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公園無話兒
海德公園演講角啊。
1884年夏，詩人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s）和朋友開著敞篷小車，插著小紅旗，到這裡宣揚社會主義。聽眾不少，躁動不安。「我很緊張，不知道為什麼……我準備好了，警察會過來抓人……」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一天，警察終於抓他進局，盤查3天，罰款1個先令。演講角初開，並未享受徹底自由。
1902年，32歲的列寧是海德公園演講角的常客。他為學英語而來。靠獄中自學的英語翻譯了一整本書，卻從沒聽過、沒講過一個英語單詞。初到倫敦，聽不明講不清。列寧在回憶錄中說，於是跟同志們去海德公園，站在前排聽講。他追隨一個愛爾蘭講者，因為「他的口音容易懂些」。激辯現場，列寧見到無神論者、商店小販、救世軍等英國眾生相。他沒有談自己的感受，不過描述了同行的人對倫敦這個資本主義重鎮充滿好奇，「臉上露出光彩」。
1945年冬，演講角外4個賣左派報紙的小販被抓，喬治·奧威爾寫文章打抱不平。這時距離海德公園一角闢為自由集會區已經過去70多年，但喬治·奧威爾說，英國的言論自由常常被高估，需要不斷鬥爭。
記得20世紀90年代，有位中文作家寫過，抱著兒子逛海德公園，在眾聲喧嘩中感受民主氣氛。現在終於輪到21世紀的我，坐上駛向海德公園的巴士。偏安劍橋一年，來倫敦的機會不多，海德公園演講角，卻是不可動搖的朝聖之旅。老倫敦馬丁勸我，別去了，盡剩些宣傳宗教的。我不太相信，猜想馬丁對家門口的景點缺乏熱情。誰也不能攔著我去演講角的雄心。
海德公園漫無邊際，演講角在東北。一下車就到，不收門票。人不算多啊。不見「肥皂盒上的民主」——過去講者大多踩著裝肥皂的木箱振臂一呼，也沒有人山人海的聽眾，開口的那位也就原地一站吐氣發聲，或兜轉四處派發傳單，又或自帶鋁梯，一支開，一攀高，滔滔興起。
說什麼呢？這位說末日快來了，大家快信耶穌。那位說，伊斯蘭教最崇高。左邊豎著牌子「上帝只有一個，奧運會崇拜古希臘那幫傻子眾神，是基督徒就抵制奧運」。右邊一位打扮似判官，捧出《聖經》，爭辯第幾頁第幾行到底啟示了什麼。圍著的四五個人中，有一個不服氣，手指快戳到講者臉上：「你說第幾頁？不可能，我告訴你……」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搬不動誰的神，到最後只有各自傷神。
轉來轉去，好容易找到一位講時政的，登在鋁梯上睥睨四方，一張口「小布什禍害全人類」。什麼年頭了，奧巴馬一任都幹完了。聽了幾分鐘，推理簡單，陰謀論連篇，這水平還比不上北京的哥。不過，到底是英國人，揶揄成性，見一中年聽眾襯衣一半在褲腰裡，一半在外，講者指指他說：「嘿，你怎麼半裸著就來我的派對呢？」眾人哄笑。對方當然不服，你來我往什麼段子都出來了。到海德公園就看了場鬥嘴？
盤桓半小時後，我決定到對面草坪吃個冰激凌。綠草如茵，每一個樹影下，都是一幅游春圖。拖家帶口的，情侶成雙的，書本相伴的，或卿卿我我或靜靜謐謐，哪管幾步之遙有人在喊末日到來。
演講角真的衰落了。為什麼？19世紀中後期，一波又一波工人運動衝擊英國社會，要求一個自由講話之所的願望越來越具體。1866年7月的一天，一撥遊行工人在海德公園門前遭警察攔截，他們衝過封鎖線，擺開陣勢就地宣講——似乎每段歷史都有這麼一個無心插柳的開始。6年之後，這個地方以法律形式定為自由講區，無須警局批准，任何人可以佔地為王即興抗議。就是這一方角落，日後成為英國社會主義運動陣營，也是近代言論自由的標地。其他國家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等相繼倣傚，在公園辟出一角，供胸中腫脹的人一吐塊壘。
喬治·奧威爾的年代，演講角是英國最自由的地方，但自由的尺度是逐漸爭取來的。他說，應該把公園擴大到全國。今天，在英國，要發表政治觀點，多少個電視電台頻道等著Call-in高談闊論，發一條推特，寫一篇博客，轉瞬收到若干回復。要看意見交鋒，打開議會直播頻道，卡梅倫、米利班德辯得臉紅脖子粗，好像兩隻說著優雅英語的公雞發出最強音：
「這個國家不會原諒他們！（對著議長講，不用「你們」，直接指鼻子太粗鄙）我們舉辦奧運會，我們增加工作，他們幹了什麼，留下什麼，至今還不道歉！」
「他令整個國家喪失信心！他說要提振經濟，現在是什麼樣子！」
兩廂大臣要員起哄架秧，議長木槌敲得山響：「Order！Order！（肅靜！肅靜！）」
演講角幾乎見不到年輕人。他們要上班要健身要還房貸追時尚，好容易到了星期天——電影《去也門釣鮭魚》（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裡，英國男主角見到穆斯林在清真寺前禱告，喃喃自語：「他們週末上清真寺，我們週末都改去Tesco（超市）了。」
意識形態大開大合的年代已經過去，還有多少值得爭辯。當然，今日英國不是沒有集會，沒有抗議，只是陣地轉向了海德公園之外。「佔領華爾街」風靡全球之時，倫敦聖保羅教堂門前那條街也坐臥了不少年輕人。只是演講角在今日英國不再特殊，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發出聲音。
原來演講角的沒落，不是民主的失落，而是爭取言論自由的先驅們，任務完成洗洗睡了。
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一個軍官告訴我，20世紀90年代他接待一隊伊拉克軍官。他們來到倫敦，一不逛攝政街，二不看莎士比亞，點名要到演講角。當他們看到隨便一個英國百姓，叉開腿挺起胸就可以罵政府，羨慕感動涕泗橫流，攝像機拍幹了幾節電池。
我仍不甘，就在宗教廣告和笑罵斗貧中離開演講角。總能遇到個把憂國憂民口才了得的英國人吧？
好容易找到一位講時政的，登在鋁梯上睥睨四方，一張口「小布什禍害全人類」。
忽然，演講區邊緣看見一名老者支小馬扎端坐，胸前掛著大大的紙牌：「It』s going to get worse（勢必每況愈下）。」終於有人關心社會問題了！是養老金嗎，是教育制度嗎，是媒體「竊聽門」嗎，是歐債危機嗎？……
我一個箭步衝過去，屏住呼吸左拍右拍，終於捕捉到老人嚴肅深邃壯心未已的神態，放下相機問：「請問您反映的問題是什麼？」
老者清清嗓子：
「糖尿病。」
五英鎊裡的平等
演出開始了。皇家阿爾伯特大廳，紅色天鵝絨旗幟低垂，上繡一個近130歲的名字：BBC Proms（BBC夏季音樂逍遙季）。彷彿一有聲音震動，就會掉落灰塵。金色包廂，暗紅軟座，雕樑畫棟，樂聲浩蕩。
開場前幾分鐘，我才趕到，包廂裡的香檳底朝天了，青葡萄沒了大珠剩了小珠。坐定俯身一看，最靠近舞台的前沿陣地，卻是兩三百個站著挨著、不穿禮服姿勢隨意的「雜民」。傳說在這個「站區」可以躺下聽音樂，實際上人多的時候，坐臥幾乎不可能，也不禮貌。
我的朋友安德魯就在其中。他介紹我來看這出埃爾加（Edward William Elgar）的《基督使徒》（The Apostles）：「有清唱團，聲音上揚，非常適合阿爾伯特的穹頂。」安德魯的門票5英鎊，我的包廂入場券32英鎊。不是手頭寬裕，而是訂晚了，別無選擇。安德魯更談不上拮据，算個倫敦中上階層。但作為純粹樂迷和不事張揚的英國人，買站票不但不丟人，還是一份身體力行的驕傲。英國人最憎顯擺，老貴族有雙新皮鞋，得先交給僕人磨出點舊相再自己穿。女王得閒在御花園做些木工，表明自己不是個「無用之人」。花5英鎊而來，內行人在乎音樂本身，不是包廂裡的葡萄美酒。
除了安德魯這樣「站立的中產」，阿爾伯特音樂廳設立站區的初衷，是讓藍領工人有機會均享藝術財富。時至今日，未必個個藍領對古典音樂產生了興趣，但是當他們只花5英鎊走進這個地方，會發現無論貧富，在精神世界裡可以平等。
站票未必累人，反而自有樂趣。《基督使徒》清唱段落歌聲飛揚，輕輕滑落在音樂廳最高層，稱為「環形看台」的那一圈。環形看台是另一個站區，安德魯說，一次他站在那裡聽拉爾夫·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絃樂變奏，音樂一層層漂浮上來，彷彿身處教堂穹頂。
跟安德魯還看過一次5英鎊的莎劇《理查三世》。鼎鼎大名的環球莎士比亞劇場[1]，站票區在舞台與環形坐席之間，沒有頂棚——閒看暮雲舒捲，但也可能大雨澤被。英國人總說，淋雨才是真正的英國體驗，而站立，正經是莎士比亞時代人們看戲的方式。
那天站在距離舞台最近的地方，累了，下巴架在台上，哪個包廂都不如我視野清晰，捕捉到名角馬克·裡朗斯（Mark Rylance）念錯台詞時眼神一閃。下半場一開，大雨接踵而至。站區有個人，被戴著「急救」綠箍的人員抬出去，其他觀眾無聲無息，沒一個打傘（打傘會遮住視線，有經驗的穿防水服而來），腳下雨滴匯成小溪的聲音，應和著台上死生婉轉、大忠大奸的劇情。
皇家歌劇院也常有廉價站票，西區劇場未必有站區，但邊緣座位的價格絕對「承受得起」。安德魯不無得意地炫耀，下個月看皇家芭蕾舞團名角艾琳娜·科約卡茹（Alina Cojocaru）的《天鵝湖》10英鎊，明年聽多明戈唱《威爾第》15英磅……
排隊，顯示英國人的服從性。站著看戲，顯示藝術在英國人中的草根性。頂級音樂水準的Proms，金錢門檻很低，BBC 3台還全況轉播、一再重播，不過那些掏腰包看現場的，是不會滿足於聽收音機，所以完全不用擔心皇家阿爾伯特坐不滿。而無論金融風暴怎麼吹，哪個政客也不敢砍掉不賺錢的BBC 3。
中場休息，幾個「雜民」突然敲鑼打鼓唱起來：「你們捐了34000多鎊！34000多鎊！」包廂站區歡聲雷動，彷彿大家一起幹成了一件曠世工程。捐款隊是站區樂迷自發組成，散場時他們負責在門口，特別是包廂出口，敲著水桶鼓勵募捐。34000多鎊是今年夏季音樂會收到的捐款總數。這不僅為賠錢的藝術帶來報酬，他們的工作本身，就是對音樂廳常年低價嬌寵的回饋。
5英鎊裡的平等，催生了一大批愛好藝術的人們，反過來，廣泛的群眾基礎又養活了英國文化藝術。
英國大部分博物館免費，出名的還每週一兩次開到深夜。撒切爾夫人時代削減政府支出，博物館運營經費從哪裡來？除了開辦連鎖紀念品商店，很大一部分是靠志願者管理。降低金錢門檻，培養了一大批願意為藝術奉獻熱忱與精力，而且有相當水準的觀眾。泰特現代美術館的無薪實習，都排到好幾年之後了，申請者大多是美院科班學生。
「上班的地方臨近國家美術館，吃完午餐溜進去看一圈畫，再回去上班。」
「博物館那麼多，又免費，總是不知怎麼的就走了進去。有時出去買菜，過了好久老公打電話來問：『你在哪裡？』『喔，我在博物館呢。』……」
這是兩個英國人向我描述他們生活中的博物館。免費不是省去幾個英鎊的問題，而是它與日常生活間突然沒了隔閡。
蜜罐裡的英國人，藝術對他們而言，不在殿堂，而在街道拐角。
窮得奧運會都不敢大手大腳的英國政府，不是沒有試過少往文化事業上撒錢，無奈民意難違。而政府埋單的文化盛宴菜單上，還充滿批評、背叛、獨立思考之原料。它提升民眾的素質，才能保障有質量的民主。更何況，藝術熏陶的投入無法量化，「辣妹」樂隊最紅的時候，為國家創下的年稅收，超過了英國整個鋼鐵產業。
阿爾伯特音樂廳，最靠近舞台的前沿陣地，卻是兩三百個站著挨著、不穿禮服姿勢隨意的「雜民」。
惹得起國王，惹不起大眾
168歲的《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終於走到盡頭。
坐擁傳媒帝國的默多克，啞然受挫。
都說是「竊聽風暴」導致《世界新聞報》一夜關張，但值得琢磨的是，竊聽醜聞對這張全球最好賣的英文報紙原本並不構成致命打擊。
它不怕得罪王室。《世界新聞報》一名編輯2006年被控偷聽英國王室成員電話留言。「未來國王」威廉打給弟弟哈里的留言外傳，哈里吸毒成為《世界新聞報》頭條。編輯因此入獄一年，但報紙仍在運作。
它也不怕招惹權貴。《世界新聞報》涉嫌監聽的名單，據說有4000多人，包括前首相布朗、英國足球協會主席、無數演藝名流……報紙對此似有準備，成立賠償基金，拿得出證據的竊聽受害者可以獲賠金錢。
它還敢叫英國國會議員「閉嘴」。傳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曾通過繼任者布朗，要求國會議員沃森停止追問《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幾任英國首相，與《世界新聞報》的交情都不淺。
誰讓它那麼受歡迎呢？關門那一天，都還有750萬零售讀者（揭露「竊聽醜聞」的英國《衛報》發行量大約33萬份）。《世界新聞報》創刊定位是滿足「剛識字的工人階級」，售價低廉。「前手機」年代，類似「竊聽」的爭議手法已經為《世界新聞報》所用，譬如披露警察局未經公開的記錄、街頭妓女口述，等。
20世紀初，《世界新聞報》老闆喬治·瑞德（George Riddell）有天碰到另一份報紙總編弗雷德裡克·格林伍德（Frederick Greenwood），向對方介紹自己的報紙。過了幾天，他問格林伍德：「我的報紙怎麼樣？」格林伍德回答：「看了，然後扔進垃圾桶，但轉念又怕我的廚師會看到，我就燒了它！」
別以為權貴階層「看不起」就等於「不看」，暗地偷窺《世界新聞報》的不在少數——從閱讀隱私獲得「罪惡的快感」。香港作家陳冠中形容「犯罪的快感」（Guilty Pleasure）應該是「永遠嫌自己不夠瘦的女人偷吃哈根達斯，或者電影學院老師躲在家裡看《霹靂嬌娃》」。
諷刺的是，雖然職業操守欠佳，《世界新聞報》的準確性居然一流。因為他們不惜手段「掌握」到真實情況，可信度很高。
這麼一份有著強大「群眾基礎」「上面有人」的報紙，究竟惹了誰才會招致殺身大禍？
一個普通的13歲女孩，米利·道勒（Milly Dowler）。媒體披露，米利遭綁架，《世界新聞報》涉嫌僱傭私人偵探，竊聽她的手機留言。偵探擅自刪除了幾條舊記錄，以便顯示新信息。這一舉動誤導警方，以為米利還活著。米利最終被撕票。
還有英國駐阿富汗、伊拉克陣亡將士的家屬，倫敦地鐵襲擊案死者家人，為了拿到第一手資料，《世界新聞報》也將他們的對話列為新聞來源。
這兩件事掀起倫敦7月熱潮，英國公眾怒了——用來揭權貴名人老底的「下三爛」手段居然用到我們普羅大眾的頭上！每一個《世界新聞報》的讀者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如何對待名流權貴，在英國可以有所爭議，一旦觸怒公眾，《世界新聞報》的真正金主——廣告商就跑光了。默多克提議最後一期，免費給公益團體登廣告，結果連公益團體都不肯沾《世界新聞報》的邊！
最重要的底線不是「該不該竊聽」，而是絕不能傷害公眾。首相卡梅倫自正身形，大聲疾呼：「現在我們討論的不是名人影星，而是謀殺受害者，恐怖襲擊死難者。」
默多克集團準備擴張前，「竊聽醜聞」再囂塵上，無論動機為何，推手是誰，至少說明，在英國，也許惹得起國王，卻惹不起大眾——儘管大眾曾經為「竊聽」而竊喜，曾經為「竊聽」而掏一份報紙錢。
洋版《官場現形記》
英國人覺悟真低。一出挖苦自家政府的話劇《是的，首相先生》（Yes,Prime Minister），自20世紀80年代演了30年，擴充成電視劇、廣播劇，今年又添新料，重返舞台，全英巡演。戲中首相自辯：「我是人民選出來的，我要什麼就代表人民要什麼。」既然如此，人民何苦尋官府的開心？更加匪夷所思的是，20世紀80年代此劇初登舞台，時任首相的撒切爾夫人不但不怒，反而公開熱捧，還幫著寫了幾句台詞，與民同樂。最近，首相卡梅倫也自認粉絲，還說唐寧街10號的生活與劇情雷同。這句話在週三首相例行答辯會上，被議員抓了把柄追問不休，卡梅倫乾笑著奉勸對方：「要有點幽默感。」
英國首相真慘。不但供全國人民娛樂，關起門來還常遭秘書修理，閣員也不一定買賬。幸好官場待久了，防人手段自然不弱，找來「特別顧問」出謀劃策。百密一疏，媒體無孔不入，不依不饒，電話隨時打進辦公室，逼得首相鑽了桌子。
英國首相真倒霉。經濟不振、歐元危機，還有環境議題湊熱鬧。好不容易出現金主，某斯坦國開出天文數字，願救歐洲於水火之中。斯坦國外長駕到簽約，英國首相百般逢迎，休提帝國當年勇。初談萬事大吉，簽字前夜斯坦外長卻突然提出要找個花季少女陪睡。首相府這下可亂了套。經濟利益與良心道德，私密手段與公眾知情權，一團亂麻攪到首相跪地求神。國庫空虛，民主、道德似乎淪為笑談。斯坦國大使哈羅畢業，牛津深造，底色算是英國人，此時卻以斯坦國價值觀戲弄英國官府脆弱幼稚的道德底線：「什麼人權，你們不曾在意過伊拉克阿富汗女孩……」「大使，如果有人要找斯坦國的女孩呢？」「只要不是我的女兒。」究竟誰的底線更低？
平心而論，劇中英國首相不過具備一般政客都會犯的毛病：野心比能力大，私慾比公益重要。成天囈語要是英國救了歐元，自己就該成為歐盟主席。選舉前做的一切，就是為了上位，上位之後，全部目標就是保位。當局面終於攪黃，哭著喊著要找女王請辭。二號秘書終於看破，冷冷道：「首相，其實您的位子保不住，對百姓並不是壞事。」唐寧街大小人物，都被一根看不見的繩索牽制，那就是民意。一切都是為了取悅民意。媒體或理直氣壯，或死纏爛打，也是因為公眾輿論後盾堅強。
難道英國人不怕劇中一切發生在現實中？鄰座一名中年女觀眾說，窺到「門背後的一切」很興奮，「這些事情當然可能發生在現實中，可是你看看他們的下場！」另一位朋友說：「英國百姓必須笑啊，不然只剩下哭了！」英國幽默與政治的關係曖昧綿長，約翰·梅爾（John Meyer）撰文，幽默對政治是一劑安慰，可化解緊張，鬆弛對立，「讓事情看起來仍在掌控之中」。這麼說，娛樂民眾也可以是政治漏洞的包庇犯！
走出劇場，4月冷雨撲面。我打了個寒戰，心想：說到底，英國人真傻，花上十幾或幾十英鎊，穿戴整齊跑到劇場裡笑兩個小時。而我們，只要免費點擊微博，時有新料。四面八方，不相識的人們，不約而同，發出又酸又痛的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