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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雲鶴的學戲生涯

江青只有小學學歷,念過五年小學。

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這麼寫道:「江青最討厭的課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課的時候,江青在教室上心不在焉,老師把她拖到廁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課後,那位教師似乎有些歉意,主動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後來又因其他事故而發生兩次衝突,一個學期結束後她被開除。她的小學經歷,就這樣在第五年便突然結束了。」

1926年,12歲的李雲鶴小學沒有畢業,就失學了。

關於她失學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江青自己所說的冒犯了修身課老師,而她又個性很強,不向老師認錯,被學校開除;另一種說法,則是說江青的母親無法負擔江青的學費,使得江青失學。

也就在這一年,父親李德文病重,而大太太已經去世,請求二太太李欒氏回家照料。

李欒氏終於又回到李家──因為李德文一死,她可以分到一筆遺產。

不久,李德文病死。

翌年—1927年,她跟母親一起,離開了諸城,來到天津她姐姐李雲露家。

姐夫王克銘,當時是奉系軍閥部隊軍官。李雲鶴沒有上中學,在姐姐家閒住。

在天津,李雲鶴第一回看到了電影,儘管當時放的是默片──無聲電影,她還是看得津津有味。

她給姐姐家做家務──拖地板、整理房間、上街買菜以及上當鋪等等。

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中這麼記述:

江青說:「不過,體力勞動也使我更強壯起來。然而我非常想繼續上學。但是,這裡的所有學校的學費都是非常高的,我根本就付不起這筆學費。除此之外,我姐夫又失去了工作。」

第二年──她記得就是北伐軍就要到來的時候(北伐軍是1928年6月6日到達天津的),她決定離開家,打算到中國人辦的捲煙廠當一名工人。那時,香煙還是靠手工製作。而且這些工作大都是由童工完成。

但是她姐夫阻止她去捲煙廠做工,儘管這種窘迫的狀況已使她去當鋪典當了家裡幾乎所有值錢的東西。姐夫告訴她,進入一個地方工作就會把她變成一個「小官僚」(這是一個她難以解釋的名詞)。由於他的反對和阻止,最後她遵從了姐夫的意願。1929年姐姐全家遷往山東省會濟南,江青和她的母親也一同到了那裡。

那是在1929年春,姐夫王克銘奉調濟南,江青跟母親、姐姐一起來到濟南,住在城內按察司街27號(筆者曾在濟南尋找過此屋,這年久老屋已經拆除)。

老是在姐夫家吃閒飯,畢竟非長久之計。江青聽說濟南有所山東省立實驗藝術劇院,正在招生,便去報考。

關於江青考入山東實驗劇院的經過,她的同學王庭樹後來在台灣發表《江青是我老同學》一文,寫道:

劇院招生,雖是分為兩地(濟南與北平)考試,重點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區考取的,而是在濟南考取的。這一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

論學歷,入劇院要中學畢業,江青似乎當時是以同等學歷考取的。因為當時我也是學生,自然對她考取的經過不甚深知,然而劇院的師長之一吳瑞燕女士,曾在重慶時(抗戰期間,劇院遷到後方)向我內子說過江青入學考試的舊事。據說,江青雖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還可以,對演戲雖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長長的拖在身後的大辮子,卻吸引住了吳老師,於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還可以演個鄉下姑娘什麼的。」可是當錄取了她之後,她卻已把大辮子剪了來報到,使吳老師大失所望。

江青自己則曾這麼對維特克說:「1929年,我在濟南進入山東省立實驗藝術劇院。這是一所藝術學校,在那裡我主要學習現代戲劇,同時也學習一些古典音樂和古典戲劇。那時我只有15歲。學校免交學費,而且提供免費宿食,另外每個月還發給2元錢的津貼(相當於60美分)。由於學校傾向於招收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甚至是大學生,而我並沒有技術和學業方面的入學資格。我之所以被接收,僅僅是因為學校的女學生太少的緣故。儘管我在這兒只學習了一年,但是我學到了許多東西。我學習了到達我藝術之路的每個方面。我黎明前就起床,試圖盡可能多地學到一些東西。」

■ 山東實驗劇院院長趙太侔

這所山東省實驗劇院,直屬山東省教育廳,教授京昆、話劇。院長是趙太侔。每逢週末及星期日晚上,實驗劇院對外售票,學生們登台演出。院址設在濟南貢院牆根,學生宿舍則在濟南文廟。

趙太侔又兼任青島大學教務長,遷往青島居住,但仍掛著山東實驗劇院院長之職。實驗劇院,實際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吳瑞燕主持。

步入山東省實驗劇院,是李雲鶴人生的轉折點。沒有話劇演員李雲鶴,就不會有日後的電影演員藍蘋。學戲劇,李雲鶴從此走上文藝之路。

結識趙太侔,也給了李雲鶴的人生道路以極為深刻的影響。

趙太侔(1889—1968)頗有聲望,是著名戲劇家,現代教育學家。他原名趙海秋,曾用名趙畸,太侔為其字,後來即以字行世。趙太侔是山東益都(今青州市東關青龍街)人。他在1914年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1918年畢業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梁實秋在他的《談聞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聞一多一起留學美國的趙太侔:「常往來的朋友們如張禹九、趙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長髮披頭,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趙太侔是一個整天不說話的奇人,他在紐約從Norman Geddies學舞台圖案……」

1925年5月,趙太侔和聞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國,擔任北平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戲劇系主任。後來趙太侔投身北伐,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

北伐軍進入山東之後,趙太侔參與創辦山東大學,並於1932—1936年、1946—1949年兩度出任山東大學校長。

趙太侔還在山東泰安創辦民眾劇場。後來遷往濟南,改稱「實驗劇院」,聘王泊生為教務主任。

王泊生(1902—1965)是河北遵化縣人,吳瑞燕則是廣東人,他倆是北平國立藝專同班同學。除了王、吳之外,實驗劇院的教師還有馬彥祥、張鳴琦、劉念渠。主持話劇組的教師萬籟夫,則是王泊生的國立藝專同學。

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這麼記述江青在山東實驗劇院的學習生活:

她不僅廣泛地閱讀戲劇方面的文獻,學唱古典歌劇,學演現代戲劇,而且還接觸到各種樂器。

雖然她的老師很喜歡她,但是這位男老師卻是一個頑固的維持訓練紀律的人。為了調準她彈出的節奏,老師用指揮棍敲打她的手腕,她哀歎這種教師的技巧。由於她受的訓練太少,所以她只能做些基本練習,還沒有達到一定等級水平。

江青所在的班級只有三個女孩,她的年齡最小。那兩個女孩與學校的其他學生一樣,都看不起她。因為她經常穿著補過的衣服。校長夫人是天津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也在那所學校學習過)。那兩個女孩中的一個是校長的妹妹,是一個「反動分子」,不斷欺侮江青。但是江青堅持自己的立場,寸步不讓,並設法用自己的方式作弄別的女學生。四十年後的今天,她坦率地承認,她是輕鬆愉快地回想這些往事,而不純粹是帶著怨恨的。

這座學校建在一座陳舊的孔廟裡,那些房間在夏季非常悶熱。下課以後,學生們經常到巨大的廳裡乘涼。江青還生動地記著坐落在大廳中央巨大的孔子塑像。那尊塑像孔子頭戴一頂大帽子,前後裝飾著綴有含珠的簾布,同在兩側的是他的七十二個門徒。一個悶熱的晚上,江青到那個大廳睡覺,不小心碰倒了一隻破舊的籐椅,那兩個女學生閒逛著走進來,她們命令江青馬上起來,為她們把椅子弄好。江青決定以她自己的方式做這件事。她首先提出把燈舉起來幫助她們,然後將把椅子推進大廳給她們使用。就在她們得意地坐下時她突然帶著燈溜出了大門口,然後將身後的門砰地關上逃走了。在與世隔絕的黑暗、可怕的臥室裡,那兩個女孩歇斯底里地尖叫著,乞求來人救救她們。

王庭樹在台灣發表《江青是我老同學》一文,也這麼寫及:

山東實驗劇院是利用濟南的文廟上課與充當學生宿舍。建校初期,我們年事都輕,文廟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著,大家膽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亂走動。不知是誰,出了個餿主意,試驗同學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聖先師頭上的平天冠來,才是真不怕鬼神的。這是男同學們構想出來富於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學們只能空口說白話,無人前往。真的有了個大膽的人,拿了平天冠來,可把大家唬住了,這個人便是李雲鶴,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江青進入實驗劇院時,女同學很少,只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和陳崇娥,她們三人住一間宿舍。男同學較多,內中有王庭樹、譚紋、馬君價、王廣良、郭建英、陳貽、趙榮琛等。

順便提一筆,1929年跟李雲鶴同時考入山東省實驗劇院的,有一個來自天津的中學生,名叫魏鶴齡。他從1935年起,也轉入上海電影界,一直做電影演員,他先後參加《馬路天使》、《中華兒女》、《烏鴉與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國江南》等許多部影片的拍攝,擔任主要演員,他在濟南、上海跟李雲鶴(藍蘋)共事,後來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迫害。

另外,還有一位男同學,後來成為中國電影名演員、名導演,那便是崔嵬。

《江青同志》一書這麼描述江青的學藝生涯:

有一次,學校上演由劇作家田漢創作的一部「資產階級的戲劇」──《湖上的悲劇》這部實驗作品。田漢創建的南國劇社在那個時代是一個進步的、有很大影響的戲劇團體。她的那個校長夫人妹妹的同學被指定為領銜主角。江青每星期一扮演一個輪換的角色。那時觀眾通常是很少的。江青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風格使觀眾流下眼淚。觀眾的反響又從她的眼睛裡引致更多的淚水流出。這就是按照「自然主義」流派表演所產生的效果(正如她隨後解釋的,自然主義最終要被共產主義制度所放棄)。當她表演完後正在卸裝時,學校的校長和她的老師大踏步地走進更衣室讚揚她的表演水平,並且高聲稱讚她是一個大有希望的悲劇演員,被他們的褒獎弄得不知所措,她感動得又流出了熱淚,然後從更衣室裡猛地衝了出去。

在山東實驗劇院學習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對維特克說道:

1930年,西北軍閥韓復矩主政濟南,山東省實驗劇院停辦。劇院的一些老師和同學組織巡迴話劇團到北平去演出,我也參加了。

我沒有告訴母親就起程了,只是在火車開出前在火車站給她發了一封信。

那年我只有16歲,在北京的生活確實是非常艱苦的。我那時的裝備太寒酸了,甚至沒有什麼內衣和內褲。儘管我把我們家最好的棉被子帶來了,但是我仍冷得發抖。因為棉被的棉絮經多年使用已經變薄了。在北京的那個季節,正是多風沙的日子,猛烈的帶沙風暴攪得人心煩悶,到了夜晚更是淒涼。那時我還不懂得政治。對國民黨和共產黨我也沒有什麼重要的見解。我只是知道我要自己養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歡戲劇。

江青還在一個京劇班子裡當演員,曾在濟南、青島、煙台演出。「我很早就演京劇。天剛麻麻亮,我就起來吊嗓子。我那時候成天練功、排練、演出,瘦得很,哪像你們現在這樣舒服?舒舒服服,怎麼能搞京劇革命?」三十多年以後,「旗手」江青在談「京劇革命」的時候,吹了起來。

其實,她的京劇本錢,也就是在一個七拼八湊的京劇班子裡,混了幾個月而已。

王庭樹也回憶了這一段生活:「劇院因軍閥混戰,韓復矩入魯,以致停頓了一段日子。我們追隨王院長(泊生)回北平,但海鳴社在北平演戲。王泊生的《打金磚》是有名的,倒數第三的戲碼,曾有李雲鶴的《玉堂春》。我當時任後台管理之責,雖對這位師妹能單獨唱一出,已覺可喜。不過,她戲齡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對她是難接受的。加上是創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經常的,樣樣都對李雲鶴不利,既不適宜她發展,她回山東也是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