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筆並存」的日子，維持不了多久。1967年酷夏來臨，「文革」的熱度也繼續上升，王力、關鋒、戚本禹在頭腦發熱中一起倒台，只剩下姚文元一支禿筆。
那是在7月13日晚，毛澤東帶著楊成武、余立金登上火車，離開了北京，開始為時兩個月的漫長旅行。他巡視大江南北，調查了湖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
「副統帥」林彪坐鎮北京，運籌帷幄，殫精竭慮，著手部署「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戰役：
第一戰役是打倒「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已經實現了；
第二戰役是打倒「劉鄧司令部」，已經實現了；
第三戰役是借助於批判「二月逆流」，掃掉一批老帥老將。
須知，林彪雖然名列元帥，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元帥有十個，他只是十帥之一。除了彭德懷早已掃除之外（1959年，他取彭德懷而代之，當上國防部長），尚有八帥。林彪以為只有打倒這八個老帥及其手下一批將軍，才能鞏固他的「副統帥」的地位。
2月，天賜良機，在北京京西賓館，老帥老將們當面斥責「文革派」人物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被江青等誣為「二月逆流」。林彪想乘機下手，除去軍內對手。可惜，毛澤東不允，林彪只得罷休。
7月中旬，武漢兩大派嚴重對立，一場大規模武鬥迫在眉睫。謝富治和王力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於14日匆匆從重慶趕到武漢。王力雖然不過是一名「組員」，卻自視甚高，彷彿欽差大臣、最高裁判。王力本該調解兩大派的矛盾，而他卻支一派，打一派。武漢部隊的一些幹部、戰士同情受壓的「百萬雄師」派，於7月20日抓了王力，批鬥了一番。消息傳出，全國轟動。
江青聞訊大怒：豈可如此無視「中央文革小組」。
當王力終於「脫險」飛回北京，江青動員了20萬人去機場歡迎，然後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軍民歡迎中央代表團歸來」大會。江青把怒火轉向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一時間，「打倒陳再道」、「絞死陳再道」的大字標語貼滿全國城鄉。
林彪微笑了，又是天賜良機！林彪借題發揮，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以此開展他的「第三戰役」。
所謂「揪軍內一小撮」，即「揪出軍隊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要借助於這一口號，清洗軍內一大批政敵。
■ 「文革」期間《紅旗》雜誌編委林傑的近照（葉永烈 攝）
康生、江青、陳伯達當即贊同林彪的意見。1967年第12期《紅旗》雜誌社論，發表了《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週年》，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
這篇社論由林傑[23]執筆。
1988年12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王力家中採訪時，適逢林傑在座。林傑為《紅旗》編委。我請王力、林傑一起回憶。此外，1988年12月20日我在北京林傑家中採訪了林傑的夫人。2001年6月1日我在北京林傑新居裡與他長談。
我問起社論的起草經過。林傑說，「最初決定社論由《紅旗》社論評論小組成員盧之超起草。盧起草後給我看，我不大滿意，轉給關鋒看，他看了覺得不行。他叫我負責起草。」
當時關鋒是《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主持工作。那時，關鋒找林傑談話。關鋒說，「八一」建軍節快到了，《紅旗》雜誌要發篇社論，由你起草。這篇社論，要強調毛主席關於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社論可以點彭德懷、羅瑞卿的名。
我問，關鋒有沒有要你寫「揪軍內一小撮」？
林傑回答說，沒有。
林傑起草的社論的題目是《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
林傑起草好社論之後，關鋒看了，大體上滿意。關鋒又加了幾段。關於「揪軍內一小撮」，是關鋒在修改社論時加上去的。
林傑說，關鋒在修改社論時加上這樣一段話：
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倒、斗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斗倒，斗臭。這些傢伙，還在垂死掙扎。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裡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
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我在訪問關鋒時問他為什麼在修改社論時要加上「揪軍內一小撮」這一段內容？
關鋒說，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歡迎謝富治、王力的百萬人大會上就講，要「揪軍內一小撮」，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從那以後，「揪軍內一小撮」成為全國報刊上最常見的政治口號。作為《紅旗》雜誌慶祝建軍節的社論，理所當然要加上「揪軍內一小撮」這一內容。
社論由關鋒審定，再交到總編輯陳伯達手中。本來，社論由陳伯達簽發就行了，跟王力無關。王力雖然是《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平時並不審看社論。
據王力告訴筆者，當時他在武漢事件中被打傷，正住在釣魚台。
王力說，也真是巧合，社論清樣送到時，陳伯達與他正在一起。陳伯達當即讀了一遍給王力聽。王力沒有表示異議。
此文由陳伯達簽發，發表了。
林傑說起關於「軍內一小撮」的來源，那是當時關鋒主持《解放軍報》工作，王力、關鋒等四人根據林彪1967年1月8日在軍委常委會上關於要加強部隊「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寫了《軍報宣傳方針》，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軍內一小撮」，於1月10日上送「全軍文革並林副主席」。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軍報宣傳方針》」。這清楚表明，林彪是同意提「軍內一小撮」的。
社論發表之後，毛澤東在外地見了，深為震怒。毛澤東當即作了批示：「這是毒草。」
思索了一下，他又用筆大書四個遒勁的大字：「還我長城。」[24]
長城，向來是人民對解放軍的讚譽。「揪軍內一小撮」、「批帶槍的劉鄧路線」，是亂軍的口號。毛澤東怎不心急似焚？
毛澤東下令追查這篇社論。
在毛澤東追究「揪軍內一小撮」時，林彪裝聾作啞，江青、康生、陳伯達朝「秀才」們一推了事。王力、關鋒、林傑成了替罪羊。
「秀才」們急於補救。林傑回憶說：
雖然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與我無關，但社論畢竟是我寫的。毛主席批評《紅旗》「八一社論」後，我感到有些緊張，便正式問關鋒，主席對社論到底怎樣批評的。關說，主席說：「揪軍內一小撮」必然衝擊軍隊。軍隊不能亂。軍隊是黨領導的。軍隊的領導幹部都是共產黨員，不是黨員不能指揮軍隊。「黨內一小撮」包括了軍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另提「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以後不要再提了。我聽了關的傳達後，建議再寫一篇社論以彌補12期社論的錯誤。經陳伯達和關鋒同意後，我又寫了一篇《紅旗》社論。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軍內一小撮」，要擁護軍隊。指出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解放軍不能亂。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蘇修最可靠的力量。陳伯達審批時，把題目定為《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論這個提法同「揪軍內一小撮」是對立的。8月19日由新華社播出，次日刊於《人民日報》。這篇社論，沒有公開對《紅旗》「八一社論」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作自我批評，更缺乏對「揪軍內一小撮」進行深刻批判。沒有達到糾正「八一社論」錯誤的目的。「八一社論」以中央名義在全國範圍內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影響很大；但「揪軍內一小撮」的提出和批發是關鋒與陳伯達的責任。對《紅旗》社論進行自我批判，應由陳、關決定。我雖有責任，但無權越俎代庖。
1967年8月底，王力、關鋒被捕。
當時，一起被追查的還有《紅旗》雜誌編委林傑。1987年12月21日，已經恢復自由並正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林傑，從中國北方某地給本書作者來信，除寄贈他以筆名發表的新作《王清任的腦髓說及其哲學貢獻》之外，還在信中回憶往事：
對於姚家父子，我只知蓬子是叛徒，是從狗洞裡爬出來的，那是從魯迅書中看到的。文元為人，正如你所寫的，眼很高，是看天的。我這種人，不在他的眼下。《紅旗》發了他交來的幾篇文章，是通過關鋒給我的。陳伯達對我說，文元的文章，一個標點也不能錯。我只有聽命照發。從未與之作個別交談過。雖然當時穆欣曾開玩笑說，我和他是一對：個子高低、年歲都差不多。正是他和陳伯達、戚本禹於1967年8月30日夜2時來《紅旗》，宣佈將我關起來的。過了一個星期，他發了《評陶鑄的兩本書》，其中一段關於「五一六」集團兩大罪狀：反對軍隊；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暗指我。從此，我的罪就定了……
在王、關、林寫那篇《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時候，姚文元正在上海，和張春橋一起陪同毛澤東巡視上海，未參與社論的寫作，倖免於糾葛。
到了1968年初，戚本禹也站不住腳了，終於被江青從「中央文革小組」中「端」了出來。這樣，「中央文革小組」的四支禿筆倒了三支。這樣，姚文元安然無恙。
當姚文元聽說王、關、戚成了階下囚，又喜又懼：喜的是一下子除去三個勁敵，懼的是日後自己會不會也步王、關、戚的後塵？
從此，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小組」唯一的「組員」。整個小組只有五名成員：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顧問康生，組員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富有政治權威的「大手筆」。他不再寫《不要拒絕李白游秦嶺》，不再寫《算命攤旁的雜感》，不再寫《折賣行中的聲音》，不再寫《狗丟，你真是好樣的！》。他不再一年發幾十篇「千字文」了。
他要麼不寫，要寫就登一整版、幾大版；
他要麼不寫，要寫就登兩報一刊，全國各報一律全文轉載；
他要麼不寫，要寫就傳達「毛主席的聲音」，體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他要麼不寫，要寫就成為全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政治學習文件」。
1967年，他洋洋灑灑地發表了新的「兩評」：
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中，他聲言周揚的「所謂『一貫正確』史，是一部反革命兩面派歷史」。其實，這恰恰是姚文元的精確的自我寫照；
他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中，稱陶鑄為「南霸天」，具有「修正主義者的反動而醜惡的靈魂」，兼有「一張投機商人的嘴巴」。其實，姚文元又如同「猴子上天平——自稱自」。
■ 成為「中央首長」的姚文元
仔細研讀姚文元的「四評」，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相關定律」：隨著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級，他所「評」的對象也在逐步升級，從吳晗，而鄧拓，而周揚，而陶鑄。
隨著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級，成為「中央首長」，他的文章少了，話卻多了。
本來，他有著「結巴」的「後遺症」，何況老是戒不掉口頭語「正是這樣」，因此，他總是以筆代言，不大在群眾場合講話。
無奈，他成了「中央首長」之後，而領導「文革」的「新潮流」便是「中央首長講話」，他不得不向打著各種各樣旗號的各省各市的「革命群眾組織」發表即席講話。「接見」剛一結束，各式各樣的油印機便開動起來，《中央首長姚文元講話》風靡全國。
筆者翻閱著幾十冊厚厚的《中央首長講話選》，讀著一篇又一篇的姚文元講話記錄稿。其中一篇姚文元和江青等接見「浙江省革委會」張永生、杜英信的講話紀要，頗能反映姚文元當時的形象。他，早已不是第一次走進張春橋家中那種戰戰兢兢的樣子了，居然跟江青像唱雙簧一般，江青說幾句，姚文元便插一句，處處「緊跟」。
以下是當年的「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造反派頭頭張永生的傳達記錄：
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
時間：1968年5月19日9時20分至20日凌晨1時整。
當我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走進福建廳時，敬愛的江青、伯達、文元、蕭力（即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引者注）同志熱情地與我們握手。我們最最敬愛的江青、伯達、文元、蕭力同志非常非常關心浙江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們十分親切地聽取了我們的匯報，給我們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
當我們匯報到浙江美術學院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情況時，江青同志說：「潘天壽的畫很陰暗，我是不欣賞的！畫的禿鷹真難看，又陰暗、又醜。」
姚文元同志插話說：「畫很陰暗，與他搞特務有關。潘天壽喜歡畫的禿鷹，是特務的化身！」（在這裡，姚文元充分顯示了棍子的本色。——引者注）
江青同志又說：「前幾年，潘天壽的畫，你們杭州怎麼捧得那麼高？畫的賣價很貴。齊白石也一樣，是個老財迷，可壞啦！」
姚文元同志補充說：「黃胄這個人也很壞。」（在那種年月，姚文元這樣說一句話，便意味著「中央首長點了黃胄的名」，給黃胄帶來一場大災難。——引者注）
我們要求江青同志給我們革命委員會作指示，江青同志說：「不要我指示了，你們是革命委員會嘛！」
姚文元同志插話：「革命委員會就是搞革命嘛！你們去幹嘛！」
當我們匯報到浙江戲劇界的情況時，江青同志說：「浙江有個問題，舊的劇種都有問題。紹興大班武功基礎好，樣板戲是否可以移植？」
姚文元同志插話說：「移植是很艱苦的改造工作。」
江青同志：「越劇要改造。越劇是資產階級的。越劇音樂很消沉。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的怪現象，討厭透了！」
姚文元同志插話說：「男人演女人，女人演男人，經過這次文化大革命，從此全部結束了！」
汪青同志說：「你們浙江演古戲、鬼戲，演到出奇的程度，甚至棺材裡出殭屍鬼。還有《庵堂認母》到處都演。」
姚文元插話：「那時還美其名曰『搶救遺產』。」
當我們匯報到胡喬木到杭州活動時，江青同志說：「胡喬木還與陳冰搞了一個『辛文兵』！」
姚文元同志插話：「胡喬木到杭州去了好幾次！」
當我們匯報浙江省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焦點，階級鬥爭非常激烈，姚文元同志說：「浙江複雜！」江青同志說：「浙江是蔣介石的老巢嘛！」
凌晨一時，接見結束了。敬愛的江青、伯達、文元、蕭力同志一直親切地把我們送到大廳門外，握手告別。
我們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說：「謝謝同志們！」
姚文元同志說：「我們高興地看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革命青年！」
這是中央首長對我們革命青年和浙江三千一百萬軍民的最大關懷！最大愛護！最大鼓舞！
這次接見，是37歲的「中央首長」姚文元在他的同鄉們面前的精彩亮相。
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趨，一搭一檔，如影隨形。真的，江青的那句話，是出自內心的：「我死了，讓文元當主帥！」
一次又一次的接見，留下了數以百計的姚文元講話記錄。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雖說是「管窺一斑」，倒也可見全豹之貌。
三個多月之後——1968年8月25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刊載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
從此，「文化大革命」揭開新的一頁：成千上萬名工人穿著藍色勞動布工作服，戴著「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紅袖章，步入「上層建築」，去「領導一切」。
這一回，不再是「評」，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筆桿已成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狐假虎威，威風顯赫，每一個標點符號都震動著中國！
儘管所有的報紙都登載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篇文章的單行本免費地發給每一個公職人員，但為了顯示他今日的炫目光彩，姚文元還是不忘當年整過他的中共上海盧灣區委。喜歡寫長句的他，在一冊《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上題詞：「贈給現在仍前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軌道上的盧灣區委的同志們並向你們問好！姚文元。」
[1]從1988年11月3日起，葉永烈採訪王力達十多次。
[2]1988年3月3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關鋒。
[3]1988年8月20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戚本禹。
[4]1988年3月3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關鋒。
[5]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裡》，《筆祭陶鑄》，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裡》，《筆祭陶鑄》，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據《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頁。
[8]《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289頁。
[9]據馬輅、佩璞、馬泰泉：《國防部長浮沉記》，崑崙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頁。
[10]劉平平、劉源源、劉亭亭：《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1980年12月5、6、8日《工人日報》。
[11]據《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
[12]《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頁。
[13]引自《黨史研究》1980年第1期所載、經周恩來生前親自編定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文件》。
[14]《黨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5]《黨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6]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頁。
[17]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1983年第5輯。
[18]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1983年第5輯。
[19]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1983年第5輯。
[20]葉永烈：《1969—1972：陳雲在江西》，《知音》1992年第3期。
[21]愛潑斯坦：《宋慶齡》，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1頁。
[22]1986年4月17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常溪萍夫人陳波浪。
[23]本書初版誤為關鋒。
[24]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在當時流傳甚廣，但是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卻無記載。或是當時誤傳，或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未收，尚待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