情理之中。顯然，江蘇作家中的陸文夫運氣要好一些，一出手就拿了個獎，方之沒那福分，他的《在閣樓上》與陸文夫的《獻身》發表在同一年《人民文學》上，同樣是重頭稿，而且還要早一期，也有影響，卻只能看著《獻身》得獎。
說到文學風格，方之自稱為辛辣現實主義，稱高曉聲是苦澀現實主義，稱陸文夫是糖醋現實主義。方之小說的辛辣味道，一度並不見容於文壇，其代表作《內奸》被退了兩次稿，這讓他覺得很沒有面子，不止一次當著我的面罵娘。好在《內奸》還是發表了，而且很快得了全國獎，這個獎被評上不能說與方之的逝世有關，然而在評獎之前，方之的英年早逝引起文壇震惶，連巴金都趕寫了文章悼念，也是不爭的事實，畢竟是影響太大，說紅就紅了。
平心而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高曉聲要比陸文夫更紅火一些。這時候方之已經過世，如果他還健在，也可能會在陸文夫之上。無疑是與個人的文學風格有關，不管怎麼說，當時是傷痕文學的天下，整個社會都在借助文學清算過去，都在利用小說出氣，辛辣和苦澀未必見容於官方，卻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真正奠定陸文夫文壇地位的是後來的《美食家》，不僅因為又得了全國獎，而是它產生的影響連綿不斷，一浪蓋過一浪。相比高曉聲和方之的一炮而紅，陸文夫略有些慢熱，一開始可以說是不溫不火，在《美食家》之前，既能夠被別人不斷說起，有點小名氣，又還不至於充當當時文壇的領軍人物。
《美食家》改變了一切，陸文夫名聲大振，小說到處轉載，又是電影又是電視。不止是文壇，而且深入到了民心，影響到了國外，上到政府官員，下到平頭百姓，只要提到一個吃字，只要說到會吃的主，就無人不知陸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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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美食家三個字，是陸文夫的生造，在沒有《美食家》這篇小說前，工具書上找不到這個詞。有一次，一個朋友讓我寫信，催陸文夫許諾要寫的一篇序，我冒冒失失就寫了信，結果陸很生氣，立刻給我回信，說自己從來沒答應過誰，說別人騙你來蒙我，你竟然就跟著瞎起哄。反正我是小輩，被他說兩句無所謂，只是朋友向我詛咒發誓，認定陸文夫是當面答應過的，他現在又賴賬不肯寫了，也沒有辦法。後來我跟陸文夫討論此事，他笑著說，要答應也肯定是在酒桌上，或許是有的，不過喝了酒說的話，自然是不能作數。
陸文夫與父親還有高曉聲喝酒都是一個路數，喜歡慢慢地品，一邊喝一邊聊，酒逢知己千杯少，從上頓喝到下頓並不罕見。我不善飲，只能陪他們聊天。父親生前常常要說笑話，當面背後都說，說陸叔叔現在已成了「吃客」，嘴越來越刁了，越來越不好侍候。「吃客」是蘇州土話，也就是美食家的意思。父親是蘇州人，陸文夫長年客居蘇州，他們在一起總是說蘇州話，而這兩個字非得用方言來念才有味道。如果陸文夫的小說當初以「吃客」命名，說不定現在流行的就是這兩個字。
父親的話有幾層意思，首先作為老朋友，他過去並不覺得陸文夫特別會吃。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父親見過很多能吃的前輩，說起掌故來頭頭是道，以吃的水平論，陸只能算是晚輩。其次陸文夫不好辣，缺此一味，很難成為真正的美食大家，父親少年時曾在四川待過，總覺得川菜博大精深，不能吃辣將少了很多樂趣。第三點更重要，好吃乃是一件很墮落的事，是敗家子和富家子弟的惡習，是男人沒出息的表現，陸文夫並非出自豪門，主要人生經歷都在建國以後，生活在紅旗下，不是搞運動，就是三年自然災害，就是文化大革命，哪來吃的基礎。
右派平反以後，老朋友經常相聚，有一次在我家喝酒，方之懷舊，說到了他的自殺經歷，說自己曾經吞過兩瓶安眠藥，然後就什麼知覺也沒有了，醒來時不知身處何處，只聽見妻子十分痛苦地問他覺得怎麼樣。往事不堪回首，說著說著，方之忽然伏在桌上哭了起來，父親和陸文夫也立刻跟著流起了眼淚。
哭了一會，方之說：「你們都沒有過死的體會，我算是有過了！」
這句話又勾起了大家的傷心，在過去的歲月裡，同是天涯淪落人，生不如死，誰沒有過想死的心呢。「文革」中，父親確確實實想到了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沒有勇氣一個人走，便相約同是被打倒的母親一起死，母親斷然拒絕，說我們這麼不明不白地一死，那就真成了階級敵人。陸文夫最難熬的卻是在「文革」前夕，當時他戴罪寫了幾個短篇小說，因為茅盾的叫好，正躊躇滿志，沒想到有關方面正好要挑刺，便說茅公是「與黨爭奪文學青年」。陸文夫經過了反右的風風雨雨，剛有些起死回生，又突然成了「妄想反攻倒算的右派」。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很大，一時間萬念俱灰，不想再活了。有一天傍晚，他走到一個小池塘邊，對著靜靜的湖水發呆，想就此給自己的人生一個交待。
這幾乎就是一個小說中的情節，然而千真萬確，所幸被一位熟人撞見，拉著他喝了一夜老酒，才打消了輕生的念頭。方之過世，陸文夫從蘇州趕到南京，先到我家，站在門外，叫了一聲「老葉」，便情不自禁地哭了。然後緩緩進屋，坐在方之生前喜歡坐的紅沙發上，又掩面痛哭，像個傷心的小孩子。又過了十多年，輪到了父親要走了，我忘不了陸文夫悲哀傷心的樣子，在醫院裡，他看著已經頭腦不清醒的父親，眼睛紅了，歎氣不止。這以後，他一次次在電話裡關切詢問，然後又匆匆從蘇州趕過來奔喪。
進入了新時期，文人陡然變得風光起來，陸文夫更多的是向人展現了自己靚麗的一面，人們很難想到他並不光鮮的另一面。很顯然，陸文夫並不喜歡「糖醋現實主義」這種說法，事實上他文章中有著太多的辛辣和苦澀，人們只是沒有那個耐心去讀。要知道，他本是個憤世嫉俗的人，說到脾氣大，說到不隨和，「探求者」成員中，他絲毫也不比別人差，當然吃的苦頭也就不比別人少。陸文夫的兩個女兒身體都不好，大女兒開過刀，做過很大的手術，小女兒更是很年輕地就撒手人寰，都說這與她們從小被動吸煙有關。
在陸文夫寫作的艱難歲月，大部分時間居住環境十分惡劣，都是關在一間煙霧繚繞的小房間苦熬，而且經濟條件限制，吸的是最差勁的香煙。這種蹩腳煙老百姓也抽，很少是躲在完全封閉的環境裡，百無一用是書生，那年頭的文化人哪有什麼今天的健康意識。
陸文夫打成右派後，當過工人，「文革」中又下放了很多年，這本是文化人的宿命，沒必要過分抱怨，更沒必要心存感謝。一個人並不能因為吃過苦，就一定應該享受甜，落過難，就應該獲得榮華富貴。寫作並不比別的什麼工作更偉大，人生最大的愉快，是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陸文夫的手很巧，他當工人，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技工，但是更擅長的還是寫作，只有寫作才能讓他真正的如魚得水。如果說起陸文夫的不幸，也就是在說整個五十年代作家的不幸，整整二十年，給作家一些磨難也沒什麼，吃點苦也行，然而真不應該無情地剝奪他們的寫作權利，不應該扼殺他們的創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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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林斤瀾的瞭解並不多，只知道他和父親關係很鐵，除了「探求者」這批老哥們外，北京的同輩作家中，與父親私交最好的就是他。為了這個緣故，在剛開始寫作的那段日子，父親曾把我的一個中篇小說習作交給他，讓他提提意見，其實是投石問路，看看是否能在《北京文學》上發表，這話自然沒好意思明說，老派的人都很講究面子，有些不該說的話還是藏著為好。林斤瀾認認真真地回了一封很長的信，首先是說想不明白，為什麼要讓他來提意見，說你老葉身邊高手如雲，往來無白丁，幹嗎非要繞道北京，讓他這麼一個並不被文壇看好的人出來說話。
這是我唯一沒有拿出去發表的小說，至今也想不明白當年為什麼會這樣做。或許是窮瘋了，居然把壓箱底最糟糕的一篇小說拿了出去，畢竟林斤瀾和父親最熟悉，說不定就能在他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了。來信中有大量的鼓勵，說文字還很不錯，也蠻會說故事，就憑這樣的小說去做一個現成作家，自然是當仁不讓。很多表揚其實就是批評，我始終記得最後的幾句話，說寫作可以有很多種，然而駕輕車走熟路，未必就有什麼太大意思。
多少年來，我一直把這句話牢記在心上，當作座右銘。熟路就是俗路，就是死路，一個寫作者必須堅決避免，不能這樣不知死活地走下去。很感謝林斤瀾沒有把那篇小說發出來，他把這篇小說退給了我，沒讓我感到沮喪，只讓我感到羞愧，感到醒悟，讓我一下子明白了不少寫作的道理。一個人在剛開始寫作的起步階段，肯定會有些懵頭轉向，肯定會不知輕重，這時候，有一個人恰到好處地對你棒喝一聲，真是太幸運了。
不能說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的那一輩作家，沒有文字上的追求，但是要說林斤瀾在這方面最用心，最走火入魔，並不為過。據說汪曾祺對林斤瀾的文字有過批評，在五十年代說其「纖巧」，後來又說其「佻」，所謂纖巧和佻，說白了，都是用力有點過的意思。這個也就是父親說的那個「怪」了，玩文學，矯枉不妨過正，語言這東西，說平淡，說自然，其實都是一種功力，都得修煉。事實上，汪曾祺自己的文章也有同樣問題，也是同樣的優點缺點。明白了這些，就能明白為什麼林斤瀾和汪曾祺會走得很近，會惺惺惜惺惺，奇文共賞，畢竟他們在藝術趣味上有很多共同追求的東西。
汪曾祺早在四十年代末就開始寫作出名，千萬別小看了只早了這麼幾年，有時候幾年就是整整一代人。汪的文字功力一下子遠遠地高於五十年代的作家群，後面的這茬作家，先是沒有意識到，後來明白了，要想追趕上汪曾祺，必須得花很大的氣力才行，而這裡面最肯玩命，玩得最好的，基本上就是林斤瀾了。
林斤瀾的小說在八十年代並不是太被看好，他是名家，談不上大紅大紫，如果說因為汪曾祺的走紅，帶火了林的小說，聽上去很不入耳，然而也不能說不是事實。汪曾祺讓大家見識了什麼叫藝術，推動了一代人小說趣味的行情上漲，也順帶提高了林斤瀾的地位。林斤瀾的短篇小說寫得很棒，是一個始終都有追求的作家，小圈子裡不時有人叫好，朋友們提到他都樂意豎大拇指，但是真正獲得全國獎，卻是遲了又遲晚了又晚。他那一輩的作家都得過了，都得過好幾輪了，才最後輪到他。然而獲獎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除了汪曾祺，林斤瀾是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的老作家中當然的老大哥，這一方面是由於他的年齡，既是歲數大，又活得長，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小說成就，他壓得住這個陣。出水再看兩腳泥，他的作品畢竟比那些當紅一時的作品更耐看，很多人都願意佩服，也就不是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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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文夫當了中國作協的副主席，他自己不當回事，我們這些做晚輩的卻喜歡議論，聚在一起常要切磋，研究這相當於什麼職務。在一個講究級別的社會，一說起讓人捉摸不透的「相當於」，就難免書獃子氣，就難免不著調和離譜。說著玩玩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千萬別拿村長不當幹部，千萬不要把作協主席和副主席真當領導。
畢竟作家是靠作品說話，作品寫好了，這就是真的好，就是真正的功德圓滿。陸文夫其實是個很有架子的人，內心十分驕傲，一點都不願意低調，我看到有些文章說他待人接物非常隨和，很樂意與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心裡就覺得好笑，誇人不是這麼誇的。我們總是習慣於這樣來表揚人，父親生前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人家總是這麼說他，其實文人沒有一些脾氣，沒有自己特立獨行的品格，只是充當一個和事佬並不可愛，而且也不真實。「探求者」中的這些作家，眼光一個個都很高，都牛，背後說起話來都挺狠挺損，我可沒聽他們少攻擊過別人，說誰誰誰不會寫東西，誰的小說慘不忍睹，這些話是經常掛在嘴邊。
很顯然，陸文夫根本不會把中國作協的副主席頭銜放在眼裡，但在別人看來就不一樣，有的人專門看人臉色，喜歡觀察別人對自己的態度。陸文夫並沒有什麼改變，他天生就有些狂，可是偏偏有人覺得是當了副主席才變了。由於美食家的稱號，晚年的陸文夫給人感覺更像是一位不折不扣名士，出入有高級的轎車，交往多達官貴人，早已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卻不知道他即使是最落拓時，也仍然不失為一翩翩公子。高曉聲和方之，還有我父親都屬於那種不修邊幅的人，就算是成功了，也仍然一副潦倒模樣，陸文夫不是這樣，用今天時髦的話說，他一直是位帥哥，一直相貌堂堂很有風度。
陸文夫還是江蘇的作協主席，他不止一次跟我談過，不想兼這個可有可無的差事。當初還沒有高速公路，鐵軌上也沒有飛馳的動車，他遠在蘇州，有時候為了一點屁大的事，得火燒火燎地趕到南京。人情世故匪夷所思，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不想幹反而會讓你幹，想幹又未必幹得了。好在當不當都是做做樣子，為了請他出山，當時負責分管文化的省委副書記孫家正趕到蘇州，親自做他的思想工作。這樣隆重的禮遇讓陸文夫覺得很有面子，同時也讓他找到了自己還是應該出來當這個主席的借口。後來孫去北京當了文化部長，陸文夫年紀也漸漸大了，不打算讓他再幹下去，新的分管領導約他到南京談話，短短的幾分鐘，便從本來就是掛名的主席，變成了更加是掛名的名譽主席。
這個變動讓陸文夫感到不太痛快，他不在乎那個主席，更不在乎名譽主席，在乎的只是一個禮數。不同的官員會有不同領導風格，對文人的態度從來就不一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陸文夫沒什麼實權，只有一些虛名，他覺得有些話如果在酒席上提出來，或許會更合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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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林斤瀾有過三次同游的經歷，每一次都很有意思。第一次是在江蘇境內，先在南京，然後去揚州，鎮江，常州，再返回南京。這一次因為還有汪曾祺，汪是才子型的文人，到什麼地方都會有熱情的粉絲求題字，因此林雖然是陪同，卻常常是躲在後面看熱鬧，一邊與我說悄悄話，一邊樂呵呵地笑，我們都很羨慕汪能寫一手好字。
第二次是長途旅行，彷彿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地圖上南來北往東奔西竄。從江蘇的無錫出發，轉南京，去山東，去安徽，去江西，去福建，去浙江，去上海。華東六省一市偌大的一個區域，該玩的地方都點了卯，是名勝都去報到，拜訪了曲阜，登梁山黃山武夷山和當時尚未完全開放的龍虎山，游徽州皖南民居，逛景德鎮看瓷器瓷窯，還有太湖千島湖富春江西湖，總之一句話，玩的地方太多了，根本就數不過來。老夫聊發少年狂，我這個年齡的作家都時常喊吃不消，他卻無大妨礙，興致勃勃率領老妻，一路喜氣洋洋。
第三次就是在貴州，這一次，我乾脆是與林斤瀾同一個房間住，當時還很少讓作家住單間，即使老同志也不能例外。我們朝夕相處，老少相知有素，天南海北說了很多。難得的是林斤瀾始終有一份年輕人的好心情，能吃能睡更能玩，更能說笑話。與他在一起，你永遠也不會覺得無聊。他喜歡談論過去，褒貶身邊的朋友，尤其喜歡對我倚老賣老，說他當年跟在那些老作家後面，像對待老捨什麼的，那就是老老實實，小心翼翼地在一旁看著聽著，就像我現在對待父輩作家一樣。
又說有一次陪沙汀去看李劼人，李提出來要弄幾個好菜招待，沙汀一口拒絕了，堅決不答應。這事讓林斤瀾一想到就連聲大喊可惜，李劼人是老一輩作家中赫赫有名的饕餐之徒，他一出招，亮兩手絕活，後來的美食家汪曾祺和陸文夫，都得乖乖地服輸靠邊站。林斤瀾說自己當時那個動心，那個懊惱，這不只是一個解饞的小問題，關鍵是可以大開眼界，領略大師的美食風範。這麼好一個機會，活生生失之交臂，焉能不著急，豈能不跺腳。
林斤瀾也喜歡玩點收藏，不收藏珍版書，不收藏名人字畫，藏書也不算太多，可是他收羅了大量的酒瓶。跟他在外面一起周遊，看到有點奇怪的酒瓶，他的眼睛便會像頑童一樣放光。我已經記不清是在什麼地方，反正是去參觀一家工廠，專門為各種名酒做酒瓶，五花八門琳琅滿目，林斤瀾看了，從頭到尾都是感慨，我們就不停地問他想要哪一個，他東看西望，一個勁地喊：
「好確實是好，可太多了，不好帶呀！」
還是在貴州，我們天天吃火鍋，看著湯裡翻滾的罌粟殼，終於明白為什麼會好吃，為什麼會一筷又一筷不肯停嘴。離開貴州前，我們異想天開地想帶點回去，結果東道主就弄了一大包過來，明知這是違禁之物，飛機上不可以攜帶，可是我們光想著回家也能吃火鍋，還是每人悄悄地分了一包。看到林斤瀾很孩子氣地跟大家一起冒險，我們感到很高興，都覺得有他老人家陪著，闖點小禍也沒關係了。所幸安檢都沒事，當年還不像現在，有膽子試試也就矇混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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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彥周先生安排一批老友去安徽遊玩，給我這晚輩打了個電話，讓我陪陸文夫去，說是一路可以有個照顧，可是陸突然感到身體不適，臨時變卦不能去了，我又不願意獨自成行，結果便把儲福金拉了去。這其實又是一次小規模的右派分子聚會，自然還是熱鬧，動靜很大，有王蒙，有鄧友梅，有張賢亮和邵燕祥，還有東道主魯彥周，都是老右派。在一個風景如畫的景點，魯彥周很遺憾地對我說，考慮到兄弟們年齡都大了，此次出行專門請了醫生護駕，可是沒想到就算如此高規格的安排，老陸還是不能來，真是太可惜。又說老陸真要是來的話，能玩則玩，隨時又可以走，這多好，老朋友能聚一聚不容易。言辭很悲切，他提及當年曾想約我父親到安徽看看，總以為時間很多很容易，沒想到說耽誤就耽誤了。
陸文夫與魯彥周同歲，比他早走了一年。在陸文夫追思會上，江蘇一位老作家用「備極哀榮」四個字來形容，這個說法很值得讓人玩味。從世俗的角度來看，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的這批老作家，很多人雖然被打成右派，歷經了種種運動之苦，只要能寫出一些貨真價實的東西，後來都能名利雙收，晚年總體上還是比較幸福。國家給的待遇也不算太低，方之走得最早，沾光最少，仍然分到了一套在當時還說得過去的房子，高曉聲是三套，陸文夫只有一套，但是就其面積和規格，已足以讓人羨慕。
父輩作家最大幸運是熬到了「四人幫」被粉碎，有一個新時期的大舞台供他們大展身手。否極而泰來，重塑文學輝煌的重任，既幸運又當仁不讓地落在了他們身上。沒有他們，就談不上什麼新時期的文學繁榮，而我們後來的這些作家，其實都是踩在父輩肩膀上，才冒冒失失開始文學創作。必須以一種感恩的心態對待他們，然而要重新評價前輩，卻不可迴避地會遭遇到兩個問題。首先，如果最初的青春歲月不被耽誤，不被摧殘，不是鮮花重放，而是一直盡興地怒放，他們的文學成就會達到一個什麼樣高度。其次，當耽誤和摧殘這些詞彙不復存在，待遇被普遍提高，地位得到明顯上升，作家的鐐銬被打開以後，前輩的實際成就又究竟如何。認真地研究這些，對當代文壇的創作無疑會有好處。
晚年的陸文夫時常會跟我通電話，基本上都在談他的身體狀況，或是由身體引起一些話題，服用了什麼藥，效果如何。試用了某種進口藥後，他非常熱心地推薦給我伯父服用，因為伯父也是肺氣腫。這時候，對文壇他已沒多少興趣，更多的是反過來關心小輩的健康，提醒我不要不顧一切，犯不著為寫作玩命。煙早就不抽了，酒也不能喝了，他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長者，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江南的冬天非常難熬，因為沒有暖氣，數九嚴寒北風怒吼，在室內待著很難忍受。陸文夫的肺不太好，呼吸困難，有一次他向我抱怨，說空調裡散發出來的熱風，讓他覺得很不舒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只能埋怨氣候不好，我們正好處在不南不北的位置上，純粹北方就好了，房間裡有熱水汀，地道的南方也行，乾脆氣溫高一些。江蘇的氣候要麼把人熱死，要麼就讓人凍得吃不消。此後不久去上海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評獎，快經過蘇州的時候，我想到了臥病在床的陸文夫，想到了空調散發的讓他不爽的暖風，突然決定中途下車，直奔蘇州的電器店，買了一個取暖油汀，然後送到陸文夫家。他感到很吃驚，沒想到我會出現，更沒想到我會給他送這玩意兒。我也覺得很有意思，怎麼就會靈機一動，為什麼不能早點想到呢，取暖油汀使用起來，顯然要比空調舒服。
這是我與陸文夫的最後一次見面，早就知道他身體不好，早知道不可能恢復，早知道會有那麼一天，就跟自己的父親當年過世時一樣，明知道事已不可避免，明知道那消息就要到來，可是從感情上來說，還是不太願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