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轎車，進出於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小組」大員們的轎車，也進出於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淵潭附近風景秀麗的釣魚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小組」在那裡安營紮寨了。
「金主鑾輿幾度來，釣魚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來垂釣，開始在此建園林，人稱「釣魚台」。元初，宰相廉希寵在此建了別墅「萬柳堂」。
清朝時，乾隆皇帝在此興建了行宮，挖了人工湖，從此釣魚台成了北京十大園林之一。就連慈禧太后，也來此垂釣。
1958年，釣魚台大興土木，其規模超過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為此處被選定為國賓館，以高標準建造了16幢別墅式的新樓，以接待外國貴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大慶即將來臨，大批國家元首要前來北京。
不料，在國賓館落成之後，這裡卻變得冷落，並沒有出現貴賓如雲的景象。那是因為中蘇兩黨的關係日益尖銳，而當時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國跟西方的關係也冷漠。此後，這裡的常住貴賓，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時回不了自己祖國的西哈努克親王。直至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住進此地6號樓；不久，美國總統尼克松、日本總理大臣田中角榮，以及後來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美國總統布什、蘇聯元首戈爾巴喬夫住進此地，國賓館才變得熱鬧起來，才變得名副其實。
就在釣魚台冷清的日子裡，江青看中了這豪華、幽雅、秀麗的國賓館。「中央文革小組」在15、11號樓，都短暫地辦公過。從1967年7月中旬開始，遷到16號樓，此後一直住16號樓[23]。陳伯達住在15號樓。江青先是住5號樓，後來她看中了環境更幽靜的11號樓，住了進來。從此，江青的代號為「11樓」。康生也佔了一座樓。後來，張春橋、姚文元也來此，住在16樓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樓上，每人一個套間（一間臥室，一間辦公室）。王力、戚本禹也搬了進來，跟他們共住那一層。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佔領了釣魚台南半部的五座樓，形成一個「獨立王國」。一時間，「釣魚台」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代稱。一時間，釣魚台和中南海、毛家灣，成了中國政局的「三角中心」。
「中央文革小組」原本是個鬆散的組織，這時，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組」「捏攏」了，變成了掌握實權、大權的組織。後來關鋒、戚本禹也遷進釣魚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釣魚台16號樓召開「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
在江青的操縱下，「中央文革小組」這麼個「小組」，一下子膨脹起來。她從軍隊裡調來團以上幹部一百多人，以「記者」名義派往全國各地，搜集各地動態，出版《快報》。這樣，江青的「觸角」便遍及全國，再不是1967年1月那樣只有機要秘書一人的狀態。
「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室主任易人。本來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蓬萊，1937年加入中共，曾任《晉綏日報》採訪部主任。解放後，任新華社雲南分社社長、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新聞教研室主任，光明日報社黨組書記兼總編輯。「文革」之火，燒到了這位《光明日報》總編輯頭上。另外，據王力回憶，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說過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為任命王力擔任「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穆欣、王力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來考慮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擔任辦公室主任容易分散精力，在1966年12月，由解放軍報社宋瓊接替王力，並責成宋瓊組建辦事組。辦事組成員共有五人，他們是：組長宋瓊，副組長陳滿池（未到任），成員有楊子才、張文榮和王廣宇。兩個月後，宋瓊被打倒，楊子才、張文榮同時離開「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日常工作由王廣宇主持，「中央文革小組」有關領導曾口頭任命王廣宇為辦事組組長。
「中央文革小組」本是個「小組」。江青在這「小組」之下，又設「文藝組」、「宣傳組」等，分管各口，那勢頭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衝擊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權力步步取代過來。
「中央文革小組」成了「江記班子」。
陳伯達雖然名義上是組長，實際權力已落入江青這位第一副組長手中。
江青坐鎮釣魚台之後，很快就顯示了她對中國政治的巨大影響力。
那是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她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身份出席了會議。
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亦即「十六條」（初稿為「十五條」，劉志堅提出對軍隊的「文革」應列一條，於是成了「十六條」）。
會上印發了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稱讚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澤東尖銳批評了自6月上旬起派工作組以來的「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澤東雖然沒有點名，誰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
劉少奇本是中共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此時成了毛澤東所稱的「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毛澤東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是1966年8月5日寫的。最初，他寫在一份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報》上。那天的《北京日報》頭版，轉載了《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毛澤東隨手在社論左邊的空白處，寫了那張「大字報」（其實是「小字報」），無標題，末尾署「8月5日」。後來由毛澤東秘書徐業夫謄抄，毛澤東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標題。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沒有以大字報形式張貼，而是作為會議文件印發。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的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見到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緊跟，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貼出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麼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裡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姚文元的大字報，為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加了註釋，說明了在當時成為新名詞的「炮打司令部」的具體含義。
劉少奇不再是「第二號人物」，林彪取代了他。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單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江青不同意這樣的排列。儘管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鄧小平的名字往後推，改成：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這樣江青還不滿意，又說：「『老夫子』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把陶鑄提上來！」
這樣，當政治局常委名單公開見報時，排列順序變成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這張政治局常委名單順序的一改再改，顯示了江青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