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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舒亞·洛根的柔軟心靈

劇院裡的燈光暗了下來,觀眾席中閃耀著珍珠和寶石的光芒,站在高處望去如同從飛機上俯瞰夜幕下城市中如豆的燈光;音樂響起,帷幕漸漸地拉開;男士們紛紛落座,排排黑色的領結好像振翅欲飛的蝴蝶。這裡正舉行著音樂劇《總統先生》(Mr.President)的首映式。雖然巡演後得到的劇評很糟,今晚在百老匯的演出也效果平平,但身著裘皮大衣的觀眾仍然在劇終後跑到後台,臉上還帶著觀看首場演出時的激動神情,向導演喬舒亞·洛根[1]道賀:「親愛的,你真了不起!」「喬舒亞,祝賀你!」「太精彩了,喬舒亞,棒極了!」

洛根知道他們心裡並不這麼想,他們自己也明白,初演的這幾個晚上,導演和觀眾幾乎沒有說真話的想法。劇評家在報紙上猛烈抨擊這次演出,《美國週刊》的約翰·麥克萊恩問道:「萬無一失的洛根先生怎麼也有今天?」

萬無一失的洛根先生其實是很樂意回答的,但在排演期間,他的同事們攔住了他,畢竟這個答案於事無補,也不光彩。所以,到了現在1962年秋天,在連續遭受了三次打擊之後(另外兩部是《全體美國人》〔All American〕和《有一個小女孩兒》〔There Was a Little Girl〕)他清楚地知道,八個星期後要上演的那部戲只能成功,不能失敗。薩迪餐廳已經有人在說他的執導風格正流於粗俗了。在排演《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燒紅》[2](下略《猛虎》)的過程中,朋友們注意到他所承受的壓力正與日俱增,使他們很擔心。1941年和1953年,他曾在精神病院中接受過治療。

從《猛虎》排演的第一周起,四十五街的布斯劇院就充滿了緊張和不安的氣氛。人們的心理反應捉摸不透,似乎是在懷疑洛根的能力,並且嫉妒彼此的角色。克勞迪婭·麥克尼爾是《猛虎》的女主角,一個高大黝黑的女人,整日默默地盯著洛根,打量他。從她的態度看,她似乎能洞察他那秘密的懦弱面,並擁有能擊垮他的力量。54歲的洛根,鶴發銀鬚,是個大塊頭,對人卻很隨和,臉色有些蒼白地站在這位黑人女演員面前。《猛虎》的故事發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它講述了一個母親如何讓她的孩子們生活在她創造的夢幻世界裡的故事。排演一天天地繼續,越來越多的記憶湧入洛根的腦海。他記起路易斯安那的曼斯菲爾德,想起在外祖父的棉花種植園裡度過的時光。那時,他總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彪悍的青年,站在馬背上,雙臂交叉抱在胸前,穿過曼斯菲爾德大街,這是他的夢想。但他在真實生活中,卻找不到一點和他心目中的英雄的相似之處。

他自視為一個柔弱無能的孩子。自父親英年早逝,他就由外祖父撫養,幾乎是在女性親眷的嚴密看管下長大的。妹妹瑪麗·李時時刻刻為他操心。他的黑人保姆艾美·萊恩經常對他發脾氣,還從廚房的窗戶看著他,操著南方口音說:「夫人,他走路活像法官老洛根!」他的母親蘇珊則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讀詩歌給他聽,費盡心思讓他遠離那些污穢粗俗的東西。一天下午,一場宗教電影看到中間,在友第德砍掉赫洛弗尼斯的腦袋之前[3],蘇珊·洛根不想讓喬舒亞看到這一幕,把他推到座位底下,擋住他的視線,小聲但清晰地說:「想像你眼前是一片長滿了黃色雛菊的田野。想像你眼前是一片長滿了黃色雛菊的田野!」

蘇珊·洛根是位有教養的南方女子。她的家人和她已故的第一任丈夫(他也叫喬舒亞·洛克伍德·洛根)的家族一樣,最初定居在南卡羅來納州。喬舒亞·洛克伍德一世是從英格蘭的肯特郡移居美國的,18世紀中期死在離查爾斯頓16英里的地方。送葬的一行人抬著屍體在離城還有九英里的地方,曾遭到一群惡狼襲擊,只好把他的屍體埋在路旁。洛克伍德的遺孀受此打擊,很快返回英格蘭。但數年後,她的一個也叫喬舒亞的兒子回到查爾斯頓。在這裡,他的家人和本地的另外兩家——洛根家和李家相處融洽。隨後幾家結下了姻親。因此,蘇珊這位李姓家族的後裔,既是這位百老匯導演的母親,也是他的表親。

1830年代,洛克伍德、李、洛根幾家的分支從南卡羅來納州搬到亞拉巴馬州,蘇珊的父親在那裡開闢了棉花種植園。丈夫死後,她帶著3歲的兒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瑪麗·李,還有管家艾美·萊恩,來到父親的種植園。

蘇珊瞧不上曼斯菲爾德這個未開化的城鎮,這裡到處留有拓荒者的足跡,充斥著家族間的恩恩怨怨,酒館裡滋事生非,沒有任何古老南方的優良傳統,卻帶著蠻荒西部的一些特徵,不講禮儀,野蠻粗暴,和她夢中的查爾斯頓相差甚遠。蘇珊盡最大努力不讓喬舒亞染上這個城鎮的惡習。終於有一天,可能是馬戲團來巡演的那一天,洛根看見一個人放開韁繩穩穩地站在馬背上,穿過曼斯菲爾德大街——精彩極了,完美平衡;一個自由的人,不依賴韁繩。

喬舒亞·洛克伍德·洛根長成一個少年時,外祖父開始向蘇珊抱怨,孩子要被她養成娘娘腔了。喬舒亞很敬愛外祖父。「為了讓他高興,我可以把塔巴斯哥辣椒醬放在牛奶裡喝。」他說。他很快成為一名出色的游泳健將,參加了「查理斯大力士」的健身課程,隨後還去了印第安納的卡爾弗軍事學校念中學——因為他的母親在1917年和那裡的一名教師霍華德·F.諾布爾上校結了婚——並成為一名拳擊手。受到諾布爾上校的鼓勵,他在拳擊場上刻苦訓練,陸續贏得排級、連級、營級甚至團級的拳擊冠軍稱號。後來他將《紫籐樹》(The Wisteria Trees)一劇獻給諾布爾上校。然而每一次他贏得比賽,手被裁判高高舉起時,他總是埋怨自己,「噢,上帝!」——獲勝意味著他不得不和其他人爭奪打鬥,而他恨透了這一點。

卡爾弗的課程結束後,母親又把他送進普林斯頓大學,因為該校「很不錯」,「酗酒現象要少得多」。在那裡他成了三角俱樂部[4]的主席。畢業後,又在莫斯科師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學習戲劇導演。六個月後,洛根在紐約定居,開始了新的職業生涯——戲劇導演。諾布爾上校去世後,母親來到紐約,和他住在一起。後來,當他同時導演兩部劇作時——晚上在新澤西排一部,另一部白天在紐約——他的母親每天早晨都會在紐約賓夕法尼亞車站帶著一品脫橘子汁兒迎接他。一個和他很熟的朋友說:「喬舒亞擺脫母親的唯一辦法,就是進精神病院的大門——那門一直是鎖著的。」

1941年,由於極度勞累,情緒低沉,他的精神開始崩潰,不得不住進費城的一家療養院。1942年年末,他重返百老匯,成功地導演了《朱庇特》(By Jupiter)。1953年,在排演《好心的先生》(Kind Sir)期間,又與代理人和律師爭論米切納[5]的小說《莎揚娜拉》(Sayonara)的電影版權問題,結果使他又一次精神崩潰;一年後,他恢復了健康,成功地導演了另一部劇作《范妮》(Fanny)。

九年過去了。在《猛虎》一劇的排演中——它是由彼得·S.費爾伯曼的小說《沒有曙光的地方》(A Place Without Twilight)改編成舞台劇的——喬舒亞逐漸發現,這個故事,尤其是其中的角色,總會勾起他孩提時代的記憶。他同時感受到來自演員的「威脅」,特別是克勞迪婭·麥克尼爾,他覺得她的一舉一動酷似艾美·萊恩。他會記起曼斯菲爾德——那是他的心病和兒童時期複雜心理的根源。有人曾揣測,這齣劇是他承受不了的一次重遊故地。可他需要這部作品成功,此外還有好多事等著他做,有日常生活的瑣事,也有籌集資金的要事。他和妻子內達收留的兩個孩子正在私立學校讀書,東河旁的豪華別墅需要維修,還有他的劇組,他的電影公司,他的司機,他的廚師,他的心理醫生——他每週有五個早晨得去拜訪,還有康涅狄格家的寬敞庭院和修剪精美的花園需要照看。雖然洛根每年在此有50萬美元的進項,但還是有點入不敷出。有一天晚上《猛虎》排練結束後,洛根精疲力竭地離開劇院時說:「我拚命工作,就是為了那該死的花園和心理醫生!」

他對演員並不嚴厲,當他們接不上台詞時,他仍保持耐心。他教給他們「西南部」的發音:「在那邊人們把路易斯安那說成『路艾茲愛那』。」他總是努力緩解(或至少試著)演員們的緊張情緒,講一些他從前在百老匯導演其他劇作時的趣事,說起《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的瑪麗·馬丁,談到《羅伯茨先生》(Mister Roberts),他充滿了激情;至於說到導演《猛虎》一劇,能否成功地將它搬上舞台,他沒有把握,所以隨時都歡迎任何演員提出任何意見或建議。「我不是操縱木偶的人,」他對演員們說,「我只是個編導,某種意義上的一個觀眾,一個朋友,一個給予人們鼓勵的人;沒有人懼怕我——或者因為我而發火。」

結果,在排演的第二周,糟糕的事情發生了。第一幕的部分台詞有所改動,演員們必須忘掉舊台詞,記住新台詞。而且他們還不滿意那個象徵著老虎、四處徘徊的小男孩的主要角色給了阿爾文·艾利,一個舞蹈演員。洛根的許多同事,每天坐在黑暗的劇院裡看著台上的一切,脾氣都變壞了。

「真該死!喬,阿爾文走路一點也不像猛虎!」

「是的,」洛根承認,「他有點兒像尼金斯基[6]。」

「你得找黑人馬龍·白蘭度來演那個角色。」

「是的。」洛根說。

「三周後就要上演了!」

「我的天啦!」費爾伯曼叫道。

「好了,別著急。」聯合製片人奧利弗·史密斯說。

「我很著急。」洛根說。

第二天,艾利和黛安娜·桑德斯排演調情的一幕,戲中黛安娜曲線畢露,不時扭動屁股。演完後,艾利突然奔向舞台的另一邊,躲在幕後的一個角落,將臉埋起來。整個劇場頓時鴉雀無聲,一秒鐘後,慢慢地,一陣高亢的狂笑聲在劇院裡迴盪,很快變成一種無法抑制的,幾乎是歇斯底里的嗚咽。每個人都驚呆了,所有人都一動不動——舞台上和整個樂隊。

最後,本來坐在劇場後面的彼得·費爾伯曼,急忙衝向過道,快步走向第七排的洛根。

「喬瑟,」費爾伯曼低聲說,「你得做點兒什麼了!」

「我能做什麼?」洛根一邊說,一邊用手搔著他那花白的頭髮,「他只能自己走出來。」

「排這齣戲我需要點安定。」坐在過道對面的助手喬·柯蒂斯說。

「問題是……」洛根說,「我會把藥都吃掉的。」然後他搖了搖頭。艾利還在抽噎,克勞迪婭在安慰他。洛根對柯蒂斯說:「你知道嗎,我從這兒得到了一種錯位的愉快。阿爾文所做的正是我想做的——躺下來大哭一場!」

但洛根、費爾伯曼、奧利弗仍然認為艾利能演好這個角色,至少他看起來相當適合:有一身健美的肌肉,比桑尼·利斯頓還要強壯;再說,現在去找一個演猛虎的人為時已晚。洛根覺得,如果劇本寫得再感人些,或許演員會更有信心。因此,隨後的三天,洛根和費爾伯曼躲在台下的一個小屋裡修改劇本——刪掉了一些書卷味太濃的情節,觀眾可能想看一些打鬥的片段。

「洛根到底在哪兒?」克勞迪婭嘟嚷著。那是製片經理戴維·格雷監督排演的第三個上午,克勞迪婭仍然對洛根午後早早離開了劇場而憤憤不平,她覺得「有禮貌才能受到尊敬」,他起碼也得讓她知道那天他不會來了。洛根在其他地方修改劇本,放下排演不管,克勞迪婭怒火中燒。其他演員在台下圍住她,這情景就像戲中的一個家庭一樣,她吼道:「洛根應該在這兒!我們不能沒有導演!」

「我們的面子要丟光了。」黛安娜·桑德斯說。

「那他也一樣!」克勞迪婭怒氣沖沖地說,「如果這次演出失敗,要是把責任推在我身上的話——哼!他也不敢——我就打電話給《郵報》的薩利·哈蒙德,或者給《論壇報》那個傢伙——他叫什麼來著?就是娶了那個女演員的——摩根斯頓,就是他,我要告訴他們事情的真相。我們來這兒可不是為了聽他的那九個笑話!什麼『路艾茲愛那』。三天了,連他人影也沒見!」

其他人都頻頻點頭,她接著說:「劇本應該在晚間改!他晚上到底在搞什麼鬼?狗屎!人們都以為我在《陽光下的葡萄乾》[7]中已竭盡所能,再沒什麼新鮮的東西了;不,那不公平……我吃夠了苦頭,和一群毛孩子一塊演戲,還得為我整個種族負責,我在這兒干了30年了……這個人,洛根,卻連他媽的人影也不見!」

幾分鐘後,門開了,洛根走進來,而後跟著費爾伯曼,拿著剛改過的第一幕劇本。洛根揮了揮手,從舞台側翼的台階下來,向正廳走去,走到劇場後面。克勞迪婭一直盯著他,她等待著,不到十分鐘,她看到了機會。

克勞迪婭正念著她的獨白,瞥見洛根和費爾伯曼在耳語。這就好像艾美·萊恩抓住了喬舒亞剛伸進甜餅罐的那隻小手。克勞迪婭勃然大怒,她朝著聯合製片人奧利弗·史密斯喊道:「洛根先生在講話,我演不下去了!」

「我沒有講話。」洛根從後面大吼,聲音尖銳而氣憤。

「你在講話。」克勞迪婭說,「連你說什麼我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沒講話。」他堅持道,「是別人在講,不是我!」

「是你在說話!」她喊到,聳起雙肩,咄咄逼人地盯著他,「我念台詞的節奏都被你打亂了!」

「你瞧,」他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到奧利弗坐的地方,對她說,「我不想惹你生氣!」

「是你在生氣,不是我!」她說。

「好吧,我受不了!」

「你是想讓我走麼?」她帶著挑釁的口吻問道。

「你看,」他溫和地說,「這兒的每個人都兢兢業業,你這樣發火我真的受不了。你想讓我們怎麼辦,不演了?」

克勞迪婭轉過頭去,又聳起雙肩,踱來踱去。

「現在,」洛根試圖緩解一下氣氛,因為他注意到台上的其他演員像被固定了的、啞掉的雕像似的站在那裡,「你們為什麼不回去重新開始?」

「我辦不到,」她漫不經心地說,「你打亂了我的節奏。」

「噢,奧利弗,」洛根呻吟著,他的手放在前額上,「我不能忍受別人發火!」

「好了,」她說,「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就是我的問題!」洛根尖聲叫著。

劇院裡的人們開始騷動起來,幸好克勞迪婭沒有回答,她慢騰騰地走開一點,就像一個相撲運動員等待裁決一樣。一段長時間的沉默過後,大伙的怒氣消了一點,克勞迪婭又念起了她的獨白。戴維·格雷喊道:「落幕!」大家都鬆了口氣。到了休息的時間。

洛根手揣在衣袋裡,站在布斯劇院外面,秋日的冷風掠過他花白的長髮。他說:「我對克勞迪婭的諸多容忍是因為我信任她,欣賞她的創造才能,我不想讓它凍結,雖然我知道我和她之間有隔閡。

「你知道嗎,」他接著說,「每當艾美·萊恩生氣時,她的臉就變得死灰;她高興時,臉色是棕色的,有時是紫色的。她生氣時總是嚇唬我,高興時又總是幫助我,給我穿衣,繫鞋帶,給我縫扣眼兒。現在,我拿到這個劇目,總好像看見了艾美·萊恩死灰的臉。我真想幫她——我必須幫助她——理順那些具有創意的鞋帶和扣眼兒。有時,我真不知道我是否強大到可以幫到她。」

他沿著劇院旁的舒伯特大道,邊散步,邊做著深呼吸。「這很有趣,」最後他說,「導演這部戲實際上我還是很高興的,或許是因為黑人。從某種角度講,至少,我在彌補……別人的所作所為給他們帶來的那種感覺。我小的時候很想成為一名黑人,我記得他們甜甜的笑容、溫柔的聲音,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的自由自在。他們可以赤著腳,光著身子肆無忌憚地瘋跑,他們用不著收拾得乾乾淨淨,用不著每週去三次教堂,用個時髦點兒的詞說,他們用不著去『符合社會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緩緩地說,「他們統治著我們——把我們禁閉在我們自己的地方。他們比我們強大,弱者的強大;只是他們並非弱者,他們擁有忍辱負重的力量。」

洛根又回到昏暗的劇院。台上還在排演,背景是路易斯安那簡陋的房屋,演員們在燈光下穿過花園。克勞迪婭的聲音柔和了許多,因為幾天前嗓子受了輕微的損傷。但這幕戲快結束時,她又扯開嗓門喊開了。洛根和藹地說:「克勞迪婭,輕聲點。」

她沒回答,只是和台上另一個演員小聲嘀咕。

「克勞迪婭,小聲一點。」洛根重複說。

她假裝沒聽見。

「克——勞——迪——婭!」洛根大叫,「你不是在報復吧,克勞迪婭?」

「是的,洛根先生。」她用一種柔和但諷刺的口吻說道。

「我受夠了,克勞迪婭!」

「是的,洛根先生。」

「別再說『是的,洛根先生』了!」「好的,洛根先生。」

「你這個無可救藥的粗魯女人!」

「是的,洛根先生。」

「你這頭野獸!」

「是的,洛根先生。」

「是的,野獸小姐!」

「是的,洛根先生!」

「是的,野獸小姐!」

突然,克勞迪婭不說話了,她意識到他在叫她野獸;她臉色變得死灰,目光冷峻,她一字一頓地說:「你——在——辱——罵——我!」語氣表明了她嚴正的立場。

「噢,上帝呀!」洛根拍著腦門。

「你——在——辱——罵——我!」

她像一塊巨大的岩石一樣站在那裡,一臉怒氣,看他會做什麼。

「奧利弗!」洛根喊,轉向奧利弗。他正將他瘦長而結實的身軀陷在椅子裡,就像狐狸待在洞裡一樣。他不想說任何可能冒犯洛根的話,他是他的老朋友;他也不想讓克勞迪婭從過道那頭衝過來把他這瘦長的身軀撕成兩半。

「奧利弗!」洛根接著說,「我真不知該拿她怎麼辦,她就像是這裡的女皇,或者其他……」

「你才是女皇!」她迅速甩過一句話。

「好了,行了,我是女皇,」洛根已經沒有精力再吵下去了,「現在我們做點什麼?」

「你再找個女演員。」她說。

「好吧,不錯,」洛根說,「不錯,」他重複著。「我們不演了,我們可以……」他沿著過道走開,似乎要離開劇場的樣子。

「你看。」克勞迪婭急忙說。他停住腳步。

「你瞧,」她又重新說,想到要是不演這個劇本了,其他演員就沒活幹了,這可全是因為她。「我有丈夫,我可以把火氣撒在……我在這個劇院待了30年了……要是我罷演的話……沒有人敢動我一跟手指頭,並且……」

她繼續嘮叨著,洛根知道她不會走了;他本可以再和她周旋一會兒,讓她束手無策,但他沒有;相反,他朝舞台走過來,爬上去,快步走向克勞迪婭,張開雙臂,擁抱了她,他的白鬍子壓在她的臉頰上。富有戲劇性的是,她也伸出她那健碩、黑黝黝的胳膊拍了一下他後背的白襯衫,並將他拉近。

兩人言歸於好,差點流下眼淚。這兩人身材高大,但是心地溫柔。他們突然和解了,柔和的燈光照在他們的身上。演員們聚在四周,打著口哨,拍著雙手歡叫著。

然後克勞迪婭愉快地放開了他,握緊了拳頭微笑著說:「可是,等演出結束後,我要打爛你的嘴!」

「演出結束後,」他也笑道,「你是逮不到我的!」

「我會逮到你的。」她發誓。

「恐怕你得花很多時間。」他說,「因為我會消失的!」

這幕過後,在最後兩周裡,排演的質量大大地提高了。沒有人說該劇會引起轟動,但至少會正式演出。下一次,如果克勞迪婭再向他發火,她不敢肯定他是否還會原諒她,因此她安靜下來了。當然洛根也不想找麻煩。當克勞迪婭在台上排練時,如果他想呼吸新鮮空氣,也不能從舞台上的門出去(她可以看得見),只能走進劇場的後面,那裡很黑,克勞迪婭看不清他。這個小小的動作讓他想起從前:他得拿掉四個門閂,打開一把鎖,躡手攝腳地,這樣或許會溜出曼斯菲爾德的家,期望艾美·萊恩不要發現。回來時,他也得悄悄地。這時他是安全的。

洛根和克勞迪婭的關係改善了。除此之外,劇本也精彩了許多;阿爾文·艾利也掌握了演猛虎的技巧,能夠很好地控制自己了,這一部分功勞還得歸於洛根的幫助。小阿爾·弗雷曼飾演艾利羸弱的兄弟,總有些幽默滑稽的片段。另外兩人的加盟更是錦上添花——格羅克爾·李·布朗,扮演一個邪惡的牧師敲詐艾利;保羅·巴利,演員裡唯一的白人,同另外五名演員競爭一個路易斯安那骯髒的鄉下佬的角色,最終他贏得了這個角色。其中有一位是洛根的老相識,演過《羅伯茨先生》。洛根熱情地接待了他的「羅伯茨」老友,但很快發現,與其說他在演鄉下佬,不如說是在演一個海軍軍官,因此洛根握住他的手:「非常感激你,鮑勃,但我想來想去,從年齡的角度考慮,你不適合這個角色。」然後對費爾伯曼說,「你不能總想著過去,是吧,彼得?」

「確實不能,喬。」費爾伯曼不動聲色地說。

但如果能回到從前,洛根寧願回到《羅伯茨先生》演出的日子,這是毫無疑問的。他說那真是令人興奮的幸福時光,和年輕的悲劇小說家托馬斯·黑根一起度過,合作了這部劇。洛根說,因為「我是個肥胖的躁狂抑鬱患者,黑根是個消瘦的躁狂抑鬱患者」。在一次狂歡的聚會上,兩人手腳攤開躺在一塊紅、黃、藍相間的地毯上——那是內達從碼頭舊貨商店買來的——匆忙地完成了第二幕。該劇本在百老匯上演了1157場。

那時,霍華德·林賽[8]說洛根是個天才。稍後,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9]說上帝賜與了洛根偉大導演應該具備的一切素質——一雙洞察戲劇音樂作曲及其走向的慧眼,一副聆聽對話和措詞的耳朵,一種使公司和諧運作的魔力,一份對劇本進行分析、評論、修改使之完善的才能。劇作家保羅·奧斯本[10]說道,洛根不可能在路上看見一個小孩從臭水溝裡撿煙屁股,而不抓住那孩子,並告訴他再撿時要撿好一點的。

1949年5月,黑根結束了其寫作生涯,溺死在浴缸裡,年僅29歲。洛根總是念念不忘《羅伯茨先生》的輝煌。他給兒子起名為托馬斯·黑根,並保留著那塊紅、黃、藍相間的舊地毯,把它供放在康涅狄格的家中。

從那以後,榮譽接踵而來——《南太平洋》《紫籐樹》《野餐》——但他仍然認為《羅伯茨先生》是他導演生涯的最高峰。他緩慢而略帶傷感地說:「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1953年,洛根回到路易斯安那,在新奧爾良上演《好心的先生》,同時還在爭取《莎揚娜拉》的電影版權。隨後,似乎是在轉瞬之間,他有天回到了曼斯菲爾德,在那片棉花種植園裡徘徊,看著外祖父沒有砍掉的紫籐樹。接著,他又來到外祖父為他和妹妹建造的遊戲房「歡樂洞」,當還沒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時,就已經爬了進去。後來他驅車回到新奧爾良,住進了德保羅醫院。

在《猛虎》上演前一周的一個夜晚,洛根穿過第三大道回寓所時說:「你問我何時能不再去看心理醫生了?呃,我真的不知道。你問我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我不能享受快樂和幸福?為什麼我的生活總是波瀾起伏,不盡人意?我想這得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給自己定了個永遠都不能超越的標準。我永遠都不能像我所想像的那樣出色——永遠不能站在馬背上,雙臂放在胸前,穿越曼斯菲爾德大街。」

但這並不意味著洛根在晚年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態。他自豪地說:「最終我沒有成為『亂踢狗屎的人』。你知道什麼人『亂踢狗屎』對吧?就是那些謙卑羞怯的壞傢伙,其實是裝出來的。」他做起了示範:手插在衣兜裡,腦袋耷拉著,拖著雙腳走路。「我不是這樣的人。」他說,他絕對不是這樣,儘管母親對他有點失望。有一次他告訴她自己得了普利策獎(因創作《南太平洋》劇本),她提醒兒子說那可是與人合寫的,意思是讓他明白,她是知道合作獲此殊榮和單獨獲獎是有區別的。

「無論怎麼樣,」洛根繼續說,「我知道我能做什麼,我知道我有能力對付不測,我知道我能使人們充滿信心,我能使一個猶豫不疑的人不再懷疑。我知道沒有一個藝術家不曾感到絕望,如果聽之任之,只能扼殺希望,因此我努力帶來希望,消除絕望。當我感覺灰心時,我用意志打敗它,如果我能的話——有時我也做不到——但我懂得,假如我在導演時感到恐慌,這個作品肯定會失敗。我曾給那些被認為無法被指導的演員做導演,像瑪莉蓮·夢露。我知道她需要被愛,受人尊敬,並得到關注,我辦到了。無論她表現得多麼恐慌,我仍然會做到冷靜又耐心。

「但是,」他若有所思地說,「如果我能從這一切中解脫出來,如果我能自由自在,我想我能夠寫作……要比馬塞爾·普魯斯特寫得更多,我不會停止寫作。但現在我的思維好像都堵在這兒了。」他用左手掐住了喉嚨說,「我還有一種想法——只是一種理論——如果我寫書的話,母親肯定會高興的,或許她早就這麼想了。也許我會變得和父親一樣,我會死去。」

在剩下的一段路裡洛根沉默著,一直到回位於14樓的豪華寓所,男管家把他迎進去。隔壁的內達正等著他。內達人很精神,臉上掛著微笑,是個漂亮可愛的女人。她是他第一部百老匯巨作《查利的姑母》(Charley』s Aunt)的首席女主角。在洛根沉浮的歲月裡,她始終如一地支持著他。當洛根去另一個房間時,內達談起了他們17年的婚姻生活。1945年12月8日,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他們舉行了非宗教結婚典禮,然後駕車回到紐約把喜訊告訴洛根的母親蘇珊。據內達回憶,蘇珊當時說:「好吧,這事兒不挺好嗎?我們還是喝點雪利酒吧。」

那段日子,內達一直住在五十六街東111號的倫巴第旅館,洛根的母親住在五十六街東102號;現在內達住在五十二街東435號,而蘇珊住在五十二街424號。「無論那時還是現在,我和諾布爾夫人離得一樣近。」內達微笑著——一個優秀的女演員才有的微笑。

喬舒亞回來時,聽見我們在談論他的母親,就和內達一塊講了很多有關蘇珊·諾布爾的故事。

這些故事他們一直津津樂道。喬舒亞記得有一次收到母親的信,告訴他有個親戚被應徵入伍,派到北卡羅萊納的布拉格堡。在「杜鵑花盛開時」的北卡羅萊納當兵真是件好差事!

內達講起幾年前大家一塊回查爾斯頓,他們去了公墓,洛克伍德·李和洛根家族的先輩都長眠在此。看到墓碑上那些名字,那些她一直崇拜的名字,蘇珊突然像一個年輕的芭蕾舞演員那樣,優雅而快樂地轉著圈兒。看見內達拿著照相機,蘇珊拉過喬舒亞,站在一位很特別的祖先的墓碑旁,讓內達留影。「站這兒,喬瑟,這兒。喬瑟站得遠了些。」蘇珊厲聲說,「站在多蘿茜旁邊……她很重要,是她讓咱們倆成了表親。」

他們又講了一些蘇珊的故事,最後喬瑟總結說:「噢,她會把你們迷住的!」

「她76歲了,」內達說,「她會活得比我們這些人都長。」

「你應該見見她!」洛根說。

幾天之後,在一個不合時節溫暖起來的秋日,蘇珊·諾布爾給我們打開了她公寓的門。在她身後的壁爐裡,熊熊的火焰燒得正旺。「早上好。」她帶著點英格蘭口音微笑著說,「希望你們別介意我生火。」

她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乾淨利落,灰藍色的眼眸,黑髮中夾著幾縷白髮梳到腦後,一張溫和的臉,顯得很活潑,看起來不到50歲。走廊裡懸掛著諾布爾上校的畫像,腰板挺直,可以看出他在軍隊裡擁有顯赫的地位。另一面牆上,是一張威廉姆·布萊克的版畫。起居室裡放著從南方種植園運來的傢俱,有些已經傳了好幾輩人了。她給我們倒上咖啡,端來了餅乾。經我們要求,她給我們看了自己所珍愛的家庭相冊。此刻她那雙機警的眼睛立刻充滿了神采,她的手輕輕地翻著,聲音很激動。

「瞧,」她指著穿著將軍服的小喬舒亞,微笑著說,「粉色的緞面,我自己做的……這是小瑪麗……這是我母親的語音老師,她不是很漂亮嗎?……這是,這是我的姨祖母……再看這個衣冠楚楚的年輕人,我很崇拜他,他是我的一個表親,亨利·李!……這位,是我的外祖父,姓李,約翰·巴赫曼·李,以紀念老博士約翰·巴赫曼。你知道,他是阿杜邦的一個朋友,他有很多鳥也叫巴赫曼……蹲在約翰·麥克亨利·內勃斯旁邊的是寧錄,這個小狗的名字來自《聖經》那個了不起的獵人寧錄……」提到她的父親,她停頓了一下,「他認為我把喬瑟管得太嚴,但喬瑟長大了,熱愛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父親還覺得我把喬瑟教成個女孩子了,但事實並非如此,他是個男子漢,兒童時代起他就是個小男子漢。我盡我所能把他培養成男子漢,這就是我所做的!當然我不會打棒球。」她說,「可是,我還是覺得男子漢有權享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東西。」

然後她的目光又回到相冊上。「看,」她說,眼睛又一次亮起來,「這是卡洛琳·多蘿茜·洛根,喬瑟的曾祖母……這是,這又是喬瑟……這兒,我想,是內達……」

12月22日,週六的夜晚,人們西裝革履——就好像要留影一樣——等在布斯劇院外來觀看《猛虎》的演出。蘇珊·諾布爾很早就來了;內達隨後也到了,身穿紅色鍛面禮服,披著毛披肩;洛根的助手喬·柯蒂斯、奧利弗·史密斯,還有彼得·費爾伯曼,他在裁剪得體的燕尾服上衣袋裡插了支康乃馨;還有理查德·羅傑斯、卡爾森·麥克庫勒斯、傑弗裡·赫爾德和蘇珊·拉瑪·洛……

「喬瑟在哪兒?」聯合製片人羅傑·史蒂文森問內達。

「高燒102度[11]。」她說。

此時,洛根正在家裡躺著,只有孩子們和他在一起。他記得這是自他的戲劇上演以來,第一次在演出當晚病倒。他臉色蒼白,很安靜。他說,聖誕節過後,他會帶上內達和兩個孩子去墨西哥阿卡普爾科度假。再接下來做什麼,他還沒有打算。這一年困難重重,他輕輕地訴說著諸如此類的話,直到11點,電話響了。

「親愛的,」電話那頭傳來內達的聲音。他可以聽見人們碰杯的聲音,「親愛的,迪克·羅傑斯想和你說話。」

「嗨,喬瑟!」

「嗨,迪克!」

「聽著,喬瑟,今晚的演出,我絕不扯謊,棒極了!」

洛根似乎激動得講不出話來。

「千真萬確!」羅傑斯接著說道,「我認為這是你這些年來最棒的作品。精彩至極,無法形容我有多喜歡它!」

「哦,迪克,」洛根幾乎快樂得流下眼淚,「謝謝你,迪克……謝謝你。」

內達又接過電話,然後費爾伯曼、奧利弗,還有其他人分別和喬舒亞通了話,都說《猛虎》的首場演出完美至極,觀眾非常認同。

當時紐約報業正在罷工,洛根是坐在床上看電視評論的。《國際先驅導報》的沃爾特·克爾很欣賞其中的幾個情節,但不是所有;《泰晤士報》的沃華德·陶布曼欣喜若狂,做了一年中他最富激情的評論;其他評論不一,但是電視播音員以「令人尊敬」的語言結束了節目。

洛根期待的正是這樣的「令人尊敬」。他需要的不是票房收入的激增,他經歷過很多次了;他真正需要的,他懷疑自己從來也沒得到過。

但至少他不是「亂踢狗屎」的人,不過誰又知道?或許很快一些年輕的天才導演也會導演出他們的《羅伯茨先生》。於是洛根又躺回他的大床上等待內達的歸來。三天後,他帶著內達和孩子們去了阿卡普爾科。

開演53場以後,這部作品落下了帷幕。


[1] 喬舒亞·洛根(Joshua Logan, 1908—1988),美國話劇導演、電影導演、作家。

[2]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燒紅(Tiger, Tiger, Burning Light),語出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著名詩作《猛虎》(Tiger),這裡採用的是徐志摩的翻譯。

[3] 出自《友第德傳》(Book of Judith),是天主教和東正教《聖經·舊約》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和猶太教《聖經》中沒有這篇,算作次經。它講述了古代亞述帝國侵佔以色列國時代,猶太民族的女英雄友第德斷頭殺死入侵的外敵首領赫洛弗尼斯的故事。

[4] 三角俱樂部(Triangle Club),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悠久的學生劇團。

[5] 詹姆斯·米切納(James Michener, 1907—1997),美國作家,出版了四十餘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小說和傳奇故事,代表作有《南太平洋》《夏威夷》《大篷車》等,曾獲普利策獎。

[6]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tslav Nijinsky, 1890—1950),波蘭裔俄羅斯芭蕾舞蹈家和編舞家,以非凡的舞蹈技巧和對角色的深刻刻畫而聞名。他是當時少數會足尖舞的男性舞蹈演員,具有驚人的跳躍能力。

[7] 《陽光下的葡萄乾》(A Raisin in the Sun),美國百老匯首位黑人女話劇作家、導演羅蘭·漢斯布理(Lorraine Hansberry, 1930—1965)的話劇作品,講述了在種族隔離制度下,一家住在芝加哥的非裔美國人試圖擺脫種族歧視,解決家庭內部矛盾的故事。該劇於1959年首演,共上演了530場,並獲得了四項托尼獎提名。

[8] 霍華德·林賽(Howard Lindsay, 1889—1968),美國戲劇製作人、編劇、詞作者、導演、演員。他最知名的作品是與拉塞爾·克勞斯(Russel Crouse, 1893—1966)合作所創作的音樂劇《音樂之聲》(The Sound of Music)劇本,並因此獲得了托尼獎最佳音樂劇獎。

[9] 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II, 1895—1960),美國著名音樂人、詞作家、音樂劇製作人、導演。他與理查德·羅傑斯(Richard Rodgers, 1902—1979)合作為《音樂之聲》創作了一批膾炙人口的歌曲,並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獎。

[10] 保羅·奧斯本(Paul Osborne, 1901—1988),美國劇作家,代表作有改編劇本《伊甸園之東》《南太平洋》等。

[11] 約合38.9攝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