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回上海，勾起了江青對上海的無限懷念。她，自從1937年離開上海，已經整整12年沒有回到這座令她日思夢想的大都市。
很遺憾，毛澤東只派她為宋慶齡送行。倘若那次毛澤東派往上海專程問候宋慶齡的不是鄧穎超，而是她……
然而，江青能夠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為宋慶齡送行，已經是很大的滿足了。鄧穎超畢竟是鄧穎超，她不僅是周恩來的髮妻，而且當時擔任著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跟鄧穎超相比，江青差遠了！如她後來在「文革」中所說，當時她只是一個「普通黨員」。
開國之初，江青是個「閒人」。毛澤東卻正處於百廢待興的高度繁忙時刻。他自1949年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直至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都在蘇聯與斯大林進行會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在毛澤東如此忙碌的時刻，1950年元旦，江青向遠在蘇聯的毛澤東發去電報，提出請求，到「新解放區」看一看。
江青所謂的「新解放區」，實際上也就是指上海。
1950年1月4日，毛澤東從蘇聯復電在國內主持中央常務工作的劉少奇。
少奇同志閱轉江青：
1月1日來電已悉。同意你去新區看一看，但須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話，則應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黨的組織。因此還須和廖魯言同志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區後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以上統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決定。
毛澤東 1月4日上午四時[159]
從毛澤東這封電報中可以看出，那時江青想獨自外出工作，不那麼容易：
第一，必須徵得毛澤東同意；
第二，「須得少奇同志同意」；
第三，「須和廖魯言同志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廖魯言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書長；
第四，「應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
第五，「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
第六，「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
由此可見，江青當時外出受到種種約束。
然而，她畢竟是「第一夫人」。在她到達上海的時候，受到饒漱石的親自歡迎！
饒漱石稱她為「朝廷特使」！
關於江青第一次重返上海的情況，幾乎不為人們所知。所幸在美國記者維特克訪問江青時，江青倒是細細地談及此事，算是填補了這一空白。
從江青的回憶中，可以知道她第一次回上海，主要是由饒漱石負責接待。儘管饒漱石盡了「地主之誼」，而江青對他並無好感。
後來，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這樣加以記述：
由於渴望參加中國東部的土地改革運動，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車。上海她很熟悉，但已有十二年沒有造訪了。雖然她知道它的管理和文化生活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她看到時還是非常激動。
……
她大多是與饒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訴他她想直接下到農村，開始有關土改的調查。他以許多特務正在附近活動而無法保證她的個人安全為由阻止她。
他頻繁地來看她。有一天她決定去上海市區逛商店。在她離開之前，饒漱石堅持陪她去百貨商場，不管她是否想單獨去。從那以後，她不是被一個安全局（應為公安局—引者注）的局長就是饒漱石書記親自陪同。不論到哪裡，他們都是被持槍的秘密特工所包圍，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綁架，總使她回憶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裡驚恐的感覺。
饒漱石把她安排在被稱作勝利大廈的飯店內。為了繼續監視她，他決定在她停留上海期間也住在那兒。開始她被安排了一間朝南和有暖氣的房間。她強調說，那年冬天房間溫度對她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她仍然虛弱。但是饒漱石已經意識到她房間的位置使她能夠與一些有影響的同志接觸，當時他想斷絕她與政權之外一些消息靈通人士的來往。此外，如果她感到不舒服，她可以離開。他改變了房間的分配，他住進了朝南的最好的房子，她被移進了飯店的一翼，朝北而且沒有暖氣。房間非常冷而且沒有陽光。為了保暖，她穿上了她所有的衣服，把自己裹在所有她能找到的被褥裡。「看醫生」，在她最後向他強調她的病痛和發燒後他說。這不是她想要的解決辦法，所以她就堅持著喝大量的水來退燒，最後他妥協了，允許她住一間有暖氣的房間。
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長陳毅（他解放了上海和她的老家山東），告訴他，她感到灰心喪氣。他鼓勵她出來見一些文化圈裡的人士，她對這個圈子有著個人和職業上的密切關係。因為太忙不能陪同她，陳毅指派副市長潘漢年陪她去劇院、電影院和參加發生在那時的其他的文化活動。
從饒漱石統治中國東部地區以來，他已經顯示出對她的負責，但是又不知怎樣能使她很自然地感到高興。一天他邀請她參加他主持的黨委擴大會議，首先把她簡單地介紹了一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不是使一個女人感到舒服自在，而是降低了她的身份。在會議上，他坐在江青對面，當介紹時戲謔地稱她為「朝廷特使」。這激怒了她，但她沒說什麼。
筆者在讀《陳丕顯回憶錄》時，卻發現他在書中提及了江青1950年的上海之行，而且陳丕顯的回憶明顯與維特克的記述不同。陳丕顯回憶說：
1950年的時候，江青情緒不好，老跟毛主席鬧彆扭。陳老總就向毛主席建議：讓江青到華東來，搞調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贊成。江青問主席：華東這麼大，我誰都不認識，我到哪裡去啊？毛主席對江青講：你就去找陳丕顯，他是我黨有名的紅小鬼。當時，陪江青來的就一個隨員—孫勇，後來任中央警衛局的副局長。當時，江青為了安全，不願住在當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樓二樓整理出來的書房裡。她和我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當時還是處得很正常的。[160]
按照陳丕顯的回憶，江青並沒有住在勝利大廈，而是住在陳丕顯家二樓的書房裡。1949年12月至1954年8月，陳丕顯在上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
江青曾一度離開上海，前往無錫。在那裡，據說她考察了茶葉業和絲綢業。
她又從無錫返回上海，再從上海前往北京──她終於進行了第一次獨立的外出工作。
江青在從上海返回北京途中，悄然在濟南下車。這是她去延安之後第一次返回濟南。
關於江青乘「去新區看一看」，回到濟南，這在她的同父異母的哥哥李干卿在1976年12月15日所寫的一份材料中，可以得到證實：
解放後，我和江青有多次見面。我先後去北京兩次，江青來濟南五六次。1949年江青來濟南時，我對江青說：「因你從香港給我寄錢來，憲兵隊把我找了去，打我，讓我給你寫了兩封信，你收到了嗎？」江青說：「我都知道了，以後不要再說這些事啦。」1959年我去北京，住了四十天，江青把我接到中南海談話。同年秋，江青來濟南，我向他談了濟南鐵路局要審查我的歷史問題。江青說：「你要穩住，不要害怕，還有上邊嘛！」後來我又給江青寫信，說有人找我的麻煩。1960年5月12日江青回信說：「有人找你的麻煩，你可以完全不理。」1973年我第二次去北京，住了十六天，江青在人大會堂接見我，送給我二斤茶葉，一架進口的照像機。對我的生活也有一些照顧，1969年把我的工資由六十四元五角提到八十三元，住房由兩間增加到六間，還免收房費。
李干卿 1976年12月15日
李干卿所說的「1949年江青來濟南」，就是江青「去新區看一看」這一次。
江青回到濟南，令她最為痛心的是，她的母親李欒氏已經去世。
江青從小對母親的感情極深，尤其是見到母親受到父親的欺凌，她非常同情母親。何況母親在很艱難的處境中把她拉扯成人。她很想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然而，就在江青榮歸故里前一年──1948年初，李欒氏病故。
江青在哥哥李干卿以及警衛員的陪同下，來到母親墓前。江青大哭一場──哭她母親沒有福氣，沒有享到女兒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