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灰濛濛、颳風的早晨。清晨6點45分，傑拉德·麥基和愛德華·揚涅利離開了家，從布魯克林不同的地方駕車駛往大橋工地。
揚涅利家住弗拉特布什，他先到工地。在傑拉德·麥基向他走去並揮手打招呼時，他已上了天橋，爬上了纜索，他的一隻腳懸空，在離水面385英尺高的地方晃悠。
這兩個年輕人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修橋工的後代，都信奉羅馬天主教，都是土生土長的紐約人，而且都有決心要證明一件事——他們不遜色於橋上的任何人。
人們都認為流動工人是最好的修橋工，他們儘管嘴上不說，心裡卻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想，畢竟那些流動工人之所以成為修橋工，不是因為他們願意，而是生活所迫，從保護地被趕出的印第安人，失去農場的南方人，厭倦海上生活的紐芬蘭人，逃避奴役的中西部人——這些人構成了修橋工的大多數——在追逐一個接一個城市的建設高潮時，他們實際上是在逃避家鄉的貧窮和枯燥的生活。從另一方面看，揚涅利和麥基不必跑遍美國各地去找大工程干，他們可以等著工作找上門來，而且他們確實是這樣做的，因為在過去的十年裡，紐約地區一直處於建設高潮中。
然而，他們都被修橋工那種高傲自滿的氣質所傾倒，都迷戀修橋工的生活。從加州到紐約，從密歇根到路易斯安那，修橋工都能找到活兒干，他們依靠的只是自己享譽全國的名聲，而不是當地工會的力量。
對這一點，揚涅利似乎比麥基感受更深些，其中的一個原因也許是，在這個強壯男人的世界裡，揚涅利確實太弱小了。
和本尼·奧爾森一樣，他總是不顧一切地想證明自己。但他讓別人對他記憶深刻的方法，不是通過訓斥別人，吹牛，或豪飲，而是通過在高空鋼纜上表現得鎮定自如——他會像馬戲團不要命的表演者那樣冒險——和通過在地面上顯示出無人能比的驕傲。
揚涅利常喜歡說：「我是個鐵器工人。」（現在的大橋都是由鋼構件建成的，但最早的金屬大橋都是用鐵構件建成的，因此最早的修橋工被叫作「鐵器工人」。）這個稱號很具歷史意義，所以揚涅利和那些懷舊的修橋工一樣，也喜歡稱自己為「鐵器工人」，而不喜歡被叫作「鋼器工人」。
愛德華·揚涅利剛做鐵器工人時，每天下班乘地鐵回家，都把橘紅色的油漆渣塗在靴子上。那時，他天真地認為，地鐵裡的乘客會把橘紅色的油漆渣與施工時鋼件上塗的防銹漆聯繫在一起。
「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曾回憶道，「我老爸老愛德華·揚涅利下班後常把別的鐵器工帶回家，他們談論的都是鐵器活兒，我和哥哥小時候聽到的全是這些。有時我老爸也會帶我們去工地，因為我們是愛迪的兒子，工地上的所有工人都對我們特別好。工長有時會走過來問：『你們是愛迪的兒子？』我們回答說：『是的。』他會說：『過來，給你們25美分。』那就是我最早喜歡上這個職業的原因。
「後來，在我十三四歲時，我記得我和老爸一起到工地時看到一個大梯子，我對老爸喊道：『我可以爬上去嗎？』他回答說：『可以，但別掉下來。』這樣我就開始爬這個梯子了，越爬越高，起初還有些害怕，後來我爬上了梯頂，站到了高高的鋼樑上；我獨自一人站在那裡，向四周眺望，地上很遠的東西都能看得到，非常興奮。突然間，就在那兒，我對自己悄悄地說，這就是我想幹的職業。」
在他的父親介紹他認識布魯克林的鐵器工人工會的行業代表後，小愛德華·揚涅利開始了他的學徒生涯。
「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天走進那座工會大樓的情景，」他回憶道，「當時我穿著一雙嶄新的鞋子，看到許多膀大腰圓的人在那裡排隊，有些人像流浪漢，有些人像強盜，有些人坐在桌子周圍玩紙牌，嘴裡說著難聽的髒話。
「當時，我很害怕，就找了個小角落坐了下來，緊握著衣兜裡的玫瑰經。後來一個傢伙走出來，叫道：『這兒有個叫揚涅利的年輕人嗎？』我回答道：『我在這兒！』他又說：『這有份工作給你。』他告訴我，到布魯克林市中心的一座12層的刑事法院大樓去找一個名叫哈里的傢伙。我趕到那裡，對哈里說：『工會大廈的人叫我到這兒來的。』他問道：『你的父親同意你出來幹活兒嗎？』我回答說：『是的。』他又問道：『有書面證明嗎？』我回答說：『沒有。』他就說：『回家去取吧！』
「這樣，我乘上地鐵，再往回跑。我記得當時在大街上跑時，心裡非常興奮，因為我已找到了一份工作，只需找母親簽個字就行了。拿到簽字後我趕緊往回趕，下了地鐵，到哈里面前，把那張條遞給他。他看了後說：『好了！現在我得看一下你的出生證。』這樣，我又得再跑回去，換乘地鐵，然後再回來。我穿著新鞋的雙腳已經開始疼了。
「不管怎樣，結果倒是不錯的。我給哈里看了出生證，他說：『好吧！爬上那個梯子去見監工吧。』我爬到梯頂時，一個壯漢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告訴他我是新來的學徒，他說：『好吧，那兒有兩個桶，把它們裝滿水，送到鉚焊組去。』
「放在那兒的是兩隻巨大的金屬牛奶罐，我必須一次一個地把它們沿梯子拿下來，再把它們運上來，這就是我很長一段時間所幹的活兒——給鉚焊組供應飲用水、咖啡和鉚釘——沒什麼討價還價的餘地。
「有一次，在曼哈頓蓋一座摩天大樓時，我記得我得從六層高的梯子上爬下去買咖啡、十幾瓶汽水、蛋糕和各種東西，回來時我把全部東西都放在一個紙箱內。記得當時我在鋼樑上滑了一下，失去了平衡，掉下了兩節梯子。但幸運的是，我落到了一堆帆布裡，一點事兒也沒有，只是被熱咖啡濺了一身。一個鐵器工人看到我躺在那裡，喊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回答道：『我從上面掉下來了，咖啡都灑了。』他又說：『你把咖啡都灑了，那麼，老兄！你得趕緊回去，再弄些咖啡來。』
「所以我又爬了下去，用自己的錢買了咖啡、汽水和蛋糕，一共花了我四塊多，然後從梯子上爬了回來。我看到監工時，趁他還沒來得及說什麼抱怨的話，我就對他講『很抱歉回來晚了』。」
愛德華·揚涅利成為羽翼豐滿的鐵器工人後，又摔下來幾次，大多數情況是因為他在鋼樑間跑動而不小心造成的。有一次，他在曼哈頓的第一全國花旗銀行大樓幹活時，頭朝下掉下去三層樓高，看樣子他會一直掉到底。但他很輕便靈巧，而且還很幸運——他被叫作「兔子」。最後他落到一條鋼樑上，被鋼樑接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有一次他曾解釋說，「但我想我所做的一切都與年輕、不想效仿那些比我歲數大的人有關，他們常常告誡我，『別冒險，你會摔死的，要小心！』有時颳風天，那些年齡大的修橋工要趴在鋼樑上通過，但我總喜歡跑著過去，讓人們看我怎麼過去，這時他們總會說：『孩子，你這樣會活不到30歲的。』
「當然，颳風天是最難對付的。例如，你在一根八英吋寬的鋼樑上行走，有風時，你需要把身子偏向一邊去平衡自己，突然之間，風停了，你會一下子失去平衡，你得立刻伸直身體。什麼時候風停，只能靠感覺了。」
愛德華·揚涅利剛到韋拉扎諾海峽大橋工地是在1961年。有一天，他在穿越布魯克林灣脊地區通往大橋的郭瓦納斯高速工路工地上幹活時，把左手絞進了一個起重機。
一個手指被完全壓碎了，而另一個完全被割斷的手指留在手套裡，科波拉醫生又把它縫了上去，這個手指一直僵直著，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有勁了。但是，就如何把這個手指接到他的手上，這位外科醫生向愛德華·揚涅利提供了兩種選擇：手指可以直著接上去，這樣好看些，接痕不太明顯；也可以像一個鉤子似的彎曲著接上去，儘管這樣不太好看，但這意味著揚涅利幹活兒時可以用。對揚涅利而言，他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手指被永久性地接成了彎握狀。
1963年秋天，當傑拉德碰到愛德華·揚涅利，看到他的傷殘左手時，並沒問他任何問題或過多注意什麼。傑拉德出生於一個建築工人家庭，對他來說，手上的一點傷殘算不了什麼，這太習以為常了。他的父親詹姆斯·麥基是個大個子，肩膀寬大，長著一頭烏黑的頭髮和淡藍色的眼睛（傑拉德和他長得很像），幾年前他曾被一個落下的吊車砸到，腿被永久性地砸彎了，頭上也插入了一塊鋼片，落下了終身殘疾。
詹姆斯·麥基是經舅舅——已故的吉米·蘇利文——介紹幹上鋼器活兒的。薩利文當過「硬鼻子」墨菲的工頭，曼哈頓工會大廈第40號地方工會的人都知道麥基這個名字。因此，在他出事之前，詹姆斯·麥基很自然地把他的三個兒子也帶到工會大廈，給他們登記，讓他們也幹上了修橋鐵器工學徒的工作。
在三個孩子中，傑拉德·麥基年齡最小，個子最高，身體最重。其他兩個孩子都差不多。哥哥約翰比傑拉德大一歲，體重195磅，身高6.2英尺；另一個哥哥吉米，比傑拉德大兩歲，體重198磅，身高6.3英尺。
當孩子們被介紹給第40號地方工會的負責人時，所有人都讚不絕口。毫無疑問，麥基家的年輕小伙子們，個個肩膀筆挺，面帶渴望，將來有一天一定會成為優秀的鐵器工。他們看上去就像大學橄欖球隊的優秀候選隊員一樣——是教練不會問有關成績的尷尬問題就會毫不猶豫地給他們獎學金的那種人。實際上，麥基家的孩子們在高中時從未玩過橄欖球。在布魯克林南岸邊他們居住的街區，一個被稱為「紅鉤」的愛爾蘭人居住的破舊街區，不知是什麼緣故，橄欖球這項運動在孩子們中間從來就未普及過。
「紅鉤」街區最大的體育活動是游泳。年輕男孩們能贏得尊敬、證明勇氣的方式是從岸邊的一個高大的碼頭上或倉庫頂上跳下去，水花四濺地跳到巴特米克海峽裡，然後，頂著風浪游到自由女神像下。
通常在游泳時，男孩們會被島上的警衛抓住。如果他們沒被抓住，他們就從巴特米克海峽再游回到「紅鉤」一端。
這個街區的男孩子中沒有人比傑拉德·麥基游得更好，也沒有人能比他更快更輕鬆地在巴特米克海峽間游來游去。大街上的所有男孩子都尊敬他，所有坐在小矮房裡高凳上的年輕女孩子都仰慕他。但她們都比不上一個名叫瑪格利特·努西多的美麗的紅頭髮小個子女孩，她住在麥基家的對面。
她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郊區學校上二年級時。他那時是班裡的淘氣鬼，是那些教堂修女訓斥最多卻也最喜歡的男孩。
14歲時，在街區的男孩和女孩開始不太談論游泳而更多地相互談論對方時，瑪格利特和傑拉德就經常約會。18歲時，他們開始談論婚姻大事了。
在布魯克林的「紅鉤」地區，信奉天主教的女孩子們很早就在考慮結婚的事了。首先她們想自己心目中的男孩，然後是花前月下，接著就是婚姻。儘管「紅鉤」是一個到處是破爛的棚房和低矮的二層木屋的貧困街區，但是訂婚戒指一般總是很大，通常很昂貴。像教會所宣揚的那樣，這個街區的年輕人婚前是沒有什麼性行為的。婚後，他們會生育許多孩子。而且，像許多愛爾蘭天主教徒居住的街區一樣，在家裡，母親往往比父親更有發言權。在愛爾蘭天主教教堂，母親是主要的道德力量；在這裡，聖母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形象。婚後，一般是母親待在家裡撫養孩子，掌管家庭經濟大權，斥責飲酒的丈夫，訓斥偷懶的兒子們，保護女兒們的貞潔。
就這樣，他們訂下了婚期。在傑拉德開始到大橋上班後，瑪格利特自然而然地掌管起了兩人的銀行存款，傑拉德把每週工資中的一部分存了起來。假如讓他管錢的話，他會把錢都花光，她總是這樣講，但他卻不同意。到1963年夏天，他們的銀行賬戶上已有了800美元的存款，他想用這筆錢買那只漂亮的桃形鑽石戒指，那是前些天他們路過福頓大街的凱斯特珠寶店櫥窗時看上的一枚一克拉半的鑽戒，標價1000美元。瑪格利特覺得這枚戒指太貴了，但傑拉德說，她那麼喜歡它就一定會為她買下。他們打算在12月宣佈他們訂婚的消息。
10月9日，星期三早晨，傑拉德·麥基起床時很不情願。天氣陰沉著，他感覺很疲勞。樓下他的哥哥們在叫他：「嘿，如果你兩分鐘之內不下來的話，我們就不等你了。」
他跌跌碰碰地從樓梯上跳下來，所有人都已吃完了早餐，他母親已為他裝好了午飯吃的三個火腿奶酪三明治，他的父親一瘸一拐地在屋裡走動，正為他的拖沓而生氣。
前一天晚上，他沒有在外面待得很晚。他先去瑪格利特家坐了一會兒，又到蓋博酒館喝了幾杯啤酒，這是一家後牆上畫著一座大橋的街區酒館。他大約是在午夜時分上床睡的覺。早晨起床時有些頭痛，他懷疑自己可能得了感冒。
他們一起於6點45分離開家，在街角處趕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後來又在第四十九街換乘一輛出租車，一直到灣脊區的第一百零一街下車，然後和幾百名其他修橋工一起，沿著泥土修成的道路，走向韋拉扎諾海峽大橋位於布魯克林一側的錨碇。
「等一等！讓我買罐咖啡。」傑拉德在路邊的一個售貨小棚前停下。
「快點兒！」
「好吧。」他回答道。他的哥哥們繼續朝前走，他只用三大口就喝下了那杯咖啡。然後他們一起排隊等電梯上到天橋。那天早晨，吉米和約翰·麥基都在傑拉德對面的那段天橋上幹活兒，所以他們在電梯到達處分了手，傑拉德對他們說「晚上見」，然後離開他們，去和揚涅利一起幹活。
愛德華·揚涅利似乎又顯露出活躍的本色，他坐在鋼纜上，嘴裡不停地吹著口哨。
「早上好！」他說道。麥基揮了揮手，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然後他爬上了鋼纜，一會兒他們就開始擰緊套管上面的七個螺栓了。
他們擰完螺栓後，揚涅利從鋼纜上滑了下來，麥基把扳手遞給他，揚涅利接著用扳手去擰下面的七個螺栓。
那時已是上午9點30分了。天空陰暗，刮著風，但風不像10月的第一周那樣大。揚涅利把頭盔往上撂了一下，向下俯視天橋，看到有幾百人在上面幹活，他們穿的卡其布襯衣和夾克在微風中飄動：有的在擰螺栓，有的在用工具敲擊鋼纜，有的在往鋼纜上裝管套。就在那時，突然間，他聽到一個聲音在鋼纜底部喊叫：「愛迪！……愛迪！救救我！愛迪！救救我！……愛迪！……」
揚涅利看到了傑拉德·麥基正在掙扎的身影，他吊在天橋南側邊緣，手指緊緊地抓著扶手欄索底部的細鋼絲。
「天啊！」揚涅利尖叫了一聲，「我的老天爺！」他又重複了一聲，衝上前去，橫爬在天橋上，試圖抓住麥基的胳膊，把他拉上來，但太困難了。
揚涅利只有138磅，而麥基卻有200多磅。而且，由於揚涅利在那次吊車事故中失掉了一個左手手指，縫上的另一個手指又使不上勁兒，他似乎一點兒也不能把麥基沉重的身體拉上來。這時，麥基的夾克和襯衣繃緊，就像一個重物那樣掛在那裡。揚涅利大聲地喊著：「哎！上帝，上帝，快把他拉上來！快把他拉上來……」
別的工人聽到尖叫聲，向這邊跑過來。他們都伸下手去，想抓住麥基的衣服。傑拉德喊著：「快點，快點，求求你們了，我要抓不住了。」不一會兒，他又說，「我要掉下去了！我要掉下去了！」這時，他放開了抓住鋼絲的手，從大橋上落了下去，工人們眼看著他腳朝天地掉下100英尺，然後身體前傾。揚涅利能看到麥基的襯衣被風吹掉了，還看到與深藍色海水形成鮮明對比的麥基的白色裸背，後來他看到在距橋纜350英尺的下面，麥基的身體重重地墜入海中。揚涅利閉上雙眼，開始哭泣。後來他也摔了一跤，但印第安人勞埃德·勒克萊爾跳到他上方，把他拉上了天橋。
在距傑拉德·麥基落水處不遠的地方，有兩名醫生正在一條船上釣魚，附近還有個急救醫療船。在麥基掉入水中的半分鐘內，所有人都聽到了工人們的叫喊聲，有幾十名工人從橋上往下喊：「嘿，快去救那個孩子！快去救那個孩子！……快去！……」
即使傑拉德·麥基落在離急救醫療船不到一碼遠的地方也沒有什麼用，從這麼高的地方摔下來必死無疑。因為即使他的肺能挺得住，從這麼高的地方落下，像水泥一樣的海水會把他的身體打成碎片。
傑拉德·麥基的遺體被人從水中打撈上來，抬到急救船上，送往勝利紀念醫院。橋上的一些人開始哭泣，所有600多名工人都摘下了頭盔，開始從橋上往下走。事故發生後，當天大橋上的工作暫停了。有一個年輕的學徒工，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死人場面，嚇得癱坐在天橋上，說什麼也不想離開，最後，他被三個人用擔架抬了下來。
吉米和約翰·麥基回家去報喪，陪伴父母和瑪格利特。愛德華·揚涅利昏昏沉沉地跳上了汽車，漫無目的地駛離大橋，在看到一個酒館時，他停了下來。他坐在幾個男人中間，渾身顫動，嘴唇發抖。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只要了一杯，後來又要了三瓶啤酒，幾分鐘後，他的情緒穩定了下來。他離開酒吧，跳上汽車，開始沿灣帶大道駛去。飛馳了50英里後，他掉轉車頭，又往回開了50英里。這時，他看到遠處的大橋，橋上已空無一人。他從灣帶公園大街轉彎，駛向家裡。他的妻子興奮地站在門口迎接他，告訴他大橋公司和安全檢察官都來過電話，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說的話，揚涅利一句也沒聽清。那天夜裡，他睡在床上，耳中反覆聽到的一句話是，「愛迪！救救我！救救我！」他的腦海裡反覆出現的是麥基落向大海時襯衣被吹起、背膀暴露的身影。他從床上爬起，整夜在房子裡徘徊。
第二天，10月10日，星期四，為了確定麥基的死因，有關人士又進行了調查。大橋上的工作又中斷了一天。由於無人看到麥基如何從鋼纜上掉下去，所以無人知道他是在跳到天橋上時彈了出去，還是自己沒站穩摔倒了——他們現在也不知道。他們當時所知道的是，工人們的士氣受到了重創。地方第40號工會的代表雷·卡伯特開始遊說，要求大橋公司在施工人員下面安裝安全網。
這已不是橋上的第一例死亡事故。1962年8月24日，一個工人從橋塔內墜梯而死；1963年7月13日，另一個工人在引橋上失足墜地而死；但傑拉德·麥基的死卻有些不同，它的不同之處在於工人們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幕慘劇發生而無能為力，還在於死亡的是一名受人喜愛的年輕人，一位終身殘疾的老鐵器工的兒子。
無論原因如何，傑拉德·麥基的死亡之日成了橋上最黑暗的一天。不論公司官員指出韋拉扎諾海峽大橋的安全記錄如何值得讚揚——在幾百人參加的幾千工時的施工中只有三例死亡事故——都無法抹去麥基之死給工人們心底留下的陰影。
麥基的葬禮在位於「紅鉤」地區的聖母往見堂教舉行。這可能是這個街區所舉行過的規模最大的葬禮，所有鐵器工都參加了，還有工程師及工會官員們。在所有哀悼的人員中，最悲傷的莫過於傑拉德的父親詹姆斯·麥基。
「在我自己經歷了傷殘之後，」他眼裡含著熱淚，無奈地搖著頭說道，「我應該讓孩子們遠離大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