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蘋始終是個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突然，從影劇圈裡又傳出新聞：藍蘋跟唐納攜手返滬後，同居了幾個月，又吵吵鬧鬧，終於又分居了！
藍蘋趕走了唐納，她仍住在法租界環龍路，而唐納被迫在兆豐公園附近另租了一間房子。
藍蘋後來在她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這麼說及[36]：「我陷在一種很厲害的鬱悶躁狂中。我時常捶自己的頭，打自己，無故的發瘋一樣的鬧脾氣，可是一見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著眼望著，我不能說出心裡的鬱悶，我漠視了一切友誼。」
關於分居，她這麼說：「在分居的時候，我曾經和朋友，最親近的朋友—連唐納的也在內—商量過，他們都以為要是一刀兩斷，怕他吃不住，又自殺，只好採取緩慢的手段。就是給他一個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寫作，讀書，以後還有相愛的機會。另方面呢？在這種並不重的打擊下和友誼的鼓勵下，他一定會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實，那麼這類的打擊是不會使人自殺的……」
雖說已經分居，但是，藍蘋和唐納仍不斷地吵架。
他們不斷地到怡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夏其言記得：當藍蘋跟唐納在史枚面前吵鬧時，甚至動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記得：有一次，天還沒亮，他跟史枚還在睡覺，突然，藍蘋披頭散髮，前來敲門。藍蘋剛進來，唐納也來了，又是一場大吵大鬧。
夏其言還記得：有一次，在他的家裡，當著史枚和他的面，藍蘋抓住唐納的頭髮，把唐納的頭往牆上撞……
藍蘋也並不諱言她跟唐納之間的打鬧。她在那《一封公開信》中寫道[37]：
他又來了，進門就罵我，我請他出去，他不出去，於是我叫阿媽上來，但是他竟把房門鎖了，急得我那個善良的阿媽在外邊哭，可是我呢？我卻平靜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讓他罵罵出出氣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罵的是什麼呢？我生平沒受過的侮辱，他罵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騙他……
我默默地讓他罵，他罵夠了走了。可是在我心裡起誓了，讓一讓二不讓三，他再來我就給他個厲害。我的讓一讓二，並不是怕他，而是可憐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個夜裡，他又來了，就這樣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們關著房門，阿媽和朋友都敲不開。我瘋了，我從沒有那樣大聲的嚷過，這一次他拿走了他寫給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說登報脫離關係，但是他並沒有登。
我的家裡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別無武器，不要怕，來吧，我絕對不躲藏！講到所謂的「新聞政策」，我絕對不是像阮玲玉一樣，為著「人言可畏」而自殺，或是退縮，我一動都不動的在等著，在等著他們用斗大的鉛字來罵我！
唐納萬一再來找麻煩，以及他的朋友們要對我施以「不利的打擊」，不外是我們那次儀式在作怪。因為在這個社會，這個儀式—雖然沒有婚書—被普通人視為一種良好的兩性的約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來攻擊別人，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
起先我之不願聲張，完全是因為不願為了這無聊的事來轟傳一時，同時我不忍讓唐納受到更多的苦惱，因為我一直可憐著他的。可是現在他既這樣，難道我是一個可憐的小蟲子，可以隨便讓人踩嗎？不！藍蘋是個人，永遠不退縮……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藍蘋的公開信，活脫脫地勾勒出她的鮮明形象。
值得提到的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成員們（除江青之外），聯名給毛澤東和林彪寫了一封信，說是附上最近發現的江青（藍蘋）於1937年在上海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並說「從這封公開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