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談論墳墓、蛆蟲和墓碑吧，
讓我們以泥土為紙，用我們淋雨的眼睛
在大地的胸膛上寫下我們的悲哀。
讓我們找幾個遺產管理人，商議我們的遺囑……
——莎士比亞《理查二世》，朱生豪譯
「一定是溫斯頓·丘吉爾讓你心臟病發作的！」悼文作者的妻子說道。這位悼文作者是個靦腆的矮個子男人，戴一副角質邊框的眼鏡，嘴裡總叼著煙斗。他搖了搖頭，語氣柔和地答道：「不對，不是溫斯頓·丘吉爾。」
「那麼就是T.S.艾略特。」她輕聲地急忙補充道。他們正在參加紐約的一個小型晚宴，其他客人似乎對他們的對話也很感興趣。
「不，」悼文撰寫者說道，語氣仍然很溫和，「不是T.S.艾略特。」
悼文作者的妻子上面一番話的意思是，為《紐約時報》加班加點地趕寫那些長段悼文會加速他走向墳墓的速度。即便真的被妻子的這一連串問話惹惱了，他也沒做什麼表示，也沒提高說話的嗓門。他現在極少失態。奧爾登·惠特曼只有一次對瓊大喊大叫過。瓊是他現在的妻子，一位年輕的褐髮白種女人。那次他的確有點兒歇斯底里，情緒失控。他還隱隱約約地記得當時的情景，他因為瓊把家裡的什麼東西放錯了地方而斥責她。他現在懷疑那次吵架可能完全是他的錯。儘管這件事發生在兩年前，而且只持續了幾秒鐘，但它總是困擾著他。對他來講，這種失去自我控制的時候確實少見。從那以後，他一直是一位脾氣溫和的丈夫，從未再發過火。每天清晨，瓊還在睡夢中時，他就悄悄起床，開始做早餐，給她煮一壺咖啡，再為自己泡一壺茶；然後，他會在書房中坐上一個多小時，抽著煙斗，飲著茶，瀏覽報紙；每當看到有某位獨裁者去世或某位政治家生病時，他的眉頭就會稍稍向上挑起。
早晨9點，他從兩三套西服中挑出一套穿上，再照照鏡子，整理一下領結。他並不英俊，長著一張普普通通的圓臉，儘管不陰沉，但也總是一副嚴肅的神情。他有一頭棕色的頭髮，雖然已52歲，卻沒有一絲白髮。他的角質框架眼鏡後面是一對非常小的藍眼睛。由於得了青光眼，他每隔三小時就要點眼藥水。鼻子下面長著厚厚的紅褐色鬍子，鬍子下面是滿嘴的假牙；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他的嘴裡都牢牢地叼著煙斗。
1936年的一天夜裡，在康涅狄格州的布裡奇波特鎮，也就是奧爾登·惠特曼的家鄉，在一條小巷裡，他的32顆真牙被三個胳膊粗壯的男人差不多都打掉或打鬆了。那時他才23歲，剛從哈佛大學畢業一年，對生活充滿熱情。襲擊惠特曼的人似乎反對他所持有的觀點。然而，現在惠特曼對那次攻擊他的人並不懷恨在心，他認為他們有思想，也不為自己失去了牙齒而傷感。他說，牙上全是洞，沒有了它們倒是件好事。
穿戴完畢後，惠特曼與妻子告別。他們一會兒又會再見面，因為她也在《紐約時報》工作。1958年春天的某一天，就是在那裡他注意到了她。她在九樓的女性版工作，當時她穿著佩斯利渦旋花紋大衣，正在嘈雜的三樓編輯部大廳送油印清樣。打聽到她的名字後，他就開始通過報社內部郵遞系統寫信給她。在一封信中他寫道：「你穿佩斯利渦旋花紋大衣的樣子簡直美極了。」並署名「美國佩斯利渦旋花紋協會」。後來，他向她表明了身份。5月13日夜晚，他們在西四十四街的德黑蘭餐廳初次見面，並一起吃了晚飯，聊到餐廳關門時才離開。
瓊被惠特曼迷住了，尤其是他那裝滿了各種無用信息的奇跡般的大腦——他能把歷任教皇的名字按在位順序倒背如流，對每一位國王的情婦及他們的執政時間瞭如指掌；他知道《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於1648年；尼亞加拉瀑布高167英尺；他知道蛇不會眨眼，貓一般只記地方不記人，而狗卻只記人不記地方；他是《新政治家》《新觀察家》的忠實讀者，紐約時報廣場外埠報攤上的各種雜誌他都閱覽；他每天閱讀兩本書；因為喜歡亨弗萊·鮑嘉，他把《卡薩布蘭卡》看了36次。儘管她比他小16歲，是位牧師的女兒，而他卻是位無神論者，瓊知道她還想見他。1960年11月13日，他們結了婚。
惠特曼的公寓位於西一百一十六街，在一幢舊磚樓房的第12層。他從家裡出來後，朝百老匯地鐵口慢慢走去。早晨這個時候，人行道上全是年輕人——哥倫比亞大學漂亮的女大學生，胸前抱著課本，正步履匆匆地趕往教室；留著長髮的年輕人在到處散發攻擊美國政府對越南及古巴政策的傳單——然而，由於有許多使人聯想起死亡的地方，哈德孫河附近的這個街區也似乎變得神聖而莊嚴了：格蘭特之墓，聖克萊爾·波洛克之墓，科蘇特·拉約什[1]、蒂爾登州長及聖女貞德紀念塑像；教堂，醫院，消防隊員紀念碑，上百老匯的一座辦公樓頂上寫著「罪惡的下場就是死亡」的牌子，老年婦女之家，以及兩位住在距惠特曼家不遠地方的上了年紀的悼文撰寫者——一位是最近剛退休的《時報》悼文撰寫者。
坐在駛向市中心時報廣場的地鐵上，惠特曼一直想著死亡有關的消息。他從早報上得知亨利·華萊士身體欠佳，葛培理曾去過馬約診所。惠特曼計劃十分鐘後一到報社就直接去資料收藏室查看那些事前寫好的葛培理牧師和前副總統華萊士的悼文資料（華萊士於幾個月後去世）。這間資料室裡存有全部新聞剪報和預先寫好的悼文，《時報》的資料室裡有2000份預先寫好的悼文。惠特曼知道，這些悼文中有許多都是很久以前寫好的，如J.愛德加·胡佛、查爾斯·林白及沃爾特·溫切爾的悼文，現在都需要更新了。最近，約翰遜總統住院接受膀胱手術，他的備用悼文就立刻被更新了；同樣，教皇保羅出訪紐約之前，他的備用悼文也被更新了；還有約瑟夫·P.肯尼迪的備用悼文也做了相應的修改。對一位悼文撰寫者來講，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一位世界偉人去世時悼文上都沒有寫入他最近的生平事跡。惠特曼知道，讓一位悼文撰寫者成為即興歷史學家，僅用幾小時的時間就準確、清晰、客觀地對死者的生平做出評價，是一件痛苦萬分的事情。
1965年阿德萊·史蒂文森[2]猝死倫敦，惠特曼是從瓊打來的電話中得知這個消息的。那時他剛做《時報》的悼文作者，急於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因為馬上得寫出一篇悼文，惠特曼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走出編輯部大廳去吃午飯。當乘電梯上到11層的餐廳時，他突然感到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原來是城市組的一位編輯助理，「奧爾登，你能馬上回來嗎？」他問惠特曼。
惠特曼吃完午餐後就馬上回到樓下。這位助理編輯給了他一筐的資料夾，裡面全是關於阿德萊·史蒂文森的資料。惠特曼馬上把這些資料拿到了編輯室的後面打開，把它們鋪在桌上，開始閱讀、消化、做筆記，他的假牙咬得煙斗嘎嘎作響。
最後，他終於轉過身來，坐在打字機前。不久，一段段的文字開始從打字機上流淌到白紙上：「阿德萊·史蒂文森是美國公共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很有修養，舉止優雅，聰明機智，是一位受人愛戴的政治家。競選失利並沒有給他的名譽帶來絲毫的損害，他在外交方面發揮的作用卻與日俱增……」這篇悼文一共4500字，如果不是時間有限，還會寫得更長。
這次工作難度很大，但與那篇在規定時間內要求完成3000字的馬丁·布伯悼文相比，卻算不上難寫。布伯是位偉大的猶太哲學家，惠特曼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幸運的是，他通過電話聯繫到一位對布伯的哲學思想和個人生活都非常熟悉的學者。有了這位專家所提供的信息，再加上《時報》資料室裡的那些文章剪報，惠特曼就可以按時完成這項工作了。但是，他對自己寫的那篇悼文一點也不滿意。那天夜裡，瓊不時聽到他在屋裡來回踱步的聲音；惠特曼手裡拿著酒瓶，嘴裡嘟囔著自我嘲解的話：「一派胡言……太膚淺了……一派胡言。」第二天惠特曼上班時以為會受到批評，沒想到卻有人告訴他有幾位紐約學者打來電話，說他的悼文寫得很有水平。惠特曼一點兒也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相反地，他立刻對那些表揚他的學者的學識產生了懷疑。
只有那些在死者生前就已完成的悼文才不會讓惠特曼擔心，就像他為阿爾伯特·史懷哲寫的那篇很有爭議的悼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既讚揚了這位「偉大的博學之人」的人文主義精神，同時又批評了他那傲慢的家長作風。還有那篇他為溫斯頓·丘吉爾寫的悼念文章，他感覺也寫得不錯。這篇悼文洋洋灑灑2萬餘字，是惠特曼和其他幾位《時報》作家通力合作的結果，文章在丘吉爾爵士去世兩周前就寫好了。惠特曼為「神聖神父」（Father Divine）、勒·柯布西耶和T.S.艾略特寫的悼念文章都是在截止時間前趕出來的，但這並未讓他感到恐懼和擔心，因為他對這三位大師的作品和生平都瞭如指掌。他對艾略特尤其瞭解，他在哈佛上學時艾略特是駐校詩人。他為艾略特寫的悼念文章是這樣開頭的：「世界就是這樣告終的/世界就是這樣告終的/世界就是這樣告終的/不是砰的一聲，而是一聲抽泣。」[3]接著，文章描述艾略特是一位最不可能成為詩人的人物：「他的衣著樸實無華，言談舉止平淡無奇，全身上下沒有絲毫浪漫氣息；他沒有一點神秘光環，目光也沒有那種銳利、深邃，一顆赤誠的心蕩然無存地袒露給人們。」
就在他撰寫艾略特的悼念文章時，一個送稿生給他送來了許多讚揚詩人作品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與艾略特同時代的詩人路易斯·昂特邁耶寫的。惠特曼讀這篇文章時，眉毛又疑惑地挑了起來，他以為昂特邁耶早就去世了。
這是悼文作者身上常見的職業病。由於在某人去世前就撰寫或讀過他的悼念文章，他們的腦子裡往往就有了這位名人已經去世的印象。奧爾登·惠特曼發現，自從他不做校對編輯而改做悼文作者以來，他常常用過去時態稱呼一些現在仍然活著或即將去世的人。例如，他認為約翰·L.路易斯已經去世；還有E.M.福斯特、弗洛伊德·戴爾、魯道夫·赫斯、羅德島前參議員格林、露絲·埃汀、格特魯德·埃德爾等人，儘管這些人都還健在，他卻以為他們都已不在人世了。
另外，他也承認，當提前寫好一篇優美的悼文後，他往往會按捺不住身為作者的得意之情，迫不及待地期望文中主人公盡快去世，這樣他的大作就可公之於眾了。必須說明的一點是，雖然這種想法會有損他的浪漫氣質，但它確實在大多數悼文作者中極具代表性；即使用編輯部的標準衡量，這些寫悼文的作者想法也是特別古怪的。
曾是《紐約世界電訊太陽報》悼文作家的愛德華·艾裡斯寫過一本關於自殺的書。他承認，他喜歡不時看到他以前寫的那些悼文一篇篇地在報紙上登出。
在美聯社，道爾·亨利·方達先生不無自豪地宣稱，他已為泰德·肯尼迪、約翰·肯尼迪夫人、約翰·奧哈拉、格雷森·柯克、拉芒·杜邦·科蘭德、查爾斯·芒奇、沃爾特·哈爾斯坦、讓·莫內、弗蘭克·科斯特洛和凱爾索這些名人完成了最新悼文。合眾國際社擁有24個四抽屜的卷櫃，裡面裝滿各種「名人故事」，包括有5歲的小約翰·F.肯尼迪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子女們的備用悼文。合眾國際社並沒有專職的悼文撰寫者，只是讓記者們輪流去寫。該社一些最好的悼文都出自一位名叫多克·奎格的資深記者筆下。據說，他曾驕傲地宣稱，他可以「讓這些文章活靈活現，有血有肉」。
據這一行當一位資深作家講，悼文作者特有的那種渴望文章見報的願望，並非完全出自文章作者的驕傲，也許還有過去傳統延續的影響。在過去，悼文作者一般是被臨時僱用的，報社不付錢給他們，除非悼文中所寫的主人公已死去，或用他們過去常用的委婉語講，在主人公「過世」、「離開人世」或「享盡天年」的時候。偶爾，在恭候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辭世的日子裡，編輯部的人們會玩一種被稱為「賭亡靈」的遊戲。每人出五美元或十美元，從寫好悼文的人名名單中選擇誰將最早離開人世。25年前曾在《時報》工作過的卡爾·施裡費特吉塞爾回憶說，當時有些編輯就靠這種遊戲贏過高達300美元的賭注。
現在在《時報》已見不到這種賭博行為了。但是，出於其他的原因，惠特曼的辦公桌裡卻有了一個重點監控人員的名單。他選中這些人，因為他認為他們有些人的日子已屈指可數，有些人已功成名就，他沒有理由再拖延為他們寫悼文了；或是他覺得有些人「挺有趣」，為了自己開心而提前為他們寫好悼文。
惠特曼還有一個被他稱為「延期名單」的單子，上面全是些年邁但依然健在的世界級領袖，他們或是仍然當權，或是在某些方面不斷製造新聞。為這些人寫一篇蓋棺定論的悼文不僅難度相當大，而且需要不停地對悼文進行修改或補充材料。因此，即使這些「延期」人物的悼文在《紐約時報》的資料室裡也會過時——例如戴高樂、佛朗哥的備用悼文——惠特曼一般會每過一段時間就對他們的悼文進行潤色補充。惠特曼當然知道這些「延期」人物很可能會突然去世，但他手頭上還有些他認為馬上就會死去或已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人。因此，他要先處理這些人，而非延期名單上的那些人。當然，他也可能估計錯誤，這也沒什麼，他以前就估計錯過。
很自然，總有這樣的一些人，惠特曼認為他們將不久於世，為他們寫好了悼文，而他們卻年復一年地活著；或許他們對世界的影響力或重要性日益下降，可他們卻一如既往地活著。在這種情況下，用A.E.豪斯曼的話講，這些人的名字就先於人死亡了。那麼，惠特曼則保留對其悼文進行更新修正的權利。儘管死亡曾困擾過海明威，使約翰·多恩黯然失色，它卻給奧爾登·惠特曼帶來了一份他很樂於干的每週工作五天的工作。假如有人剝奪了這份寫悼文的工作，再讓他回到校對桌上去，他也許會早死。
這樣，週一到週五的每個早晨，從上百老匯的住所乘地鐵到時報廣場時，惠特曼都期待著在《時報》的又一天工作，期待又一天與那些已經死去、正在死去或即將死去的人打交道（如果他的判斷正確的話）。他一般11點到達《時報》大廈的大廳，他的膠底皮鞋走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點聲響也沒有。他嘴裡叼著煙斗，左手拿著一罐茶，那是他剛從街對面的小攤上買的，小攤的主人是一位高大的希臘人。幾年來，惠特曼已很熟悉他那張臉了，卻不知道他的名字。惠特曼上到三樓，向前台小姐道早安，然後轉到編輯部，與坐在一排排桌子後面的記者打招呼，他們也與他打招呼。他們都和他很熟，並慶幸是他而不是自己必須去撰寫那些悼文與訃告。他們知道，人們讀這一版時都特別認真。那些對死亡有好奇心的、尋找生活線索的以及求租空房的讀者們讀到這一版時都特別認真，也許有點過於認真了。
所有記者偶爾都得自己寫些較短的悼文，這足以讓他們頭疼了。篇幅較長的悼文是很難寫的，故事必須真實，能吸引讀者，分析必須準確無誤；而且，和《紐約時報》一樣，在將來的某一天，這些悼文將被歷史學家評判。然而，對於寫悼文的作者來說，這份差事並不會給他們帶來榮譽，因為文章也不會署他們的名；報社有規定，這類文章不准署名。惠特曼對這些似乎並不在乎，他特別適合做這種默默無聞的工作。他喜歡當一個普普通通的無名小卒——他在《時報》的員工號是第97353號，圖書借閱卡號是6637662，擁有一張山姆·古迪唱片店的優待證，在天氣晴朗的週末時借岳母1963年產的小別克去兜風，當一個永遠不被人們引用的人。他曾經是羅傑·拉德高中橄欖球隊、棒球隊及籃球隊的領隊，而現在卻為《時報》拚命工作。當他的同事們整日在外四處奔波的時候，他卻悄然無聲地坐在巨大的編輯部大廳裡，沉浸在他一個人所擁有的一半是生、一半是死的小世界裡。
編輯部大廳大概有一個橄欖球場那麼大，也可能有它的兩倍那麼大，裡面是一排排的灰色金屬桌子，顏色全都一樣。每個桌子前都坐著一位打電話核實消息來源的記者。他們正在核實各種消息，有謠言、內部消息、報告、聲明、恐嚇、搶劫、強姦、交通事故、政治危機以及各種各樣的層出不窮的問題。這是一個各種問題匯聚的大廳。在這裡，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報道通過電傳、電報、電話或自動接收機分分秒秒地傳到這間大屋子裡：多瑙河的災害、坦桑尼亞的騷亂、巴基斯坦的危機、棘手的的裡雅斯特地區、里約熱內盧的謠言、西貢的動盪局勢和政變、消息靈通人士所言、可靠線人報道、非洲問題、猶太問題、北約問題、華約問題、蘇哈托問題、西哈努克問題……而惠特曼卻坐在編輯大廳的後面，細細地品著茶。他對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怎麼關心，他只關心最終的結果。
他思考著，在這些人物、這些問題製造者最終死去時，他該用什麼樣的字眼來形容他們。他正坐在打字機前，雙肩向前，斟酌著該用哪些詞來為毛澤東、哈里·杜魯門、畢加索提前準備悼文。他也在考慮該如何為嘉鮑、瑪琳·黛德麗、斯泰肯和海爾·塞拉西撰寫悼文。惠特曼思考了一個小時後，他在一張紙上打下這樣一段話：「毛澤東，一個普通農民之子，位列全世界最有權力的統治者之中……」在另一張紙上，他寫道：「1945年4月12日下午7點9分，一位幾乎沒什麼人聽說過的人成為了美國總統……」接著，他又寫道：「畢加索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方面；他是偉大的畫家、忠誠和不忠誠的愛人、慷慨大方的人，甚至還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劇作家。」根據前一天的筆記，他又寫道：「作為一名演員，魯道夫·西貝夫人曾經美妙絕倫。儘管她的腿不及米斯坦蓋的美麗，但是她多年扮演的瑪琳·黛德麗這一角色卻一直是性感和魅力的代言人。」
惠特曼對他寫的東西不太滿意，仔細地修改措辭和用語，然後停下了手裡的工作，大聲地念了起來：啊！當偉大的斯泰肯去世時，《時報》的悼文與訃文版上將會刊登出多少精美的照片。然後，惠特曼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購買這期的《星期六文學評論》，因為封面故事是關於英國傳媒大亨巴倫·羅伊·湯姆斯的，他現在已70歲，頭髮已花白，這個故事馬上就會派上用場。惠特曼說，另一位讓他感興趣的人是住在紐約的薩拉托加礦泉城的著名幽默家弗蘭克·薩利文。幾天前，惠特曼曾經給薩利文先生的好友、劇作家馬克·康納利通過電話。他剛要說「你以前認識薩利文先生，是吧？」（過去時）可是話到嘴邊時他停住了，改成「《時報》正在更新有關弗蘭克·薩利文先生的資料」——對，就是這樣說的——他是否可以與康納利先生共進午餐，這樣他就可以更多地瞭解一些有關薩利文先生的情況。一頓午餐就這樣確定了。接下來，他又用同樣的方法，以瞭解馬克·康納利為借口，約了薩利文先生共進午餐。
每當惠特曼去聽音樂會，他總抵制不住往大廳裡四處張望的誘惑，總想觀察一下觀眾中的一些名人，因為這些人不久就會進入他的創作視野了。最近，在卡內基音樂廳，他注意到離他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坐著的是阿圖爾·魯賓斯坦，惠特曼迅速舉起了手中用來看歌劇的望遠鏡，對準了魯賓斯坦的臉。他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他的嘴及灰白的頭髮；他也吃驚地注意到，幕間休息時魯賓斯坦站起來時個子是多麼矮小。
惠特曼把這些細節一一記下。他知道，總有一天這些東西都會為他的作品增添生命力。他深知這些名人的精彩悼文應該像辦得體面的葬禮一樣，必須得提前做好準備。丘吉爾就曾對自己的葬禮做過安排。伯納德·巴魯赫的親友們曾在他去世前就去過弗蘭克·E.坎貝爾葬禮教堂為他安排葬禮細節。現在，巴魯赫的兒子，儘管健康狀況良好，也做了這樣的安排——同一位個子矮小上了年紀的老女傭一樣。這位女傭人最近花6000美元買下了一座大墳墓，上面還刻上了她的名字，現在每隔一個月左右她就會到位於韋斯特切斯特縣的墓園裡去看一看她為自己買下的那座墳墓。
「死神永遠不會讓一個聰明人毫無準備。」讓·拉封丹曾這樣寫過。惠特曼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經常把他的那些提前寫好的悼文補充更新，卻從不允許任何一個人讀自己的悼文，正如已故的埃爾默·戴維斯所講：「人一旦讀過自己的悼文，就決不會再與從前一樣了。」
幾年前，《紐約時報》的一位編輯心臟病康復後，重返工作崗位。為他寫悼文的記者把他寫的悼詞拿給了這位編輯，讓他更正裡邊的一些錯誤和遺漏。這位編輯於是就讀了。當晚，他的心臟病又一次發作了。然而，海明威卻非常喜歡報紙上關於他在非洲的一次飛機失事中死亡的報道。他把這些報道都剪貼到一本厚厚的夾子裡，聲稱「每一天都是喝著一杯冰鎮香檳、讀著悼詞開始的」。埃爾默·戴維斯已兩次被錯報死於災難中。他承認，「在報道死亡後又突然出現，會給親朋好友帶來一種難以描述的影響」。但他卻不同意惠特曼的觀點。他說：「儘管大多數人都認為看過自己的悼詞就會與悼詞所講的對著幹，但情況卻不是這樣的。」
有些新聞界人物因為不太相信他們的同事，索性提前撰寫自己的悼詞，悄悄地塞入《時報》報社的資料室，等待最終發表。紐約《每日新聞》報的一位名叫洛厄爾·林普斯的記者為自己寫了悼詞，並於1957年署著他的名字刊登在這家報紙上。這篇自撰悼詞是這樣開始的：「這是我為《每日新聞》寫的大約8700篇文章中的最後一篇，這肯定也是我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了，因為我昨日已離開了這個世界……我之所以親自撰寫悼詞，是因為我比任何人更瞭解我自己；而且，我尊重事實，絕不對自己進行不符合事實的讚美……」
過去悼詞與訃告頁上總是充斥各種感傷之辭，現在卻很少這樣，只有在殯儀館承辦人的業務廣告右上角的斜體死亡悼文欄裡你才能看到這類感傷之辭。一般死亡悼文都是由死者家屬出錢刊登的，死者都毫無例外地被冠以「敬愛的」父親、「親愛的」丈夫、「親愛的」哥哥、「敬愛的」外公或「尊敬的」伯父這樣的字眼。死者的名字全部按字母順序排列，一律用大寫黑體字母書寫。這樣，就像公佈棒球比賽的成績一樣，便於讀者有心無心地瀏覽。仔細閱讀這類死亡悼文只有極少數的人，其中就有一位73歲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西蒙·德·瓦烏希爾。
德·瓦烏希爾先生是一位退休圖書館管理員。有一段時間，他曾是紐約每家日報悼文訃告欄目的職業讀者，他在為美國雜誌《美利堅》上的一項研究做調查。這項調查的一個結果是：《紐約郵報》上刊登的大多數悼文是猶太人的，《紐約世界電訊太陽報》刊登的大多數是新教徒的，《美洲日報》上刊登的大多數是天主教徒的。有個猶太長老在讀了這項調查後，加了一條註釋，大意是《時報》似乎各種人的悼文都刊登。
然而，如果相信《時報》上的報道的話，你就會發現，訃告與悼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那些董事長。德·瓦烏希爾先生指出：在《時報》上，海軍將軍們的悼詞一般要比陸軍將軍們的長些；建築師的要比工程師的精彩；畫家的要比其他類別的藝術家的更生動，畫家們似乎都在紐約的伍德斯托克去世。從《時報》上看，女人與黑人似乎很少過世。
寫悼文的作家也永遠不會死亡。至少德·瓦烏希爾先生說，他從未在報上讀到過這種人的悼詞，儘管去年上半年惠特曼因心臟病發作差點送命。
惠特曼被送往紐約尼克布魯克醫院後，編輯部派了一位記者去「更新有關他的資料」。自從康復以來，惠特曼從未讀過為他預先準備的悼詞，他也不打算去拜讀它。但他估計他的悼詞會有七八段長，如果將來有一天派上用場的話，它會這樣開始：
「奧爾登·惠特曼，《紐約時報》員工，曾為世界上的許多名人寫過悼文，昨日突然因心臟病發作死於他位於西一百一十六街600號的家中，享年52歲……」
他可以放心，這篇悼詞講的完全是事實。悼詞中將記錄下列內容：他於1913年10月27日出生在新斯科捨，兩年後隨父母來到布裡奇波特；他曾兩度結婚，與第一位妻子生有兩個孩子，他積極參與紐約報紙行業協會的工作；1956年，他和其他報界人士一起被參議員詹姆斯·O.伊斯特蘭德詢問有關他參加左翼活動的情況。悼文中可能會列出他上過的學校，但不會提到上小學時他曾逃學兩次（令他母親高興的是，兒子的這種行為並未影響她在學校董事會的聲譽，她是位教師）。悼文中還會列出他工作過的地方，但不會提到1935年他被人打掉牙齒，不會提到1937年他游泳時差一點淹死（他覺得這次經歷十分有趣），不會提到1940年他差一點被倒塌的護牆砸死，不會提到1949年他因汽車失去控制撞到科羅拉多州山崖邊的一座大山上，也不會提到他重複了大半輩子的一句話：上帝根本不存在。我不害怕死亡，因為沒有上帝；也不會有末日審判。
「但死後，你會變成什麼，惠特曼先生？」
「我不會有到處遊蕩的靈魂，」他說，「只是一種肉體的自然死亡。」
「如果你因心臟病突發死亡，在你看來，你妻子會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首先她會安排把我的屍體以我所希望的方式處理掉，」他說道，「悄悄地被火化掉。」
「然後呢？」
「然後，做完了這件事後，她會把注意力投向孩子們。」
「然後呢？」
「然後，我想，她的精神會徹底垮掉，大哭一場。」
「你肯定嗎？」
惠特曼停頓了一下。
「是的，我想會是這樣的，」他抽著煙斗，最後說道，「在這種情況下，這是發洩悲傷的常規方式。」
[1] 科蘇特·拉約什（Kossuth Lajos，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匈牙利民族英雄。匈牙利1848年革命領導人，擔任革命中獨立的匈牙利共和國元首，革命失敗後被迫流亡海外。紀念科蘇特的雕像建於1928年，由科蘇特紀念碑委員會出資。
[2] 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1900—1965），美國政治家，曾於1952年和1956年兩次代表民主黨參選美國總統，均以失敗告終。後被任命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3] 摘自T.S.艾略特1925年創作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此處採用的是趙蘿蕤的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