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失蹤」了。
入夜，仍不見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許多夥伴，也「失蹤」了。
他們到哪裡去了呢？
一直到兩天之後——10月13日清早，上海國棉十七廠廠內大道旁，貼出了大字報《給全廠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們才知道王洪文一夥的行蹤。
《給全廠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15人聯名簽署的。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從檔案材料中查到：「親愛的同志們、戰友們：我們抱著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誓死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和必勝信念，暫時跟你們分別了。我們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身邊——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連串寫了四個「誓死」，原來他們學著北京紅衛兵的樣子，去「大串連」了！
哦，王洪文請「病假」，原來是在準備去北京呢！
自從北京紅衛兵來上海大串連以來，王洪文發覺，北京紅衛兵的見解，大大「超前」於上海。他便暗暗下了決心，要到北京去串連，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經」。
從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來，各地紅衛兵湧向北京。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向紅衛兵們揮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著親眼見到「紅太陽」。無奈，他不是紅衛兵。紅衛兵們已經「停課鬧革命」，要走就走。他畢竟要去廠裡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資。
他用十分羨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10]。作為廠裡技校的學生，廖祖康佩戴著紅衛兵袖章，到北京串連去了。
10月10日，廖祖康帶著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來了。他說：「北京住滿了前來串連的紅衛兵，還有機關幹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們是上北京告狀的！中央辦公廳、國務院都設立了接待站，專門接待上京告狀的機關幹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決心。第二天——10月11日，他就到醫務室開病假單。廠醫知道他這個保衛科的幹部是不好惹的，總是能夠按照他的需要給他開病假單。前幾天他開病假單，為的是想集中精力寫批判工作隊的大字報。這一回，他是為了去北京而請「病假」，萬萬沒想到，他在醫務室一露面，竟惹起了那場意外的風波。
當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來到唐文蘭家中。
那是王洪文難忘的夜晚：他的十幾個夥伴，先後悄然來到那裡。王洪文提出的三項建議，都順利地得到通過。他曾說過，這三項建議，都是「歷史性」的。
哪三項建議呢？
頭一條，王洪文以為，造反派必須建立自己的組織，才有力量。
這一建議當即得到熱烈的響應，夥伴們公推王洪文為頭頭，唐文蘭為副手。王洪文為自己的組織，取了一個長達19個字的名字——「誓死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戰鬥隊」。
如此冗長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實在「略輸文采」。當這個名字在大字報上出現之後，群眾不得不簡稱為「誓死隊」，變得不倫不類。
第二條，王洪文提議赴京上告，告廠黨委的狀，告工作隊的狀。當即有14個人表示願與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條，以「誓死隊」的名義，寫一封《給全廠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這一建議，當然全體通過。
於是，王洪文口授，唐文蘭筆錄，當場寫成這封信。大抵因為王洪文格外喜歡「誓死」的緣故，那封信一開頭就來了四個「誓死」！
翌日——10月12日，下午3時，王洪文出現在上海一條鬧中取靜的小馬路東新民路，走到115號，那裡是泰山電影院。他的「誓死隊」的14名隊員，也從不同的路途到達那裡。
到齊之後，他們又分散開來，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擁擠不堪、滿載著紅衛兵的列車，前往北京。
當留廠的「誓死隊」隊員們貼出那封《給全廠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時，王洪文乘坐的火車已經行進在長江以北了。
10月14日凌晨，在極度的困乏與極度的興奮交織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15人，終於隨著紅衛兵洪流，湧出北京站。
北京，擁擠不堪。到處是穿著沒有領章的軍裝的紅衛兵。北京站的長椅上，歪著、躺著的，都是紅衛兵。
到處是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的語錄。高樓上，圍牆上，公共汽車車身上，都刷著「最高指示」。就連自行車的龍頭上，也掛著一塊塊「語錄牌」。
上車已不必買車票。因為紅衛兵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就連住學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錢。王洪文一行，當然向紅衛兵「學習」。
下車之後，他們直奔國務院接待站。那裡簡直成了「旅店介紹所」。一聽說是「來京告狀」，工作人員便給王洪文開了一張條子。於是，王洪文一行住進了北海公園附近的北京商業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樓222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錢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帶著他的「誓死隊」，簡直馬不停蹄。
像朝聖似的，王洪文一夥前往北京大學「取經」。那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誕生地。他渴求一見仰慕已久的聶元梓。她是他當時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張大字報硬要湊齊七人簽名，便是出於對聶元梓的效仿。不過，這時候的聶元梓，已是北京名聲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僅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隊」的頭頭，夠不上聶元梓接見的資格！不過，北京大學校園裡那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那雪花一樣飄舞的傳單，畢竟使王洪文一行大開眼界。
出了北大，來到清華。密密麻麻的大字報，使他們目不暇接。
京棉一廠、京棉二廠，也留下了王洪文串連的腳印。他向那裡的造反派認真「取經」，因為比起北大和清華來，那裡的經驗更加適用於上海國棉十七廠。
國務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訪的記錄。接待他們的，是那裡的工作人員朱貴玉。他們反映了上海國棉十七廠黨委的「嚴重問題」，反映了那裡的工作隊如何「鎮壓群眾運動」。
對於王洪文來說，北京之行最為難忘的日子是10月18日，他平生頭一回親眼見到了毛澤東！
10月18日，這是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擠進紅衛兵的行列，久久盼望著「幸福時刻」的到來。
當時的報道，記錄了10月18日那如癡如狂的場面：
今天，首都碧空萬里，燦爛的陽光普照全城。當太陽從東方地平線上噴出萬道霞光的時候，英姿煥發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們，高舉紅旗和毛主席像，從四面八方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彙集到和廣場相連結的寬廣大道上。小將們人人手持閃著紅光的《毛主席語錄》，整個隊伍綿延達五十華里，結成了一條極其壯觀的紅色巨流。小將們一遍一遍地朗讀毛主席語錄。
中午十二時五十分，莊嚴的《東方紅》樂曲聲響起來了，人們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時刻來到了！
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負責同志……分乘九輛敞篷汽車，來到了廣大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中間。這時，天安門廣場和寬廣的大道上，激起無比歡騰的聲浪。千萬雙手臂揮舞紅光閃閃的《毛主席語錄》，千萬雙眼睛迎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震響雲霄。
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雲集天安門廣場，等待毛澤東接見。（孟昭瑞 攝）
當毛主席乘著敞篷汽車從革命師生的隊伍面前駛過以後，許多學生趕緊打開《毛主席語錄》，在扉頁上寫下了同樣的語言：「10月18日下午一時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難忘的時刻，我見到了永遠不落的紅太陽毛主席。」
夾雜在紅衛兵隊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當年的他，也是千千萬萬個毛澤東的虔誠的崇拜者中的一個。
他和紅衛兵一樣，在「紅寶書」的扉頁上寫道：「1966年10月18日下午1時20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身著軍裝，站在敞篷車上，離我只有十五公尺。這是我一生中永遠難忘的最最幸福的時刻！」
在見到毛澤東之後，王洪文跟著紅衛兵們衝向電報局，排起長長的隊伍。他學著當時的最流行的做法，給留在上海的「誓死隊」隊員發去電報：「我在18日下午1時20分見到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
1966年10月17日，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孟昭瑞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