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去世之後，張春橋給江青出了一著「妙棋」：「要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打擊反對力量！」
對於江青來說，手中最重要的「王牌」，那就是「毛主席的旗號」。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在1985年接見美國作家、《毛澤東傳》一書的作者R.特裡爾時，曾這樣深刻地評價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
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情況。
毛主席同江青之間的關係很複雜，我也不想再敘述他們關係的許多變化，總之，毛主席在很長時間裡對江青很厭惡。他完全瞭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質，她是一個歇斯底里，殘酷無情的人，是個野心家。他們夫妻關係在絕大部分時間裡只是一種表面形式。
但為什麼她在「文革」中起了這樣大的作用？江青並沒有什麼學問，思想非常極端，對各種各樣的人都充滿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當時的一些極左的思想。
因為我跟毛主席是比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他們只有很短一段時間住在一起，長時間不住在一起，有時甚至很長時間不見面。
假如要寫個人傳記，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
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責任的。
在毛澤東去世後，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要翻看毛澤東的機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澤東保密櫃的鑰匙。
據曾擔任過毛澤東機要秘書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訴筆者(4)，往日，毛澤東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機要秘書保管。江青雖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隨便翻看毛澤東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澤東批給她看的文件。這是有嚴格規定的。
江青在毛澤東逝世之後，想翻看毛澤東的文件、手稿，是企圖瞭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機密。
張玉鳳在1976年10月20日，寫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後，江青一反常態，每天到毛主席住處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跡。我覺得不妥，這不合組織手續。主席逝世後中央還沒有決定文件怎麼辦，我不好隨便給，沒給她，我推說原稿不在我這。江青、毛遠新看在我這弄不到文件，就給我安上個「偷文件」的罪名，要對我採取「緊急措施」，進行迫害，以達到他們盜騙文件的目的。
追悼會後，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緊。我很為難。江青走後，我立即通過電話報告了汪東興同志。請示怎麼辦，並請他來。東興同志來後，我報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遠新以要看一下名義騙取了毛主席和楊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談話記錄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這二份文件，並向我傳達了政治局已經研究，準備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爭，亦即權力之爭。因為只要在毛澤東談話記錄上或手稿上，有批評反對力量的字句，公佈出去，「一句頂一萬句」，足以壓倒「反對力量」；當然，毛澤東也不止一次批評過江青，批評過「四人幫」，這些談話記錄或手稿，又必須趕緊收起來，千萬不能落到張春橋所說的「反對力量」手中。
「反對力量」是誰？
鄧小平、葉劍英，不言而喻，是「反對力量」。華國鋒，也被列入了「反對力量」。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便出現了爭執。
會議討論的議題，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澤東的治喪問題。
江青忽地打起橫炮來：「今天的會議忽略一件頭等大事，就是要繼續批鄧！這是主席臨終前一再叮囑的大事！」
江青這麼一提，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馬上表示支持。
華國鋒顯然感到為難，只得說：「對鄧小平，當然還要繼續批判，但目前需要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喪問題……」
江青一聽，極為不滿：「對鄧小平不能手軟！我建議，政治局應該立即通過一個決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以絕後患！」
這下子使華國鋒更加為難，因為毛澤東生前說過，「對鄧小平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怎麼可以違反毛澤東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於拿毛澤東的指示，跟眼前這位毛澤東夫人頂撞——因為江青也知道毛澤東的這一指示。
畢竟葉劍英年長，富有經驗，說道：「江青同志，請你放冷靜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們都很悲痛。毛主席的喪事是國喪，一定要安排好。現在我們要辦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喪。毛主席不在了，我們處在最困難最嚴峻的時刻，在這種時候，最要緊的是要加強團結，要團結在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周圍！」(5)
葉劍英的話，合情合理，柔中有剛，江青無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棄了剛才的「建議」。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風波，總算暫時得以度過。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第九天——9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毛澤東大會。
主持追悼大會的，仍是王洪文。對於追悼大會的程序，他已相當熟悉，因為在短短九個月間他已接連主持了周恩來、朱德追悼大會，這已是第三回了。
不過，這一次仍由他來主持大會，則是向國內外表明：在中國失去毛澤東之後，王洪文是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
「現在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同志致悼詞。」儘管王洪文的嘴裡極不情願吐出那「第一」兩字，不過，好在還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個最高位子仍空缺。
華國鋒用一口山西話，念起了悼詞。他的神態是充滿自信的，因為毛澤東親筆為他題寫的「你辦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證書」。
江青站在臨時搭成的主席台上，在萬眾矚目之下，穿一身黑衫，頭披長長的黑紗，顯得非常突出。據雲，她這一身打扮，是學庇隆夫人，阿根廷總統庇隆（1895—1974）死於任內。
攝影記者杜修賢近距離目擊了這一幕，他這麼回憶道：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時，毛主席的追悼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沉痛悲傷的哀樂從天安門廣場漫湧，滾滾飄向廣袤的天際，陰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紗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萬群眾。他們默默地抽泣，為毛主席的離去而沉痛哀悼。
悲壯的禮炮鳴響了三聲，將新中國27年裡最高規格的葬禮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門城樓下面正中央架設的追悼會主席台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輕的臉上掛著和年齡不相稱的沉重，今天這位最年輕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國以來最高規格的追悼會。
華國鋒站在王洪文的右側，他要在百萬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濃郁的山西口音宣讀悼詞。
葉劍英立在華國鋒的右側，老帥此時的心裡最為痛苦，短短大半年裡，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夥計」們說走都走了，一連走了三個，連領導人民打江山的毛主席也走了。
這讓他充實了半個世紀的精神世界一下變得空蕩蕩的……他扯著衣角，淒涼的情緒從他臉上每個紋路裡自然地流瀉出來。
張春橋「以不變應萬變」的表情依然是陰鷙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側。他的左側就是叫人看著彆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據說這是「庇隆夫人」式的喪服，黑紗把她的臉遮小了一圈，極不協調地站在這排人裡。
在默哀三分鐘裡我就開始構思怎麼拍攝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張，政治局常委的鏡頭要有一張，然後還要有一張政治局委員的合影，江青怎麼辦？按理她是毛澤東的夫人，應該照一張單獨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單獨的照片。這時我是站在城樓的東面，我等會兒到城樓的西面，將江青掛在四個常委的後面，就可以不再發江青單獨的照片。
哀樂一結束，我就跑到葉劍英的西面，由西向東拍攝，這樣葉劍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華國鋒，而江青的人最小。
我又拍攝了一張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領導人的合影。
當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兒送審照片時，還擔心他會指責我拍攝的「五人照片」為什麼把華國鋒拍得那麼大，而江青那麼小。
出乎意外，姚文元倒是沒有關心華國鋒的人像大小，而是關心江青形象。「怎麼不選江青單獨的照片？」
「我沒有拍她單獨的，你不是在開追悼會前告訴我，叫我注意突出集體領導……」我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學會了「強詞奪理」。
姚文元沒好氣地打斷我的話頭：「好了好了，那就這樣發吧！」
9月19日，追悼會的照片就見了報，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掛在四個常委的後面。(6)
毛澤東追悼會。左起：葉劍英、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杜修賢 攝）
張春橋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正在念悼詞的華國鋒。
大會剛剛結束——9月21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據說是為了落實毛澤東遺體的防腐保存問題，而暗中對「基地」的民兵佈防作了部署。
就在這一天，徐景賢出現在北京釣魚台。據說是來開衛生部的會議的，而暗中與張春橋密談。
也就在這一天，上海《文匯報》頭版頭條刊出：《上海工人階級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針》。
9月23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給王秀珍掛了長途電話，叮囑她：「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內資產階級他們是不甘心失敗的，總有人會抬出鄧小平的。」
張春橋在9月28日派蕭木到上海，帶去富有煽動性的口信：「老實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張春橋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臨「大考驗，要打仗」。
張春橋通過他的親信向上海傳達「要準備打仗」的指示。親信在信上特地註明：「閱後即毀，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姚文元也以富有「啟發性」的話，要上海作最壞的打算：「你們要學會當我們不在的時候，在複雜情況下獨立作戰。這個問題你們想過沒有？」
倒是給姚文元說中了！
歷史的進程，急劇地加速著。十年浩劫，終於就要到了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