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多數西方人認為，東條大將和其他日本領導人——實際上是為數眾多的日本人——同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徒是一丘之貉，他們不論受到什麼懲罰和遇到什麼厄運，都是罪有應得。
事過二十五年，日本已經從精神上和經濟上瀕於全面崩潰的境地恢復過來，在世界之林中重新受到尊敬。可是，人們仍然不禁要問，我們怎麼能欽佩和尊敬一個戰爭時的行為如同野蠻人一樣的民族呢？
本書之目的，主要就是要從日本人的角度來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進而解答關於那場改變了亞洲面貌的戰爭的其他一些問題。為什麼一個幅員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那樣大小的國家要對珍珠港發動自殺性的進攻，從而使自己與一個國力十倍於己的敵人決一死戰呢？兩國之間的戰爭是不是像今天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不可避免和非打不可的？打贏那場戰爭是不是就使美國從此永遠捲入亞洲事務呢？
要不是發生了兩個情況，我——儘管有我的日本妻子和她家人的幫助——本來是不想寫這本書的。這兩個情況是日本人對自己不久前的歷史所抱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出現了一些新的重要文獻。除了日本外務省和日本防衛廳戰史室已經存有的大量材料外，最近又發現了一些曾被隱匿或散失多年的寶貴材料，諸如御前會議和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的記錄，過去以為已被焚燬的近衛文的部分日記，以及1940年至1944年2月21日擔任陸軍參謀總長的杉山元元帥所寫的長達千頁的“筆記”。
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些前文武長官，包括天皇的首席顧問木戶幸一侯爵、天皇幼弟三笠宮崇仁親王殿下、珍珠港和中途島戰役的實際指揮官草鹿龍之介提督，以及東條的頭號心腹佐籐賢了將軍等，都願意毫無拘束和詳細地談他們不幸的過去。幾年前，我為寫《捫心無愧》一書搜集材料時，只要一觸及某些敏感的話題，他們就面帶難色，這種心情已完全消除了。此外，他們相信，戰後西方人自己有了在亞洲的種種經歷之後，對日本過去在中國所鑄成的罪惡應該有新的認識。那些參加過這場戰爭的人，從將軍到士兵，也比較願意談起他們的錯誤，說出過去說不出口的話：怯懦、謀害、殺人成性、投降和開小差。
為了準確起見，他們以及每一個與作者交談過的、其經歷被寫入本書的人，都閱讀了有關自己的段落，而且往往還添加了說明問題的評論。書中的對話並非虛構。這些對話出自許許多多的談話記錄、檔案材料、速記記錄和當事人的回憶。例如有關歷次御前會議和聯絡會議的大量辯論部分，就是根據杉山元的“筆記”、最近搜集到的官方檔案材料、私人日記，以及作者同出席御前會議的木戶侯爵、鈴木貞一中將、星野直樹和賀屋興宣等人的談話記錄寫成的。木戶侯爵在天皇每次參加會議後馬上就能得到一份關於會議的報告。
我認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的最大錯誤是，它沒有認識到自己同時在打兩種不同的戰爭：其一是在歐洲，與另一個西方民族及其納粹主義交戰；其二是在亞洲，既要同一個求強圖存的侵略民族作戰，又要在意識形態上同整個亞洲展開鬥爭。億萬東方人把日本的戰鬥看做是自己的戰鬥，看做是一場種族和膚色的對抗。他們還把日本的勝利看做是自己從西方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勝利。
早在1922年，遠東問題權威泰勒-丹尼特就寫道：“每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對現在構成遠東問題的種種禍患都負有責任。我們大家還是應該永遠丟棄自以為公正和受害的無辜者的偽裝，以懺悔的心情面對現實為好。”
如果我們這麼做了，1941年與日本的談判就非常可能以和平而不是以戰爭告終；美國也不會多年來被迫在亞洲成為道義上的警察。而道義上的警察並不是一個好當的角色，尤其是當它自身的道德還正成問題的時候。
本書就是按照事情的本來面貌如實寫照那些被捲入人類最大規模戰爭的人們，他們頭腦糊塗、自封崇高、不光彩、灰心喪氣、充滿矛盾和謬論。
我已盡我最大努力讓事實本身來說話，如果有什麼結論的話，那就是：歷史不會簡單地給人的教訓，只有人類本性的再現，而不是歷史的重演。事實說明，立足現在，認識過去，給我們的教益只會更多，而不是少了。戰後由於我們自身在亞洲所採取的暴虐行徑，使美國人進一步看清了上一代日本人當時的戰爭行動，這無疑是一個可以引為借鑒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