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阿大因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個弟弟，照此「推理」，名喚「陳阿二」。另外，還有一個小妹妹和兩個小弟弟。
大抵受父輩影響，家中以數字來命名。他的伯父叫陳七一，他的父親叫陳七二。
陳七二原是浙江省紹興縣陶南鄉人氏。父親陳阿澳是當地漁民。論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紅五類」標準。
陳七二從小在家鄉捉魚。到了18歲那年，撐船做點小生意。閒時，仍捉魚摸蟹，增加點收入。到了22歲，陳七二做了紹興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來來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陳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時，總是寫「貧農，船工」。
老是在紹興和上海之間來來回回，陳七二覺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32歲那年，他一邊從紹興販運蘿蔔乾到上海賣，一邊在上海做臨時工。後來，他進入上海中華造船廠做搬運工，做炊事員，做門衛。
1942年5月2日，陳七二的妻子章桂花頭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紹興鄉下度過，住在外婆家中。
阿大十歲那年，父親陳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腳。於是，阿大便到上海來念小學。
畢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陳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負擔。業餘販運紹興蘿蔔乾，賺錢也有限。有一回，他在18瓷蘿蔔乾（約千把斤）中摻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賺點錢。不料，被人發現，反而罰了款。
無奈，阿大在初中剛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輟學。1957年，15歲的陳阿大到上海南碼頭做臨時工。畢竟是長子，要為父親分憂。
因為父親已在上海中華造船廠當搬運工，於是，在1958年，便把兩個兒子——陳阿大和陳阿二，都介紹到該廠工作。
陳阿大是1958年8月15日進中華造船廠的，起初做搬運工，後來做鉗工。
阿大當時的表現，還是可以的。我在陳阿大的人事檔案裡，見到中華造船廠當年曾為陳阿大兄弟寫下這樣的鑒定：「兄弟倆於1958年一起入我廠。阿弟不聽組織的話，脫離我廠。阿大作風正派，生活樸素，吃穿節約，出身較苦。」
在中華造船廠度過三個春秋。1961年8月，19歲的陳阿大應徵入伍。
入伍後，陳阿大是列兵，在中國人民解放軍6414部隊教導營當飼養員，後來當炊事員。
一年以後，陳阿大升為上等兵，在中國人民解放軍6710部隊當高炮指揮儀測手。
陳阿大在部隊裡的表現，也還是不錯的。1962年8月21日——陳阿大入伍一週年，部隊對陳阿大所做的鑒定如下（原文照錄）：
在工作中自干飼養員以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積極想辦法完成任務。豬食沒有，親自去找。
組織紀律性強。一年來從未犯過無組織無紀律現象，「三八」作風紮實，尊重領導，服從命令聽指揮，叫幹啥就幹啥。
在部隊中度過兩年半。1965年3月，上等兵陳阿大（退役軍銜為下士）復員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閥門廠當工人。因為他當過兵，廠裡也就讓他兼任車間保衛幹事，基幹民兵排長。
進入良工閥門廠之後，正遇上該廠開展「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每一個職工，都要填寫履歷表，亦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職工登記表」。陳阿大進廠才兩個多月，便因馬虎而寫過一次檢討書——他把廠裡發的履歷表弄丟了。他不得不向該廠「四清」工作隊寫檢討，這份檢討現仍可從檔案內查到。他把檢討書寫成了「申請書」。茲照錄原文於下，錯別字處在括號內註明。雖然丟失表格不過小事一樁，但從這份「申請書」中倒可覷見陳阿大的「風格」：
申請書
茲有昨天工作部（應為工作隊——引者注）發給我兩份歷史表格（應為履歷表——引者注），在回家（時）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痺，警惕性不高，對這項工作認認（識）不足，造成了極不好的因（影）響，對組織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通過這次教訓使我認認（識）了錯誤，以後加強思想學習，充分提高警惕。以後最（再）不重犯，請組織和領導上給我嚴肅處理。
陳阿大 1965.6.29
1966年1月，陳阿大加入共青團。
就陳阿大在「文革」前所走過的人生道路來看，還是過得去的。張春橋要把陳阿大樹為上海首批發展的新黨員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於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種各樣的「辮子」，唯陳阿大算是乾淨些。張春橋說陳阿大「出身苦、表現好、當過兵、入過團」，為的是替陳阿大樹為「納新典型」製造輿論。
不過，陳阿大從鄉下來滬之後，曾與上海的小流氓鬼混，養成一股流氓習氣。進入部隊之後，他受到嚴格的軍人紀律的約束。復員以後，他變得大大咧咧、無拘無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軍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舉槓鈴，拉「拉簧」（鍛煉胸肌的體育運動器械）。
陳阿大是一個富有「喜劇」色彩的人物：
在廠裡，他從來不用手推門而入，總是用腳把門踢開；
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麼把腳擱在桌子上，要麼反過來，騎在椅子上；
工人們怕與他下棋。如果他拉著你一定要下一盤，你得讓著點，輸給他。要不，你別想回家——他非要贏不可；
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個樣。他總要贏了球，才會高高興興回家。
「文革」一開始，陳阿大就成了廠裡活躍的人物，成了一車間的造反派的頭兒。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幾個，後來十幾個、幾十個，以至發展到一百多個。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號，用他的「名言」來說，那就是：「膽大好做官」，「這一回，造反有竄頭」。
「竄頭」，上海的土話，也就是「奔頭」。
陳阿大成了上海灘的「老造反」之一；
「工總司」開籌備會時，他就是七個籌委之一；
「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國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車，奔到南京才被截住。
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團」的頭頭。
陳阿大成了王洪文的「親密戰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張春橋，我們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對王洪文，我你就叫伊嘗嘗味道！」
「文革」是一場鬧劇。作為鬧劇舞台上的一員「鬧將」，陳阿大沖衝殺殺，打打鬧鬧，覺得「有勁」極了。在上海，哪裡有武鬥，哪裡便有陳阿大。
自從陳阿大成為「工總司」的常委，他對於武鬥就更加起勁了。他打一個電話，可以調來幾十輛卡車、上千造反隊員。他說：「這比下象棋、下陸軍棋有勁多了！」
在砸「聯司」的時候，陳阿大又說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鋼鐵廠火紅的鋼錠運來，把『聯司』烤成麵包干！」
陳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劇」演員的本色，在那「嚴肅」的「文化大革命」中，陳阿大常常鬧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話，為此博得了「陳阿憨」的「雅號」。
良工閥門廠要造個新食堂，設計人員向他匯報說：「新食堂是長方形的。」陳阿大眉頭一皺道：「什麼長方形？」設計人員連忙打開圖紙給他看，不懂「長方形」的他發火了：「什麼圖紙，我不懂，你們不要用技術壓人！」
在討論馬列著作的會上，心不在焉的陳阿大聽見別人在談列寧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寧跟袁世凱也建立外交關係哩！」有人很客氣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1917年才發生，袁世凱在1916年已經去世，袁世凱與列寧『碰勿著』！」陳阿大當時說不出話來，卻記在心裡，過了幾天，又開學習會了。陳阿大板起面孔，像考官似的問那人：「你說說，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勢，就跟他輸了棋非要贏一盤一模一樣。
當了「官」之後，種種場合，人們要他作「指示」。他的發言稿，總是要別人代為捉刀。有一回，同濟大學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會」，要陳阿大講話。陳阿大拿起發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著，念著，忽然冒出了什麼「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類與「活學活用」毫不相干的話，令人莫名其妙。後來，人們才知道，陳阿大有兩份發言稿，另一份也是別人起草的，是在廠裡講話用的。這兩份發言稿弄混了，有一頁廠裡講話用的稿紙不知怎麼搞的，混入「活學活用」講話稿。陳阿大居然照念不誤！
陳阿大雖說是「草包」一個，不過，卻把權捏在手心，從不放鬆片刻。
他成了「工總司」的常委之後，良工閥門廠的一舉一動，都得向他「匯報」。「廠革會」的名單，要他過目、審定才算數。他說一，別人不能說二。
每逢回廠，轎車一到，便要開「匯報會」。開會時，倘若有人把熱水瓶放在桌子上，他準會揮揮手，叫人拿開——他的習慣是誰發言他就盯著誰看，不許熱水瓶擋住視線。此後，良工閥門廠裡便形成「規矩」，一聽說陳阿大回廠，人們趕緊把熱水瓶從會議桌上拿開。
在「匯報」結束之後，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話，必須用筆記下來，不可疏忽。倘若人們忘了，或者違背了他的意見，那麼，下一次他回廠，你就等著挨訓吧！
當然，還有一個「規矩」：聽到他回廠的消息，要馬上通知食堂，做一頓好菜好飯。要不，阿大又會發脾氣。
陳阿大跟「上體司」的「胡司令」結識之後，意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陳阿大向「胡司令」學習，在良工閥門廠居然搞了個「良體司」。據1977年11月20日上海《文匯報》披露：
這個「良體司」名義上叫「維護社會治安，捉流氓阿飛」，實際上是破壞社會治安，進行流氓阿飛犯罪活動。他們把一些無辜的群眾抓進「良體司」，施行慘無人道的摧殘與折磨。陳阿大指使一幫人，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罰，什麼「翻跟斗」、「倒著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們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長的煤渣路上翻觔斗，來回數十次，弄得人精疲力盡，再拖到房間裡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還要被打的人自己計數，數錯了要重新打起。有時還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輕了不行，打得聲音不響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紅又腫，方才罷休。有時叫受害者相互對打，看誰打得重，好讓他們這一夥法西斯棍徒「開心開心」。更為惡劣的是，他們把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來，剝去衣服，無恥地加以污辱，殘酷毒打。陳阿大還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階級報復。良工閥門廠有個同志，寫了一張《謹防毒蛇出洞》的大字報，揭了陳阿大一夥的老底。陳阿大懷恨在心，捏造罪名，把這個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並把他關進「良體司」，用棍棒輪番抽打，把被打者發出的慘叫聲，用錄音機錄下來，放給受害者的家屬聽，逼迫家屬要受害者承認他們所捏造的「罪名」。周圍居民聽到這種聲音，都憤慨地說：這是良工閥門廠的「白公館」「渣滓洞」。……
在上海灘，陳阿大是數得著的「武鬥英雄」、「造反大將」：「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報》事件」有他，主張把1967年1月6日「徹底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從文化廣場改到人民廣場的是他，這年7月31日在泰安路抓「支聯站」頭頭有他，8月4日砸「聯司」時從中華造船廠調三艘登陸艇、巡邏艇封鎖黃浦江、切斷「聯司」水上退路的是他，這年10月調動大批人馬集中西郊、圖謀圍攻上海青浦縣反對派的也是他……
張春橋說：「入黨做官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到了造反派頭上。」在張春橋準備樹立陳阿大為「納新典型」時，陳阿大當然明白張春橋所說的「入黨做官」的道理。
不過，令人納悶的是，儘管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光臨」良工閥門廠開「整黨建黨座談會」，儘管「市革會調查組」進駐良工閥門廠，萬事俱備，東風也已吹起，可是卻不見陳阿大遞交入黨申請書。
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首先要寫申請書。陳阿大不主動寫申請書，「調查組」再「積極」也無濟於事。
陳阿大為什麼遲遲不寫入黨申請書呢？
原來，這位「陳阿憨」不知道入黨要寫申請書！
「調查組」自然不便直接對陳阿大進行「啟發」，他們連忙向「市革會」匯報。
於是，「市革會」一位「常委」出面，找陳阿大「聊聊」，給他指點迷津。
陳阿大恍然大悟，連忙在1968年10月10日寫了入黨申請報告。
「調查組」收到陳阿大的報告，如獲至寶，以異乎尋常的「加速度」辦理。
才九天——1968年10月19日，良工閥門廠的中共核心小組（在「文革」中，原廠黨委已被「砸爛」，新建黨的核心小組）在金工車間召開中共黨支部大會，討論陳阿大入黨。
非同小可，「市革會」的常委王秀珍、黃濤親自出席這麼個小小的支部會議。
討論陳阿大的黨支部會議，一時成了為陳阿大評功擺好的會議。
黨支部宣讀關於陳阿大的調查資料，稱讚陳阿大「進廠後一貫突出政治，與階級敵人進行鬥爭」，「擔任工總司常委、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後，堅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勇於承擔最困難最艱險的任務」，「保持工人階級本色」……如此這般，歸根結底，是因為陳阿大「學習毛澤東思想好」。
王秀珍與陳阿大是「同一條戰壕裡的戰友」，又把陳阿大著著實實地稱讚了一番：「阿大路線鬥爭覺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擔」，「阿大立場堅定，態度鮮明」，「阿大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嘔的是那個黃濤。此人是馬天水式的「老幹部」，獲得「解放」後，成為「市革會」工交組的第一把手（陳阿大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著手指頭，一口氣說了陳阿大的「十個好」！諸如「有水平」、「覺悟高」、「是老幹部的學習榜樣」等等。
陳阿大的入黨介紹人程箴坤、蔣阿青也發了言。
就這樣，陳阿大被「突擊入黨」！
張春橋的筆，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單上，寫了「陳阿大」三個字。
陳阿大不愧為一位「喜劇」演員，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即將召開之際，在審查代表資格時，忽然發覺陳阿大竟未填寫過「入黨志願書」！
須知，按照中共黨章規定，「申請入黨的人，必須個別履行入黨手續，有正式黨員二人介紹，填寫入黨志願書，經支部審查，廣泛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由支部大會通過和上一級黨的委員會批准」。寫入黨申請報告和填寫入黨志願書，都是入黨必不可缺的手續。
無奈，陳阿大只得在已經入黨之後，再填寫「入黨志願書」！
他匆匆忙忙填畢。由於支部大會早已開過，志願書上的「入黨介紹人意見」、「黨支部大會通過吸收申請人入黨的決議」、「上級黨組織審批意見」三個欄目便空在那裡，沒有補寫。直至粉碎「四人幫」後，陳阿大被開除出黨時，他當年的「入黨志願書」上這三個欄目仍是空白！陳阿大的「入黨志願書」，成了一份沒有入黨介紹人、沒有支部同意、沒有上級批准的沒有填完的表格——這在成千上萬的中共黨員中是極為罕見的！
更稀奇的是，陳阿大的「入黨志願書」一式三份，最初的一份是別人代填的！然後，陳阿大照抄，填了另兩份。這三份「入黨志願書」，他居然沒有交給黨組織，一直塞在自己的抽斗裡。直至他鋃鐺入獄，這三份「入黨志願書」才被公安人員從他的抽斗中查出。
王洪文手下，有五員大將，人稱「五虎將」。陳阿大是其中一員「虎將」。另四員乃黃金海、戴立清、葉昌明、馬振龍。在陳阿大入黨之後，那四員「虎將」也變成了「布爾什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