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8日凌晨，酣夢正香的王秀珍，被電話鈴聲吵醒。
抓過電話耳機一聽，她睡意頓消。從耳機裡，傳出王洪文那熟悉的聲音：「秀珍嗎，有一件緊急的事情要告訴你。」
王秀珍連忙問：「什麼事？」
王洪文說道：「天安門事件，總算過去。不過，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問題，簡直是『豆腐兵』，連對付學生都感到吃力。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緊訓練，提高應急能力，決不能像北京民兵那樣！一定要做到『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行，行。你放心，我馬上向上海民兵指揮部傳達你的指示。」王秀珍連聲答應。
「注意保密，不要給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囑了一句。
從電話耳機裡傳出的王洪文的「指示」，像槌子一樣敲響了王秀珍這面鑼。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揮部響了起來。
上海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馬上落實、貫徹「王副主席指示」。他們制訂了代號為「反擊一號」、「反擊二號」、「反擊三號」三個作戰方案，以應付突然發生的不同事態。
上海民兵變得忙碌起來。首先是「政治掛帥」，學習上海民兵指揮部印發的《民兵宣傳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經非常清楚地點出「要隨時準備粉碎」「武裝暴亂」：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由於黨內走資派比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危險得多，所以我們民兵的主攻方向應該革黨內走資派的命，這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規律所決定的。
把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民兵繼續革命的重要任務，不停頓地進行戰鬥。
要搞清楚民兵與黨內資產階級鬥，既要認真對付他們搞「和平演變」，又要隨時準備粉碎他們的武裝暴亂。
民兵們經過「學習」，明確了民兵主要任務便是與「走資派」鬥。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隊，即將舉行演習。王秀珍為他們進行「戰前動員」。
她的話，比《民兵宣傳教育》材料更加無遮無攔：
「現在形勢複雜，鬥爭是長期的，今後會更複雜、更激烈。
「我們要有出現反覆的思想準備，無非是殺頭坐牢，殺了頭不過碗大的疤。
「我們要豁出命來幹，不能做投降派，不當叛徒，要幹到底！
「部隊靠不住，要準備打仗，內戰外戰一起打！」
王秀珍傳達了王洪文的話：「誰搞修正主義，就造誰的反！」
1976年6月，關於毛澤東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黨組織負責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緊了訓練，隨時準備「造修正主義的反」。
如馬天水所供認：
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揮部送來一份發槍報告，7月3日我就批復同意都發下去，到8月10號我要民兵指揮部匯報時，他們提出發槍報告還未批下來，我才知道辦公室壓了下來。當時我把辦公室有關同志找來大批了一頓。立刻批了「立即發」三個字。
為什麼這樣急於發槍？當時正是毛主席病重時期，擔心發生內戰，要趕快加強民兵這支力量。同時這也和在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談話有關係。丁盛談話也談了打內戰問題。……
《關於上海民兵裝備十年規劃設想意見的報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市委、市革委會：
根據市委領導關於裝備民兵五十萬件武器和總部民兵裝備要搞十年規劃的要求，加強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民兵建設，市現有二百六十萬民兵，規劃五十萬件武器。
全市裝備民兵十個高炮師。一百八十五個高機連，三個地炮師，一個一三火箭團，一個水陸坦克師，三十六個武裝基幹團，五百十八個武裝基幹連，四千二百十二個武裝基幹排，一個摩托團，一個通信團，共裝備民兵六十五萬人……
上海民兵指揮部
上海，江青稱之為「基地」的上海，已經是磨刀之聲可聞。
上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經營了十年的上海，在準備作最後的搏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