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捷生於1958年，將近三十歲時才開始入電影圈。之前學廚的高捷，曾經在圓山大飯店擔任主廚，經營過一家咖啡館，因為偶然的機會結識侯孝賢，而走上人生的另一條道路。
1987年的《尼羅河女兒》是高捷的處女作，從此他便成了侯孝賢的電影家族。往後的二十餘年裡，高捷通過多部侯孝賢電影的演出，塑造出不少令人難忘的角色：在《悲情城市》背叛家裡的三哥，《南國再見，南國》裡的小流氓小高，在《千禧曼波》演舒淇最終靠不住的黑社會老大捷哥等精彩人物。
侯孝賢監製和徐小明導演的1992年作品《少年吔，安啦！》，是高捷第一次扮演黑幫角色，隨後他漸漸變成許多觀眾心目中的黑社會老大——「捷哥」。除了侯孝賢的作品之外，高捷也參與過其他多部台灣電影的演出，包括朱延平的《火燒島》，張作驥的《暗夜槍聲》、《爸，你好嗎？》，戴立忍的《台北晚九朝五》，曹瑞原的《孤戀花》，鍾孟宏的《停車》等片。
與香港和大陸的導演高捷也有多次合作，包括李仁港的《星月童話》，徐克的《順流逆流》，杜琪峰的《柔道龍虎榜》，陳奕利的《天堂口》，爾冬升的《新宿事件》，寧浩的《瘋狂的賽車》等片。曾以《絕地花園——過了天橋，看見海》獲得2004年亞洲電視獎最佳男演員獎，以《孤戀花》獲得第四十屆電視金鐘獎戲劇節目連續劇男配角獎。
此篇訪問是2010年11月18日金馬電影節期間在「國賓影城」進行的，主要探討高捷先生與侯孝賢的合作關係。
《南國再見，南國》劇照，「高捷啊，演兄弟，你，就是最有味道的！」
白：您第一次跟侯導合作，是1987年的《尼羅河女兒》，您之前的經驗好像跟電影完全無關。入行前，您的電影經驗是怎麼樣的？跟電影圈的人有來往麼？小時候有經常看電影的習慣嗎？
高：小的時候經常看電影的，喜歡看電影。而且在我那個年代看電影，算是一種很高級的享受。
跟電影結緣，跟侯導結緣，是因為有一次去探班，探一個朋友的班。我朋友剛好在拍虞戡平的一部電影叫《孽子》，是在新公園，我記得很清楚。其實我們要去的是希爾頓飯店，去跳舞，那時候disco正流行，希爾頓飯店離新公園很近，所以順便去探班。那次去，就碰到侯導跟他的一個工作夥伴叫張華坤，張製片，坤哥，跟我大哥的私交曾經很不錯，他們有拜把，就像兄弟一樣。因為這層關係就特別介紹侯導。侯導對我有點印象，而且還感覺我有點像Al Pacino，是有點像吧。那時候我就開玩笑說：「不是你第一個講，還有很多人這麼說過。」
後來坤哥就跟我說，侯導最近要拍一部電影，你講一些故事給他題材，給他參考。當時我開了一個咖啡廳，樓下是電動玩具，拉bar，主要就是做那種拉霸機的生意。那我就說，好，你有空就來我的咖啡廳坐一坐，聊一聊。其實就這樣結緣，我也沒有什麼故事講，只是講講我的家庭，我的成長，我的週遭背景，統統講出來看有沒有東西可以對這個電影有點幫助，結果那一次聊天之後，侯導就覺得我這一塊還蠻有趣的。
第二次來就帶了編劇朱天文。朱天文就作了一個邀約，就是我長得跟電影（《尼羅河女兒》）的女主角楊林有點像，問我可不可以演她的哥哥。演她哥哥？其實我當時就拒絕的，因為我對這方面沒有興趣。我本來只是在做一個幫忙，當場就拒絕。
後來又談了第三次。到那個時候我的想法開始改變，覺得這群人，相處起來很舒服，像哥哥姐姐一樣，很舒服。自己的想法變了，而且知道他們對電影有這麼大的貢獻——因為之前就看到侯導的一些作品，也都蠻喜歡——那就說，好吧，就玩票吧，玩玩吧。沒想到就這樣跟侯導結緣，跟電影結緣。從那時候跟侯導出發，成長到現在已經二十三年了，變成一個資深演員！（笑）就是很有趣的一個因緣。
白：那麼從1987年到現在，二十三年當中，侯導的電影風格經過蠻大的改變。身為侯導非常重要的合作者，您怎麼看這種改變？從現場的角度看，您可以談談侯導拍戲的變化？
高：我記得就是，我覺得人啊，不斷得來做一個學習，也不斷會作一些成長和改變。隨著環境吧，很多東西都會改變。但也有東西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就覺得他的鏡頭、節奏、速度又快一些，可是大的本質，我覺得倒還是沒什麼，只是更深厚了，更豐富了。
說到改變，我也不斷地在改變吧，因為不斷地接觸，不斷地學習，世界都在改變。我們去威尼斯那次得獎，侯導上台領獎，得獎感言當然他講國語，我記得很清楚，就是「鑽木取火，終於冒煙了」。我們知道這一塊的人，聽起來就有很深的感受，那個時候我也在場，眼眶就濕了。拍電影是這樣辛苦，還在那裡手搖，還在那邊手工，人家好萊塢都已經到了一個非常科技的地步，我們還在那邊手搖。但我們很清楚，他一步一腳印，鑽木取火，終於冒煙。
侯導從前在台上不是那麼善言詞，不是那麼會講話的，到現在非常有深度，有厚度。是他不斷地在長大，所以當然都在改變。我覺得他更寬大了。
白：侯導老說他絕對不會跟演員說戲、指導或模仿給他們看。那他在現場怎麼跟您和其他演員溝通，傳達他所要的感覺和信息？他總應該有些秘訣或特殊的方法，使得演員能夠入戲和達到他要的東西？您身為演員，侯導給演員提供什麼樣的空間？
高：侯導提供的空間是無限寬廣。他要的可能就是你的本色，你的自然流露。
拍戲，他經常只給我們一個意思，「現在我們要講這個，然後就OK」。整個的空間，甚至台詞，甚至節奏，就放給你，讓演員在裡面碰撞。碰撞的意思就是看可以有什麼樣的火花。他的秘訣就是在外面，觀察，調整。就是讓你沒有感覺到有表演痕跡的一段表演，這是他的秘訣。
本來剛接觸的時候，我認為我不是演員，我不是科班的，我對表演也沒有興趣，不知道怎麼表演，可是他要的就是一種自然流露，你的本色。甚至比如說，我們這個談話，A丟給B，B接到了以後，丟給C，或丟給A，或不丟；或者A還沒講完可能B就插進來，把故事打斷，這都是很生活的，很自然的。可能我的韻味有點結結巴巴，斷斷續續，但他也不喊卡。因為生活上這個都是很自然的，有時候脾氣來了就爆發出來的。所以說每一段表演都在侯導的掌握之中，然後他再作調整。
有的時候，他還會到我們耳朵旁邊說，「剛才你演的……」重點放在這個「演」字，那我們會覺得，「啊，侯導也在旁邊觀察」。可是我記得有一次，跟林強拍《南國再見，南國》，那一段戲的內容是林強又惹了麻煩，我對他很生氣，有一些指責。我跟林強事前先套好這個東西，「因為天氣熱，我會去冰箱拿一瓶可樂，知道你又製造了麻煩，可能就把可樂往你那邊去丟，可是不會丟到你，就丟在那個地面」。林強接受了，那場戲下來，導演喊卡了以後，竟然沒有感覺到我們在「表演」。結束後導演還過來問我：「怎麼了？真的生氣？」我就說：「沒有，我跟林強事前已經講好了。」他就笑笑，「原來你們都已經套好了」。我們幾次的工作經驗以後，有一些東西，也會一起參與設計。那既然他沒有察覺出來，其實我蠻開心！（笑）
白：侯導要的就是這種自然流露的氣氛……
高：對，包括對杜篤之大哥的收音要求都一樣的。我們也會跟著做一些設計進去，包括聲音，好像參與一個創作。還好不是很突兀。那結果也造成一種奇跡就是，之前感覺拍侯導的電影其實好簡單啊！不需要什麼表演，反正自然流露，也沒有台詞。沒有台詞就是沒什麼設限，你講到那裡，就換我講，我講到那裡，就換你講。
後來想想，哦，這很即興的。有的時候你覺得我應該理解你的時候，我講話了，那對方可能也講話了，就造成了互相的怨語，有重疊、擠壓，但他也不喊卡的。哦，這個就是「表演」。這裡很生活，也是一種表演，而且是一種幾乎沒有表演痕跡的一個表演。侯導都是比較大塊大塊的。
白：您覺得演侯導的戲，最大的挑戰在哪裡？
高：因為已經很熟悉就覺得，好希望拍他的戲。拍他的戲自己感覺沒有那麼大的壓力，四處遊山玩水，大家都很開心地工作。反而是很渴望去拍他的戲，因為太開心的。
甚至去坎城，侯導非常大氣大方，帶全公司的人一起去坎城，去體驗一下國外影展的那種風味；沒有一個公司，沒有一個導演這麼大方。這是我們很喜歡的部分。
白：說到這一點，我覺得侯導的一個特點就是他所謂的「電影家族」。二十多年以來，一直跟一個比較固定的班底合作，這個電影家族觀念似乎會影響到劇組的所有人。比如說，您不只是演員，您還在現場做飯，有時候像前面提到的，也提供一些故事給導演，《南國》的一部分故事好像是您提供的。能否談談這個「電影家族」的概念，對您演戲的影響？
高：拍侯導的電影，跟侯導公司的人相處就好像一個家族，一個family，你講的沒錯，我們都像兄弟姐妹。沒有什麼惡念相向，都是一些鼓勵、笑聲，很溫馨的，然後一些祝福。也不是經常聯絡的，不是經常打電話，「嘿，你怎麼樣怎麼樣？」而是久久一個電話，「今天有飯局你出來一下，什麼影展的朋友來了，我們一起去北投吃個飯」。反而有點像君子之交，不需要常聯絡的。
可是我對公司的態度、對侯導的態度就是，只要電話來我就報到。我也會跟公司說，目前我有工作、進度怎麼樣，比如這段時間會在大陸，都會作這種聯繫。就是感覺很淡，但又很深厚。所以我的態度就是需要我，我就會出現，而且絕對是全力以赴的。然後就會一直渴望再有工作的機會，因為等於是與家人作一個團聚，跟外頭非常不一樣的，好像是個家庭，就是一個family。而且從來都不會去想，這部戲要給我多少片酬，從來沒有這種問題讓你去思考。
當然我們去外地拍戲，香港，大陸，哪裡找我們，最重要都會談到酬勞是怎麼樣，如果可以尊重，戲也不錯，那就可以把它消化掉。反而對侯導是不一樣，因為我是從他這裡出發的，又可以這麼開心地一起工作，有時候導演要忙到其他的方向，我們也知道，但他隨時需要我們，我們就出現。我們自己在外面做相關的發揮都還不錯，今天很多戲來找我，大陸的戲，他們的開場白總是：「侯導的電影裡常常看到高老師的表演……」那我知道，我就是侯導的，我就是侯導family的，沒錯。但所有的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做主可以談。
白：除了演戲以外，侯導會願意聽演員的其他想法嗎？關於劇本、對白，等等？
高：會，可是不多。但侯導會吸收，他會說，「啊，這樣子了？那麼……」
白：像《南國》的部分故事就是您提供的？
高：其實《南國》講的就是——因為我們的父親都是從大陸過來的，我們在台灣被稱為外省的第二代，在台灣生活，家裡是絕對沒有那個財力，一路就是打拼，活得很用力，也很火熱，但還是這麼辛苦——它就是講外省第二代的一個處境，那我就提供出來。
後來看完電影，看到「故事：高捷」，啊原來這是對我們的一個尊重。我們把我們知道的部分提供出來，後來才看到credit，我們倒不是求這個，而是看到侯導對我們尊重的一個態度。有一些東西是我們提供出來，侯導會吸收，再做一些調整，做一些延伸。通常，那不叫作「研究劇本」（笑），我只是講出來，他覺得哪一段很有意思就再做一個延伸，一些組合，也可能會把別的東西放進來，但那些不是source。
白：把朱天文的原作劇本與後來拍的電影對照看，經常會發現文本之間的差別相當大。因為剪接的過程您不在場，會不會看到拍出來的電影感覺非常驚訝？竟然離原來的構想那麼遙遠？而且很多重要的戲都給剪掉。
高：沒有錯，總是會有……
白：像《千禧曼波》有幾場戲，描繪您的角色在日本的遭遇，都給剪了。
高：侯導一定有他的考量，我們完全遵循就對了。就用《南國再見，南國》為例，最後的結局開車出事了，衝到田里面去了，其實後面本來還有東西，結果我們在戲院看到那個鏡頭的時候突然覺得：「奇怪了，結束了嗎？不是後面還有嗎？啊，字幕都出來了，真的是ending！」但後面原來有一段拍我腳斷了，在家裡跟爸爸聊天，講的就是「江水向東流」，大陸的水是向東流，沒錯；可是台灣的水是向西流的，意思就是說這兩塊地方是不是一個連體？我跟爸爸聊天，講到這個東西流水的問題的時候，林強拿著檳榔一直說：「快點，快點，我好想吃這個檳榔！」這整塊也都剪掉。
雖然拍了然後剪掉，就會覺得侯導有侯導的考量。很特別，很多觀眾看《南國再見，南國》到最後都會發出疑問：「難道這樣就結束了嗎？這樣結束了嗎？不會吧？」但就是這樣子了！（笑）侯導有他自己的考量，是更有深度的，一定有他的道理在。我們也不多說，就接受。
白：您曾經跟多位港、台、大陸的導演合作，從演員的角度來看，侯導的工作方式跟其他導演有什麼不同？他的獨特之處在哪裡？
高：侯導的電影都是大塊大塊的，但很多商業電影，像好萊塢電影，都是快速節奏，啪啪啪，可是侯導都是一大塊的。小一塊，還是大塊，只可能少了一點，轉到後面又是一大塊，就是講很大的一個事情；很少跳到演員的特寫，或看看演員的哪個角度比較漂亮，他講的不是這個，他講整個比較大塊的一些氛圍。其他導演因為電影要商業嘛，都比較商業，很多設計好的；因為已經設計好的，它有它的連貫性，也有一個設限，就看你的電影有沒有「中」，中了就賣座了，就賺錢了。
我記得一次在影展，有個記者問侯導，「侯導，您拍的電影就是這麼的藝術，為什麼不把它商業一點？」可是侯導的回答，我也記得特別清楚：「我一直覺得我的電影很商業！」（笑）我就瞭解，他的商業的定義不太一樣。這個也成立，你看他的電影可以在日本受歡迎，可以在歐洲在法國，這也是所謂的商業嘛。當然節奏沒那麼快，不像武打片、科幻片，讓你看得目不暇接，不是那種。
所以現在特別期待侯導要拍的《刺客聶隱娘》。你說侯導要拍武俠片，這本身就是一個賣點，這就是一個商業！很多人一聽就傻：「侯導要拍武俠片？」但你想想看，他要怎麼拍？前一段時間還跟侯導聊到這個，因為我也想知道他怎麼拍。
他就說：「人物在空中，對方的暗器打過來，快打到的時候，人在空中，你怎麼樣來讓你的身體做一個移動，你的右腳去推左腳，一推，身體就躲開。」他這樣一講，馬上有畫面——靠身體的一個右邊往左邊的重心移動，暗器一過來，他一移動就躲開了。哇，好像挺有趣的！（笑）他只講這麼一小段。
白：實際上，從武俠的世界到台灣的幫派世界不算太遠，都是「江湖」的兩種面目。您演侯導的電影，主要都扮演這種跑江湖的黑社會大哥，在您的生活中，有接觸台灣的幫派嗎？主要靠什麼樣的經驗或觀察，來塑造這些角色？
高：自從拍《少年吔，安啦！》以後，因為那部就演一個兄弟，就被定型了，以後找我來演的電影，幾乎都是大哥這一類型的角色。
拍《少年吔，安啦！》之前，公司曾經安排我們去南部，高雄一帶，跟那邊的角頭大哥生活幾天。那幾天生活就深深地感受到，原來兄弟還分南北；台灣南部的兄弟，跟台北外省的幫派是截然不同的。
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們非常熱情，每一個人都在較勁。照顧我們到酒店來，就想讓我們很開心；幾乎沒有人彎腰的，完全是挺著腰。然後風花雪月，談生意，飲酒，自己的面前乾乾淨淨、整整齊齊：「那個投資怎麼樣？那個女孩子怎麼樣？」不只是大哥這個樣子，都沒有人彎腰的！腰桿子都是直的，就感覺每一個人都在較勁。台灣話是有一個「氣」，等於我今天就是這個角頭的老大，然後跟我的兄弟在約，飲酒作樂，談到投資，還有外來朋友來作客（就是我們）。我一路上都在觀察。
他們酒量特別好，我也被影響，因為我平常不太會喝酒。當時有一個生意人，跟兄弟一樣，一整杯白蘭地就干了，他說：「你好，我是黑人。」然後一整杯都灌下去！我還沒有回話，本來想跟他說我不會喝，他已經喝完。我手裡拿著那杯酒，瞭解，「謝謝，幸會」，我就把那杯白蘭地喝完，雖然我不會喝酒。喝到剩下五分之一，喝不下去了，已經要吐出來了，但我硬把那五分之一喝完，把酒杯放下，知道要吐了；我很快找到垃圾桶，拿著垃圾桶，也沒有彎腰就吐了，吐了好久，完了就說「對不起，真的要回去休息」。他們還對旁邊的小妹妹說：「高先生，要照顧好，請把他送回酒店。」我觀察到一些東西，也學習到、吸收到一些東西。
在拍之前，公司一直對我的造型覺得很苦惱，不知道我的造型該怎麼樣。有一天侯導跟我講說你去西門町，專門剃兄弟頭髮的那家老式的理髮廳，就去了，做完造型，剪了一個兄弟頭，我回到公司，侯導一看到就「哦！」，他自己都嚇一大跳，「這樣就對了」。我就開始加強我的台灣話，因為我們是外省小孩，台灣話不怎麼靈活，我就盡量在生活上，在交談中盡量用台語，讓它靈活一點。（其他）就是造型，加上我們去角頭的那一次接觸，觀察，吸收。
然後我家裡也有一個從小出來混的親弟弟，那個年代他們人都是拿著刀，打打殺殺的，當時的氛圍是那個樣子，不愛讀書，被人家欺負。他本來是到西門町的餐廳去做學徒的，被人圍毆，他的態度就是「我不愛讀書，你不給我機會做學徒，好，那我就混吧」。他就回到自己的角頭開始打打殺殺。所以本來就有這些背景和經驗，再加上那個刺青，一加上去，哇，我整個人就變了！甚至走在路上，路人看到我自動就轉彎了！因為我給人家的感覺就是太兄弟了。（笑）
記得拍《南國再見，南國》的時候，我跟林強走在路上，林強突然跟我講說：「剛才那個人看到你就轉彎了，你知道嗎？」我說：「知道。」因為那個造型，再加上那個神情，人家真的覺得你是兄弟，看到就會轉彎躲開。（笑）
接下來很多戲都找我演江湖上的兄弟，我好像變成兄弟的代言人了！
白：對，後來的確有點定型了。但到了這幾年，您開始接一些跟過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像《淚王子》裡國民黨高幹的私人司機，或《流浪神狗人》裡總到處營救各種各樣神明的「牛角」。是否有意擺脫過去演這麼多的兄弟角色？您會不會覺得跟侯導合作演這麼多大哥人物，需要找新的突破點？
高：其實被定型，一個表演被定型，還不錯。意思是人家都認同你，而且喜歡你。甚至我有一些兄弟的朋友，他們有時候開玩笑說：「你比我們還像！」我總覺得這是一個表演，如果被定型我還蠻開心的。
甚至有一個「神道」——就是台灣幫派——的大哥，他拉著我的手，面帶著微笑，用台灣話講：「高捷啊，演兄弟，你，就是最有味道的！」我聽得很開心，說：「謝謝大哥，這都是在表演。其實我都在觀察你們，希望你不要介意。」因為兄弟當然也會看電影，看表演，也會打分數，如果不喜歡他也不會給你面子的，甚至還會罵你，可是他牽著我的手是很開心的。針對角色，這個角色的氣質，他們是喜歡，是認同的。那位大哥還跟旁邊的小弟說：「要混，要像這位！」還把我當作榜樣，標桿一樣！我倒不擔心被定型了。
後來，結婚以後我也學佛了，接了一些像《流浪神狗人》、《一席之地》的戲，演一些其他角色，好爸爸等；那自己也有了小朋友，覺得有更多的嘗試，而且成績都還不錯。意思我不只是全演兄弟或大哥的角色，一樣可以演其他角色。
白：除了角色以外，侯導的電影也分不同的時代背景；有清末的《海上花》，近代的《悲情城市》，當代題材的《南國》和《千禧曼波》。這些不同時代背景會給您什麼樣的挑戰？因為沒有時代的隔閡，當代題材的片子應該演得比較舒服吧？
高：現代的戲我們當然駕輕就熟。講到《海上花》，影片裡演員講的是上海話，侯導他們在前製作業中都已經設定好了。他們為什麼會找我，因為我爸爸是上海人，從小習慣聽上海話，我們鄰居都是一些江浙人，所以聽我沒有問題，因此我就被放進來。
這是侯導他們在前製作的一個挑選，我還跟侯導一起去香港找劉嘉玲，劉嘉玲是蘇州人，上海話沒有問題，侯導是這樣選角的。梁朝偉怎麼辦呢？他講廣東話的，普通話也不行，好，那就安排他是從廣東到上海來做官的。所以戲就會有很自然、很有把握的語言，不是來扣分的，而是來增加分數的，這樣子做一個設計。
侯導電影裡唯一有台詞和很完整的劇本就是《海上花》！（笑）因為大家都講上海話，所以他找一位老師教我們台詞，然後錄到錄音帶裡面，我們不斷地聽，不斷地講，因為我有這方面的基礎，就很容易上手。他也找了李嘉欣，非常簡單因為她媽媽是上海人，她的上海話也沒有問題。又找了潘迪華，她本來就是講上海話了。角色都是這樣找的。
很有趣的是，通常一場戲就是一卷底片跑完，沒有什麼切斷，很少是調這裡，拍那邊的，整個一場戲都是大塊大塊的，一個流動。拍完看到電影之後，才「哇」，一鏡到底，非常厲害，非常不同。
他把當時的一個氛圍，並沒有很大的差距，都表露出來，我們只是在這個氛圍裡面飲酒作樂談一談，演的都是當官的，現場發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有一場戲我在抽大煙，導演安排梁朝偉進來，看到我抽大煙，聊天，就拍了。但因為沒有設定好，梁朝偉進來，「你吸煙啊……」（上海話）後面的不知道怎麼講，講不出來嘛！不只是他講不出來，我也沒有辦法回話！（笑）導演也沒有喊卡，因為他笑得比別人還大聲！我們拍戲是這種氛圍的，所以就是不一樣。像這種表演，想搶戲、搶話都沒有機會，因為要講上海話，有一些東西想很即興，但偏偏即興不了，它等於都是設定好了。
你剛才說侯導一直在變化，有，但他也不斷地在壯大，越來越大，越來越厚。所以很高興能夠成為他的一員。
白：演《悲情城市》的時候，即興的成分多嗎？像您演的那個角色，後來有點精神失常，老吃祭品等等，這些也都即興嗎？
高：那個也很好玩，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演。那之前侯導要籌備一些電影，因此幫演員開了一個班，找了藝術學院的教授來教，還有金士傑老師，每個禮拜兩堂課來教我們表演。他也請了一些電影人，像吳念真導演、楊德昌導演、陳國富導演，還有賴聲川導演來上一堂課，教即興表演，就作了一些學習。
拍《悲情城市》的時候，我之前就學習過四個月，但演到被揪出來然後瘋掉了，那個怎麼演？真的覺得不會。我以為我不過是玩票，我不是來做演員的，況且導演通常就是給我們一個情境，讓我們自己延伸，但這個有點壞掉、有點癡呆怎麼演？我還在那邊發愁，糟糕這怎麼演？後來還是侯導示演給我看，我才恍然大悟。導演突然就放掉了，直接對我來做一個指引，我接收到了，啊這樣子！瞭解，完全就是一個個人的世界，不斷地吃糕餅，那自己再作一些調整。
他就是給你一個樣子，你自己去延伸。他不會去教訓人，不會告訴你應該怎麼怎麼樣，絕對沒有，他多半要的還是你的自然流露。自然流露最精彩。
白：前面講到初次演兄弟的時候，髮型和造型的重要性。能否談談服裝設計對您入戲的重要性，像黃文英設計的造型應該對您很重要吧，也可以幫助您進入角色？
高：對，造型對我很重要。但其實很多戲的造型，都是我們自己的衣服，很多。因為侯導是很生活的，他會問：「你家裡有什麼衣服，沒關係，這場要強調綠色的東西，你買一些然後跟公司報賬。」拍當代題材的戲，多半都是我們自己選的衣服，然後再做一個整理。
黃文英也是非常厲害的一個美術，她的功底相當了得，《海上花》是她很精彩的作品。《少年吔，安啦！》差不多都是我們自己的衣服，《南國再見，南國》也差不多是自己的，家裡可以用的都拿出來。《千禧曼波》是我們跟黃文英一起去挑選適合的衣服，她知道我們的個性在哪裡，我也會跟她講我個人是喜歡寬鬆的，她就按照我們個人的風格進行。
白：（《悲情城市》）那個角色的確演得特別好。戲份不算很多，但每次出場都特別過癮。而且他整個設定很有趣，比如說瘋掉後，他多半出現在拜祖先的那個小房間，而且老吃祭品，似乎他已經不屬於人間，在精神方面已經敗掉，已經死了。
高：對對對，所以說侯導選用的一些位子，多看兩次，會發現他吃的就是要祭拜祖先的糕餅。
白：雖然侯導本人經常否認這種象徵意義的層面，我覺得它還是經常存在。
高：對，有一些是看到後面都會連貫起來。
白：有時候會不會有一些戲本來覺得沒什麼特別，但等到要拍攝的時候，現場的即興成分把整個鏡頭推到另外一個更精彩的境界？
高：對，有一些東西是現場才爆出來，其實侯導也都在等這個東西。而有一些東西就這麼平淡的，也是一種。我是覺得它是靈魂，侯導在外面看很清楚，這個人過，這個人不及，這個人不到，都慢慢調整。
他不輕喊卡的，因為有一些東西，台詞不是一詞不漏的才叫表演，也不是三秒鐘要我的淚水掉下才算表演。有時候淚要來的時候，你根本擋不住，有時候你怎麼樣也哭不出來，都會有這種可能。
我的感覺是現場的工作人員都戰戰兢兢的，每一個人都繃緊，那反而做侯導的演員是，他從來不會去抑制演員或罵演員的，最開心的是當他的演員！（笑）每一個工作人員，錄音的、燈光的，都很緊繃在那邊。但工作的氛圍其實很愉快。
白：那麼，回到前面的問題，就是普通的戲在現場突然間變得非常神奇，是否有些具體的例子可以講？
高：其實每一次，每一場戲，都可能會有奇跡發生。但也有不順，像拍《千禧曼波》，前面拍了一段時間，但全部給拿掉。
白：對，聽說《千禧曼波》的拍攝過程特別漫長，特別不順。
高：是，前面全都拿掉了。就感覺不到位，侯導當時也知道，東西就是沒有，一些演員也作了調整，很難講，但有時候一些東西會爆出來。
就好像《南國再見，南國》，那個時候在坎城，侯導看到我、林強、伊能靜住在一個apartment裡面，他說：「你們三個人相處起來還挺有趣的，好，回來就拍一個戲。」那就是《南國再見，南國》，侯導還說：「我們一個月就拍完，然後我們去威尼斯。」我們都說：「好啊。」結果我們拍一個月，兩個月，下去嘉義，又去一次，還是覺得有些東西沒有拍出來；又去，去嘉義有三四次，拍了半年。這不是原來就設定好了嗎？可以一個月拍完的嗎？（笑）我們本來很開心，以為可以很快就拍完去威尼斯，但拍攝期間有些東西沒有到位，某一些東西是需要時間。
反正我們完全聽指揮，不會抱怨說為什麼拖這麼久，對侯導從來沒有二話。總覺得跟侯導拍戲很開心，遊山玩水，四處走走，而且給演員的表演空間如此大。就怕你不敢，不敢去發揮，不然侯導給的空間是無限的。
白：侯導很喜歡跟非演員合作，您當初也是非演員，但現在已經變成資深演員，您跟很多非演員和職業演員甚至大牌明星合作過，能否談談跟職業演員和非演員合作的不同經驗？
高：其實很大牌的，我都會把他們盡量放到同一個位子；有一些人非常大牌，但對我而言這是一段表演，一定要合作，所以盡量地把我們的表演做到更加生動、精彩、到位就行。
假如是個非演員，我也會提醒他們，大家都非常重要，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緊張；經驗的累積，你們也可以像捷哥一樣從玩票變成專業，一定要專注，沒有什麼好去畏懼的，就是專注在你的表演，讓它發亮。
無論是大牌或者新手，我差不多的態度就是以表演為重。就算跟著一些大牌，可能有一點壓力，但我都沒有感覺到壓力，只是盡量專注，把戲到位，把工作圓滿，把氛圍愉快，這是我的方向。
再大牌我也沒有問題，像梁朝偉我們都可以開玩笑，因為他們也沒有把自己當作大牌看。他們表現大牌的時候，也是看場合看對象，這也是有必要的——有時候就需要讓人知道我們就是一個「角」。可是我都比較輕鬆的，以整體為重。
白：跟侯導合作這麼多片子，最難演的是哪一部戲？它的難度在哪裡，怎麼克服它？
高：（笑）倒沒什麼……我覺得沒有什麼很難的。我們跟著侯導學習了很多東西，他的一些節奏跟方向，我們都知道，而且很多東西是我們提供出來的。他本來要的就是一個很真實的，沒有很突兀的，很自然的一些流露，那我們都盡量把它做到全面。你說難……
白：比如說侯導的片子裡，您也嘗試過一些打鬥、暴力素材的戲，同時也跟舒淇、伊能靜有一些床戲，對一個本來沒有演員訓練的人來講，這種戲需要一定的勇敢才能夠放開自己，在鏡頭前表露自己比較隱私的一面。
高：你這樣提醒我，是有的。拍《好男好女》的時候，跟伊能靜在床上的嬉戲，雖然還穿一個大內褲，表現兩人世界的一個情趣，一個好玩的地方。其實我有一點放不開，因為太多人在看。
我還記得戲裡我的手要撫摸伊能靜的身體，演情侶所以一定要表現得很親密很自然，但我們實在太熟而且太多的尊重，放不開做這種表演。手應該很自然，但我沒有辦法，最後還是伊能靜自己拉著我的手，把它放到她胸部。只有很熟的工作人員看得出來（笑），他們後來都說：「捷哥你真是！」後來看電影他們也這樣開玩笑。
其實我自己知道的，應該都放掉，只是因為有太多的尊重。雖然會覺得要尊重，在表演的當下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放下，才可以表現真正的親密，所以那場戲還是有點放不開。如果現在演那種戲會好些，因為經驗會讓你知道，有一些表演連尊重也得拿掉，需要更狂野，更激情。但我估計以後拍那種戲的機會不多！（笑）
白：那暴力的戲呢？充滿爆發力的那些鏡頭，你會很難進入嗎？
高：多半都是隨著情緒來的，可能是我們爆發出來的時候，更有它的張力吧。更短捷，更所謂的「殺」吧，然後更沉默，反正就是有很多層次的。或許有一些東西是設計進來的，也有一部分是突然爆發。有時候你真的生氣，生氣到臉漲紅，擋不住的。
就好像我拍《少年吔，安啦！》的時候，有一場戲是我開槍，我全身發抖，不能自已；旁邊演我女朋友的魏筱惠過來抱住我，我才平靜下來。喊卡的時候，侯導他們都不過來說什麼，就是讓我們的情緒平靜下來。有一些東西，就算你設計的，設計也可能達不到那個程度。也有一些東西已經到那個程度，而你想像不到的，哇，那個東西，整個身體是發抖的，那是表演不來的！（笑）
白：演侯導的電影，給您個人的人生觀有什麼樣的啟發或改變？對自己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高：有，跟著他拍電影，就好像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看到他，他的為人處世，他的應對，我們也跟著學習，漸漸成熟了，看東西看得比較廣闊。大哥不斷地進步，不斷地越來越大，這是我們都看到而且可以被感染到，而且也在學習的。
今天你把我當作侯孝賢工作室的一分子，我是很驕傲的。甚至我接一些工作，他們的開場白就是「侯老師的愛將」，哇！（笑）雖然我是拍別的戲，我始終是侯導的一分子，我是從他這裡出發的，長大，茁壯，變得資深，還算被人家尊重，當然也是因為侯導的關係。
影展的時候我曾經跟侯導說，侯導真是沾你的光！他就說不要這麼講，你們都有你們的能耐，大家也認同。但因為他，我們才有這個機會，所以飲水要思源，他是永遠的大哥，永遠高大。所以隨時要我，我隨時就報到。
跟侯導跟電影結緣以後，其實改變我的人生。我本來可能就是做餐廳的一個生意人吧，就是讓自己的生活不虞匱乏，很安穩，但有了電影以後就不一樣的。經常會往這一方面作一些學習，一些調整，一些進步，感覺人生更加豐富了，非常豐富。所以真的感謝侯導帶我進入這個電影世界，使得我突然變成一個演員，想都沒想過的。而且一進來已經二十幾年了，變成一個資深的，而且越來越來勁。更多的電影來邀約來接觸，港台大陸，都很愉快，我還想繼續過一個愉快的二三十年！
白睿文/錄音記錄、整理校對；朱天文/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