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2日，江青在召集十二省、區會議上講話，在直攻鄧小平的時候，也拐彎抹角給華國鋒一點「顏色」看看。
在會上，江青居然當眾點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的名，「批判」《園丁之歌》，甚至追溯到「文革」之初湖南沒有轉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舊事，對他進行了批評。
明眼人誰都知道，華國鋒當時身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江青批評張平化，實際上就是在批評華國鋒。
在會上，張平化當場據理反駁，一時間會場上好不「熱鬧」：
江青：湖南的那個張平化來了沒有？
張平化站起身：來了。
江青：你對《園丁之歌》那樣積極，造了許多謠，那個信說是你支持寫的，是不是你搞的？
張平化答：是。
江青：你能夠造主席那麼多謠，而且你安排了給主席看，是不妥當的。你還說「初爛」（即「初瀾」，當時中央文化組寫作班子的筆名，江青手下的筆桿子之一。——引者注）就讓他「爛」了吧。你讓一個服務員造那樣多的謠。我已經核實了，我對這個戲兩點意見，有意見我沒說，就是對內容有意見。那個戲是我和春橋、會泳三個人審查的。它叫《園丁之歌》。我覺得「園丁」首先應該是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工人、貧下中農，怎麼會成了知識分子呢？
意見最多、最深刻的是春橋同志。
你是搞反攻倒算，但是我們當時說也不要批什麼，就壓起來了。後來是你們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
初瀾的文章我沒有看。初瀾是什麼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沒看，是因為那個字太小，不看。……毒草鋤掉還可以作肥料。《園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許馬克思主義的評論，來評它。
張平化：現在沒有見誰有這個想法。
江青：你是完全搞翻案！
張平化：不是。
江青：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點嗎？那應當說是有錯誤。你就是獨獨沒有登評《海瑞罷官》文章的。
我今天提出來，就是你太積極了。告狀告到主席那裡。叫主席看，主席從來在這一類事上是超脫的。你叫服務員來探聽，找了那麼一大堆，然後說，這個戲好得不得了。你在那裡搞翻案，你就是執行鄧小平的那一套。……
你看你氣鼓鼓的，我平心地講，你有問題，我在這兒跟你講理哩。你不值得委屈，不要氣鼓鼓的。你自己要作深刻檢查。……
江青對於張平化，早就看不順眼。前文已經述及，早在1968年3月30日，江青在接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代表時，就對張平化說了一段「狠話」。江青說：
張平化在東北就是一貫大反林彪同志的，以後又緊跟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王（任重）。張平化這個人可謂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張平化就恨，想不到張平化這個人這樣惡劣，惡劣極了。他的一貫表現說明了他的本質。根據我們的經驗，像這樣的人，歷史上不會沒問題。
但是毛澤東對張平化仍留有餘地，所以在1968年4月6日毛澤東批示說，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不要點名批判張平化。
正是有毛澤東的保護，張平化在1971年被重新起用，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張平化被調回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書記。
江青在十二省、區會議上，忽然要張平化站起來，要「批判」的是《園丁之歌》，矛頭則指向華國鋒。
《園丁之歌》這一「公案」，說來話長……
《園丁之歌》是湖南地方戲——湘劇高腔。1972年下半年，已經晉陞國務院副總理的華國鋒，在湖南省文藝匯演期間看了一批文藝節目，其中的《園丁之歌》、《兩張圖紙》、《送貨路上》反響熱烈，給華國鋒留下了很深印象。
《園丁之歌》最初是長沙市碧湘街小學創作的，原本是花鼓戲，劇名為《好教師》，經長沙市湘劇團柳仲甫執筆改編，改名《園丁之歌》，參加了省文藝匯演。
《園丁之歌》的劇情是這樣的：
女教師俞英一心要搞好教育革命。她來到工廠徵求如何搞好教育，工人們告訴她，「人從心上育，水往根上澆」，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和孩子們交朋友，和他們交心。男教師方覺對陶利這樣出身於工人家庭、調皮貪玩的孩子，不去進行耐心的思想教育，而是沒收他的小玩具火車，甚至粗暴地不讓他進課堂。方覺認為對陶利這樣的孩子，不管怎樣做都是「挑沙填海空費力」。為此，俞英與方覺之間產生了認識上的矛盾。俞英對陶利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不但沒有沒收陶利的玩具小火車，還與他一起修理小玩具火車。她啟發陶利，要學會開火車，就必須學習好功課，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識，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在俞英耐心的說服教育下，陶利轉變了。男教師方覺在工作中感到俞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是正確的，他決心改掉自己簡單粗暴的缺點，和俞英一起把孩子們教育好，讓祖國的花朵茁壯成長。
戲劇受舞台限制，影響畢竟有限。華國鋒知道，在1965年，珠江電影製片廠曾把湖南的兩個花鼓戲——《打銅鑼》、《補鍋》拍成電影，在全國產生了影響。1973年3月，華國鋒對當時的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和負責電影工作的狄福才，說起了《園丁之歌》等節目，以為也可以拍成電影。
吳德、狄福才很快就落實了華國鋒的指示，把拍攝任務交給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新影廠組成了以沙丹為導演的攝制組。沙丹在1972年執導過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交響樂《沙家濱》，對於拍攝舞台劇很有經驗。沙丹率攝制組赴湖南，只用了三個多月就完成了《園丁之歌》的拍攝。
那時候，電影在上映之前，要由國務院文化組審查。向來以「文藝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常常對電影、戲劇橫加干涉。聽說《園丁之歌》是根據華國鋒的指示拍攝的，江青更是要看一看。江青當時和張春橋、姚文元都住在釣魚台國賓館。1973年7月28日，江青在釣魚台國賓館17號樓的小放映室和張春橋、姚文元一起審看《園丁之歌》影片，國務院文化組陪同審查。
江青看畢，對《園丁之歌》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首先，江青抨擊了《園丁之歌》這一劇名：「《園丁之歌》，劇名就不合適，園丁應是共產黨，怎麼是教師、知識分子呢？」
接著，江青抓住《園丁之歌》中的一句台詞上綱上線：「『沒有文化怎能擔起革命重擔』，這句話問題大了。什麼沒文化就不能幹革命。簡直是反攻倒算！」
江青說，影片中的女教師的表演，「簡直是青衣花旦，化妝像少奶奶」，而男教師「活像個油頭粉面的二流子」！
從江青如此嚴厲的抨擊，可以看出她對《園丁之歌》全盤否定。
張春橋也說，《園丁之歌》宣揚學生要受教師的擺佈，是典型的「師道尊嚴」。
姚文元則三句不離本行，聲稱一定要對《園丁之歌》進行「大批判」。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狠批《園丁之歌》，那潛台詞就是，你華國鋒不懂文化，連這部戲的嚴重問題都看不出來。
四天之後，江青又對《園丁之歌》說了一番尖刻的話：
《園丁之歌》牽涉到教育革命的問題，究竟教師和共產黨誰是園丁的問題。戲裡的那兩個一男一女的教師，到底是什麼出身？有沒有堅定的革命立場？為什麼故意隱瞞個人成分？
培養青少年一代，是靠共產黨還是靠教員？你們想把青少年培養成什麼樣子？是讓他們規規矩矩的聽教員的話而俯首帖耳？還是讓他們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誰說沒有文化就不能挑起革命的重擔？現在是讀書無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戲中的主題完全與黨中央背道而馳！
不言而喻，影片《園丁之歌》被江青「槍斃」，打入冷宮，再也沒有上映的希望。
影片《園丁之歌》在冷宮中待了將近一年，在1974年6月14日忽然獲准走出冷宮，在全國上映。
《園丁之歌》怎麼又可以上映了呢？那是因為江青在這天指示：「《園丁之歌》的電影應上演，在上演的同時發表批評文章」。
原來，上映影片《園丁之歌》，是為了「供批判用」！
為什麼江青在將近一年之後，又記起影片《園丁之歌》呢？那是因為當時正在全國批判晉劇《三上桃峰》，要把《園丁之歌》也拿出來批判，以表明這樣的「黑線回潮」現象不是單一的。
晉劇《三上桃峰》是根據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通訊報道《一匹馬》改編，講「四清」時河北省撫寧縣某大隊，賣了—匹病馬，支書知道後將病馬贖回，並用好馬支援友隊春耕。
1974年1月23日，晉劇《三上桃峰》劇組赴京參加華北地區調演，在北京二七劇場綵排。江青手下的得力干將於會泳審看這一節目，在大幕落下之後一言不發就走出去了。顯然這是一個不祥的訊號。
經於會泳向江青匯報之後，把晉劇《三上桃峰》定為「大毒草」：因為《三上桃峰》初名《三下桃園》，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四清」時正是在河北省撫寧縣的桃園大隊。儘管《三上桃峰》與王光美毫無關係，卻被安上了為「大叛徒劉少奇歌功頌德」的罪名。
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中央文化組寫作班子以初瀾名義寫的《評晉劇〈三上桃峰〉》，這篇文章經姚文元修改了11處之多。姚文元稱：「這個戲的炮製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壞、右的立場上。」此文發表之後，全國掀起揭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高潮。
也就在這時，江青決定在全國也掀起批判《園丁之歌》的高潮。
1974年7月19日，國務院文化組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正式發出《關於批判〈園丁之歌〉通知》，通知內容說：「湘劇高腔《園丁之歌》，是一個內容有嚴重錯誤的壞戲。它的要害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
1974年8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初瀾」的文章——《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評湘劇〈園丁之歌〉》，為批判《園丁之歌》定調。於是全國許多報刊相繼群起攻之，發表對《園丁之歌》的批判文章近百篇。
沒有想到，《園丁之歌》在遭到如此密集的「大批判」之後，居然有峰迴路轉之日。
那是1974年10月13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達長沙。81歲的毛澤東的身體明顯不如以往，所以他聲稱，這次來湖南是休養。
人在北京的華國鋒，關心著毛澤東在湖南的休養。聽說毛澤東喜歡看電視，華國鋒特地從北京調來一部電視轉播車，為「九所」6號樓轉播電視節目——那時候中國各電視台還沒有衛星電視，所以要靠專門的電視轉播車為毛澤東轉播各地電視節目。
中共湖南省委還為毛澤東提供電影。在1974年11月，毛澤東從省委提供的電影名單中，圈定要看湘劇《園丁之歌》。
毛澤東很高興看了電影《園丁之歌》。看罷，毛澤東鼓起掌來。當時在場的服務員曾彩謀連忙告訴毛澤東，這是一部正在受批判的片子。毛澤東問著：「受批判？錯在哪裡？為什麼要批判？你們講講看。」曾彩謀回答說：「聽說教育界爭論很大，我們是外行，看不懂。」毛澤東肯定地說：「我看這是一齣好戲。」
在那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毛澤東這句「我看這是一齣好戲」，一下子使中共湖南省委揚眉吐氣，使華國鋒笑了。
這消息飛快地傳入江青的耳朵。江青沒有想到，中共湖南省委居然借助於最高權威毛澤東來「制服」她，非常生氣。
有了毛澤東那句「我看這是一齣好戲」的「最高指示」，1975年8月29日，湖南省文化局向國務院文化組報送了《關於湘劇〈園丁之歌〉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強調指出，「《園丁之歌》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好戲」，要求繼續上演、放映、出版、發行。
國務院文化組接到這個報告以後，副組長劉慶棠（江青的幹將）大為震怒，斥道：「這是明目張膽的翻案，氣勢洶洶，最後通牒！」
在江青的支持下，湖南省文化局的《關於湘劇〈園丁之歌〉問題的請示報告》被壓了下來。
也正因為這樣，1976年3月2日，江青在召集十二省、區會議上講話時，就叫張平化站了起來，當眾對《園丁之歌》再度進行「批判」，而且說「告狀告到主席那裡。叫主席看，主席從來在這一類事上是超脫的。你叫服務員來探聽，找了那麼一大堆，然後說，這個戲好得不得了。你在那裡搞翻案，你就是執行鄧小平的那一套。」
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園丁之歌》才終於得到平反。
1976年12月6日，華國鋒的秘書曹萬貴寫信給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李振軍——「振軍同志轉平化及省委書記各同志」。他在信中說：轉上《解放軍報》、《北京日報》批判「四人幫」扼殺《園丁之歌》的文章，「建議省委組織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
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召開省會批判「四人幫」扼殺《園丁之歌》的大會，省委書記李振軍、省文化局長王慶章等十多人先後發了言。最後，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作總結講話，他說：「『四人幫』為什麼扼殺《園丁之歌》？是為了反對毛主席。毛主席到湖南想看湖南地方戲，圈定看《園丁之歌》，看戲中鼓掌，說這是出好戲。今年3月中央『打招呼』會後，江青又召集十二省市領導開會，點名批評湖南為《園丁之歌》翻案，把狀告到毛主席那裡了。這就說明她已知道毛主席肯定了這個戲是好戲，她還要批判。她的矛頭是指向誰，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寫的文章《扼殺〈園丁之歌〉也是為了篡黨奪權》，並配發了編者按指出：「『四人幫』反黨集團還利用他們的喉舌『初瀾』評論班子，在1974年8月4日本報拋出的一篇題為《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的毒草文章，把《園丁之歌》一棍子打死。當他們明明知道毛主席肯定了這個戲以後，仍負隅頑抗，封鎖消息，繼續玩弄詭計。這充分暴露了『四人幫』明目張膽地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瘋狂反對毛主席，反對華國鋒同志，陰謀篡黨奪權的猙獰面目。」
《園丁之歌》公案，終於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