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觀瀾是一位名人，不論在《中共黨史人物傳》還是《中共黨史辭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傳略或條目。他於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長征，曾任中央農委主任、農業部黨組書記。而她—徐明清[10]，原本鮮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被成千上萬次印刷。不論是中國人寫的，還是外國人寫的；不論是正傳、外傳，還是秘史、野史，凡是寫江青的，她的名字是無法繞過去的。這是因為江青當年在上海的時候，跟她有過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
■ 深知江青歷史的徐明清（葉永烈 攝）
令人遺憾的是，那麼多寫江青傳記的作者，沒有一個直接採訪過徐明清。正因為這樣，據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種江青傳記之中，沒有一本能夠如實反映她和江青的關係，其中好多本書把徐明清寫成「叛徒」，寫成江青的「同夥」。已經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為作者之一，我也曾誤信1977年3月印發的某些文件中關於她的材料，以為她是「叛徒」，陷入迷誤。
1989年9月中旬，我在北京給她掛了電話，希望對她進行詳細採訪。她家頗為僻遠。為了便於採訪，我乾脆搬到了離她家只有二三百米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長級離休幹部，住在一幢寬敞的平房裡。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廳，便看見牆上懸掛著毛澤東1941年12月16日寫給病中的王觀瀾的那封著名的信：「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個子小巧，態度謙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觀瀾同鄉，1911年5月13日出生於浙江臨海。她於1926年底加入共青團，1929年秋由團轉黨。
1984年春節，薄一波受黨中央委託，在茶話會上提及15位在1927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並致以親切問候。徐明清是這15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麼結識江青的呢？我打開錄音機，請這位歷史的見證人講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1928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範。不久，她成為該校共青團支部的支部書記。1930年4月，蔣介石查封了曉莊師範，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轉往上海從事女工教育工作。
1931年春，陶行知從日本潛回到上海。不久，他公開露面，倡議成立工學團，相繼創辦了山海工學團、報童工學團、晨更工學團、流浪兒工學團。徐明清成為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
■ 30年代的陶行知
所謂工學團，用陶行知的話來說：「工就是做工，工以養生；學就是科學，學以明生；團就是團結，團以保生。」
晨更工學團是1932年10月成立的。這個工學團辦在上海西郊北新涇鎮，那裡有個村子叫陳更村，借「陳更」的諧音取名「晨更」。在當時，晨更工學團是公開的、合法的教育團體。
上海左翼教聯、社聯、劇聯以及左聯，都紛紛派人參加晨更工學團的工作。左聯派出的是陳企霞，劇聯派出的便是田沅。
根據晨更工學團柴川若的回憶，寫道：
晨更工學團是陶行知先生籌辦的第一個普及大眾教育的組織。從表面上看，它政治上不偏不倚，提倡教育救國，實施實驗教育，實際上它是我黨的外圍組織。其成員大都是滿腔熱血的革命青年，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起著核心的組織和團結作用。晨更工學團的教育對像主要是工農大眾及其子弟，包括紗廠女工、小店員、黃包車伕等勞苦大眾。
工學團辦了很多各種類型的學校，有全日制的工人子弟學校，也有各種業餘的夜校。[11]
正因為田漢之弟田沅跟晨更工學團有著密切的工作關係，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這裡來。
徐明清記得，那天田沅忽地陪著一位山東姑娘來。她細高個子，穿一身藍布旗袍，長得俊俏而性情活潑。她便是李雲鶴，當時叫李鶴，亦即江青。
徐明清又名徐瑛，那時叫徐一冰（有的江青傳記誤為「徐一永」）。雖然她只比江青大三歲，在政治上卻要成熟得多。她不僅領導著晨更工學團，而且還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簡稱「教聯」）的常委。
陳企霞之子陳恭懷在《我的父親陳企霞》一書中說：「當時和父親一起在工學團工作和任教的有柴川若（現北京市委離休幹部）、徐瑛（即徐明清，工學團團長，現中央農村工作部離休幹部）、李鶴（即江青）、王洞若、王東放、袁超俊（又名嚴皋）等人。」[12]
晨更工學團是一個教育團體，設有幼兒院、小學、特別班、農民識字班、工人識字班、店員識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員識字班裡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工學團其實是鬆散的組織，並非正規的學校。最初只是借用陳更村幾間農舍辦學，非常簡陋，經費也極拮据，靠著一位「交際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黃警頑，是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際股股長。黃警頑有著過目不忘的天才，見上一面，此後便認得，號稱認得十萬青年。黃警頑在十里洋場為工學團募捐，使晨更得以維持。
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只有一碗飯吃，沒有工資。江青在那裡除了教店員識字外，還和田沅一起，編演小節目，諸如田漢編劇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組織學員到附近農村演出。
晨更工學團的人員逐漸增多，幾間農舍不夠用了。黃警頑到底不愧為交際家，他打聽到北新涇鎮羅別根路羅家花園對面，有一座被資本家廢棄的花園。那裡，有一道黑色竹籬笆圍著，裡面是一幢破敗的小樓，底樓四間，二樓三間，頂上還有一個小閣樓。小樓後邊，有一排平房。另外，還有一個破舊的玻璃花房。這座爛攤子一般的花園，由一位姓陸的農民看管。經交際家前往交際，花園的主人答應借給晨更工學團辦學用，不收分文房租。
於是，那裡便成了晨更工學團的大本營。那座小樓、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員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員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個名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據徐明清回憶，江青當時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倆都稱李素貞為「寧波李」。她們三人同住那座小樓頂上的閣樓。每天爬著竹扶梯上去，小閣樓裡只有一扇老虎窗，沒有床，三個人在地板上鋪了草蓆睡覺。寧波李是共青團員，受徐明清領導。江青因為沒有組織關係，只是作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員，沒有參加黨組織活動。江青當時參加了劇聯，後來又參加了教聯。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來。當時江青一頭短髮，一身藍布旗袍，從不塗脂抹粉。徐明清記得，江青那時教唱歌、演戲，很活潑，可是回到小閣樓裡，往往判若兩人，常常獨自唉聲歎氣，久久地凝視著北方，一言不發。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於問她。有時，江青從身邊掏出一封信，細細地看，看罷又收了起來。
很偶然，有一次這封信掉在小閣樓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來。出於好奇，也出於想瞭解江青究竟為何苦悶，她打開了這封信，一邊看，一邊不由得大笑起來。時隔半個多世紀，徐明清還記得，那信的開頭是「進子」兩字—江青原名李進孩，又叫李進；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還記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陽。」一看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為什麼苦悶。
徐明清在把信交還給江青時，問起了小俞。江青說出了心裡話：「小俞是我的愛人。這封信，是我們談戀愛時他寫給我的。我們結婚以後，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哪裡，非常想念！」
徐明清勸慰了一陣，從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臉的原因。不過，江青沒有說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黨員，徐明清也從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黨員。
寧波李調走了。小閣樓裡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們之間的交談更多了。
那時，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已經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支部書記為陳企霞。
陳企霞比徐明清小兩歲。他曾在自傳中這樣寫及：「1932年起，從通信中結識了葉紫。在他的鼓勵下，我到了上海。……1933年下半年，由左聯派到滬西郊區，參加工會教育工作，入共青團，也和黨有了聯繫。」[13]
就在這時，共青團支部認為江青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團。據徐明清回憶，當時陳企霞叫「陳華」，團員之中有王東放、紫玉璽（後來改名紫川若）等。這樣，江青在失去黨的組織關係之後，由徐明清為介紹人，加入共青團。
當時的生活頗為艱難，每頓飯只有黃豆芽、菠菜湯之類的素菜，連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飯吃就算不錯了。江青為了避難來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萬幸，不太計較生活問題。她每日與眾不同的「常課」，是打了井水洗頭髮。天天洗，很注意保養自己的烏亮的頭髮。
那時，誰要進城，就向徐明清討幾角錢車費。江青在上海沒有親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幾乎不進城，沒向徐明清要過車錢。
後來，江青向美國記者維特克這麼敘述自己初到上海的經歷：
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我是以群眾組織的關係到上海，通過田漢找黨。我知道有個「春秋劇社」是左翼的。田漢住哪裡不知道，只能通過社會關係，這是冒生命危險。每天找春秋劇社，我一句上海話也不會講，也聽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我到那裡就說是北方的戲劇工作者，要找田漢，把黨的關係藏起來了，但這樣也有被捕的危險。田漢有兩個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帶我去見了田漢。田漢叫我哪也別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問題。因他們認識我在青島的一個同志，就信任我了。
過了幾天，田漢、周揚、陽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談話，要我放下關係，黨的關係可以接上。他們問我想做什麼工作，當時有兩個電影公司靠攏我們。還有劇社，問我上不上舞台，甚至問上不上銀幕，我拒絕了。
我要求做群眾工作，基層工作。他們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學團」，那裡很荒涼。「晨更」與陶行知有關係，我們募捐，有時找陶。陶很愛護青年，我是被愛護者之一。
「晨更工學團」是義務學校，主要教工農子弟，還辦店員補習班。我去時，田漢派他的弟弟老五與我同去，他忽然間對我起好感，不顧那樣的環境，老在屁股後追著，弄得大家都議論紛紛。我冒險寫了封信給田漢，請你把弟弟調走吧，我不能工作了，你是官僚主義。誰敢批評他呀，從此我倒了霉，他弟弟是調走了，我的黨的關係不給解決了。因我的關係都在他們那裡。
我賭咒再不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人。我在群眾中定會找到黨，黨也會找到我的。當時上海有文總、左翼作家聯盟、青年團左翼教聯，都找了。我什麼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