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蒼生痛苦深。
以明朝顧炎武的《海上》一詩，來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這創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華民族的大災難，哀鴻遍野，冤獄遍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正因為這樣，「文化大革命」被人們稱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國當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荊棘叢生、暗雷四伏的地帶，一片忌諱甚多、禁規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濃霧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卻又是淚流成河、冤獄眾多的重災區。它是中國的「特產」—因為這場既不是「無產階級」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國發生，在中國進行的。
1980年，我以一個愛國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為題材，寫了12萬字的中篇小說《黑影》，於1981年春連載於《羊城晚報》。這篇小說借主人公之口，說出了這樣的話：
「真理終究會戰勝強權，光明終究會戰勝黑暗。一時強弱在於力，千秋勝負在於理！」
「那黑暗的歲月終於過去，但是那深刻的歷史教訓值得永遠記取。」
當小說正在《羊城晚報》連載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北京開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螢光屏前，聚精會神地收看這一舉世矚目的審判，一邊看，一邊作筆記。我發覺，審判中揭露出來的大量驚心動魄的事實，比任何虛構的小說更具有震撼力！於是，我萌發了寫作反映「文革」的長篇紀實文學的念頭……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悲劇、鬧劇、慘劇、醜劇，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揚揚、大災大難的十年，已經凝固成為歷史。然而，這段特殊的歷史，迄今仍為海內外所矚目。「文化大革命」幕後的一切，依然是千千萬萬讀者關注的熱點。
我最初是從兩本書中得到啟示的：
一是當時陸陸續續讀到的巴金的《隨想錄》。巴老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銳的鞭笞，給了我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說：「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僕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僕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巴金說出了振聾發聵的話：「只有牢牢記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來。」
另一本給我以啟示的書是美國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長卷《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作者掌握了納粹德國的485噸檔案，花費五年半時間，寫成130萬字的長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亞那的一句格言，那含義與巴金不謀而合：「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十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創，絕不亞於當年希特勒納粹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痛楚。
我作為上海作家，也從上海的歷史及其相應的文學作品加以考慮：
關於上海的開埠和「洋人」們進入上海，已經有了長篇小說《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關於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有柯靈寫的電影《不夜城》；
關於上海的解放，有電影《戰上海》；
關於20世紀50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復的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
我以為，內中有兩個上海的重大歷史題材，尚無相應的文學作品：
一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卻沒有一部相應的長篇文學作品；
二是20世紀60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幫」（「四人幫」）的出現、發展以及覆滅，這一重大當代史題材，也沒有相應的文學長篇。
我決心填補這兩個空白。
關於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誕生歷程，我寫出了長篇紀實文學《紅色的起點》。
當我著手採寫「四人幫」的興亡史時，不少人笑話我自不量力。因為這麼一個浩大的寫作工程，憑我單槍匹馬，怎麼能夠完成？
我這個人，一旦認定了目標，就要堅決幹下去。
關於「四人幫」的這部長篇，曾經數易其名：最初是從上海題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風雲》，分上、中、下三卷。後來覺得「風雲」太平淡，沒有火藥味，於是改名《上海的拚搏》，仍分上、中、下三卷。然而，著手之後，很快就發覺題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難以下筆。於是，我又改變了寫作計劃，即把這一「母題」分切為四個子題，分為四部長篇，即《江青傳》、《張春橋傳》、《姚文元傳》、《王洪文傳》。總書名也就相應改為《「四人幫」全傳》。
1986年10月，為了慶賀粉碎「四人幫」十週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寫作計劃，要我把已經完成的初稿，以《浩劫》為書名，作為「重中之重」，決定以一個月的速度出版（在當時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書稿付廠排印之後，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電報，要我馬上從上海乘飛機趕去，有要事商議。我匆匆趕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著一大包手稿，懷著沉重的心情，飛回上海。
後來我才知道，有人主張「淡忘文革」，所以對「文革」題材書籍嚴加控制。儘管在當時無法出書，我仍毫不灰心。我以為，這是一部重大題材的書，需要精心創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時間，埋頭於修改、補充。
終於，中國的政治氣氛變得寬鬆。從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時間裡，陸續出版了《「四人幫」全傳》初稿。
這四本書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數，頗為耐人尋味：
《江青傳》，20萬冊；
《張春橋傳》，15萬冊；
《王洪文傳》，13萬冊；
《姚文元傳》，5萬冊。
這印數，其實從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幫」四個人不同的歷史影響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對他們不同的興趣度。
這四本書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許多報紙加以轉載或者發表報道、評論。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記者倪平的報道《歷史使命 筆底波瀾—訪作家葉永烈》，披露了《「四人幫」全傳》四本書的出版以及寫作、採訪的艱辛。
我以為初稿還很粗糙，又繼續進行修改、補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幫」全傳》修訂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讀了《江青傳》，認為此書「對重要史事的敘述，態度比較慎重，並糾正了一些不恰當的說法」，全書「史實基本上是準確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對於《張春橋傳》的審讀意見則指出：「這本書對於揭露張春橋的醜惡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對『文革』的禍害有比較具體而生動的描繪，有助於加深讀者否定『文革』的認識。書稿文筆生動流暢，且多秘聞軼事，可讀性強。」
《「四人幫」全傳》出版之後，成為遭受盜版的重災戶。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傳》盜版本，竟然達十種之多！
《「四人幫」全傳》是四本各自獨立而又相互關聯的系列書。在寫作《「四人幫」全傳》的時候，我感到存在這樣的難題：
「四人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罷官》來說，在《江青傳》中要寫到，在《張春橋傳》、《姚文元傳》中也要寫到。如果都寫，彼此有重複感。如果只在《江青傳》中寫到，《張春橋傳》、《姚文元傳》中不寫，則又不行，因為批判《海瑞罷官》畢竟是張春橋、姚文元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我在寫作的時候，有一詳略總體考慮：
某一事件以某人為主，則在此人傳記中詳寫，而他人傳記中則略寫。仍以批判《海瑞罷官》來說，《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姚文元寫的，在《姚文元傳》詳寫，而在《江青傳》、《張春橋傳》中略寫。採取這樣詳略有別的方法，大體上解決了王張江姚這四本長篇傳記的互相重複問題。
不過，王張江姚畢竟是一個「幫」，是一個整體。在完成《「四人幫」全傳》之後，我又著手把四本書合併成一本書，把「子題」合併為「母題」，回歸最初的創作設想，書名改為《「四人幫」興亡》。
在《「四人幫」興亡》中，把「四人幫」作為一個「幫」來寫，不僅把「四人幫」的興亡脈絡清楚地勾勒出來，而且完全解決了彼此的重複問題。
經過前後20年的努力，經過多次修改和不斷補充，我終於完成了182萬字的長卷《「四人幫」興亡》。
在《「四人幫」興亡》出版之際，回顧漫長而又艱難的創作歷程，感慨萬千……
歷史的迷霧需要經過時間的沉澱，才能漸漸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種「文革」資料也需要時間。
我希望本書不僅僅是文學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正因為這樣，我在寫作中十分尊重史實，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資料作為前提。
檔案是寫作這樣的史實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是美國人，由他來寫納粹德國史，美國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485噸從納粹手中繳來的機密檔案。可是，我卻與《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處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個中國人，去寫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參考的檔案絕大部分被視為禁區，不可接觸。有關部門甚至明文規定，只有人事幹部為了外調需要，開具黨組織的外調專用介紹信，方可允許查看有關外調對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檔案。至於為了創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檔案，只能吃閉門羹。我不得不把許多時間花費在辦理各種手續上，花在向各級檔案部門負責人的「遊說」上。差不多每去一處查看「文化大革命」檔案，都要花費很多口舌。
為此，我向上海作家協會黨組遞交了創作報告，並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獲得支持，使我得以進入種種禁區。
我吃驚地發現，「文化大革命」檔案的保管處於相當混亂狀態。比如，張春橋在安亭事件時給王洪文所簽的「五項條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檔案，竟在一個與此毫不相干的檔案室裡收藏著。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檔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檔案室裡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為「防擴散」材料燒燬），卻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檔案室裡偶然翻到。因為姚蓬子曾經擔任上海師範學院教師，而上海師範學院又一度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醫學院一個「造反兵團」頭頭的工作筆記本，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此人的筆頭甚勤，看見街上貼了什麼大字標語，都要記下來；出席市革會會議，誰發言他都記下來，所以他的十幾本工作筆記，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參考的資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檔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張紙。那時王洪文帶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造反隊員在安亭鬧事，中共上海市委為了縮小事態，派出許多卡車要接他們回上海，同時還帶去許多麵包。那張紙是分發麵包的簽收單，寫著某某廠某某人領多少麵包。簽收者絕大部分是當時各廠造反派負責人。依照這張名單，便可查找那些當年的安亭事件鬧事者。
張春橋之妹張佩瑛在1954年所寫的一份自傳，其中有不少內容可供寫作《張春橋傳》參考。那時，張春橋尚未青雲直上，內容大都真實可靠。
同樣，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廠裡，查閱她的人事檔案，見到內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寫的自傳，對於她如何從一個窮孩子成長為勞動模範，寫得頗為真實，亦甚有參考價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當王洪文青雲直上的時候，曾叫人捉刀，寫了一份三四萬字的「大事記」，詳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歷史。這份「大事記」在王洪文被捕後，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進一段鐵管裡，兩頭焊死，埋於黃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這麼一份重要檔案，追蹤尋找，終於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國棉十七廠在上海東北角，我要斜穿整個上海市區，換乘好幾輛公共汽車。往往清早6時離家，8時多才能到達國棉十七廠。在這家工廠的人事科，一邊閱讀，一邊抄錄，花費了幾天時間。這份「大事記」成為我寫作《王洪文傳》很重要的參考材料。儘管這份「大事記」吹噓王洪文的「光榮史」，但所載事件的日期基本準確，而且內中提到的事件發生的地點、人名，都成了我作進一步採訪弄清真相的線索。
同樣，我查到姚文元親筆填寫的履歷表，也為我寫《姚文元傳》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檔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檔案，花了一個星期，天天前去摘抄，雖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穫頗大，使我非常高興。
圖書館是我創作的另一大資源庫。
張春橋、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須查閱他們的全部作品。
江青30年代在上海時，也寫了不少文章，大報、小報關於她的報道多達221篇，也必須逐一查閱、複印。
去圖書館查閱「文化大革命」資料，手續也夠麻煩的。幸虧我已經有了與檔案部門打交道的經驗，何況圖書館終究是文化部門，比之組織部門更能與我接近，終於逐一打開大門，讓我查閱、複印。
當年的各種「文化大革命」小報、傳單，雖然有的不甚準確，有的甚至摻假，但只要加以鑒別，仍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例如，那各種不同版本的《林彪選集》、《江青文選》、《中央首長講話集》，都有一定參考價值。「武漢三司革聯司令部秘書組編」的《廬山會議文件集》，內中收入關於廬山會議的文件、講話，很有參考價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紅塑料封皮精裝的《兩報一刊社論選》，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為我節省了查閱社論的時間。
說來也有趣，當年幾乎能一口背誦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我要用時卻查不到。為什麼呢？自從林彪折戟沉沙之後，按照當時的規定，必須從每一本《毛主席語錄》中撕去。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紅寶書，都不見《再版前言》，幸虧找到一本漏網的，上面居然還保存著！
當年的《工人造反報》、《井岡山報》、《新北大》、《紅衛戰報》、《文藝戰報》等等，我都逐一查閱。我偶然發現，當年上海的《支部生活》雜誌，刊載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央文件，當即複印。
我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獲得當年上海向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有關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資料……
後來，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中國問題研究所，查閱了《新編紅衛兵資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內中收入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紅衛兵及其他群眾組織出版的小報（又稱「文革小報」）。有《井岡山》、《農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衛軍》、《民院東方紅》、《長纓》、《長江風雲》、《常州工人》、《八八戰報》、《安徽八·二七》等等。還有香港東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下卷大畫冊、《中共「文革」運動中的組織與人事問題》等等。他們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組編輯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國防大學內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對他們收藏的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的《中共年報》發生濃厚的興趣。這套書，一年一厚冊。我多次到那裡，逐年細細查閱。雖然是台灣出版物，明顯帶有國民黨的政治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資料，還是頗有參考價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報》中，對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作了詳細介紹。內中關於江青的介紹，大約有5000字，詳細記述江青的身世、30年代在上海的影劇活動、進入延安的情況、「文革」中的崛起等。內中寫及與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電影《清宮秘史》編劇）對江青的評價：「不結人緣，落落寡言」，「為人器量狹小，心狠手辣；得意時高視闊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眥必報」。《中共年報》中關於張春橋的介紹更為詳盡，長達萬字。文中說：「張春橋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們可以稱他為『文革派』。」
就在我大量查閱「文革」檔案、資料之際，曾經深受張春橋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話，給了我莫大的啟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圖書館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張春橋的就是他，為此他被張春橋投入秘密監獄。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獻」。「文」，即檔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獻」，指「活口」，即當事人，熟悉情況的人。只有「文」、「獻」並重，才能寫好紀實長卷。
確實，那些「死材料」幾十年後以至幾百、幾千年後，後人仍可查到。他們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閱這些「死材料」，誠如姚雪垠寫《李自成》可以查閱各種明史檔案，大可不必持黨組織介紹信！可是，後人無法得到「活材料」—當事人的親口敘述。挖掘「活材料」以至搶救「活材料」，是一項極為重要、刻不容緩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許多當事人尚在，必須趕緊做好採訪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記載某年某月什麼事，什麼人講什麼話。「活材料」卻常常是立體的，可以採訪到各種細節，使作品變得非常豐滿。不過，人的記憶力畢竟有時不甚準確，「活材料」又必須用「死材料」加以核實、校正。
於是，我著手擬訂了一份長長的名單，逐一採訪。我以為，進行「文化大革命」史的採訪，既要廣泛訪問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時也應訪問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員」。1986年10月9日《社會科學報》發表《葉永烈談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對該報記者說：「現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處，很多飽經風霜的老同志要請他們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也應讓他們留下史料，這些都有待人們趕著去做。」
在採訪時，我一般盡量爭取被採訪者的同意，進行錄音。這些錄音磁帶，我作為史料永久保存，並擬在若干年後捐贈給歷史學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議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當時許多報刊刊登了我的關於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議）。因為錄音遠比筆記準確、詳細，而且所作速記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後人難以看懂。
這些年來，我走南闖北，走訪了眾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記下中國歷史上那苦難的一頁。
北京大學原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是「文革」的「重災戶」。「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詳細地向我講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難經歷。
在北京陸定一家中，我與嚴慰冰胞妹嚴昭多次長談。嚴慰冰案件（簡稱「嚴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嚴昭痛訴林彪、葉群對嚴慰冰的令人髮指的迫害。她還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時代，談到那時的嚴慰冰與葉群的衝突，談到那時陸定一與嚴慰冰的戀愛、結婚，談到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的戎馬生涯等等。
賀綠汀是張春橋、姚文元的「死對頭」。在「文化大革命」中，賀綠汀堅強不屈，人稱「硬骨頭」。我多次訪問賀綠汀，請他詳細地敘述他與姚文元關於德彪西的論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張、姚的鬥爭。
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訪問東海艦隊司令部，走訪他的幾位老秘書、他的家屬以及有關當事人，甚至訪問了當年解剖陶勇屍體的醫生。
秦桂貞是江青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時借住房東家的女傭，深知江青底細，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騙往北京，投入秦城監獄。尋訪秦桂貞頗費周折，因為她早已退休，很難尋找。經過友人幫助，才在一鮮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卻又不願接受採訪，因為有關部門要求她，務必辦妥必要的手續，才能接待採訪。於是，我只得再奔走，辦妥手續，秦桂貞才給予接待。她一打開話匣子，我發現，她是一位非常熱忱的老人。雖然文化粗淺，但記憶力甚好，敘事也有條有理。說到江青恩將仇報，她咬牙切齒，潸然淚下。她的四小時談話，為我寫江青提供了翔實而豐富的「活材料」。此後，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帶我到江青當年在上海的住處。直到她離開人世，我還參加了她的追悼會。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訊江青時，與秦桂貞同去北京、出庭作證的是鄭君裡夫人黃晨。在20世紀30年代，她叫江青「阿藍」，江青叫她「阿黃」。買了一塊料子，她倆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知情甚深的鄭君裡、黃晨進行了殘酷迫害。黃晨的回憶，清楚地刻畫出當年江青的形象。我慶幸及時採訪了黃晨。不久之後，她便病逝了。
■ 葉永烈採訪張耀祠將軍，江青就是他拘捕的。
毛澤東的兒媳劉松林、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陳雲夫人於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採訪了她們。
王觀瀾夫人徐明清，是江青當年在滬時的團支部書記，江青進入延安又是她介紹的，是極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對她進行了多次採訪。
在北京，我還採訪了原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劉志堅將軍，江青前夫黃敬（即俞啟威）之胞妹俞瑾；採訪了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江青秘傳》作者，曾經為毛澤東、江青看病），曾經為毛澤東侍讀的蘆荻教授（她向我講述了「批《水滸》運動」的由來）……
在四川，原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將軍，接受了我的採訪，第一次詳細透露了親手拘捕江青的全過程。
在美國，我採訪了當年的紅衛兵領袖、清華附中學生駱小海。他是紅衛兵的倡議者之一，也是所謂紅衛兵「三論」，即《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起草者。
■ 老作家施蟄存致葉永烈函（關於姚蓬子）
在上海，《解放日報》原總編王維，《解放日報》原副總編夏其言；《文匯報》原總編陳虞孫，《文匯報》原辦公室主任全一毛；原上海出版局局長、著名雜文作家羅竹鳳；上海圖書館原參考書目部主任葛正慧；中共上海市委原教衛部部長常溪萍的夫人陳波浪……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揭發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跡。
■ 葉永烈訪問秦桂貞
■ 葉永烈採訪毛澤東兒媳劉松林
■ 葉永烈採訪徐明清
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黨的經過，當年他的入黨介紹人、支部書記、支委給我諸多幫助。他們和我一起聚會，共同回憶。這樣相互啟發，你一言，我一語，使回憶變得更為準確、豐富。
老作家樓適夷則向我長談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還介紹我去採訪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對姚家的身世有了更深入的瞭解。我前往姚文元故鄉—浙江諸暨採訪，姚公埠的老鄰居以及諸暨縣檔案館給予熱情接待；關於姚蓬子在南京獄中的情況，我訪問了當年國民黨中將湯靜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談了我寫姚蓬子，當時她太忙，說過些日子約我細談，不料她竟與世長辭……
當年在「反右派」時挨過張、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蟄存，熟知張、姚的底細。張春橋18歲剛從山東來到上海灘時，便在施蟄存手下幹活。張春橋不懂裝懂，亂標古書，正是被施蟄存發覺，停了他的工作。當時的《小晨報》，曾詳細對張春橋的劣行作了報道。施蟄存也與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結識姚蓬子，便是在施蟄存的婚禮上……
這些年，我奔走於「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家庭，訪問了眾多的重災戶。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控訴，激勵著我前進—儘管這是一項工程量大、頭緒繁多的工作，我仍堅持去做。他們賦予我一種歷史的使命感。這樣，我的調查，我的研究，我的寫作，不再是我個人的事情，而是對歷史負責，對黨和人民負責。電影《東進序曲》中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黃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統戰部原部長陳同生之死，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深感遺憾的是，我曾訪問過陳同生夫人，只粗粗談了一下，原擬過些日子再訪，她卻突然病逝，我遲了一步……
我還採訪了當年的「文革」大員們：
我多次採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回憶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起草經過，回憶了他奉命前往人民日報社「奪權」的經過，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經過，他與第一副組長江青的矛盾，他如何倒向林彪以及在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遭到毛澤東痛斥的經過……
■ 葉永烈採訪陳伯達
■ 葉永烈採訪王力
我多次採訪原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王力，他的回憶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第一手資料。他還把諸多手稿交給了我。
我還多次採訪了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和戚本禹。
我訪問了當年《紅旗》雜誌編輯、「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起草者林傑。
我實地走訪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當年在上海的住處，走訪了江青進入延安時所去的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江青生活或者學習過的延安鳳凰山、楊家嶺、王家坪、棗園以及中共中央黨校舊址、魯迅藝術學院舊址，走訪了北京中南海毛澤東、江青住處。我還採訪了江青秘書閻長貴和楊銀祿。
雖然我終於完成了長卷《「四人幫」興亡》，但是，並不意味著這一寫作已經畫上了句號。我仍將繼續採訪、補充、修改，以求寫出更加豐富、充實的《「四人幫」興亡》。
葉永烈 2002年4月22日初稿 2004年9月10日二稿 2005年6月6日三稿 2008年7月5日四稿 於上海沉思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