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柯慶施死後，「女客人」接連來滬。每一回，火車還沒有駛進上海北站，張春橋已經肅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不過「女客人」的嘮嘮叨叨，出爾反爾，使身上沒有「京劇細胞」的張春橋暗暗叫苦不迭。張春橋已成了「四出戲的書記」——江青又把芭蕾舞劇《白毛女》和京劇《奇襲白虎團》的擔子，壓在了張春橋的肩上。其中，《奇襲白虎團》是山東京劇團的節目，江青也要張春橋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張春橋心裡還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樣板戲」，為的是有機會接近「第一夫人」。
不過，「狄克」的擅長，向來是「破」，卻不是「立」。他用棍子橫掃過文壇，而他自己在文學上並無建樹。
在1965年春，江青把一項絕密的「大批判」任務交給了張春橋。他很想物色一個「忠實」的內行，替他分挑那「樣板戲」的重擔。
就是這個時候，江青的一句話，幫了他的大忙。那是1965年6月，江青在聽《海港》劇組一個女演員試唱的時候，忽然問了張春橋一句話：「於會泳是什麼人？」
張春橋一時竟答不上來。
幸虧他是一個極有心計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調查：「於會泳是什麼人？」
一查，哦，明白了：於會泳原來是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民族音樂理論專業的教師，普普通通的「小人物」[14]。
此人原本是解放戰爭時期參軍的，會唱唱《誇女婿》之類，就當了個文工團團員。
1947年，在蔣介石軍隊大舉進攻解放區之際，他寫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裡，以防不測。信上寫著：
蔣軍官兵弟兄們：現在貴軍進攻膠東，我的生死難保，可憐我家裡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們如果搜查出這些東西時，懇請寄到我的家裡，我將永世不忘你們的大恩大德。
他沒有落進「蔣軍官兵弟兄們」手中，他的信也沒有落進「蔣軍官兵弟兄們」手中，卻從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別的戰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級的批評。
解放後，1949年9月，他離開山東煙台文工團，進入上海的「第一期音樂教育幹部訓練班」學習。培訓了一年之後，他被分配到上海音樂學院工作。
他倒有點小聰明。他結交了一個雙目失明的盲藝人，把藝人唱的單弦曲子記錄下來，以他於會泳的大名拿去發表。這樣，他算是有了一本「專著」。
他懂點京劇。當《海港》劇組成立後，他被調去為一部分女聲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員，就連江青一次次接見劇組，也沒有他的份。甚至連張春橋都沒有注意到劇組裡有這麼一個人。
江青怎麼會問起「於會泳是什麼人」呢？
那是於會泳的文章，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此人進入《海港》劇組，雖說見不到江青，卻聽見了江青講話的一次次傳達。他反反覆覆琢磨著「江青文藝思想」。他依據江青對京劇的見解，分析京劇的念白和唱腔。他領會「江青文藝思想」顯得比人家「深刻」：別人只會說「江青同志指示要我們這麼做」，他卻能說出「江青同志為什麼要指示我們這麼做」。他居然詳細地分析了江青曾說過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個字上好，這「好」究竟「好」在什麼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戲劇雜誌上發表，因為與「樣板戲」創作有關，有人送給江青看。
江青正在厭煩張春橋，嫌張春橋對京劇太外行。她猛然發覺，上海有這麼個難得的「內行」！
張春橋呢？他也巴不得有個「內行」來做他的助手。
張春橋的秘書打電話到上海音樂學院，告知江青要在錦江飯店接見於會泳，使於會泳渾身每一個細胞都跳起舞來。
急急地跨上自行車。平時不修邊幅的他，跑進理髮店，吹風，上油，臉刮得光光的，沒有一根胡茬子。
急急跨上自行車。一口氣跑了兩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個子的「體面衣服」。
不斷地在家裡踱方步。一會兒扮演江青，一會兒扮演自己，排練著見到江青時該保持什麼樣的姿勢，預計江青會向他提些什麼問題。就連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這樣的細節，都考慮周全了。
頭一回有轎車來接他出門。才兩三分鐘，就從汾陽路的上海音樂學院，來到一箭之遙的錦江飯店。
江青和張春橋，一起接見了他。
江青對他所說的第一句話，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綵排」時沒有估計到的「台詞」。江青緊握著他的手，說道：「你的文章我看過了，我們早就認識了！」
於會泳一聽，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樣板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術設計師。」於會泳一口氣說出了「四個第一」，頓時使江青像服了興奮劑一般。雖然她常聽說「嘔心瀝血」之類詞句形容她對「革命樣板戲」的「貢獻」，卻從來沒聽見如此「親切」、如此「高度」的評價。
一個愛虛榮，一個愛拍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談話是那樣的投機，江青大有相見恨晚的感慨。
此後的於會泳，成為「江記喇叭」。輯錄於會泳的一系列文章、講話，倒是真實地勾畫出這個「江記喇叭」的形象：
「對江青同志的話，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緊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語不多道理深！」
「緊跟江青同志，就是勝利。」
「在文藝界，只有一個中心，沒有兩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發展了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從《國際歌》到樣板戲，這中間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樣板戲，開創了無產階級文藝的新紀元！」
「樣板團的人員，要永遠銘記在江青同志領導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榮。」
「樣板戲是江青同志淌著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同志領導下，京劇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國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長明燈！」
於會泳對「拍馬經」，看來是極為精通的了！
於會泳也曾吹吹拍拍過張春橋。悄悄地，張春橋找於會泳個別談話，關照道：「不要宣傳我，要集中宣傳江青同志。」於會泳馬上悟明瞭其中的奧妙。
於會泳果真「集中宣傳江青」。他居然還有一套「理論」：宣傳江青不怕說過頭話！有些過頭話，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實她心裡是高興的！
於是，他竟吹捧江青有著「魯迅那樣的一副硬骨頭」！
在江青和張春橋的「提攜」下，於會泳坐上了火箭：1965年6月，他與江青第一次見面時，還只是一名教師，轉眼幾年間，他成為上海市文化局黨委書記、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文化部部長以至成為中共中央委員。難怪他得了個雅號——「政治暴發戶」。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10月4日，對于于會泳來說，那是終生難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兩個劇組前往北京演出，剛剛住了下來，一輛紅旗牌轎車疾駛而至。
從車上下來兩個一身戎裝的中等個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張春橋和姚文元。
劇組頭頭三步並成兩腳，迎了上去。
「於會泳怎麼沒有來？」已經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劈頭第一句話，口氣就是冷颼颼的。顯然，他對上海的情況瞭如指掌。
「他回上海音樂學院接受審查去了。」劇組頭頭答道。
「於會泳會有什麼問題？」張春橋逼問道——儘管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早已把於會泳給「蔣軍官兵的弟兄們」寫信等問題上報張春橋。
「不清楚。」劇團頭頭推諉道。
「據我瞭解，這是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有意要整他！」張春橋狠三狠四地說道，「你馬上打電話給上海，說江青同志要接見於會泳，上海音樂學院必須放人！」
說罷，張春橋又硬硬地補充了幾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氣已經很大的了：「你告訴上海，這是江青同志的決定！如果上海音樂學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傳部長去做工作；宣傳部長不行，那就派市委書記去做工作！」
連賓館都不進，張春橋和姚文元鑽進轎車，呼嘯而去。
第二天，於會泳就坐著飛機，來到北京，受到江、張、姚的「親切接見」。
於會泳終於跳出了政治危機：「文革」開始以後，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把他「揪」了回去，關進了「牛棚」。
1966年底，於會泳回上海音樂學院「視察」，喝令上海音樂學院黨委的頭頭們一個個跪在學院的大門口迎接，那種飛揚跋扈的氣勢，真可謂「盛氣凌人」。
這個「江記」文化部部長大抵也自知民憤太深，所以在「四人幫」被逮之後，他便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