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D-Day是「二戰」盟軍登陸諾曼底的日子。這一天改變了戰場形勢，但距離「二戰」全面結束、歐亞法西斯相繼投降的勝利日V-Day，還剩一年三個月。也有人認為，至今我們仍然生活在「二戰」和它開啟的冷戰格局下，「最後的勝利」遠遠沒有到來。
轉過香奈兒專賣店，不遠處汽車輪胎堆積如山，正是基輔獨立廣場的入口。兩個星期前，總統亞努科維奇逃去莫斯科，但眼前的廣場仍然鼎沸如湯。這跟大多數地方的廣場鬥爭不太一樣。在埃及首都開羅，穆巴拉克出走的第二天，人們就到廣場撤路障、掃垃圾、畫斑馬線，迎接新世界。但後來才發現，他們必須一次次重回廣場。
在2004年「橙色革命」裡浸染了一回的烏克蘭人，似乎學到了什麼。26歲的卓雅給我講「從D-Day到V-Day」的比喻。她腦後梳著金黃色的辮子，胸前垂著白底紅花傳統圖案圍巾。「抗議示威的最初目的還沒有達到。」身為烏克蘭民主聯盟在基輔的負責人之一，她說話帶點小政客派頭，「亞努科維奇出逃只是D-Day，而為了V-Day，必須留守。V-Day就是還權於民。」
「民主聯盟」成立才兩年，由一些既不滿亞努科維奇也討厭「橙色革命」政客的年輕人組成。最近這次大規模抗議前，全國黨員不超過500人。「但是，抗爭期間我們收到近1000份入黨申請。」卓雅展顏一笑，黨員們留在廣場上，也為了繼續做廣告。
卓雅覺得這種政治技巧，絲毫不需要隱晦。就跟民主聯盟接受捐款一樣，坦坦蕩蕩。通過募捐箱、銀行匯款等途徑，3個月內共收到17萬美元，其中不包括民聯為廣場死傷者家庭另設的基金。收入支出全部曬在網站上，做成圖表一目瞭然。近期花銷多用於購買宣傳紙張、製作招貼畫；示威期間主要花在自衛裝備上。
走進民主聯盟帳篷區，你會以為這是個菜市場倉庫：成堆的土豆、捲心菜，各種食品罐頭。「廣場上總是供大於求，各團體在臉書上一呼籲，人們什麼都送來了。」革命，要是能請客吃飯就更美好了。
一個小伙子包著深藍色T恤當頭巾，在一口汽油桶改裝的爐灶上，用木棍攪和烏克蘭國菜「紅菜湯」，200人份。他說自己的工作是季節性的，冬天賦閒就出來幫忙，從2013年12月以來，一直在廣場上當廚子。梳著季莫申科式盤頭辮的女孩正在切土豆，她說這髮型不是那位公主的專利，季莫申科頭上是假髮接的。笑鬧幾句之後，她不願面對攝像機，轉身又忙去了。
很多人捐物：防彈背心、擴音器、頭盔。一個小伙子給我展示他的綠色頭盔。蘇聯紅軍式，裝上兩隻牛角，好像是去萬聖節派對的樣子。他被指派去籌集頭盔，沒想到遇到「豪主」，有人一次捐了300個。小伙子說起來十分興奮，突如其來的慷慨大大鼓舞了他們。
「那個人有什麼要求嗎？會影響你們的行動嗎？」
「300個頭盔能有什麼影響？他只是想保護生命，連名字都沒留下。」他重新武裝起來：戴上頭盔，手拿擴音器，胸前背後貼著防彈背心，標準抗議者形象。
民盟網站上公開所有捐款捐物信息，但隱去了捐款人姓名。因為政治風向還不確定，資助示威仍有可能在將來成為罪證。
一些媒體散播這樣的說法：抗議者是收了「西方勢力」的錢，才站出來反對亞努科維奇。很難想像，「西方勢力」有什麼理由把自己置於俄羅斯侵吞克里米亞、陳兵烏克蘭東部的窘境。而「收錢」本身，在廣場上是公開正當的事情。
真正的問題是，民主聯盟這樣一個小政黨，如何能夠擺脫被金錢或者更大權勢操縱的命運？卓雅說接受募捐有三個原則：一是收受款項有上限；二是資金不能涉及貪腐或踐踏人權；三是不收寡頭們的錢。原則上民盟希望資金「來自大多數，來自普通人，不為極少數控制」。
一個瘦高的男人往家屬募捐箱裡投放紙鈔。他的朋友在廣場上受了重傷。「我肯定他沒收什麼錢，他是為了烏克蘭的自由。外人也許不懂。」那男人對我的問題狠狠搖頭，面色悲傷。
廣場邊緣是一個地下商場。推開通向商場的一道玻璃門，卓雅叫我看。地上一個挨一個，十幾床棉被，兩張破沙發。一個年輕人靠在那裡讀書，兀自偷笑。那是一本斯大林笑話集。示威期間，商家停業，卻悄悄打開了這道玻璃門，允許示威者進來避寒。
從D-Day到V-Day，敵人是誰？過渡政府並不是敵人，但顯然沒有獲得民間的充分信任。亞努科維奇出逃當天，前總理季莫申科從監獄獲釋來到廣場，迎接人潮人海的歡呼。但是在民盟的年輕人看來，她不過是劫持了這個舞台。2013年11月開始的大規模抗議，始於學生，市民迅速加入，季莫申科政黨一開始卻猶豫著要不要參與。反對黨不再是群眾運動的發起者，而是滯後的跟隨者，這種狀況近年在埃及等地都已經發生。傳統的政黨政治、代議制民主，遭遇了草根力量的逆襲。
在有的地方，主要反對黨一旦加入，就會顯示出它們無可比擬的動員能力，搶過抗爭主導權。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一開始不知該不該參與示威，但一加入動員，就在第一次選舉中拿下總統職位。季莫申科政黨把她的巨幅海報糊在廣場最高最醒目的木架子上，不由分說往歷史的臉上蓋戳。
「尤先科呢？」我問起這個2004年「橙色革命」領導者。
「誰知道他在哪兒？誰在乎他在哪兒？他要是來廣場，準被大家噓回去！」當年千萬人簇擁上台的悲情英雄，轉瞬遭到拋棄。尤先科第一次當選的得票率是52%，5年後僅僅獲得5%的人支持，黯然退出政壇。這與烏克蘭鄰國波蘭的情況相似。工會領袖瓦文薩領導群情，卻治國無方，革命領袖也很快遭到革命群眾厭惡。但這恰恰是國家由狂熱走向正常的必經之路。2013年年底以來的動盪中，沒有聽到尤先科發出任何聲音。
卓雅在大學念的是英語文學，其他黨員也沒什麼政治經驗。但是她認為，「尤先科、季莫申科失敗了，亞努科維奇失敗了，這就是最好的教科書」。
卓雅們能怎樣改變世界？
烏克蘭政府頒布一項優惠醫療措施，社區裡的老年人不知如何登記。民主聯盟黨員們上門幫助他們逐一登記。
他們收到舉報，一名當地官員購買豪華汽車，過分招搖引致民怨。民盟組織了五六個人，每天到他門前抗議，直到官員把豪車退回去，繼續使用舊車。
我好奇，烏克蘭沒有紀檢委或廉政公署嗎？要靠幾個年輕人以民情為標準反貪腐？幸或不幸，烏克蘭在強鄰之間，從不出產強勢政府。公民社會的空間擠擠就有了，人們對自我組織並不陌生——整個抗議期間基輔沒有發生打砸搶。
卓雅回憶說，烏克蘭人平時有一點點「粗魯」，但革命召喚起聖潔之感，廣場上人們碰到一下都互相說「對不起」。抗議期間，民盟發起一項倡議，不准帶酒入廣場，防止醉鬼滋事。香煙是允許的。於是出現香煙募捐箱，透明純淨水桶，切開一個寬口子，寫著「請捐一支煙，讓我繼續下去」。
等待捐款的箱子到處都是。極端組織的人脖子上也掛著，看到我們拍攝，狠狠射過來一眼。不遠處，一個男人滿面傷悲，坐在紙箱前。他只為一個人籌款：他的侄子死於抗議。
二
「烏克蘭萬歲！」「英雄萬歲！」13歲的卡魯娃在地鐵隧道長長的電梯上一蹦一跳，見到外國記者就對同伴說，不去上課了，非要跟我去廣場。她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這兩句口號，說這是抗議成功後，烏克蘭人的接頭暗號，所有人心靈相通。「不信，你聽著——」她生脆的嗓音喊起來，「烏克蘭萬歲！英雄萬歲——」果然有人應合。四面八方，男聲女聲，年輕的，渾厚的。卡魯娃高興得轉圈。她說，在最接近歐洲的烏克蘭西部城市列維夫，不喊這兩句口號不讓進餐館。
突然，一個中年男人從身後走來，衝她低吼了一句。卡魯娃滿臉通紅：「他說我什麼都不懂……不理他！」她又蹦跳著走開。
廣場上，女孩子們拿手機自拍。身後，是巨大的花塚。
廣場仍然帳篷遍地。外圍有穿迷彩的人把守，檢查證件。他們不是軍人，基輔很容易買到仿製軍裝。D-Day與V-Day之間，看守鬆懈，每次揮揮手，不加盤問就允我進入。
真正的軍人，「阿富汗100」老兵們卻穿著便服。謝耶科夫給我看軍功章：「從前為蘇聯賣命，現在反普京。」
蘇聯時期這些人被派到過阿富汗戰場。現在，老兵走出來的原因很簡單：他們的孩子來了。父親們大放餘熱，當年勇都用上了。不過，這次他們沒有槍炮，耍的是自製木劍，再用兩塊鐵片對串成防彈背心，就這樣站在對峙軍警的最前沿。謝耶科夫說，他們的任務是防止好事之徒混進來製造暴力。
亞努科維奇走了，軍警懺悔了，老兵們卻不肯走。他們並不知道下一步要幹什麼，革命的命運會怎樣。唯一確定的，就是腳下的廣場，仿如攻陷的城堡，是他們的了。謝耶科夫還不清楚幾個月之後的大選要把票投給誰。過渡政府「不就是原來那幫人」，又多了幾個寡頭嗎？不管選誰，怎麼選，謝耶科夫覺得，只要人還在廣場上，烏克蘭就壞不到哪裡去。
廣場是一個奇怪的情感交匯處。車胎成山，鮮花成河。花太多了，一枝枝一簇簇摞上去，凝固的顏色，溪流般流淌在熏得焦黑的大樓前面，觸目驚心。黑色、金色……五顏六色，氣味卻是焦糊血腥。冬日陽光，萬物安寧，我卻總是聽見廣場上有聲音呼嘯而過。隨便去跟一個廣場上的人交談，都像是鑿開一個小孔，情感決堤而出。
一個身材矮小的白髮女人站在廣場地鐵站的水泥台頂上打出橫幅，上面有一個年輕人的照片，鑲著黑邊，還有一個手機號碼。我猜她失去了兒子，看懂文字的人告訴我，兒子並不是示威死難者，是在此前一件土地糾紛中，被執法人員打死的。
示威者營地，飲水桶上寫著：「請捐一支香煙，讓我繼續下去。」
花太多了，一枝枝一簇簇摞上去，凝固的顏色，溪水般流淌在燒焦的大樓前。
我在廣場上兜了幾個圈，她還在那裡一動不動。委屈無助，像風裡的一朵紙花。中午時分，我把剛買的卷餅遞給她，她滿臉的皺紋突然被打濕了，用英語說「I love you」。
廣場像一個大吸盤，吸進來所有的悲情。而收留這些情感的，是陌生人的相互抱團，也是宗教的傳統功能。神父每天在廣場布道，或帶領信徒抬著巨型十字架繞場，十字架上的耶穌四肢蜿蜒。廣場上還搭起帳篷教堂，不斷有人走進去點一支蠟燭。透過掀起的門簾，我看到有人跪地。
廣場不遠處，聞名世界的索菲亞大教堂，沒有置身事外。衝突驟起，一隊抗議者受軍警追打，退到教堂門前。門開了，放進抗議者，又在軍警面前關上。神父亞歷山大·特福林克（Olexandek Trofimliuk）擋在門前，要求軍警離開。
軍警不願放過近在眼前的獵物。特福林克指指教堂一角的鐘樓：「你們知道，如果我拉響這個鐘，全基輔的人都會跑來這裡。」教堂鐘樓通常很高，古時候用來觀測城市火警，現在只在危急時刻響起。一旦鐘聲大作，人們就知道出事了，會火速聚集。
失去兒子的母親，委屈無助，像風裡的一朵紙花。我把剛買的卷餅遞給她，她滿臉的皺紋突然被打濕，用英語說「I love you」。
軍警們商量、請示，終於退下。300多個抗議者在索菲亞教堂後院落腳喘息。我來到索菲亞的時候，他們正準備撤離。其中一個告訴我，他們得到了食物和醫療。現在，該重回廣場了。
特福林克神父從辦公樓的拱門裡走出來。黑袍黑帽，從暗影裡一下子邁入落滿陽光的中庭。中庭建築白得耀眼。他走過來時，像國際象棋裡的黑馬，一步拱向前。採訪很難開始，因為不斷有信眾過來親吻他的手，要求祝福。特福林克始終微笑。
他說自己不算英雄。一些教士揮別家人，抱著一死的信念踏入廣場。抗議期間，基輔現場發出的照片常見這番景象：雪地，鮮血，濃煙，莊重披掛的神父高舉十字架，站在抗議者和全副武裝的軍警中間。
「神父是站在抗議者一方，還是居中調停？」
「我們保護受害者，但同時制止示威者隊伍中出現暴力，你知道，個別人會扔燃燒瓶挑釁。」
特福林克解釋「入世」，是宗教扶弱匡正的天命使然。然而，東正教從來都跟政治緊密結合，烏克蘭甚至有很長一段政教合一的歷史，直到列寧強行把它們拆開才結束。不過，直到今天，過渡政府總統、季莫申科前助手圖爾奇諾夫（Oleksandr Turchynov）還是一名浸信會教徒。
700年前，兩股宗教勢力在烏克蘭並生：隸屬拜占庭教皇的東正教和聽從莫斯科的俄羅斯東正教。烏克蘭脫離蘇聯以來，兩個教區更是楚河漢界。索菲亞教堂同情示威者，而「莫斯科教堂」，拒絕庇護他們。
何來立在軍警面前的勇氣？特福林克有索菲亞大教堂的尊貴做底氣。平時，索菲亞在軍警部隊裡有自己的代表，二者建立了正式關係。但這一次，軍警們上陣就不相認，「他們都知道我們走上去想說什麼，我們變得不受歡迎了」。
可是，亞努科維奇一跑，神父又收到邀請，到軍警部隊服務，接受懺悔，給予寬恕。「一些軍警說，自己被利用了，變得邪惡，用完了又被當作垃圾扔掉。」
我親眼見過一個埃及警察當眾流淚悔過，可不久之後，開羅又傳來暴力鎮壓的消息。這樣的懺悔可信嗎？對我的疑惑，特福林克神父堅持告解的可貴。更重要的是，索菲亞教堂和其他支持抗議民眾的教堂，準備跟莫斯科教堂和談。他本人已經召集會議，對方也樂於會面，「這是上帝創造的千載良機」。
離開索菲亞教堂的時候，一隊信眾正抬著聖像進入。教堂門前花環又添新，紀念碑卻不是為了最近的犧牲，而是1933年的大饑荒，烏克蘭人的集體傷痛。烏克蘭黑土地廣袤，是出了名的「糧倉」，但當時為了向蘇聯中央政府繳納「糧食指標」，竟餓殍遍地。當天晚上，我讀到俄裔記者瓦西裡·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在烏克蘭的親歷：
穀物統統被沒收，彷彿它們不是穀物，而是炸彈和機關鎗。土地被刺刀劃遍，地窖搜遍，樓梯都砸開，菜園底朝天。他們從人家中的瓦罐裡搜出糧食，從一個女人手裡搶走還在烤的麵包，統統裝車送到區政府。倉庫裡堆滿了吃的，裝不下了溢出來……他們任由糧食四處散落，但派兵看守，不許百姓靠近……我於是明白了，對蘇維埃政府來說，重要的只是「完成計劃」！交糧！國家為先，個人只是大大的零……
烏克蘭饑荒死亡人數在300萬到700萬之間。
如果說擺脫蘇聯統治，是烏克蘭上一個D-Day，對應的V-Day卻遙遙無期。獨立之後，烏克蘭經濟迅速衰落，今天，仍要在俄羅斯之手的拉扯中，幾乎身首異處。
三
不問不知道，烏克蘭居然有1萬多名中國留學生。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他們來學習什麼呢？走進首都最高學府，基輔捨甫琴科大學，在當地華人媒體的幫助下，找到3名中國學生。兩個學語言，一個學經濟。
他們怎麼看待眼前發生的一切？首都發生了連續3個月的抗議示威，總統被趕走，100多名示威者被打死，俄羅斯出兵這個國家的東南部半島，西方與俄羅斯劍拔弩張——冷戰以來，最嚴重的東西方對峙，就發生在他們門口。
「對中國留學生來說，出門在外，最重要的是安全，是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戴眼鏡的男生馬先唸經濟學碩士，成熟老練。示威剛開始的時候，他跟當地人去過一次廣場，「閒逛了一圈，去他們營地裡吃了點東西」。沒跟示威者交談。
白淨的女生小可和敦實靦腆的男生董佳都沒有在示威期間去廣場。董佳在示威發生前不久，坐地鐵從廣場站出來，看見黑色絨線帽套頭的人，手裡拎著木棍，「感到特別害怕」。現在想起來，他臉上還現出一絲緊張。
小可在大規模示威結束以後去過一次廣場。「變化太大了，全都圍起來了！真糟糕。」她沒有跟身邊的烏克蘭學生交流過對示威的看法。
「人家烏克蘭人有選擇的權利。」她話鋒一轉，「但我個人不喜歡美國和歐盟。」
「為什麼？」
「就覺得，美國什麼事情都要插一腳，他怎麼就代表了烏克蘭的反對派，要制裁俄羅斯呢？就連最近搜救馬航客機，他也要去，當然這是需要國際救援的，但美國就是什麼都要管……」
董佳倒是跟很多烏克蘭人聊過。來自軍隊的學生跟他說「不喜歡俄羅斯」，加入歐盟的話，烏克蘭人可以自由地在其他歐盟成員國間旅行、工作和學習。
「所以你理解烏克蘭人為什麼要加入歐盟？」
「不！我認為應該跟俄羅斯在一起！」這個轉折有些突然，但他非常肯定，說「不」的時候直起了脖子，「俄羅斯那麼強大，肯定不會同意烏克蘭加入歐盟，俄羅斯許給了烏克蘭很多經濟上的好處！」
馬先來烏克蘭的時間比較長，他說，起初對安全的擔憂很快就消散了。暴力衝突主要發生在廣場，整個城市還是安寧的。「實際上吧，這個地方越亂，對我們越有利。」我以為自己聽錯了，急著聽他解釋。「我們快考試了，越亂呢，老師對外國學生的要求也就越松，更容易拿到畢業證書。」
「越亂越有利」這個說法不是第一次聽到，在風雲詭譎的國際局勢當中，持這種看法的大有人在。馬先補充道：「當然，要辯證地來看，亂了，老師也不好好教課了。」
原以為這裡的中國留學生大多來自東北，學習俄語或鄰近的烏克蘭語。實際上，馬先來自蘭州，女生小可來自四川。只有董佳是哈爾濱人。
「到烏克蘭留學比去歐美便宜很多，生活費也沒那麼貴。」馬先介紹，一年學費大概兩萬多元人民幣，生活費平均每月2500元。這個價格適合中等收入家庭送孩子到國外留學，回去也算「拿洋文憑的」。
中國留學生住在條件最好的兩棟宿舍樓。馬先指著其中一棟，打開的窗戶裡傳出熱烈的舞曲。「以前這兩棟全是中國人，2005年、2006年中國人來的少了，現在才有什麼……哈薩克斯坦人！」
「為什麼中國人來得少了呢？」
「中國人現在有錢了呀，誰來這裡啊？」根據他的說法，在烏克蘭的中國留學生，大多並不富裕。但這段留學經歷，對他們開闊眼界、未來找工作同樣有幫助。
採訪結束，望著他們捧著書本遠去的身影，忽然想起我在英國劍橋遇到的中國留學生。許多人不問時事，缺席公共生活，但在某一個時刻，還是可以看到一個全然不同的社會在他們身上投下的影子。若干年後，這些由不同世界塑造的中國留學生，又會塑造一個怎樣的中國？拿中國作比，我想不出哪個是D-Day或者V-Day，一切都像是一鍋慢騰騰煮沸的紅菜湯。
[1]Viktor Yushchenko，尤申科於2005至2010年擔任烏克蘭總統，爭取連任時敗給亞努科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