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上海國際飯店，從上至下，掛出了長幅大標語：「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樓，也掛出了同樣的長幅大標語：「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全市許多高樓、許多圍牆上，都出現了這樣的大字標語。
這四句口號，還印在傳單上，響在人們的嘴巴上。
1966年12月，上海全市性批鬥常溪萍大會召開了。這四句口號，被確定為大會的「主題」。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燒」、「揪出」、「打倒」、「砸爛」，有著特殊的含義，彷彿在逐步升級。喊口號的時候，調門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響。喊到「砸爛常溪萍」的時候，造反派們都伸長了脖子，發出最響亮的聲音。
可惜還沒有一本《文革辭典》，還無法給「砸爛」下確切的定義。不過，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砸爛」，意味著常溪萍的問題最嚴重，已進入「徹底打倒」的範疇。
1967年1月，張春橋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噓過：「毛主席對上海很關心，主席對『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這個口號都背得熟極了。我還背不出來呢！」
奇怪，張春橋在講話的時候，怎麼就一口氣背出來呢！他不是說「我還背不出來」嗎？
哦，一直到1977年12月9日，徐景賢交代了這個口號的來歷，人們才知道原來是張春橋審定的：
我第一次接觸常溪萍的問題，是在1966年12月籌備召開批鬥常溪萍的大會。當時得到師大紅衛兵的支持。當時，是我同郭仁傑、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動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把常溪萍作為第四檔，即要砸爛的。這個口號，張春橋、姚文元是很讚賞的。當時，我們把這一口號印在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第一期簡報上。1966年12月12日後，姚文元直接打電話告訴我說，贊成這個口號。1月初，張春橋、姚文元都說：「這個口號好，分四檔，把常溪萍作為第四檔，表示是有區別的。」此後，常溪萍就一直被我們作為砸爛對象。
常溪萍成了「砸爛」對像之後，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經無法統計了。據當年的「常溪萍專案組」成員告知，那時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論是市裡、局裡、校裡、系裡、班裡，不論是關於教育、關於人事、關於體育以至關於衛生的批判會，都要把常溪萍「揪」來，低頭彎腰，接受批鬥。最高紀錄是一天出席了八個批鬥會！造反派們在他的胸前掛黑牌，那黑牌的鉛絲深深地嵌在常溪萍的脖子上，脖子腫了，出血了，化膿了……
在「砸爛常溪萍」的那些日日夜夜，常溪萍受了巨大的痛苦。下面的一行行文字，是用血和淚寫成的。我一一寫明目擊者的真名實姓——因為那一樁樁迫害常溪萍的暴行，都有人可以作證，都是確鑿的事實：
1967年初，我聽到有個學生告訴我說常溪萍被人用繩子牽著走，我就走過去看。這時發現真的有人用麻繩套在常溪萍同志的脖子上，共有七、八根繩子，從各個方向各自拖拉，常溪萍弄得站都站不住，哪邊力大就向哪邊拉，往哪邊走。開始向北朝第二宿舍方向走，後來又向南朝地理館方向走。我們都不忍心再看，認為這樣做太殘忍了，但又不敢講。
還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常溪萍的一條腿壞了，不能走路，用一根木棍撐著走路。常溪萍到廁所大便，學生到房間一看就說常溪萍逃跑了，從廁所裡拖出常溪萍拳打腿踢，打倒在地上，再拖起來打。（目擊者：郭振翔，華東師大工人。）
大約是1967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從文史樓底樓走過時，聽見呼叫聲。我隔著玻璃窗向裡望去，見一個學生一面對著常溪萍同志喝問，一面用小鎯頭狠狠地向他頭部敲去，於是鮮血從他頭部直往下流。常溪萍同志忍受著，未吭一聲。（目擊者：吳懷德，華東師大教師。）
常溪萍的腿被打拐了，批鬥時他要求跪下來，打人兇手還不允許，還要拳打腳踢。甚至演戲時還要把他拉出來，踩在腳下，充當活的被打翻在地的「走資派」的角色，進行人格污辱。（原華東師大「校革會主任」L交代。）
我在進新二教室時，見到門外有一夥學生圍著常溪萍同志，罵他「大叛徒」，打了他許多耳光。（目擊者：馮契，華東師大教授。）
我一進牛棚，氣氛極其緊張、恐怖。D事先準備好掃把柄、拖把柄，打常溪萍同志。打折了幾根掃把柄後，就換上木拖把柄打，打得常溪萍同志在地上打滾，常溪萍同志在地上不斷淒聲呼喚著：「求求小將，你別打了，你別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淒慘的聲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聽聞。D邊打邊罵：「打死你這條老狗！打死你這條老狗！」打得常溪萍同志臉青鼻腫，然後又朝常溪萍同志身上猛踢幾腳，常溪萍同志被踢得再也站立不起來了。
就在此時，牛棚的門呼的一聲突然被踢開了，闖進一個人來，此人是四年級的Da。也有事先準備好的武器——一根頭上帶有鐵釘的三尺多長的木棒。他朝常溪萍同志身上打去，又打得常溪萍呼天不靈，呼地不應，直在地上打滾慘叫，慘不忍聞。他們是要把人往死裡打。我看到他此時已是面目全非了，瘦瘦的臉突然肥胖起來，臉青鼻腫，腫得眼睛幾乎都張不開來，嘴角上還淌著血……（目擊者：黃澄河，華東師大教師。）
真的是「砸爛常溪萍」呵！他們真的是要把常溪萍往「死裡打」！
當江青被押上審判台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就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
那年月，真的是「無法無天」：打手是「英雄」，挨揍是「活該」。法律被「英雄」們踐踏在腳下！
然而，那個華東師大「校革會主任」居然不知羞恥，在《新師大戰報》上發表如此肉麻的文章：
敬愛的張春橋同志，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裡的人。他最堅決最堅定地支持我們新師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他，將揭發大叛徒常溪萍出賣北大社教的大字報轉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邊親自授給我們「文籌會」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唉，真是唱不完的「頌歌」——一聲聲「是他」，變成一陣陣鞭打，劈頭蓋腦落在常溪萍身上……
就在常溪萍不斷挨打的日子裡，又一次大規模的「斗常大會」要在復旦大學舉行，「勒令」常溪萍按時前往「候審」。
突然，傳出驚人消息：常溪萍失蹤了！
一連好幾天，造反派們四處搜尋常溪萍，仍杳無音訊。他們抓住了常溪萍的司機龐學友，這才查明：原來，小龐看見常溪萍天天挨打，而即將召開的「斗常大會」意味著又是一次毒打，他於心不忍，把常溪萍塞上汽車，直奔上海遠郊的松江縣城。小龐的小姨子在那裡開飯店。常溪萍在那裡總算喘了一口氣，疲倦不堪的身體得到休養。
造反派們狠狠地把小龐鬥了一通，罵他是「鐵桿保常」。
其實，在華東師大，「鐵桿保常」豈止小龐。常溪萍深得人心，許多同志在暗地裡照料他，保護他。
光是憑借聶元梓的兩張大字報，畢竟還無法「砸爛」常溪萍。
光是依仗拳打腳踢，也未能從常溪萍的口中挖出什麼夠上「敵我矛盾」的材料。
怎麼辦？
查歷史！於是，外調人員走遍天南地北。
關於常溪萍歷史的外調，可以稱得上「上海之最」，幾乎把常溪萍身上的每一個汗毛孔都用放大鏡仔仔細細查過一遍。
原來，常溪萍並不姓常，而姓昌，叫昌德蘭，山東萊陽西南鄉王屋莊人，生於1917年10月。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一位「三八」式幹部。入黨的時候，他才21歲。
新中國成立前，常溪萍擔任過中共山東黃縣縣委組織部長，膠東區黨委秘書長，西海地委委員，西海專署專員。
新中國成立後，常溪萍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秘書長，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他的歷史清清楚楚。即使想在雞蛋裡挑骨頭，也很難，因為雞蛋裡畢竟沒有骨頭！
按照當時最為「時髦」的外調方法，首先查黨籍，看看能不能打成「假黨員」。
常溪萍的兩個入黨介紹人，都找到了，一個在江蘇，一個在廣西。
就在那樣的年月，兩位入黨介紹人都明明白白地答覆外調人員。
梁輯卿說：「常溪萍入黨是我介紹的。常在入黨方面沒有問題，當時還是進步青年。」
吳青光說：「我和常溪萍是同學，他入黨是我介紹的。」
得了，「假黨員」的帽子，無法戴到常溪萍頭上去。
於是，又來個「時髦」的外調：查一查常溪萍是不是「叛徒」。
儘管常溪萍那時戴著「大叛徒」的帽子，但是誰都明白，那是聶元梓給他硬安的。就憑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能算是「大叛徒」？
外調人員查起常溪萍是否曾經被捕來了。
他們幾乎找遍了能夠找到的，曾與常溪萍共過事的人。非常遺憾，誰也未曾聽說常溪萍被捕過。
一份份外調材料上，都清楚地寫著：「我沒有發現常溪萍有被捕、被俘的事。」
可惜，「叛徒」的帽子又與常溪萍無緣！
事與願違，許多外調材料上，反而記載著常溪萍的先進事跡：
「常溪萍對黨忠誠老實，勤勤懇懇，埋頭苦幹，生活簡單樸素，不特殊化，態度和藹，能深入群眾。」
「膠東區委曾表揚過常溪萍。」
「常溪萍工作一貫積極，對敵鬥爭直接深入邊緣地區，支援前線工作一貫抓得很緊。」
「常溪萍曾被譽為『西海模範專員』。」
須知，這些話，出自「四人幫」高壓政策時期，面對前來抓「叛徒」的專案人員，常溪萍的戰友們實事求是，的確難能可貴。
一次次外調，一次次「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沒有抓到常溪萍任何把柄。
就連常溪萍改名，也曾作為疑點，查了一番：那是因為他被派往敵後工作，他的原名昌德蘭是敵人熟悉的，只得化名。「常」與「昌」音近，改為姓常。溪萍是臨時隨便取的。不料，後來一直沿用常溪萍這名字，就連子女也姓常。他的改名是黨的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改，並非外調人員曾大膽「想像」過是敵特化名鑽進革命陣營。
一個人的歷史，畢竟是用他的雙腳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不像演員臉上的油彩那樣可以任意塗抹。
常溪萍打而不倒。
經歷了數百次批鬥會，經歷了鋪天蓋地般的大字報「圍剿」，經歷了上百人次的內查外調，常溪萍巋然不動。
就連「常溪萍專案組」，也漸漸對常溪萍失去了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