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從上海飛回釣魚台
「回上海，就像出嫁的女兒回到了娘家！」在北京閒得無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變得舒暢。
說是「調查研究」，其實，他也是為了躲避鄧小平。當他回到上海的時候，正是鄧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頓的時候。
雖說天天煙來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猶如一個「快樂的王子」，其實他的內心空虛、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畢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時時關注著鄧小平在北京的一舉一動，巴望著有朝一日把鄧小平趕下台。
他在上海，盡量擺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勢，做出「調查研究」的姿態，不過，他也終究無法把心中的憂煩遮得嚴嚴實實。
1975年9月18日晚10時，當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來到上海國棉三十廠「視察」，短短幾句話，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機。
這家工廠正在建造新廠房。陪同參觀的應五妹，對王洪文說：「等新廠房建成以後，請你再來看看。」
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話，卻勾起王洪文對以後能否再來該廠的一番感歎：
「到時候再看吧。可能來得了，也可能來不了！」
「如果我來不了，無非是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修正主義上台，我會坐牢，來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錯誤，給打倒了，來不了！」
這麼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內心世界錯綜複雜的折光。他倒是在1975年9月18日——離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經預料到自己可能「會坐牢」。
不過，在王秀珍和應五妹聽來，愕然不知再說點什麼好。也正因為這樣，王洪文的那幾句話被寫入該廠的接待記錄之中，成為從王洪文心靈中洩露出來的準確的「憂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個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東湖賓館與北京釣魚台之間，幾乎無日不通話。
9月，張春橋告訴王洪文「好消息」：毛遠新擔任毛澤東的聯絡員！
11月初，張春橋又把「好消息」告訴王洪文：毛遠新從中南海傳出信息，毛澤東已經對鄧小平的整頓，產生了不信任感。
毛澤東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澤東的這番話，針對鄧小平以及支持鄧小平的一批老幹部。
聽到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來，按照毛澤東的規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調查研究，他照理應在上海住四個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滿四個月，急於要回北京——「四人幫」要對鄧小平進行「反擊」了。
聽說丈夫要走，崔根娣憂心忡忡。在丈夫當上上海市委副書記之後，她已明顯地感到夫妻之間的差距拉大了。丈夫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淺的她更感到差距越發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長交際，在夫人群中顯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擁擠不堪的工人宿舍？何況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親，住在釣魚台。丈夫已身居要職，白天睡大覺，夜裡倒要外出，她幾乎無法適應這種顛倒了的作息時間。丈夫開口閉口政治，她很難插嘴。她索然無味地住著，提早回上海了。
這次丈夫回上海「調查研究」，她顯得開心。丈夫不那麼忙了，吃、喝、玩、樂，很清閒，她總算與丈夫過著團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說走就走，她無法阻攔。
她已經明顯感到，丈夫常常唉聲歎氣。特別是在他酒醉之後，滿腹牢騷奪口而出，連毛澤東也挨他詛咒。看得出，他當這個副主席，並不得意，彷彿隨時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來。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開始孤寂的生活。她懷念著當年作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樣的生活已經離得很遠很遠。
許多女人對她投來羨慕的目光，因為在她們看來，副主席的夫人簡直像天上的星星一樣難以夠著。幾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內心的痛楚。
其實，自從「造反」以來，王洪文也沒有過過一天真正稱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樣是在提心吊膽之中度過那一天又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