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搞亂了全國，也搞亂了全黨。
中國共產黨處於建黨以來最不正常的時期：黨員停止了組織生活；黨的基層組織癱瘓；黨的省、市級組織癱瘓；中共中央書記處癱瘓；全黨停止了發展新黨員工作。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1956年9月召開的。十幾個年頭過去了，居然還沒有開過一次黨的新的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在1966年8月召開的，而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卻直至1968年10月才遲遲召開——兩屆中央委員全會相隔了兩年零兩個月！
毛澤東也已經意識到黨的生活的極度不正常。1968年伊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兩報一刊」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發佈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意味著「文革」的第三個年頭，要進入整黨階段，也意味著中共九大，已進入醞釀階段。
1968年8月25日，新華社轉發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第二期上發表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們歡欣鼓舞。王洪文忙於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即「工宣隊」），去「佔領上層建築」，去「領導一切」。
不久，1968年第4期《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又公佈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必須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覺悟工人入黨，擴大黨的組織的工人成分。
於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們的入黨問題，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用當時的「時髦」的話來說，王洪文手下的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納新」對像啦。能否入黨，對於這班「小兄弟」的「前程」，是至關重要的。須知，王洪文當年正憑藉著他是黨員，成了「工總司」的「司令」。耿金章能成為「二兵團」的「司令」，也借助於他的黨員身份。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結束。會議公報透露了重要信息：「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緊鑼密鼓，中共九大代表的遴選工作開始了。剛剛結束會議，張春橋便飛抵上海。
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會議上，明確地提出了推選中共九大代表的標準：「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線鬥爭中表現突出的老造反作為主體。」
所謂「九次路線鬥爭」，也就是「中共第九次路線鬥爭」。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九次錯誤路線分別是：第一次「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線錯誤」；第三次「李立三路線」；第四次「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第五次「王明路線壽命最長」；第六次，「在長征的路上，一、四方面軍匯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第七次，「全國勝利以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第八次，「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裡通外國，想奪權」；第九次，「劉少奇那一夥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
因此，「中共第九次路線鬥爭」照毛澤東所言，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對於「劉少奇路線」的批判。
按照張春橋提出來的「標準」，理所當然，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上海的九大代表內定名單之中。
張春橋細細審看了內定名單，雙眉緊皺：「『工總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體。九大代表只一個王洪文，太少了！」
很快的，王秀珍被列入內定名單。
張春橋依然不滿意，問王洪文道：「你們『工總司』的常委裡，難道只有你和王秀珍兩個人才能當九大代表？」
王洪文回答說：「『工總司』的常委倒不少，常委裡卻沒幾個黨員。」
「你們為什麼不抓緊『納新』工作？」張春橋直截了當地點名道，「像陳阿大，就可以當九大代表嘛！」真是「史無前例」，當張春橋說出這句話時，陳阿大還不是中共黨員，居然已內定為中共九大代表！
「好，好，我馬上抓緊『納新』工作。」王洪文連聲答應。
「除了陳阿大之外，其他『工總司』的老造反的入黨工作，也必須抓緊。」張春橋用很明白的話，點穿了其中的道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從『一月革命』開始，我們已經成為上海的執政者。我們必須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黨，加強我們在黨內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黨內，我們還沒有佔據優勢。現在的上海的黨員，都是『文革』前入黨的，好多人是按照陳丕顯、曹荻秋的標準入黨的。『保』字號在黨內有著強大的勢力。如果我們不趁現在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時候，大批吸收老造反入黨，那就是坐失良機！九大代表，一定要選我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