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回來之後，姚文元自然是「備受鼓舞」。不知是他過分注意了「防止片面性」，還是當時大鳴大放的熱烈氣氛感染了他，或是刻意於政治投機的他此時轉向了「右」，他竟發表了一系近乎「右派」言論的文章。
姚文元挨過整，他對於「挖根」之苦，有了深切的體會。於是，他寫文章，抨擊那種「挖根」之法：「動不動就用『挖根』來代替一切具體分析，是教條主義的方法。然而我們不少人，是習慣於用幾頂帽子來代替具體分析的，這在整風中是應當改一改了。」[3]
他也反對起「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只是後來他卻成了自己批判過的那「一萬個人中間只有一個」的人：「有這樣的人（也許一萬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他用把同志當作敵人來打擊作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是這種人的口號。但歷史證明，這種極個別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野心家，是並不能永遠維持自己的『威信』，他遲早總會被拆穿。」[4]
他，居然也反對「棍子」。他認為：「批評家應當成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給作家打分數的教師，他應當成為懂得作家的心的摯友和諍友。……中國有一句古話，叫『惺惺惜惺惺』，批評家和作家之間也應當有這種感情。」[5]
遺憾的是，當他成為「金棍子」之後，早把什麼「知音」呀、「諍友」呀，忘得一乾二淨，變「惺惺惜惺惺」為「惺惺整惺惺」！
他也曾把「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幹部，大聲叫嚷「放下架子」：
「一個領導幹部要同群眾接近，第一件事是什麼？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
「一個黨員要同黨外人士談心，第一件事是什麼？我覺得第一件事同樣是：放下架子！
「拆牆也好，填溝也好，首先還是把那種高人一等的貴族架子摔掉，沒有揮架子的勇氣，自己高坐在雲霄之上，大喊：『大家來拆牆呀，大家來填溝呀！』恐怕牆還是牆，溝還是溝。
「如果把靈魂深處的優越感整掉，把言行上的盛氣凌人整掉，那牆就至少倒了一大半，溝也一定填平了一大半。……」
他批評說：「領導幹部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權利，造成一種脫離群眾的『架子』。」[6]
他的這番頗為尖銳的言論，在當年反右派時扣上「反對黨的領導」之類的帽子，是極為容易的。
姚文元在「鳴放」時最「危險」的言論，莫過於他對王若望[7]的附和和支持。
姚蓬子在會上支持王若望。在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鳴放會上，王若望發言之後，姚蓬子立即站了起來，顯得異常激動，大聲地吼道：「我代表中國人民，支持王若望的發言！」
姚蓬子獲釋回家，滿肚子的冤氣，滿肚子的牢騷。他動不動「我代表中國人民」，那麼大的口氣，倒向來是他的風格。
姚氏父子配合默契。姚文元在報上發表文章，支持王若望。
王若望在1957年那「早春天氣」中，他接二連三發表了鋒芒畢露的雜文《步步設防》、《挖掉宗派主義的老根》、《不對頭》、《一板之隔》等等。
1957年4月26日，當姚文元從《文匯報》上讀到王若望的《步步設防》，不由得拍案叫好。當即欣然命筆，寫了《一點補充》。5月7日、8日的《文匯報》，連續刊出了姚文元對王若望的「補充」：「王若望同志寫了一篇『步步設防』的文章，尖銳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黨的方針，但是後半截又預先訂出若干保留項目』的思想，我認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現在我們要進行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機會主義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但首先是著重反對教條主義……我們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條主義的文章。……」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反對教條主義」的含義，也就是反「左」。姚文元一個勁兒在那裡「反對教條主義」、「批判教條主義」。
也就在這篇《一點補充》裡，姚文元大大地讚揚了《在橋樑工地上》。他說：「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橋樑工地上》，都相當深刻地刻畫了人物在新舊鬥爭和個人生活中的複雜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動態，並且通過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的重大問題，也應當算在『重大題材』之內。……」
《在橋樑工地上》的作者，是劉賓雁。《在橋樑工地上》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話劇《同甘共苦》後來也遭到了「批判」。
1957年6月8日，反右派鬥爭在全國展開。這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也就在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震動全國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拉開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幕。
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的口號聲中，王若望和劉賓雁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姚蓬子也被戴上帽子。
姚文元有那麼多公開發表的「右派言論」，「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已在他的頭頂上盤旋，隨時可以「光臨」他的腦袋。何況，水有源，樹有根，要「挖根」的話，那是很便當的——因為父親受到審查，因為自己挨了批判，他的心中怨氣沖天……
完全出人意料，姚文元不僅沒有成為「右派」，他搖身一變，又成了「英雄」——一名震驚全國的反右「英雄」！
對於姚文元來說，1957年6月14日，是他的歷史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