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要找的兩位年輕人，便是王海容和唐聞生。
康生為什麼要找這麼兩位年輕人呢？他，深知這兩位年輕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話轉告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她們是毛澤東的「直線電話」！
康生已經77歲了，頭髮和八字鬍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自知將不久於人世。
前文說過，此人與「四人幫」之中的江青、張春橋，有著頗深的淵源。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一直是江青、張春橋的親密夥伴。康老長、康老短，江青和張春橋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垂危之際，忽然約見「直線電話」，當然有要事轉告毛澤東。
王海容和唐聞生坐著轎車，來到北京城北的舊鼓樓大街小石橋胡同24號，「康公館」就坐落在那裡。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點也不顯眼。步入24號大門之後，霍，卻是藏龍臥虎之地。裡面居然既有亭台樓閣，又有假山、噴水池。康生一家幾口，佔據了幾十間屋。就連會客廳，也有好幾個——不同級別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會客室裡會見。
「小王、小唐，你們走近點。」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氣無力的聲音對王海容、唐聞生說，無法像過去那樣擺架子了。
康生
康生要說什麼呢？他的話，使這兩個年輕人驚呆了：「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都是叛徒！」
等這兩個年輕人從猛烈的衝擊波中鎮靜下來，康生這才繼續說下去：「你們不要用筆記，用腦子記就行了，只向主席報告——江青是叛徒，我在30年代就知道的。現在還有活著的證人，可以問王觀瀾。如果主席想仔細瞭解情況，可以派人去找王觀瀾調查。至於張春橋是叛徒，我是從張春橋的檔案上看到的。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給我看的。主席不妨調閱一下張春橋的檔案，也可以找吳仲超瞭解。我是一個快要去見馬克思的人了。這算是我對黨的最後一點貢獻……」
這時，康生又記起了一些事，補充道：「江青的叛變情況，在30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也有報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終於打完「直線電話」，無力地靠在床上，目送著王海容、唐聞生的離去，彷彿了結了一樁最大的心事。
比起張春橋來，康生更加刁滑。這位「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明知江青、張春橋的底細，卻一直到眼看著「四人幫」大勢已去，也來個牆倒眾人推。他生怕毛澤東批判「四人幫」，會涉及他這個顧問，於是打個「直線電話」，以最後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觀瀾，在《毛澤東書信選集》一書中《致王觀瀾》，曾有一註釋，如下：「王觀瀾（1906—1982），浙江臨海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色中華》總編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央農民委員會主任、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主任等職。1948年曾到蘇聯治病。」(10)
王觀瀾在病中，毛澤東曾為之寫信安慰：「既來之，則安之……」這封信在「文革」中曾廣為流傳，成為慢性病患者常常背誦的「最高指示」。
王觀瀾本人，其實與江青的接觸並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觀瀾，乃因王觀瀾1937年底在延安與來自上海的徐明結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況。
前文說過，徐明，即徐明清。因為當時延安中央黨校也有一個人叫徐明，王觀瀾為了使妻子的名字區別於那個人，加了一個「清」字。此後，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1933年，當時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從事地下工作。這年7月，山東姑娘李雲鶴來到上海，化名張淑貞在晨更工學團當一名教師。這個張淑貞，當時還曾化名李雲古、李鶴，後來成為上海灘上的三流演員藍蘋，進入延安改名江青。
藍蘋1937年7月下旬，從上海經濟南來到西安時，徐明清正在西安婦委工作。靠著徐明清的引見，藍蘋才受到紅軍駐西安聯絡處的接待，得以進入延安，得以認識毛澤東，得以先同居而後成為「第一夫人」。
在西安，藍蘋曾向徐明清詳細談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後，如何寫「自首書」出獄的。
確實，徐明清是深知江青歷史的關鍵性人物。康生知道這個人，也知道江青的歷史情況，但是一直守口如瓶。
至於吳仲超，乃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1936年4月，當張春橋參加吳成志（即宋振鼎）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之後，是吳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找吳成志談話，解散了那個非法組織。
康生對王觀瀾、吳仲超這樣重要的線索，都一清二楚，對江青、張春橋的底細也都瞭解。他向來是一個擅長摸別人「底牌」的人。他把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並不急於甩出去。他是個精於投機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為有利時，他才甩出這些「底牌」。
這次「直線電話」，確實是「絕密」的，瞞過了江青和張春橋。
就連老夥計康生都要在臨死前對江青、張春橋來一個「反戈一擊」，「四人幫」在1975年夏、秋已瀕臨日暮途窮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結束了他雲譎波詭的一生。他臨終前的這一著棋，既給毛澤東留下了「忠誠感」，而又因「絕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張春橋。於是，中共中央為康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這個老滑頭，居然在死後騙得三頂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無產階級革命家」，二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三曰「光榮的反修戰士」。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他這個「康老」還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中國報刊。有人說，「康老」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當「四人幫」還在台上時，就向主席報告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為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安子文舉行的追悼會上，胡耀邦在悼詞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時，點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製造的冤案。這是康生在死後第一次遭到公開批判。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佈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開除康生的黨籍，撤銷了康生追悼會悼詞，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鬧劇，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個「終」字。
值得提到的是，「叛徒」這一罪名，是「文革」期間整人的「殺手鑭」。康生臨終前向毛澤東爆料「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都是叛徒」，然而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康生本人在生前也頗受「叛徒」罪名之擾。
揭發康生是「叛徒」者，是盧福坦，此人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來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關押，迅即叛變，並成為國民黨中統調查室的候補特務(11)：
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後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而這都在於一個巧合，因為丁惟汾的一個親屬同時也被捕了，這件事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至於康生有沒有變節，這件事一直是中共黨史中難以破解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1949年被接手時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台灣。所以康生被捕後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國民黨交待事實時被提及過。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陳賡一個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
後來知道康生這件事的是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的是饒漱石，曾經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匯報。毛澤東聽完匯報後並沒有立即答覆，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
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並且做了相關的記錄。對調閱盧福坦的交待材料這件事情，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後搞他的黑材料，而對謝富治後來的調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並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麼從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後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結，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被當時審查幹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過，康生急於處死盧福坦這一舉動不能不讓人懷疑，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據稱，在康生簽署處決盧福坦的命令之後，79歲的盧福坦是用酒灌醉之後被上海市公安局秘密執行死刑。
康生究竟是不是叛徒，如同他所「揭發」的江青、張春橋是不是叛徒一樣，後來並無定論。但是康生親自下令秘密處死盧福坦，這表明年已79歲的盧福坦如果不死，在康生看來，確實構成了對他的巨大威脅。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康生、謝富治進行審查以後，一年多來，中央紀委做了大量工作，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謝富治兩人，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現在中央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佈，同時撤銷對這兩人的《悼詞》，並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關於康生1930年前後在上海秘密工作期間，有被捕和出賣同志的嫌疑，但是由於很多歷史檔案，特別是同林彪、江青、康生個人歷史的有關檔案，被他們一夥所破壞，有關人員大都下落不明或死亡，海外書刊材料又無法查證，因此，這些問題還不能做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