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司」和「支聯總站」不好對付。它們的頭頭的素質，與「工總司」不同。
「聯司」的「司令」楊仲池，乃中國名牌大學——清華大學機械系1962年的畢業生。他是廠裡的技術員，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職。
「支聯總站」的頭頭「全向東」的大名，不斷見諸於上海的大字報、大字標語。從「全向東」這名字推測，此人大約是個紅衛兵，因為當時的紅衛兵們最喜歡取這類「衛東彪」、「永向東」、「衛紅」等充滿「革命」色彩的「時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東」不過一介書生而已。細細的手臂彷彿無縛雞之力，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象徵著他的「學歷」不淺。他是上海交通大學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湯福坤，又名湯東生[1]。早在1957年，他就因對錢偉長這樣的科學家被劃為「右派」深表不滿，成了一個「右派邊緣分子」。
如今，他要與張春橋、王洪文對著幹，深知對手最善於翻老底、揪小辮子。於是，化名「全向東」以「徹頭徹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動於社會，成為「聯司」的「軍師」，成為「支聯總站」的頭頭。
「全向東」取代了耿金章，與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長於組織力量，「全向東」則擅長於演說、出點子、寫大字報。他借助於「工學運動相結合」，把紅衛兵和工人組織成「支聯站」。
「全向東」猛烈地抨擊王洪文，稱「工總司」為「王家鋪子」，是「群雄突起、山頭繁多、新式的行會」，成為「新型的『工作組』和新型的反動路線的執行者」。「全向東」的這一系列帶有理論色彩的攻擊「工總司」的言論，比耿金章的幾聲「他媽的」咒罵要厲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這個「全向東」來，下令搜集「全向東」的「反動言論」。後來，《工人造反報》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載了《「全向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錄》，作者為「交大紅師（籌）、赤革會、教聯站」。這份《罪行錄》中，詳細摘錄了「全向東」的「反動言論」，指責他「陰謀策劃『上海第二次大亂』」。
如今，以歷史的目光重新審視《「全向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錄》，其中不少言論是擊中了張、姚、王的痛處的：
2月19日「全向東」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的立場來到上柴廠，兜了一圈就表示「堅決支持『聯司』」。
4月26日「全向東」之流為了穩住「聯司」群眾，匆匆忙忙組織了一個「赴京控告團」去北京。
4月29日「全向東」從北京寄給「聯司」第一封公開信，信中提出了七條所謂的「鬥爭方法」……「全向東」並在信中大肆攻擊以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為首的上海市革會。說什麼：「有人竟然宣傳在『一月革命』後，上海已平靜無事，只要『大聯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裡的『群眾領袖』去解決，開圓桌會議擺擺平。……必須把套在上海革命派頭上的精神枷鎖打碎。春橋、文元同志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去，特別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間去。」
5月7日「全向東」寫給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惡毒污蔑偉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進行奪權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稱為強盜似的占山頭。……「安亭事件必須重新估價」，「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眾領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機分子和野心家」。還叫囂「必須改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5月31日「全向東」寫出大字報《是否毒草？》，攻擊新生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是「資產階級喉舌」，是「資產階級忠實的代言人」。
6月10日「全向東」回交大領工資時大放厥詞說：「全國六個革命委員會五個垮台了，上海（革委會）你看好了，歷史會作結論的。」
6月24日「全向東」在人民廣場公開叫囂：上海公安機關「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上海的政宣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裡」。
7月16日「支聯站」在人民廣場聚眾召開所謂「堅決捍衛六·六通令大會」，「全向東」在會上大放厥詞攻擊上體司、工總司等革命組織，咒罵「《文匯報》的頭頭」是「資產階級政客，……靠造謠過日子」。
7月22日「全向東」在「支聯站」大會上，出於他的階級本能，惡毒攻擊上海市革委會「比黑市委的反動路線還厲害」，並狂妄叫囂「徐景賢、王洪文就是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7月25日，由「全向東」主持召開了各大區負責人會議，研究了如何進一步欺騙群眾等反革命策略。當晚，「全向東」煽動群眾衝擊在人民廣場開會的「紅三司」、「紅上司」革命小將，又衝進市公安局毆打革命戰士，後又衝擊市革會，「全向東」拿著喇叭狂叫：「徐景賢、王洪文從市革會滾出來。」真是狂妄已極。
……
在「全向東」的種種「反動言論」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須重新估價」，「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眾領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機分子和野心家」。須知，王洪文確實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總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復存在。
王洪文意識到，這個繼「赤衛隊」、「二兵團」之後冒出來的新對手，充滿著辣味。
第三次較量，比前兩次更為嚴峻。不過，與前兩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手中有權有勢了，他想用手中的權勢，壓垮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