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當第一副總理？鄧。」毛澤東這一句話，引起「四人幫」的震驚。
幸虧，毛澤東主席的意見，還只是在電話裡說說，沒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夠使這位年邁的主席改變主意，那還可以挽救。
丹麥首相哈特林即將訪華，定於10月18日到達北京。這與中國內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四人幫」感到緊張：哈特林要求會見毛澤東，而毛澤東在長沙療養，哈特林必須從北京前往長沙。負責接待哈特林來訪的，是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鄧將陪同哈特林前往長沙。顯然，毛澤東除了會見哈特林之外，會與鄧小平一起研究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遲。必須搶在鄧小平之前，改變毛澤東的主意。
10月17日深夜，釣魚台17號樓，「四人幫」一個不缺，在江青那裡聚集。
江青召開緊急「幫會」。
「我們四個人之中，洪文去長沙一趟最合適。」江青說道。其實，這主意，張春橋早已與江青通過氣，是張春橋出的。
「軍師」是在來回踱方步之中，提出這一計謀的：要改變毛澤東的主意，必須派人火速趕往長沙，彈劾鄧小平。在「四人幫」之中，江青去長沙顯然不合適，毛澤東已經警告過「不要由你組閣」；由「軍師」出馬，更不合適，因為與鄧小平爭奪第一副總理的，便是「軍師」其人，「軍師」親自出面，顯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屬宣傳工作範疇，也不合適；唯有王洪文是最恰當的人選。毛澤東委託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長沙向毛澤東匯報、請示工作，合情合理。何況，把王洪文推出去當「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罵。對於張春橋來說，王洪文雖是政治夥伴，可是心裡對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極。私下裡，他曾對姚文元說過憤憤的話：「王洪文憑什麼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幾？」
畢竟王洪文太嫩，敵不過張春橋這「老薑」，居然連連點頭，答應前往長沙。他蒙在鼓裡，以為是江青提議要他去長沙，殊不知這是「軍師」借江青之口說出來的話。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長沙之間飛了個來回。他上午9時起飛，下午2時見毛澤東，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倉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為去的時候沒有報告政治局，也沒有報告總理。」
1980年11月24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別法庭受審時，這麼說道：
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釣魚台17號樓，江青召集我和張春橋、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謀告鄧小平的狀。議論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說鄧小平對四屆人大提名人選上可能有不同意見。還議論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去長沙，實際上是一次陰謀活動，是背著周恩來總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趕在毛澤東主席接見外賓之前去，是怕鄧小平陪同外賓先到毛主席那裡把事實真相說明。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長沙「告狀」，碰了一鼻子灰！
在毛澤東和王洪文談話時，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在側。張玉鳳的回憶，清楚地說明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1974年10月，王洪文背著周總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駐地，向毛主席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狀。王洪文把周總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林彪一夥要搶班奪權，他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們四個人（王、張、江、姚）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匯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別有用心地說：「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家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並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
在這次長沙談話中，毛澤東稱江青那個「四人小宗派」為「上海幫」。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警告王洪文：「你們不要搞上海幫！」
興沖沖而去，灰溜溜而歸。王洪文在夜色蒼茫中，飛回北京。一臉愁容，他鑽進烏亮的紅旗牌轎車。
當他的轎車駛入釣魚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早已伸長脖子在那裡等待著他。
毛澤東的態度，使「四人幫」面面相覷。
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還給江青以書面批示，要求她「務望謹慎小心，注意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