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組閣」失敗之後，屢遭毛澤東批評的江青，氣惱萬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願當「閒人」，總要千方百計表現自己。她仍然在伺機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極度不滿於四屆人大確立的「周鄧體制」。1975年2月2日，周恩來在送呈毛澤東的《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寫道：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從此，實際上開始了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變換著手法，攻擊周、鄧。
1975年4月4日，遲群傳達江青的電話「指示」：
我昨天接見工人同志們的講話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適合的地方，請同志們充分地討論提出意見。因為完全沒有睡好覺。
另外，我講了春橋同志關於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文章的重點。我還要補充另一個重點，就是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這個問題進城以後就屢次提出過，在全黨沒有提起應有的警惕。現在我們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性，擦亮眼睛，要認識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是當前的大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如不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識別經驗主義的鑒別力，就會變修。
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講話時，再次強調：「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
她用「經驗主義」影射周恩來、鄧小平等富有經驗的老幹部。
江青畢竟在宣傳部門佔優勢。張春橋、姚文元開動了宣傳機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搶發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
然而，就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兩篇「宏文」成為七億中國人的「學習文件」的時候，正在他們借助毛澤東的批示以「大理論家」的形象出現在全中國的時候，來自毛澤東的批評，使剛剛掀起的「張姚熱」迅速降溫。
事情的轉折是這樣發生的：鄧小平注意到江青等人搶發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這一新動向。
1975年4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金日成，鄧小平在座。鄧小平借用這一機會，向毛澤東說明「當前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一提法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贊同了鄧小平的意見。
一個重要的訊號，從毛澤東那裡發出。
新華社的《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經過姚文元審定，報送毛澤東。4月23日，毛澤東在報告上，寫了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提請政治局一議。
為盼。
毛澤東
1975年4月23日
毛澤東的這段話，就是在批評張春橋和姚文元「不懂馬列」。
毛澤東所說的「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張春橋和姚文元。
人們並不健忘，在近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寫下抨擊陳伯達的那篇《我的一點意見》中，有著非常相似的話：「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那時候，毛澤東指的是「理論家」陳伯達。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宣告了陳伯達的倒台。
如今，毛澤東又用同樣的語言批評張春橋、姚文元，這不能不使張春橋、姚文元感到非常緊張。因為他們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陳伯達的覆轍，成為「陳伯達第二」！
根據毛澤東4月23日批示「此問題提請政治局一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開會，議題便是批評江青。
江青在會上勉強作了「自我批評」。就連她自己，在兩個月後寫的檢查中，也承認：「我在4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
看來，江青的問題不能不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能不解決——毛澤東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團結」，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於是異乎尋常，毛澤東在從長沙回到北京之後，決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會議。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小宗派」一樣，表明事態已經相當嚴重了。對於重病在身的毛澤東，這是他最後的歲月兩次親自出席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已經很久沒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了。這是他離京休養十個月之後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會議。
會議在毛澤東中南海住處召開。知道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周恩來也抱病前來。
毛澤東的黃昏歲月，來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員們也難得見到他。與他經常通電話的是周恩來。據張玉鳳回憶，除了周恩來之外，別人幾乎沒有給毛澤東去電話，生怕干擾他的養病。即便是江青，求見毛澤東，也未必允見。只有王海容、唐聞生，倒是說來就來，說見就見。
正因為這樣，5月3日，毛澤東跟政治局委員們見面時，周恩來說道：「大家快一年沒有見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來，從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會議見過面之後，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跟毛澤東「闊別」十個月了！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不僅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張春橋，而且多次批評了「四人幫」。以下所引毛澤東的話，是會議記錄原文。可能由於記錄速度跟不上毛澤東講話速度，有些地方顯得前後文不接，或者斷句，均照錄原文。
毛澤東一到，先跟政治局委員們寒暄。毛澤東照例保持著他那不時出語幽默的風格。
毛澤東一進來，第一個是與周恩來握手：「怎麼樣？還好嗎？」
周恩來回答說：「開了三刀，消化還可以，前天向主席報告過。」
毛澤東跟葉劍英握手時，說了句：「喔，老帥！」
毛澤東跟鄧小平握手時，說了句：「小平呀！」
毛澤東跟吳德握手時，說了句：「哦，吳德有德呀！」
毛澤東跟謝靜宜握手時，話說得最多：「小謝，你當了大官啦，不謹慎呀！」
顯然，毛澤東對謝靜宜緊跟江青，早有所聞。
謝靜宜原本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員。在「文革」中到北京大學「支左」，「當了大官」——北京大學黨委書記。
謝靜宜連忙回答說：「我不想當大官，但是現在官卻越當越大。」
毛澤東很乾脆地對謝靜宜說：「試試看吧，搞不好就捲鋪蓋。」
毛澤東握著陳永貴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國，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釣魚台，那裡沒有『魚』可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
毛澤東的話中，包含著對江青佔領下的那個釣魚台的反感。
江青來到會場時，比別人稍晚。她進來時，見毛澤東正在跟別人打招呼，她就在一旁坐下。
在經過一陣子寒暄之後，毛澤東宣佈開會，言歸正傳，進入會議主題。會場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
毛澤東說：
「這一回跑了十個月，沒有講過什麼話，沒有發表什麼意見，因為中央沒有委託我。
「我在外面一面養病，一面聽文件，每天都有飛機送。現在上帝還沒要我去，我還能想，還能聽，還能講，講不行還能寫。我能吃飯，能睡覺。」
毛澤東緊接著說的幾句話，清楚地表明他召集會議的目的：「好久不見了，有一個問題，我與你們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個別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寫書，講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我給文元寫了。對不起春橋。」
毛澤東說「對不起春橋」，這話有兩層含義：
張春橋文章，毛澤東「只聽了一遍」，沒有看出問題，所以，毛澤東說「我自己也犯了錯誤」；張春橋的文章，畢竟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發表的，如今發現問題，毛澤東當然要負領導責任，所以說「對不起春橋」。
毛澤東發現的問題，那就是「講經驗主義的問題」，亦即「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批判經驗主義」。毛澤東以為，這一論斷是錯誤的。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就新華社的請示報告，「我給文元寫了」——也就是4月23日的那段批示。
毛澤東接著說：「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一條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
上海機床廠是上海的「樣板」，是張春橋、姚文元的「樣板」，是「反對經驗主義」的「樣板」。
毛澤東批評上海機床廠，等於批評了張春橋和姚文元。
毛澤東又說：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要安定團結。」
「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贊成的就要打。」
毛澤東用手指著周恩來說：「你一個，朱德一個，還有別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懷。我講恩來、朱德不夠，沒有林彪、彭德懷還沒有力量。林彪寫了短促突擊，稱讚華夫文章，反對鄧、毛、謝、古。」
說到這裡，毛澤東又指著鄧小平說：「鄧是你，毛是毛澤覃，謝是謝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犧牲了，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澤東舉了個很生動的例子，批評教條主義：「教育界、新聞界、文化藝術界，還有好多了，還有醫學界，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害得我兩年不能吃雞蛋，因為蘇聯人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裡面有膽固醇。後來又一篇文章說膽固醇不要緊，又說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國的好，不要看低教條主義。」
毛澤東在批評了教條主義之後，回過頭來批評「四人幫」：「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不好，歷來不好。這次錯誤，還是自我批評。」
毛澤東再次強調「三要三不要」。他說，這三條重複一遍，「其他的事你們去議，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一次會議解決不了。我的意見，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這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講過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
毛澤東接著面向王海容、唐聞生說：「教育界、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實也有好的，有點馬列的，你們外交部也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你們兩個是知識分子，你們自己也承認，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在「文革」中盛傳的「最高指示」「老九不能走」，就「出典」於此。後來，鄧小平曾傳達毛澤東的這一「最高指示」，江青反而說鄧小平「造謠」。其實，毛澤東確實說過這話。
毛澤東接著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國與俄國的經驗批判主義。列寧說：那些人是大知識分子，全是巴克萊學說。巴克萊是美國的一個大主教，你們去把列寧的書找來看一看。」
這時，江青插話問道：「主席是不是說看《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嗯。」毛澤東回答。
江青的這一句插話，把毛澤東的話題引到她這裡來了。
毛澤東面對江青說：「江青同志黨的一大半（路線鬥爭）沒有參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她都沒有參加鬥爭，沒有參加長征，所以也難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樣寫了一篇文章《更加布爾什維克化》，也不會像張聞天那樣，機會主義的動搖。」
毛澤東又針對江青說道：
「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要守紀律，軍隊要謹慎，中央委員更要謹慎。我跟江青談過一次，我跟小平談過一次。王洪文要見我，我說不見，要見大家一起來，完了。對不起，我就是這樣，我沒有更多的話，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會都是三句，要馬列不要修正，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不要搞什麼幫，什麼廣東幫、湖南幫，粵漢鐵路長沙修理廠不收湖南人，只收廣東人，廣東幫。」
毛澤東提到「幫」，不言而喻，指的是「上海幫」、「四人幫」。他明確地說「不要搞什麼幫」。
毛澤東由「粵漢鐵路長沙修理廠不收湖南人」，說起了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運動，講到當時工人運動比較高漲的幾個鐵路、礦山。他說：「湖南水口山錫礦，名曰錫礦，其實沒有錫。」
毛澤東隨口念了一首民謠：
無錫錫山山無錫，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
從「長沙沙水水無沙」，毛澤東又對自己所作《水調歌頭·游泳》一詞中的兩句做了解釋：「我說才飲長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魚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現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間，叫什麼縣我忘了，那個地方出鳊魚。所以我說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孫權後來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運南京，孫權是個能幹的人。」
毛澤東念了辛棄疾《南鄉子》中的兩句：「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
他指著葉劍英說：「他看不起吳法憲。劉是劉震，曹是曹裡懷，就是說吳法憲不行。」
毛澤東讓葉劍英背這首《南鄉子》。
葉劍英隨口背道：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毛澤東很高興，對大家誇葉劍英說：「此人有文化。」
周恩來見時間已晚，便對大家說：「今天就到這裡結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談笑風生，但是，他對「四人幫」的批評，使「四人幫」面面相覷。
毛澤東終究是最高權威，他的每一句話都力重千鈞。當年，他一篇200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導致劉少奇下台，一篇700字的《我的一點意見》，使林彪集團分崩離析；這一回，他如此尖銳地抨擊「四人幫」，使「四人幫」感到大難難逃。
毛澤東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幫」惶惶不安。因為當年毛澤東在「炮打」林彪的時候，也是說這番話的：「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如今，在這段人人都背得滾瓜爛熟的「最高指示」之後，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幫」，等於把「四人幫」推到了當年林彪的位置上。
鄧小平緊緊抓住機會，以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為「強大東風」，從1975年4月27日起，一連主持召開了好幾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進行批評、幫助。
在會上，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面對「四人幫」，作了嚴正發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員，也在會上批評了「四人幫」。
王洪文作了粗淺的檢查。從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鄧小平主持。
政治局會議剛剛開過，新華社社長朱穆之寫信請示：「主席最近對我社關於宣傳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請示報告的批示，對今後宣傳報道關係十分重要，我們準備向正在召開的分社會議（即將結束）和總社有關同志傳達……」
王洪文慌了手腳，因為毛澤東的批示一旦傳達，那「四人幫」就面臨著倒台的危險。5月8日，王洪文趕緊在朱穆之的信上，寫下「批示」：「我意見暫不傳達。請文元同志閱示。」
於是，「輿論總管」接下去作了「批示」：「同意暫不傳達。精神可以在新華社工作中貫徹執行。」
姚文元說的是滑頭話。既然不讓下邊知道毛澤東的批示，又怎樣在工作中「貫徹」呢？說穿了，他無非給自己留了一條退路：萬一毛澤東查問起來，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貫徹執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