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黨政大權落入張春橋手中之後，張春橋的目光便轉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覬覦著中央黨政大權。
2月12日上午，一架銀色的專機從上海起飛。機艙裡坐著一身綠軍裝的張春橋、姚文元。自從毛澤東在「文革」中脫下中山裝、穿上軍裝，他們也馬上效仿了。此刻，他倆的臉上漾著微笑——「一月革命」的勝利微笑。
專機剛剛降落在北京機場，紅旗牌轎車便載著他們直奔釣魚台——那裡，已成為「中央文革」的領地。江青已在那裡等候他倆的到來。
當天晚上，張春橋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澤東的書房裡，向最高領袖匯報「一月革命」的「盛況」。
張春橋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張春橋回到北京的第四天——2月16日，他又在懷仁堂挑起一場大論戰。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懷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儀鸞殿」。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此召開，使懷仁堂著名於世。此後，中央的許多重要會議，也在此召開。這裡的氣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樣，一直是和諧、歡悅的。
2月16日下午3時，一輛輛紅旗牌轎車接連駛往懷仁堂。周恩來在這裡召集中央碰頭會，不料卻爆發了一場唇槍舌劍之戰。
最初的火星，是這樣碰撞產生的：當張春橋剛從轎車裡鑽出來，另一輛紅旗牌轎車來到了，從車裡出來的是「大譚」。
「大譚」、「小譚」曾聞名於華東。「大譚」即譚震林，「小譚」乃譚啟龍。譚震林是張春橋的老上級，解放初，當張春橋擔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時候，譚震林便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
儘管成了「新貴」之後，張春橋再也不把譚震林放在眼裡，而在「大譚」看來，張春橋還只是張春橋罷了。
「陳丕顯同志來了嗎？」譚震林見到張春橋，頭一句話便使張春橋不快。
陳丕顯是譚震林當年的新四軍老戰友。譚震林知道毛澤東批准的進京省、市委書記的名單中有陳丕顯，理所當然地這麼問張春橋。
張春橋呢？他的「一月革命」的「偉大成果」，就在於打倒了陳丕顯。他傲然回答了譚震林的問話：「他來不了，群眾不答應呀！」
譚震林一聽，反駁道：「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
張春橋冷笑：「黨組織？黨組織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大譚」報以譏笑：「喔，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呀！」
張春橋眼睛一翻，氣嘟嘟地管自走進會場。
周恩來剛剛宣佈會議開始，譚震林就第一個發言：「陳丕顯同志從小參加革命，是個『紅小鬼』，他有什麼問題？幾個大區書記，許多省委書記又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們來北京？」
譚震林的目光逼視著坐在斜對面的張春橋。
張春橋重彈老調：「群眾不答應嘛！」
譚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來，當著眾人面前，痛斥張春橋：
「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沒有黨的領導？你們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這邊，譚震林的兩側坐著葉劍英、陳毅、李先念、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余秋裡。
那邊，張春橋的兩側坐著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姚文元、王力。本來，這樣的場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鑄時，講了一些出格的話，毛澤東批評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氣，說自己「生病」了。
兩軍對壘，陣線竟是那樣的分明。
譚震林說罷，一肚子氣，走過去穿衣服，看樣子要走。他手中拿著大衣，指著對面的那一幫子人說道：「就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我也要鬥爭到底！」
這時候，周恩來站了起來，勸住「大譚」，拿下他手中大衣。
陳毅也站了起來說：「不要走，要在這兒鬥爭！」
譚震林一聽，回過身來，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聲地說：「陳老總，我不走！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我哪兒也不走！」
這時，陳毅怒火中燒，放炮了：「延安整風的時候，就有許多老幹部挨整。『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過整嗎？我們一定要記取這個教訓。現在，不能再重複這些錯誤！」
陳毅的話，直刺對面那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康生。康生的臉，一陣紅、一陣白。
陳老總快人快語，繼續放炮：「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
張春橋的臉，像凍住了一般，毫無表情，唯有他的眼珠在轉動。誰「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誰瞪。他竭力用腦子記住對方的每一句話，他並不馬上「回擊」。他一言不發，他有充分的「涵養」。在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之後，他曾主動「邀請」一批歷史學家開座談會，「虛心」地「徵求意見」。歷史學家們指著他鼻子痛罵，他也毫不動氣。他向來的策略是「後發制人」。
坐在張春橋一側的姚文元、王力，則彷彿成了記錄員似的，兩支筆在本子上刷刷地記著，記下對面射來的每一發「炮彈」。
在陳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後，葉劍英說話了：「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麼做工作？」
余秋裡也說：「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麼行呢？」
李先念上陣了。他往日講話總是那樣不緊不慢，此刻他的語氣顯得急促：「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麼？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搞逼、供、信！」
聽到這裡，譚震林又激動起來，他大聲地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我連哭都沒有地方哭！在辦公室裡，跟前有秘書；回去到家裡，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裡流淚！」
李先念深有同感，說道：「我也哭過三次！」
這時，坐在對面的謝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從個人出發嘛，要從全局出發。」
聽了謝富治這話，譚震林猛然又站了起來，怒目圓睜，緩緩地說，每一個字都重千鈞：「我不是為自己哭，是為全體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這場由張春橋引起的中央碰頭會上的大論戰，便被稱為「大鬧懷仁堂」。
張春橋果真「後發制人」。當天夜裡，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驅車來到人民大會堂，在那裡一起核對了筆記，由王力連夜寫出了《2月16日懷仁堂會議》。
第二天，在江青的安排下，張春橋手持那份記錄，和姚文元、王力一起到毛澤東那裡，告老帥們的狀。張春橋知道，只有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才能壓得住那班老帥、老將軍、老幹部。
江青沒有去，張春橋領著頭。毛澤東抽著煙，靠在沙發上，靜靜地聽著張春橋那添油加醋的匯報。毛澤東畢竟熟知他的老戰友們的脾氣，只是聽著，並沒有說什麼話。
但是，當張春橋匯報到譚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時候，毛澤東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說了一句話：「他不願幹，讓他走嘛！」
姚文元和王力，又一次充當記錄員。他倆立即記下這句「最高指示」。
當張春橋提及陳毅批評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深深地激怒了。
兩支筆沙沙的同時記下另一段「最高指示」：「怎麼，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要想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
從毛澤東那裡出來，張春橋坐在紅旗牌轎車寬敞而舒適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他馬上要成為「最新最高指示」的發佈官。有了毛澤東的支持，別說陳丕顯不在話下，那譚震林、陳毅也馬上被趕入打倒之列。
也就在這一天——2月17日，當毛澤東在與張春橋等談話的時候，譚震林在奮筆疾書。「大譚」憂民憂國如焚，把心中的積憤傾注於紙上。當時，「大譚」尚不識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長信寫給了此人：
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衝口而出」。陶鑄、劉志堅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老幹部、省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中南海的，幾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氣機（指「噴氣式飛機」，比喻挨斗時低頭、彎腰、雙臂後曲的樣子。——引者注），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的《百丑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
我想了好久，最後下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要鬥下去，拼下去。
在譚震林的信中，還有一段直接譴責江青的話：
他們不聽毛澤東的指示，當著毛澤東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毛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這裡的「武則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諱，「大譚」的信充分顯示了他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沒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條板凳上！
林彪收到譚震林的信，寫下一段批示：「譚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譚震林的信，被林彪轉送給毛澤東。
2月18日深夜，毛澤東緊急召見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毛澤東請來了周恩來。康生、江青、葉群也在座。
這天夜裡，毛澤東直截了當地當面批評了自己的老戰友李、陳、葉。康生用這樣一句話形容當時的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
毛澤東擁有最高權威，他的這次「震怒」，成為轉折點。
從此，老帥、老將軍、老幹部們的「二月抗爭」，被說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譚震林！」「反擊二月逆流！」「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小組！」「籮」大的字，寫在紙上，貼滿了北京城。
2月24日，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話裡充滿著得意。下面是當時傳單上所印的張春橋講話記錄稿：
同志們，戰友們，你們好！
剛才姚文元同志說了，我們最近到北京去了。我們是12號去的，是毛主席要我們去的。（鼓掌，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有一張大字報問張春橋為什麼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現在可以答覆：是毛主席要我們去北京的。（掌聲）
我們到了北京以後，毛主席當天很快就接見了我們。後來，主席又召集了中央會議，討論了上海的工作，還有其他的問題。在我們離開以前，毛主席又接見了我們。剛才姚文元同志說了，我們首先應該向同志們匯報的就是：主席的身體非常非常健康。（群眾呼喊，聽毛主席的話，不折不扣實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們每一次談話的時間都是很長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終都很愉快。每一次談話，他對上海的情況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況只要我們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講一些地方的情況，非常關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在北京一個星期，每天都感覺到這一點。我們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時間裡面一再地接見我們，這不只是對我們兩個人來說感到光榮，我們知道我們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們代表在座的同志們去向毛主席匯報的。（掌聲。眾呼，毛主席最堅決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此時的張春橋，已在扮演「欽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抬高了自己，保護了自己。他的頭上，已經戴著金燦燦的光圈，成為上海至高無上的權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轟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幾個，中央政治局陷於癱瘓。
姚文元興高采烈，居然「詩興」大發，在1967年3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
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逆流鬥爭已經取得勝利，群眾起來了，很高興。感而賦詩一首。
賀反「二月逆流」勝利
畫皮惡魔現原形，紅日噴薄夜氣沉。 敢橫冷眼驅白虎，豈畏熱血灑黃塵！ 雄文四卷擎天柱，人民七億鎮地金。 大海自有飛龍起，跳樑小丑豈足論。
字裡行間，姚文元咬牙切齒之聲可聞。
1967年，是張春橋直線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國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之中，倒掉了6人，即陶鑄、鄧小平、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只剩下5人，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賀龍、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陷於癱瘓狀態，「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只是規定，「中央文革」成員列席政治局會議。這時，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於是，在中共黨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怪事：一個在黨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了政治局、書記處。作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一下子成為地位顯赫的人物。從那以後，中央文件均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四者並列的形式發出。「中央文革」權重一時。
也就在這一年，「中央文革小組」中的三員大將也倒了——王力、關鋒、戚本禹。因為毛澤東批評1967年8月1日《紅旗》雜誌社論是大毒草，「揪軍內一小撮」是反動口號。三個秀才成了炮製這一口號的林彪、江青的替罪羊。這下子，「中央文革小組」只剩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五人。張春橋大權在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