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1月，只剩下最後一天——31日。
張春橋好不容易從「炮打」的旋風中掙脫出來，鬆了一口氣。在這天，傳來兩條消息，使他一喜一憂。
喜的是《紅旗》雜誌第3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在這天提前發表。顯然，這是身兼《紅旗》雜誌主編的陳伯達，在給身陷困境的張春橋打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階段的戰略任務。……這個大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群眾把它叫作偉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捲全國。」
這是「一月革命」一詞，第一次見諸中央報刊。雖然社論裡說「上海的群眾把它叫作偉大的『一月革命』」，而這一新名詞的「發明權」其實應屬於張春橋。他曾大言不慚地說過：「蘇聯的『十月革命』，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我們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蘇聯的『十月革命』發生在1917年。整整半個世紀之後——1967年，在我們上海爆發了『一月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深刻的大搏鬥。……」《紅旗》社論中熱情讚頌了上海的「一月革命」，無疑是對張春橋的「功績」的又一次表彰。
有喜有憂。使張春橋雙眉緊蹙的消息，來自黑龍江省。那裡的造反派一舉奪取省委的大權，宣告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開創了全國省、直轄市的奪權先例。「一月革命」的「發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後一步——唉，如果沒有「紅革會」的「炮打張春橋」，上海的奪權肯定跑在黑龍江的前頭！
剛剛度過政治危機的張春橋，趕忙擰緊了奪權的弦。
2月1日，上海街頭鮮紅的大幅標語，覆蓋了那些「打倒張春橋」的大字標語。新標語都是一句話：「一月革命勝利萬歲！」
2月2日，奪權的計劃，又進逼了一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手，離「桃子」已經很近了。誠如「工總司」的《大事記》所載：「『工總司』、火線指揮部為首又一次召開了全市性革命群眾組織代表會議，人民解放軍也派代表參加。會議氣氛熱烈。大家信心百倍，勁頭十足，一致認為，不能再拖了，形勢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權力機構的條件已完全成熟。於是，大家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雷厲風行，再次討論了奪權宣言和通令之後，就立即抬著一張張的大紅喜報連夜向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報喜去了。歡呼最高權力機構誕生的大標語馬上貼滿了街頭。」
這裡所寫的一句話，倒是真話——「不能再拖了」！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人來人往，熱鬧非凡。中共上海黨校設在這條狹長的弄堂的盡頭。走進大門，裡面一片寬敞。在「文革」中，這所黨校隨著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佔領。它地處鬧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眾組織代表會議」就在這裡召開，「再次討論了奪權宣言和通令」。
「秀才們」反覆領會著張春橋、姚文元關於「上海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的論述，努力把「精神」貫徹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論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勢，口氣是很大的，處處把「上海人民公社」與巴黎公社相提並論，甚至「更偉大」：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爛了被資產階級奪了權的舊國家機器產生的、新的地方權力機關。」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連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這樣。」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義更偉大。」
「宣言」、「通令」——就緒，紅色大幅標語「熱烈歡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將誕生」已經出現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鑼打鼓的「報喜」隊伍已經上街。
就在這個時候，暗探獲得極端重要的情報，急告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對台戲！
唱對台戲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黨校裡。28個造反派組織（其中有好多個是外地紅衛兵駐滬聯絡站）被張春橋看中，列為「上海人民公社」的發起單位。還有許多個造反派組織被排斥在外。有人把這些遭到排斥的組織——32個，召集起來，在市委黨校西邊二樓的小客廳裡開會，宣佈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大聯委」），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對著幹！
「大聯委」也在開秘密會議，也在商量奪權計劃，也在起草奪權宣言和通令。他們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聲稱「上海一切權力歸新上海人民公社」！
這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領是誰？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這個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團」的「司令」，而且已成為上海32個造反派組織的「首領」。他比「紅革會」更有實力，更厲害。
「又是這個耿金章！」王洪文罵道，「耿金章簡直是『工總司』裡的王明！」
王洪文罵過他是「赫魯曉夫」，這會兒則罵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來，「赫魯曉夫」意味著篡權，而「王明」則意味著宗派主義、分裂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