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在上海愚園路一幢老式房子裡，筆者拜訪了上海市武術協會主席顧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極拳專家，又是一位老幹部。他早在1934年便加入共青團，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黃浦區第一任區長。
大抵由於他具有老革命、老武術家雙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藝高強的人，因此幾度進入中南海，為中共高級幹部教拳。
顧留馨最初的「學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1956年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訪問越南時，胡志明說及他在戰爭中曾從馬上摔下來，受過傷，中國能否派一位太極拳拳師前來教他打太極拳，以拳術療傷。賀龍主管體育，他回國後經過調查、選擇，選中了顧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為胡志明的拳師。
從此，顧留馨頗受重用，回國後，教過賀龍，教過葉劍英，教過鄧穎超，以至教過宋慶齡。
消息傳進江青的耳朵，她也請顧留馨教太極拳。在顧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動作近乎舞蹈。不過，她倒很守時，總是準時前來學拳。這樣的體育療法，使江青的體質有所加強，這樣，在1961年春夏之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有感而發，提倡老年人學打太極拳。一時間，向顧留馨學太極拳的高級幹部紛至沓來。
打太極拳使江青嘗到體育療法的甜頭，於是，她打乒乓球，打檯球。從1959年中國運動員容國團在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首次奪得男子單打冠軍以來，乒乓球熱席捲中國。江青早在上海當演員時就會打乒乓球，此時也投身於乒乓球熱之中。她常抽殺，球技頗凶，屬於進攻型。
她的游泳姿勢雖差，不過，游泳是夏日最好的運動，她也就不顧游泳不如王光美之類不快之事，不時下海。
江青那時常在外地休養。1962年5月12日，毛澤東在為江青代擬給陳宗娥的信中，便提及江青「已兩年不在北京」。
陳宗娥曾在毛澤東家作過保姆。
毛澤東代江青所擬的覆信全文如下：
宗娥：
你1961年6月27日給我的信，我於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壓了十個半月，真是豈有此理！至於你說，去年3月有信，則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詢。我已兩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習北方氣候。現病略為好些，忽（勿）以為念。聞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難，心極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濟眉急。如有所需，望隨時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壞。安心治療，是為上策。有信請寫：北京中南海17支局109號信箱徐業夫同志收轉江青。祝你健康！
雲鶴 1962年5月12日
「雲鶴」，江青的本名。徐業夫是當時毛澤東辦公室秘書。
江青在外地休養期間，毛澤東常常批一些文件給江青閱讀，以使她在休養中瞭解中國政治情況。
1960年6月20日，毛澤東致函江青：
江青：
此件可看，很有興趣。蒙哥馬利和我、總理的（會）談，他盛讚了中國人民的大勁，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內大有可為。他說中國革命是正確的，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 20日晨
蒙哥馬利是原英國陸軍元帥，當時已退休。新華社通訊社在1960年6月16日下午編印的《參考資料》第3660期上，刊載了《英報刊載蒙哥馬利訪華第一篇文章》的報道。報道說，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6月12日全文刊載了蒙哥馬利談訪華觀感的第一篇文章，題為《我同毛的會談》。
1960年6月，毛澤東還就蒙哥馬利問題，批示江青：「江青閱。應當研究他為什麼要說這些話。」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是指外交部辦公廳1960年6月24日印發的一份材料。在這份材料上，刊載蒙哥馬利6月9日晚在德拉魯公司舉行的宴會上發表的演講。
蒙哥馬利說，他在中國期間，看到了幾千年延續下來的中國文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只有向前推進，並未受到損害。革命對中國是有益的，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趕走了。當然也流過血，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但看來不流血也沒有辦法。
蒙哥馬利說，他曾同毛澤東主席談過，革命使許多人掉了腦袋，固然不能算是件好事，但也不完全是壞事。為此，毛澤東主席稱他是一位英國的開明元帥。
蒙哥馬利還說，他所見到的中國領袖都是有學問的，並且是很有智慧的。西方所說的中國領袖對世界瞭解很少，是不正確的。他介紹所有出席宴會的人都去讀毛澤東有關戰爭的著作。
1960年8月，毛澤東又批示：「江青看，仔細地慢慢地看，很有好處。」
毛澤東要江青「仔細地慢慢地看」，是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1960年8月19日編印的一份內部刊物上，刊載《委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阿里埃蒂對布加勒斯特會議的看法》。「委共」，亦即委內瑞拉共產黨。
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第8版，發表了著名散文作家楊朔寫的一篇旅日遊記《櫻花雨》。細於閱報的毛澤東，便在楊朔散文的標題旁，寫下這樣的批語：「江青閱，好文章。閱後退毛。」
1961年6月17日，毛澤東又寫道：「江青精讀。兩個好文件，可以為各級幹部的學習教材。現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幹部的時候了。」
毛澤東所說的「兩個好文件」，是指中共中央1961年6月15日下發的《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和6月19日下發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1961年11月19日，毛澤東收到江青的來信，批示：
一批材料，送給江青，從中選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復。
毛澤東 1961年11月19日
毛澤東所說的「一批材料」，共五種。其中有中共中央聯絡部1961年4月29日編印的一份內部刊物上刊載的五篇材料。在第四篇《美國軍事家說西方國家無法對付毛主席的持久戰戰略》一文標題旁，毛澤東加了著重號，並指示「江青閱」。第五篇為《美國認為赫魯曉夫是馬列主義「理論的革新者」》，毛澤東也以為很值得一讀。在這批材料中，還有中共中央1961年5月17日印發的《中央書記處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等文件。
1962年1月12日，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62年1月10日編印的《宣教動態》增刊（5）（總第91期），對所載的《關於列寧「遺囑」的一些材料》很重視，給江青寫了批語：
江青：
此件可以看一下，可以明白這個問題的歷史情形。
毛澤東 1月12日上午九時
《關於列寧「遺囑」的一些材料》說，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用列寧「遺囑」，攻擊斯大林「過於粗暴」、「濫用職權」，說列寧「及時地從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的品質」，「提出過應該研究撤銷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的問題」。
所謂列寧「遺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關於列寧「遺囑」的一些材料》指出，所謂列寧「遺囑」，就是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是列寧病重時口授的。這封信當時沒有發表，列寧是準備把它交給他死後召開的那次黨代表大會的。
列寧死後，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宣讀了列寧的這一封信。儘管列寧在信中指出斯大林的種種缺點，認為斯大林不宜再擔任黨的總書記，但是代表們經過討論，還是主張斯大林繼續留在總書記的崗位上，並決定不公佈這個列寧「遺囑」。
此後，反對派便不斷利用這一列寧「遺囑」作為反對斯大林的武器，並造成一種空氣，似乎俄共中央隱瞞了這一「遺囑」。
實際上，斯大林在1927年10月23日所寫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還引用了列寧「遺囑」中關於「斯大林太粗暴」那一整段話。
《關於列寧「遺囑」的一些材料》說明了列寧「遺囑」問題始末，理所當然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嚴重分歧之一，就在於如何看待斯大林。
毛澤東以為《關於列寧「遺囑」的一些材料》值得一閱，所以向江青推薦。
毛澤東的這一批語，表明他對休養中的江青是十分關心的。
不久，1962年2月，毛澤東關於《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整理稿的批語中，又一次要江青閱讀文件：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地），請你看一遍，看還有什（毛澤東手稿漏「麼」字—引者注）錯誤沒有。看完後，即送江青看，然後還我。
毛澤東 26日上午四時半
經過休養和體育療法，江青漸漸從病魔的陰影中走出來。
這時，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建議，進行文化療養：攝影，看戲，看電影。
前文已經提及，她喜歡攝影。在1961年9月9日毛澤東為她的攝影作品廬山仙人洞題詩之後，她對攝影的興趣更濃了。
她為了提高自己的攝影技術，決定拜師。
她請誰當老師呢？
她請新華社副社長、攝影部主任、著名攝影家石少華當自己的攝影老師。
石少華得知這一消息，卻推辭了。他深知江青性情乖戾，不敢收這樣的「學生」。他借口工作忙，謝絕了江青的請求。
石少華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竟然親自出馬，為江青求師。
石少華突然接到通知，說是毛澤東請他去。他開始以為是攝影上的事情，也沒有往其他方面想，更沒意識到和江青學習攝影有關。他趕快驅車往中南海去，車子一直開到南海湖畔毛澤東居住的豐澤園後院的門外。
主席會見客人的頤年堂在前院，工作和居住在後院，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菊香書屋。毛澤東正在辦公，石少華到了後，衛士進主席辦公室通告。石少華剛在會客室坐下，就見主席走了進來，他不知怎麼覺得有些拘束，不似以前在延安那樣放得開。毛主席卻老遠就大聲招呼他：「歡迎歡迎，石少華同志！」
60年代初，毛澤東雖說已近古稀之年，可是體質相當好，面色紅潤，腰板筆直，走起路來，大步流星，腳底生風似的，噌噌地，有時年輕的衛士跟在身後都要不住地一溜小跑，大家無論從感覺上還是從感情上，都覺得毛澤東像常青樹一樣出神入化，永遠不會衰老。
毛澤東熱情地握住石少華的手，帶著長輩的慈祥，輕輕地拍打他的肩，請他坐下。
「這次我請你來，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關。」毛澤東說到這，故意停住他難懂的湖南話，側過臉專注地看著石少華，想看看這個廣東人的反應。
他們的會談的確很有意思。一個湖南人，一個廣東人，口音都難懂，交談快了，別說外人了，就連他們自己相互聽起來都費力，嘰裡咕嚕的，和說外語差不多。不過他們交談時都知道揚長避短，用慢速度講話，也就不存在語言障礙了。
石少華聽懂了主席的湖南話，但是沒有馬上明白主席所指的事情，愣愣地望著主席，等他說下去。
毛澤東將他請石少華來的意圖慢慢對石少華說了，原來是為江青身體著想，請石少華做她的攝影老師。「江青同志她身體不好，有病。不能從事緊張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學生吧。一可以調劑調劑她的生活，二也能學習一點東西。她有這個愛好嘛！……我也支持她學習，給她買了照相機，想多學習一點知識，多掌握一門技術總是好嘛。石少華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197]
除了學習攝影之外，江青還看了很多戲劇和電影。
江青在看戲、看電影之中，看出了大「問題」！
後來，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講話時，有這麼一段話：
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復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系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
她在北京看戲，在上海看戲，在杭州看戲。據「文革」中紅衛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說，江青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幾年裡「審查了一千三百多個京劇劇目」，得出結論「目前劇目混亂，毒草滋生」。
說江青「審查了一千三百多個京劇劇目」，未免誇大其詞。不過，她進行文化療養，確實看了不少戲。1962年3月，她在杭州養病，像《虹霓關》、《大五花洞》這樣的戲都點看了。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覺，嗅出此劇的「嚴重政治錯誤」—三年後批判此劇，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後話。
體育療養、文化療養果真奏效，江青經再三檢查，癌症的警報解除。她舒了一口氣，籌劃著從後台走向前台，繼續著她20世紀50年代批電影《清宮秘史》、批電影《武訓傳》、批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那番未了的「宏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