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忠隊」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衝擊下，市委工作隊在上海國棉十七廠已經近乎靠邊了。
11月6日「永忠隊」衝進施惠珍的辦公室。大轟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鬥[13]。
「我們勒令你明天向全廠作檢查！」「永忠隊」的隊員拍著桌子，向市委工作隊隊長提出最後通牒。
「好吧，我明天作檢查。」迫於無奈，施惠珍只得答應下來。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熱鬧」的場面，卻不見王洪文。
王洪文哪裡去了呢？
他踏上那叮噹叮噹作響的8路有軌電車，穿過楊樹浦工廠區，再從外灘向市中心前進，過了靜安寺，終於來到愚園路的一幢小洋房。
那裡原本是資本家的房子。在掃「四舊」的時候，紅衛兵的一紙「勒令」，便把房主趕走了。眼下，那裡已成為「首都紅三司」的駐滬聯絡站所在地。
「首都紅三司」，全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澤東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響，原本是軍事專有名詞的「司令部」一詞廣為「外延」，紅衛兵們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組織稱為「司令部」了。首都的紅衛兵，本來只有一個「司令部」，骨幹是高幹子弟。不久，另一個「司令部」冒了出來，與高幹子弟們抗衡。於是，便分為「一司」、「二司」。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在清華園裡因反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平反後成為紅衛兵中的「名人」，成為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的首領。蒯大富不願俯就「紅一司」，也不願加入「紅二司」，他聯合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頭頭王大賓，另樹一幟，自封「司令」，王大賓則成了「副司令」。為了區別於「紅一司」、「紅二司」，蒯大富的這支紅衛兵隊伍，便命名為「紅三司」——「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
大抵因為蒯大富名聲頗大，他的「紅三司」迅速擴大，許多原屬「紅一司」、「紅二司」的紅衛兵，也紛紛改換門庭，加入「紅三司」。因此，「紅三司」成為首都紅衛兵中實力最強的「司令部」。
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在當時並稱為「首都高校紅衛兵五大領袖」。
蒯大富仗著有康生、江青、張春橋做後台，不光稱霸於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觸角伸向全國。於是，「首都紅三司駐滬聯絡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園路上掛了出來。別以為紅衛兵小小年紀，這麼個「聯絡站」微不足道。這個「聯絡站」與「中央文革小組」之間，有著熱線聯繫。北京紅衛兵在上海大鬧市委，就是這個「聯絡站」干的。
在「首都紅三司駐滬聯絡站」中，有一個姓包的紅衛兵，當時相傳他原名包得福，後來他自述原名包常甲，乃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出於對毛澤東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14]。此人雖然只有二十出頭，可是，戴著一副近視眼鏡，顯得老成、沉著。據雲，他的父親是工人，因此他屬於「紅五類」，有著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概。又據傳他的母親，當時在北京某中央首長家當保姆。由於這麼一層特殊關係，包炮的消息十分靈通。這位中央首長何人？乃康生也。因此他在上海的種種活動，有著特殊的背景。包炮當時帶著中央美院附中的兩個學生李永存和武晉安一起來上海，住在上海音樂學院。
北京紅衛兵雖然對上海市委進行了幾次「炮轟」，反響很大，震動了全上海，可是只傷了上海市委的一點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組還在領導著各單位的運動。
該怎麼辦呢？從「中央文革小組」傳來最新指示，為他們指點迷津：「你們應該好好學一學毛主席的《青年運動的方向》這篇光輝著作！」
於是，在「首都紅三司駐滬聯絡站」裡，響起了這樣的聲音：「打開《毛主席語錄》，第二五一頁，第三段……」
紅衛兵們掏出「紅寶書」，齊聲朗誦著毛澤東在1939年5月所寫的《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時候的學習，講究「立竿見影」。包炮點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的含義：北京紅衛兵只有與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結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於是，11月1日至4日，「首都紅三司」連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兵團）的紅衛兵們下廠串連，專找造反派，特別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1月5日——星期六晚7時半，上海一些工廠的造反派頭頭應邀來到上海愚園路311號「首都紅三司駐滬聯絡站」，計議在翌日正式召開「上海工人串連交流經驗會」。
「光是串連、光是交流經驗還不夠，我們應當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組織！」有人這樣提議，馬上得到了熱烈的響應。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補充著「上海工人串連交流經驗會」出席者的名單，以求盡量把上海各廠的「老造反」請來，共商大事。
就在這你一言、我一語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國棉十七廠「永忠隊」頭頭王洪文。
就這樣，在11月6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遠道趕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連交流經驗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