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三十多年，王若望依然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對筆者說[130]：就在姚文元的文章發排不久，突然，姚文元給他打來了電話。
「王老師，我的文章的清樣，能不能多打一份給我？」姚文元問。
「對不起，我們《文藝月報》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王若望很乾脆地回絕了。
「是這樣的……」姚文元解釋道，「春橋同志要看一下清樣。」
一聽說張春橋要看，王若望只得答應下來：「那就破例吧—我們多打一份清樣，直接送張春橋。」
「謝謝！」電話掛斷了。
張春橋怎麼忽然關心起姚文元來了？王若望望著桌上的電話機，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張與姚，在「四人幫」中佔了一半。張、姚在「文革」中，幾乎「齊步」前進：當張春橋出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姚文元充任組員；在「一月革命」中，當張春橋奪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寶座，姚文元則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在中共九大，張、姚雙雙作為「文革派」進入中央政治局委員行列；在中共十大，張春橋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張春橋與姚文元的勾結，其實並非始於「文化大革命」。
在20世紀50年代初，一個偶然的機緣，使張春橋跟姚文元從陌生到熟悉。
他們的「友誼」淵源於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條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幾條中的一條。它全長不過二百米長。
林蔭夾道，鬧中取靜。
香山路屬盧灣區。當年姚文元所住盧灣區團委的宿舍，在香山路2號。上海的《解放日報》社雖然坐落在外灘附近的漢口路，而報社領導卻住在香山路9號。當年的張春橋，住在9號內一幢小洋房的二樓，底樓住著副總編王維。姚文元的住處與張春橋的住處，相距不過幾十米而已。
做著作家夢的姚文元，聽說《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就住在咫尺之內，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報》社的通訊員會議上，姚文元見到過張春橋，聽過張春橋的講話。不過，張春橋並沒有注意這個盧灣區的通訊員。
正因為這樣，當姚文元叩開張春橋的家門，張春橋的態度是冷淡的，敷衍著跟他談話。
姚文元就像那次在王若望面前一樣，自我介紹一番，然後說，「我就住在斜對面的盧灣區團委宿舍裡，跟你是鄰居。」
張春橋的臉上，依然沒有什麼表情。他只是「嗯、喔」著，慢悠悠地抽著香煙。
姚文元似乎也發覺張春橋的冷淡，於是，他終於說起自己見過魯迅呀，說起了父親姚蓬子。
一聽說面前的年輕人是姚蓬子的兒子，張春橋站了起來，從櫃裡拿出幾顆淡黃色的粽子糖。
姚文元提及了父親是「魯迅的戰友」，本意是借此引起這位張總編對自己的重視，想說明自己並非一般通訊員，而是出自「書香門第」、「作家之家」的「新苗」。
張春橋確實因為姚文元提起了姚蓬子，這才看中了他。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混跡於上海文壇的張春橋，當然知道姚蓬子其人其事。張春橋很喜歡那些有著「小辮子」可以捏在他手心的青年，以便言聽計從。
若干年後，當姚文元成為張春橋手下頗有名氣的「棍子」時，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張春橋忽然講起了「白螞蟻政策」。他的臉色顯得非常嚴肅，說道：「白螞蟻會從內部蛀空大廈，這是誰都知道的。國民黨居然從白螞蟻身上得到啟示。解放前，國民黨反動派對付共產黨人的政策，本來是抓一個，殺一個，抓兩個，殺一雙。後來，改變了政策，誘逼一些被捕的共產黨人叛變，再放回去。這些叛徒就成了白螞蟻，從內部蛀空共產黨。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白螞蟻政策』，是從姚蓬子開始的……」
講到這裡，張春橋用眼睛瞟了一下姚文元，只見姚文元的臉由紅轉青，由青轉白……
後來，姚文元即便因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名震全國」，即便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始終對張春橋俯首帖耳，成為張春橋的「親密戰友」。此是後話，暫且打住。
那天，張春橋言語不多，留在姚文元腦際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理論家首先應當是一個政治家。要隨時隨刻注意政治風雲的變化。我這兒消息靈通。有空，過來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