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蘋，總是腳踩兩隻船：在生活上，既跟唐納同居，又跟小俞來往；在創作上，既爭鬥於銀幕，又糾紛於舞台；在政治上，既混跡於左翼，又來往於……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去世。作為左翼電影演員，藍蘋曾參加魯迅葬禮，並發表了《再睜一下眼睛吧，魯迅！》[35]：
一個挨著一個，靜默地向前移動著。
當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時候，突然一種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淚水湧滿了眼眶，同時從深心裡喊出：
「魯迅，你再睜一下眼睛吧！只睜一會兒，不，只睜那麼一下！」我張大了眼睛期待著。但是他沒有理睬我，仍舊那麼安靜的睡在那兒，像是在輕輕的告訴我：「孩子，別吵了，讓我安靜一下，我太疲倦了！」於是我帶著兩汪淚水，一顆悲痛的心，悄悄地離開他，攢進了那個廣大的行列。
這種難以言喻的哀痛，在不久以前曾經苦惱過我一次：在看復仇艷遇的新聞片裡，我看到另外一位鬥爭到死的偉人──高爾基。我看到高爾基生長的地方，又看到他老年來那種刻苦的精神，最後那個佔領全銀幕的，緊閉著眼睛的頭，使我像今天一樣的噙著眼淚懇求著：「高爾基！再睜一下眼睛吧，那怕只睜一下！」但是……
我像一個小孩似的，在戲院裡哭了。
由於千萬個人組成的那個行列──那個鐵鏈一般的行列，邁著沉重的，統一的大步走著。無數顆跳躍的心，熔成一個龐大而堅強的意志──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事業，我們要為整個民族的存亡流最後一滴血！
太陽像是不能忍受這個哀痛似的，把臉扭轉在西山的背後。當人們低沉的哀歌著「請安息」的當兒，那個傻而執拗的念頭又在捉弄我：
「復活了吧，魯迅！我們，全中國的大眾需要你呀！」
沒有一點兒應聲，只聽見那剛勁而悲憤的疾風在奏著前夜之光。
黑暗吞沒了大地，吞沒了我們的導師。每個人像是失去了靈魂似的，拖著滯重的腳步，跨上了歸途。
但在每個心頭都燃燒著一個憤怒！
應當說，22歲的藍蘋，能夠寫出這樣的文章，表明她確實是左翼電影陣營中的一員。
當然，在「文革」中，說30年代的藍蘋是「跟魯迅站在一起，並肩戰鬥」，這又未免言過其實了。
後來江青在與美國記者維特克的談話中，這麼吹噓道：
魯迅在《申報》「自由談」裡稱讚我，我沒有見過他。他是看了我的戲。我演了《娜拉》、《欽差大臣》、《大雷雨》。其實我不想當明星，一舉成名，電影老闆都來找我訂合同。但「四條漢子」，就是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搞分裂，想搞死我。你知道，中國有個女明星叫阮玲玉被迫自殺了。他們想逼我當阮玲玉第二。
「四條漢子」提出國防文學，是典型的漢奸文學。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就是兩個口號之爭。於是他們圍剿魯迅，我也是當事人，被圍剿……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最主要的是領導文藝運動。那時魯迅是革命文藝旗手，是對我很賞識的，不僅對我的戲，對我的文章，對我這個人。魯迅說我是個真正的革命女性……
哎，真慘啦，在那個時代，魯迅貧困交加，生了肺病，國民黨迫害他，「四條漢子」圍攻他。
1936年魯迅病逝了，我們組織上萬人的大遊行，也就是送葬行列。我扛著大旗，走在最前面。一排人手挽手，昂著頭，你想想，那有多麼神氣。我一點都不害怕國民黨特務……
她明裡是左翼演員，然而，暗裡又與右翼文人眉來眼去。
1982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連載了數萬言的長文《上海歲月話江青》。此文作者，乃崔萬秋。
上海的老報人都熟知此人—他是當年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主編。然而，這只是他為人們所知的公開身份。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了南京，從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的檔案中查獲，崔萬秋為軍統上海特區直屬聯絡員。
歷史的安排，竟是那樣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張春橋同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同任中共第九屆、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在20世紀30年代，同在上海，同時跟崔萬秋取得了密切的聯繫。
當藍蘋在1935年春天來上海演《娜拉》的時候，比她小三歲的張春橋，在這年5月，從濟南來到了上海。
1936年1月1日，藍蘋在崔萬秋主持的《大晚報》「火炬」副刊發表了《隨筆之類》一文，談論演員與天才的關係：
隨筆之類
在我童年的時候，每當聽人家說到「天才」二字，不知怎的，就會莫名其妙的竦然起敬！不過，在那個小小的，簡單的頭腦裡，卻又時常起伏著以下的疑問：天才？天才是甚麼呀？難道是天給的才？那麼，天又是誰給的才呢？
最近和朋友們重又談到了「天才」問題，爭辯所得的結論是：──認為「天才」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人的本質上分著高低而已，光靠先天的賦與是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演員的！
很明顯的例子：何如讓一個生活在洋樓，出坐汽車，對於下級生活一點兒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個女工，試問能夠成功嗎？但是我並不是說小姐不能扮演女工，這只是說決定她的成功或失敗的，是她的生活經驗和她對於社會的理解，而不是所謂的天才！
■ 藍蘋及她寫的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文章
因此，一個人如果專靠著美貌，或是一點兒聰明去做一個演員，那是危險的！
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一個成功的演員，他不但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對於社會深刻的認識，而且他還需要許多工具—各種藝術理論、文學、科學等書籍，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他更加深刻的去解剖並認識他周圍的現象！
同時，一個演員，更應該盡量的使自己成為一個多方面的演員，決不要把自己封鎖在一個狹窄的圈圈裡！因為一個演員要是只能扮演那種比較適合自己的角色，那就談不到演技，那只是一種自我的表現而已！
就在藍蘋文章發表後的兩個多月，3月15日，張春橋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發表那篇攻擊魯迅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
藍蘋也成了崔萬秋的聯絡對象。由他主持筆政的《大晚報》「火炬」副刊，發過藍蘋的文章、照片，也發過吹噓藍蘋的影評、劇評，稱她是「典型的北國女性」，山東戲劇運動的「功臣」。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大陸批判江青、張春橋，提到了《大晚報》「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萬秋。
崔萬秋的反應如何呢？
「崔萬秋對上述兩項攻擊，當時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不過，他後來畢竟還是「理睬」了。他先是為香港《百姓》半月刊寫了《上海歲月話江青》，然後又為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寫了《江青前傳》一書。
《江青前傳》的內容提要中，便寫及崔萬秋和當年的藍蘋有過「推心置腹」的交談：
與這個時期的江青有過交往，並且是關係密切的人，環顧海外，可說寥寥無幾，而唐納與崔萬秋可說是最為人所知的。
唐納是江青的前夫，而本書的作者崔萬秋，則與她有一段頗為「相知」之交。
崔萬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報》任職，其時江青沉浮於藝海之間，演戲的往往希冀拉攏到文化人的捧場，他倆就這樣認識而交往了。
江青在上海這一段生活，其煙視媚行、顛倒眾生、艷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崢嶸」、強出頭的個性，當時近在咫尺的本書作者，無不看得清清楚楚，聽個明明白白，再加上與她有過數次稱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談，種種印象，雖然相隔了半個世紀，但作者仍能以驚人的記憶力，揮灑自如的筆觸，細細向讀者道來……
崔萬秋在《江青前傳》中回憶，他在《娜拉》排練場結識藍蘋之後，便以為「藍蘋，是一個個性很強，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記得，藍蘋演完《娜拉》之後，曾經打過電話給他，「謝謝《大晚報》為她捧場，並表示想來看我，敘敘鄉情」。
於是，崔萬秋約藍蘋到霞飛路白俄經營的DDS咖啡館聚會。
那天，他們「從琅琊台的名勝，談到諸城的人物」，從「開通山東的風氣」的王樂平，談到王盡美、鄧恩銘（均為中共一大代表）。
崔萬秋說，他和王盡美、鄧恩銘都曾是山東勵新學會的會員，而且，「鄧恩銘還是我一中的同學」。崔萬秋注意到，「藍蘋聽得非常熱心」，雖然，他當時「知道她是左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島已經加入共產黨」。
接著，崔萬秋又陪藍蘋去上海錦江飯店會晤阿英。他們一邊吃，一邊喝。藍蘋「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廬」。
他們談論起京戲。藍蘋說：「程硯秋是革新派，梅蘭芳是守舊派。」
他們談論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兩人之中，藍蘋毫不含糊地說喜歡阮玲玉，「有人批評胡蝶為石膏像，木美人。」
他們談論起美國電影。藍蘋說「她很喜歡看葛萊泰·嘉寶演的電影」。
……
崔萬秋所回憶的和藍蘋的談話，大體上是兩個話題，即故鄉山東和戲劇電影。至於更深層次的談話內容，《江青前傳》中並沒有寫及。他自稱和藍蘋「雖然是同一年（1933年）到上海，而且是山東同鄉，但一直到1935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紹見面。相識之後，同在十里洋場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會時偶爾見面外，私人往來很少」。這與該書封底所印「內容提要」上的介紹，似乎大相逕庭。
耐人尋味的是，藍蘋和狄克，同時往來於崔萬秋家中，是歷史的巧合耶，還是歷史的必然？
月亮，總是把光明的一面朝著地球，而把陰暗的背面隱藏著。許多歷史之謎，就隱藏在那陰暗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