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醒來的時候，烏克蘭國航屏幕上，飛行路線正劃過塔吉克斯坦。從中亞到東歐，飛行線一寸一寸向西爬行，舷窗下雲層漸漸亮起，俄羅斯的控制力卻越來越黯淡。今日烏克蘭正是強弩之末，因此也是必爭之地。
轉頭看到一飛機東倒西歪熟睡中人，忽然為自己在萬米高空的宏大敘事感到好笑：飛行線一寸一寸向西爬行，對於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說，只是回家。航班從泰國起飛，除了我和攝影師，沒有其他亞洲人。乘客大多是度假返家的烏克蘭人。
曼谷到基輔，對我而言，也是從廣場到廣場。曼谷的廣場，坐滿了紅衫軍黃衫軍。近幾年我經歷的廣場還有：埃及開羅、巴林麥納麥、利比亞的黎波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世上廣場的名字大多相似，好像來自同一批嬰兒潮：解放、獨立、自由、民主……比廣場名字更沒有想像力的，大概是政黨名字。烏克蘭政黨的名字有：團結、自由、人民，季莫申科領導的黨派叫「祖國」。只有那個拳擊手克利欽科的政黨有點新意，叫「出拳」。
廣場和政黨的名字，也是宏大而空洞的敘事。
空姐過來問要不要喝水。她們一律窄臉深目，身形高挑。制服是國旗色，藍黃搭配，鉛筆裙含蓄性感。有了她們，就不會有人抱怨這老舊多事的777客機了。
穿泰式印花衫的尤莉婭坐在我旁邊。她從基輔西邊一個城市來，首都鬧起來的時候，家鄉也在示威。「我們遊行就跟上教堂一樣，太平常了。」她指指趴睡的女兒，「她也去了，5歲。」比基輔幸運，當地沒有發生衝突。
飛機降落，全體乘客鼓掌，慶賀平安抵達。這似乎是非常西方的習慣。
第一眼看到的基輔，湛藍無雲的天，禿了皮的白樺林，一下子把我帶到10多年前的北京郊外，晴朗肅殺的北方。
第一次知道「基輔」的名字，是不是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尾曲《基輔的大門》呢？燦爛炫目，彷彿太陽的光芒，一觸及就熔化。可是13世紀，基輔大門叫蒙古人攻破了。
眼前的基輔更像是建築展覽會。從出租車向外張望，洋蔥頭教堂、蒙古包式亭子、蘇聯時期方正龐大毫無個性的政府大樓，還有突然冒出來的老式民居，驚艷到令人尖叫。貝殼、螺旋的樹葉和火焰，典型的「新藝術」（Art Nouveau）風格，就出現在馬路邊。有時這種民居不是一棟，而是一整排。「新藝術」鼎盛時期在1890至1910年間，中心在維也納，那時候烏克蘭的一大片土地屬於奧匈帝國。
街上總是有人手捧鮮花，一路牽引我到了Maidan（廣場）。烏克蘭語裡的「廣場」，竟然跟阿拉伯語、土耳其語發音相同，源頭也許又是蒙古。
基輔獨立廣場本身不大，但示威人群蔓延到了周圍的山頭，氣勢逼人。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出逃已經17天，廣場上的防禦工事仍在。每天5點下班之後，人潮不斷湧入，遍地獻花。宗教禱歌每天唱響，安撫死去的靈魂。神父走在前頭，一隊人抬著巨大的木製十字架，耶穌受難的身軀蜷曲在上面，一遍一遍繞著廣場和周圍的山頭行走。
2013年11月末，示威剛剛起來的時候，我還在香港做一個圖片新聞節目。每天看到大量來自基輔現場的照片，總是有神父高舉十字架，站在持槍軍警和躁動憤怒的人群中間。軍警抓人的時候，一個烏克蘭大媽掄圓了十字架，對著鋼盔猛敲下去。
到基輔的頭一個下午，翻譯爽約。廣場上不斷有人走向我們的攝像機，我卻只能指指耳朵擺擺手。一個大伯急了，吼了一嗓子：「普京！」然後比畫一個抹脖子的動作。一個身形敦厚的大媽，拄著雨傘過來發表演說，鏗鏘有力，十幾分鐘不間斷，周圍聚了一層人。她終於在掌聲中謝幕，我紅著臉問：「哪位給翻譯一下？」一個英語不太流利的年輕人一言概括中心思想：「國家不能分裂。」一個叫尤莉婭的女孩塞過來傳單：俄羅斯套娃，咧嘴露出惡魔般鋒利的牙齒。
「嘿，我是俄羅斯來的。」伊萬自報家門，嚇了我一跳：俄羅斯人站在洶湧的反俄情緒中心？他反戴著美式橄欖球聯盟帽，兩隻銀耳環叮噹。
「別誤會，我生在烏克蘭，在這裡住了20多年，我拿烏克蘭護照。」伊萬英語說得很好，家鄉在基輔以北的切爾尼戈夫省，國際新聞裡被劃在「親西方版圖」裡。伊萬的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俄羅斯人。幾年前，他到俄羅斯聖彼得堡學習國際關係專業，畢業後留在了那裡。
「那你到底算俄羅斯人還是烏克蘭人？」
「我是一個烏克蘭人，長著俄羅斯的靈魂。」
伊萬特地回來看看鬧出亂子的烏克蘭。和我一樣，當天下午剛剛到基輔，馬上跑到廣場上來。
「『俄羅斯的靈魂』怎麼看？」
「這個？F**k up！」他用了F字頭髒話，驚訝於城市變成了戰場，卻又轉而稱讚，「但是，我為這些人驕傲，他們做到了。亞努科維奇就是個渾蛋。」
他顛覆了國際新聞裡的標籤：身處「親西方」板塊，心向俄羅斯。可是，他又認同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
我想起一條經典的測試愛國心問題：「如果俄羅斯跟烏克蘭踢足球，你希望哪個贏？」
「烏克蘭。」他毫不猶豫。
我跟著伊萬繞行山頭。經常需要打斷他的敘述：「等等，你說的『我們』，指烏克蘭人還是俄羅斯人？」
光禿禿的樹枝上，白紙帶翻飛。得時刻留心腳下，繞開鮮花和彩色蠟燭瓶子圍起來的小小祭壇。下台階時，我差點踩到鮮花旁端正放著的一隻絨線帽，大概是死者的。
高處回望，山谷裡的廣場，鼎沸如湯。路障仍在，帳篷仍在，一些人擔心局勢生變，打算長期駐紮。夜幕降臨，他們劈木頭，生火做飯，炊煙裊裊。廣場，更像是一座城池。反對派對這裡也沒有絕對控制，獨立廣場成了獨立王國。
花堆成了山，鋪成了路。一個紙糊的高塔，好像削去腦袋的聖誕樹。亞努科維奇打算裝飾這棵樹慶祝東正教聖誕節，他發表講話的時候，把「聖誕樹」說成了俄語，還是發音錯誤的俄語，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都笑了。現在，樹外圍的腳手架成了標語牆。
「看，俄羅斯的源頭。」伊萬指了指廣場中心雕像，拍拍心口，「基輔是俄羅斯的母親。」雕像是傳說中建立基輔的四兄妹，名字首字連在一起拼成「基輔」的拉丁寫法。
古代俄羅斯人的第一個政治活動中心在基輔。13世紀蒙古入侵，俄羅斯人棄守基輔一路向北。先是Vladmimir-na-Kliazam，然後是莫斯科，18世紀終於落腳在聖彼得堡。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歷史，就是歷史學家打架的歷史。在俄羅斯看來，烏克蘭沒有歷史，它是19世紀德國、奧地利為了削弱俄羅斯搗鼓出來的一個「概念」。可是俄羅斯又把基輔當作自己的「母親」，說自己的祖先是最早在基輔建都的羅斯國王。羅斯統治的地區也叫瓦良格，就是烏克蘭賣給中國那艘航母的名字。
一些烏克蘭和西方歷史學家，質疑俄羅斯人是「羅斯後裔」。美國烏克蘭史專家保羅·羅伯特·毛戈奇（Paul Robert Magosci）引用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話說，就像暴發戶總是孜孜考證祖上顯赫高貴的出身，14世紀至16世紀，當俄羅斯王朝達到鼎盛後，史官含蓄地嫁接了更加悠遠的羅斯國歷史。而羅斯國王本人，追根溯源是來自北歐的維京人。
長著「俄羅斯靈魂」的伊萬相信，「自古以來」，羅斯是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小俄羅斯（烏克蘭）三位一體的共同祖先。烏克蘭也確實曾對俄羅斯投懷送抱。今天所謂親西方的西部烏克蘭，曾大量湧入波蘭和立陶宛移民，求助莫斯科王國保護，免受外族入侵。但後來，西部比東部更早受到人文主義影響，個體意識漸漸沖淡了王朝權威。
「烏克蘭的未來應該跟俄羅斯在一起，美國、歐盟不過是要開幾個破坦克過來，拿我們當成基地。」伊萬說。廣場上的人顯然不會贊同他的說法，藍底黃星星的歐盟旗幟四處飄揚。還有伊萬看著刺眼的紅黑兩色烏克蘭反抗軍軍旗，大大的斯捷潘·班傑拉（Stepan Bandera）畫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班傑拉組織烏克蘭反抗軍，反波蘭反蘇聯。「橙色革命」後上台的前總統尤先科[1]追認他為「國家英雄」，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上台後撤銷稱號。
「烏克蘭從來就沒有英雄，也不可能離開俄羅斯獨立。」伊萬說。
在我出發前，有個骨灰級球迷給我掃盲，說「烏克蘭當代最重要的民族英雄」是20世紀80年代培養了3個「歐洲足球先生」的教練洛巴諾夫斯基，這下剛好用上，反駁伊萬的「無英雄論」。
「洛巴諾夫斯基？離這兒不遠，就是國家體育館，那裡有他的雕像，可是現在都被示威者燻黑啦！」伊萬總是試圖向我證明，發生在這裡的一切多麼「F**k up」。
山頂是個劇院。一拐彎，緩緩下坡，遇難者相片多了起來，死亡時間都是2014年2月20日。據說狙擊手是從旁邊13層高的「烏克蘭酒店」朝這裡射擊的。
2013年11月21日，人們開始聚集到廣場上，很快自我組織起來，每100人為單位，手臂寫上名字、血型，相互拍照。所以死難者的資料很容易找到。緩坡橋下有張照片，屬於一個名叫塔欽（Tochin Roman）的死者。他穿著藍色羽絨服，頭上綁著防風鏡，來自列維夫——基輔西邊大概700公里的地方，緊挨著東歐波蘭。在開羅解放廣場，我也見過坐幾個小時火車從盧克索趕來示威的人。塔欽生於1976年。
「他是個退役軍人。」一個中年人悄悄站到我們身邊，「我認識他。」凡迪（Vadym Suprunyr）最後一次見到塔欽，是在他就義之前9個小時。2月20日凌晨1點，塔欽說自己太累了，想睡覺。凡迪的家在基輔，於是回家，打算第二天早上再來廣場，卻在網上看到了死者名單。
「他們沒有武器，最多是燃燒瓶。」凡迪說，那天早上，軍警從幾個方向包抄過來。一名中年婦女走過來，激動地比畫著。伊凡快速翻譯。婦女說，軍警開槍，但橋下這些人反撲過去，成功地把軍警逼退。當然，很快他們就失守了。軍隊卻因此受到震動，拋棄了亞努科維奇。「這些人是英雄！英雄！他們保住了廣場。」婦女漸漸走遠。我向伊萬重複「英雄」這個詞。他朝我擠擠眼睛：「待會兒告訴你真相。」
凡迪手裡拿著碎裂的磚頭。他來清理通道，給行人讓路。一個小男孩肩披烏克蘭國旗，踩著單腳滑車，沿著空出來的通道上，唰地衝下去。
塔欽知不知道自己可能承受這麼大的風險？究竟為了什麼而戰鬥？「我想我們是為這個國家感到擔憂，過去20年，俄羅斯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我相信伊凡是在如實翻譯。
「很多人說，你們為了民主鬥爭？」我小心拋出這個近年來名聲很不好的詞。凡迪做了個苦澀的表情，「民主可以用來做對的事情，但也可能走上歧途，『橙色革命』領導人讓我們失望，現在的過渡政府也不乾淨……我們鬥爭，是希望國家變得乾淨、變得公平，沒有腐敗。」
亞努科維奇出逃後，辦公室內搜出計劃屠殺清場的路線圖，但是伊萬認為「真相」是反對派自己開的槍。「這些示威者，當然有人給錢，你看看廣場邊那麼多流動廁所，不用花錢僱人打掃嗎？錢哪裡來的？」
遇見伊萬之前，廣場上我遇到一對來獻花的夫婦，能說一點英語。丈夫說自己是現役軍人，清場時他不在基輔。他憎恨亞努科維奇向民眾開槍：「這麼多人，上萬人都是恐怖分子？怎麼可能？！」
凡迪說沒有收到過錢。塔欽也沒有，只是有些「專家」過來教大家怎麼組織，怎麼戰鬥，也許有人支持。另一個加入對話的女孩說，廣場的工事還不肯撤去，恰恰說明就連反對派都沒有能力控制示威者。
入夜，廣場漸漸有了些嘉年華的味道。好多人排隊，等著在一個木製雕像上鑿一下。「我們在創造一項吉尼斯世界紀錄。」主辦者拿著本子過來，邀我參加。木雕是烏克蘭詩人、藝術家捨甫琴科，很快將是他200週年誕辰。捨甫琴科生在基輔郊外，長在聖彼得堡，目睹烏克蘭農奴的艱辛後，組織他們起來反抗，後被俄羅斯逮捕，成為重囚。捨甫琴科的遺言詩其中一句是：「以暴君們的鮮血，噴灑在自由的種子上。」
「一個人對未來做出選擇的時候，更看重什麼：強大的國家，還是幸福的生活？個人自由？」我問伊萬。
「強大的國家。」
「對每一個個體來說，不是幸福和自由更重要嗎？」
「幸福自由是什麼？美國人所謂『幸福』就是嗑藥……」
「俄羅斯沒有人吸毒？」
「有，沒有美國多。」本·拉登的精神導師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當年留學美國，也把吸毒嫖娼當作西方精神來反對。
「你要是有孩子，希望他們在哪裡接受教育呢？」
「當然是俄羅斯。我們的考試叫考試，美國那種只能叫測驗，太簡單了……聽我說，俄羅斯有油，中國有錢，我們應該聯合起來，西方就不敢這麼橫了。」
「告訴我，到底什麼是俄羅斯的靈魂？」
「就是誰也壓不垮我們，誰也不能叫我們屈服。」
跟伊萬道別後，我邊往地鐵走，邊試圖梳理他的思路：在烏克蘭長大的半個俄羅斯人，對烏克蘭有感情，但歸根結底又把烏克蘭與俄羅斯看作一個共同體：個體的價值，必須依靠強大的共同體去實現。
突然，廣場上空煙花綻放，所有人仰頭歡呼。
英雄，民主，自由，獨立，解放，祖國。吃飽穿暖以後，細小的詞語滿足不了我們，而這些宏大的，又面目模糊、含義不清。
一個聲音朝我喊：「毛澤東？中國？」
同事提醒過我，這裡酒鬼多。廣場曾經有真正的鬥士，前總統出逃後，不知要往哪裡去的廣場，也成了醉鬼流浪漢的歸宿。果然，這名酒氣沖天，搖晃著手中一升裝礦泉水瓶裡的透明液體，拍拍胸脯：「我是格魯吉亞來的！F**k普京！」
前總統落跑，有人帶著孩子來廣場慶祝勝利。
基輔街頭。
二
迪馬走進餐廳的時候，驚魂未定。他剛剛從克里米亞跟隨美聯社拍攝回來。此時距離公投還剩下5天。
「我們一下火車就被盯上了。」他說，走出車站的時候，已經有兩三個身份不明的人接近他們，問：「來幹什麼？」
「你們是誰？」迪馬反問。那些人穿著便裝。俄羅斯軍人出現在克里米亞不是秘密，但還用不著「小綠人們」親自動手。「小綠人」是烏克蘭人對克里米亞俄軍的稱呼，因為他們穿綠色軍裝卻一律不佩戴標識，並不顯示職業軍人身份。
「自衛隊的。」對方回答。克里米亞親俄武裝組成了民兵隊伍。
迪馬說，在克里米亞拍攝期間，不斷碰到有民兵過來「打招呼」。有一次，他去商店買餅乾，一出來就遇到幾個身形彪悍、噴著酒氣的人。「不知道他們哪裡來的槍，而且是衝鋒鎗。」那些人上來就搶走了所有餅乾。
丟幾包餅乾算什麼。在克里米亞採訪的記者，有的攝影器材整箱被拖走，直播都受干擾。自3月初起，烏克蘭國營電視台的節目在克里米亞就已經不能看了。
「可是，那些親俄羅斯的克里米亞人歡天喜地總是真的吧。有些人應該真的是想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我說。
「是有，不過並不全是。我們採訪到的許多克里米亞俄羅斯人反而不希望歸俄羅斯。」迪馬說，「因為島上靠旅遊業，而大部分來旅遊、來租車的都是烏克蘭人，俄羅斯沿黑海還有其他旅遊勝地嘛，不是那麼多人來克里米亞。所以將來他們的生意會受影響。」但是由於「自衛隊」加上「小綠人」在克里米亞的存在，這些並不心向俄羅斯的人不敢出聲，他們悄悄向迪馬表達看法，但沒有人願意對著鏡頭訴說。「到時候公投，大家都知道結果會是100%，至少99%贊同！」
迪馬只是個20出頭的學生，因為最近局勢變化，會講幾句英語的都幹起了「fixer」，給外國記者做翻譯兼陪同。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月平均收入500美元~700美元，而美聯社給迪馬去克里米亞的報酬是每天250歐元。「但是，我下次不想再去了，給多少錢都不去了，那裡太可怕了。」
就在見到迪馬之前，我在這家叫「克里米亞」的餐廳，採訪來自克里米亞的另一群人，當地的少數族群韃靼人。山蒂科夫和另外3個同伴，代表在基輔的200個韃靼人，打著韃靼族旗幟，到廣場示威，要求關注克里米亞26萬韃靼同胞的命運。「這才20多年啊，難道我們又要無家可歸？」
當全世界的眼光聚焦克里米亞，談論東西方陣營角力時，很少提及當地人口中只佔到13%的韃靼人。1944年，斯大林把全部克里米亞韃靼人驅逐到中亞，懲罰他們「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的合作。山蒂科夫一家就這麼一直在烏茲別克斯坦流亡，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才回到克里米亞故土。20多年後，蘇聯長長的陰影再次投射到克里米亞。韃靼人議事會首領在一次記者會上說：「我們來的時候，克里米亞一片荒蕪，現在蓋起了像樣的葡萄酒莊，難道又要連根拔起？」
韃靼人在克里米亞的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聚居地，所以特別好認，容易受到攻擊。公投前，韃靼人組織了自己的民兵組織，守護聚居地。一名韃靼男子本打算火線參軍，但在去往烏克蘭軍營的路上，卻遭到襲擊身亡。
「外人很難理解韃靼人對俄羅斯的恐懼和仇恨。」山蒂科夫說。一旦克里米亞正式併入俄羅斯，韃靼人就要面對選擇：合作還是離開。支持俄羅斯，陞官發財都有可能；否則的話，像樣的工作都找不到。這些在過去已經發生，俄羅斯在當地的影響力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俄羅斯許多大型企業在克里米亞投資，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承諾，將建成連接克里米亞半島同俄羅斯本土的跨海大橋。
大概是我問「害不害怕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一個在旁邊默默抽煙的韃靼小伙子突然過來，繃起臉說：「聽著，我們這個民族是不懂『害怕』的，我只能說到這裡。」他做了一個劈掌的動作。
「如果俄羅斯真的佔領克里米亞，有些韃靼組織可能會不受控制。當然我希望他們受控制。」山蒂科夫的回答有些閃爍。議事會正在向烏克蘭議會申請，承認韃靼人為「克里米亞原住民」，通過的話，就有可能依據聯合國相關規定，成立韃靼人自治區，並受到國際法保護。但很多烏克蘭人相信，克里米亞韃靼穆斯林不會坐以待斃，他們一定會「幹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