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哪裡去了？

一

戰時利比亞的報道中有一個詞語，常常叫人困惑——民眾。它面目不定，神色多變。

有一路「民眾」是這樣的：他們挈婦將雛，以肉身守護卡扎菲駐地。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摘下胸前的卡扎菲徽章，鄭重地給我別上。她說自己「願意為卡扎菲而死」。

有人說，這些「民眾」是當局花錢從各省買來的。即便如此，我也不懷疑一些民眾膜拜領袖的真誠。利比亞新聞部看管記者的酒店裡，打掃房間的女清潔工問我，有沒有卡扎菲的照片，「我和女兒都很愛他」。記得比利時攝影師存著幾張卡扎菲海報，於是答應幫她問問。下午見到那名攝影師，他說：「海報擺在房間裡，已經被偷走了！」可能就是那名打掃房間的女清潔工。

崇拜領袖的狂熱，作為20世紀70年代後期出生的中國人，我感覺陌生，眼見這種情感，必須通過嘶吼來表達。支持卡扎菲的集會上，不斷有「民眾」衝向我們的鏡頭，捶胸跺腳揮拳，表白他們的赤膽忠心。更極端些，還有尖刀相向的逼問。一次，我和兩名英國記者陷入「民眾」的汪洋大海。幾百個利比亞人層層圍住我們的小巴，又敲又打。因為領袖的部長在電視上說，外國記者來利比亞都是「搞破壞的」。其中一個亮出水果刀，扎破小巴輪胎，踢開車門，明晃晃的刀尖逼過來，問我是不是向車窗外拍了照片，有什麼圖謀。

穿迷彩服的小姑娘，摘下胸前的卡扎菲徽章，鄭重給我別上。她說自己「願意為卡扎菲而死」。

崇拜領袖的狂熱，必須通過嘶吼來表達。

中部親卡扎菲部落，老幼齊上陣，擦亮政府剛發的槍，誓死保衛領袖。這些部落與卡扎菲家族有淵源，獲政府引入淡水、安裝空調的福利，他們擔心叛軍會奪走一切。戰爭後期，帶我們去中部的部族頭領薩利赫日漸惶惶，幾次見他，眼睛都佈滿血絲，彷彿夜夜不眠。卡扎菲身亡之後，薩利赫的手機再也打不通。

你也會看見，同一張面孔上，切換兩副「民眾」的面具：正是在姓「卡扎菲」的部落，有些人家裡的電視機鎖定利比亞國營電視台，循環播放領袖講話，群眾宣誓。待我們告辭離開，一回頭從窗戶裡剛好瞥見電視頻道已經調到半島台，在查看叛軍究竟打到了哪裡。

交戰之初的幾個月，任班加西和米蘇拉塔一路廝殺，首都的黎波里八風撼不動，但我也遇到過一些略有不同的「民眾」。安理會表決關於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提案時，中國、俄羅斯投了棄權票。次日，我嗓子發炎，申請去買藥。到了藥房門口，新聞部「盯梢」想在門外抽根煙，叫我自己進。藥劑師見四下無人，突然眼神亮亮地問：

「中國人？」

「是。」

「中國錯了。」

「什麼？」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的黎波里不是號稱卡扎菲的「堡壘」，人們個個死忠於上校嗎？

「你們不明白，我們希望叛軍打進來……我們需要禁飛區，我們反對卡扎菲，別相信酒店門口天天演戲的支持者！40多年了，必須要改，你看看城裡除了幾個酒店什麼都沒有。人們很窮，只有卡扎菲家庭富裕……」我趕緊使眼色：「小聲點，有人跟著我，他隨時可能進來。」我問這是他個人的想法，還是親戚朋友都這樣認為。學醫的圈子也許受教育程度較高，他說身邊人抱同樣想法。沒說幾句，陪同便等得不耐煩了，踱進來想瞧個究竟。我們只好立即恢復正常交談。

我看到堡壘的城牆上，一道裂縫開了。

「溜出來的吧？」出租車司機阿馬德這一問，我立時心慌，偷跑出利比亞官方「軟禁」記者的酒店，沒想到這麼快暴露了。更沒想到，阿馬德一笑，像什麼都沒說過似的。

接下來的日子，他幾次帶我們潛行市區，指點給我們一個新聞發佈會上看不見的的黎波里。他冒死送來U盤，記錄城內示威畫面，分文不取。他說自己40多歲了娶不起老婆，這對阿拉伯人來說很不正常，「因為利比亞人沒有錢，很窮，我恨卡扎菲……」夜間行車，他常在後座擺上大張卡扎菲像，因為有畫像的汽車，通過檢查站更快。

有一路「民眾」沒有在場，行的卻是他們的名義：的黎波里市中心廣場上，碩大的電視屏幕註明國營電視台「直播」，左邊畫面是卡扎菲兵營，人體盾牌群情激昂，右邊正是我所在的廣場，屏幕上「民眾」密密麻麻，與兵營那頭較勁似的宣誓效忠，真實的現場卻是冷冷清清，偶有車來人往，靜默無語，低頭趕路。

有一路民眾沒有在場，他們的聲音卻無處不在：的黎波里街頭，白牆上時不時冒出同一個詞——「自由」。便衣警察守在牆邊，或以支持卡扎菲的標語厚厚覆蓋，仍擋不住塗鴉藝術星火燃城。

鬥爭經驗老到的地下組織「利比亞青年」神出鬼沒，連夜在天橋上掛出班加西的旗幟。天一亮，橋下經過的人們，交會時互放一個信號：叛軍不遠了。

清真寺外隱藏的揚聲器，突然傳出卡扎菲上台前的利比亞國歌，警察找不到聲源不知所措轉而氣急敗壞。圍觀人群竊笑，任前朝舊曲在大白天還魂。一個政權的殿堂在笑聲中搖晃。

利比亞全稱為「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民眾國」（Al-Jamāhīriyyah）是卡扎菲上校生造出來的一個阿拉伯語單詞，他認為51%壓倒49%的民主選舉最不合理，利比亞只能搞全民主政。根據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殷罡的考察，全民主政是這樣實施的：全國數千「人民委員會」構成地方管理機構，牽頭人不是選舉產生，而是「推舉」出來的，「遇有不同意見，不能決定時，要深入討論，直至達成一致」。偏偏湊巧的是，「一致達成的意見」，每次都把重要部門歸於卡扎菲的心腹掌控。

20世紀80年代，卡扎菲武力鎮壓班加西起義。1996年，阿布·薩利姆監獄抗爭，3小時內1270名政治犯被殺。所謂「協商達成一致」，不過是獨裁者「用一批聽話的人民換掉另一批不聽話的人民」而已。

「全民主政」的招牌下，組建政黨會以「叛國罪」論處。沒有政治光譜可以安放異見，民眾的訴求只剩下了擁戴或憎惡卡扎菲統治。於是，推翻卡扎菲的革命，一上來也成了一群民眾壓倒另一群民眾。

叛軍臨近了。卡扎菲的士兵絕望開槍，在醫院，在監獄，在俘虜營。到處是燒焦的屍體，雙手綁在背後的屍體，頭部中彈的屍體。

攻佔重鎮了。叛軍的復仇開始，在醫院，在監獄，在俘虜營。到處是燒焦的屍體，雙手綁在背後的屍體，頭部中彈的屍體。

一批民眾換上另一批民眾。電視畫面上，的黎波里原卡扎菲兵營裡，過渡政府的擁護者替換了人體盾牌。

在我離開利比亞後半年，卡扎菲身亡。BBC記者連線說，首都狂歡慶祝。主播問，沒有人不高興嗎？記者答，也許不是人人高興，但歡樂的情緒還是百分之百。

我不知道什麼是「百分百的歡樂」。歷史巨浪拍至眼前，是否人人準備好了隨波逐流？電視畫面晃到一個懵懵懂懂的小姑娘，臉上塗著叛軍旗幟，可是眾聲喧嘩中喊口號的唇形，怎麼我分明看見，還是那句「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亞！」反對派的口號還沒有念熟？

這個時候，我想知道，揮舞水果刀的那位在哪裡？會不會轉臉變成新政狂熱的先鋒？女清潔工在哪裡，是望著卡扎菲的海報流淚，還是茫然？送給我徽章的小姑娘在哪裡，什麼時候才能理解，叫人以死相許的領袖從來不值得敬仰？舊政受益者薩利赫要怎樣在中部沙漠遁形？當死忠的嘶吼與藥劑師的低語都可以自由表達時，他們能否聽懂對方？真的有所謂「不經選舉達成一致」嗎？

不過至少卡扎菲留下了一課：壓制而達致的和諧，不過是一層一層為自己鋪墊的炸藥。真正和諧的社會，不是爭議的消失，而是公義的彰顯。這是馬丁·路德·金說的。

關於利比亞民眾的故事，有一個令人喜悅：我在的黎波里咖啡館遇到一群年輕人，其中一個給我留了臉書名字，回去後我立刻給他留言。半年多後，終於有回復：「對不起回晚了，你知道我們這裡沒有網絡。」他說：「我和朋友們都好，非常高興卡扎菲被推翻。當時不能跟你多說，因為你帶了一個政府的人。」那人是利比亞新聞部看管記者的，記者出門必須與他同行。我在他開車的油門下面，還發現了一桿步槍。

二

好大一片墓園，不得其門而入，索性翻牆。茅草遍生，落地紮腳。

墓地歷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20世紀初意大利殖民統治這裡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英國和意大利士兵也長眠於此。一天，一名外國攝影師叫我辨認照片，他在拍攝英軍墓時，發現一些「奇怪的文字」。我看到中國人的名字。

El Hammangi在的黎波里城東臨海，當地人稱之為「非穆斯林墓地」。其中英軍墓地有專人管理，定期舉行追思儀式，而數百名歐洲基督教傳教士、非洲勞工安葬在墓園較偏僻的一角。中國人的墓散落其中。

他們的墓碑上這樣寫道：技術員王范范、中國司機張國林、中土公司人工河項目英語翻譯職德富。

只有職德富的墓碑記錄比較詳細，甚至可以據此在網上搜索到他的信息。1998年，他開車誤入荒漠死亡，年僅36歲。事後的賠償還惹了一場官司。由於出國前簽署了「如發生傷殘、傷亡事故，絕不借此刁難組織和索取規定以外的任何條件」條款，職德富遺孀未能獲賠要求的12萬，而是5萬元保險賠償。

至於王范范和張國林，墓碑字跡已經模糊，他們屬於哪家公司，什麼時候去世，無可追尋。中國與利比亞1978年建交，80年代簽署多項經貿協議，中國科技及工程人員才開始進入這個遙遠的北非國度。

芳草萋萋，千萬里外，素不相識的同胞，永留異鄉，竟令我熱淚盈眶。也許很久沒有人來看望他們，墓碑旁雜草已深。

最近一次中國人離開，是北約對卡扎菲政權宣戰前不久的事情。如今，利比亞各處可見蓋了一半的經濟適用房，原本大多是中國承建項目。與撤出3萬公民的龐大人數相比，戰前中國在利比亞的利益並不可觀。中國沒有拿到屬於自己的大型油氣田項目，眼看到手的一宗生意，最終敗於利比亞與西方戰前的「特殊友誼」。當地中國石油公司承包的，多是為西方公司勘探、採集等工作，建築公司的利潤也非常有限。

美國沒有把利比亞看作戰略要害，從未傾情投入爭奪。中國雖然重視非洲新天地，但利比亞生意實在難做。中國的利比亞政策，隨戰爭形勢而動，自保為上。

中石油東方地球物理勘探公司的利比亞辦公室，人員盡撤，只留利比亞僱員守門，人去樓不空。門前的石獅子，門楣上的大紅春聯，還有後院裡自種的蔬菜，無不流露中國痕跡。

戰時我們去採訪的時候，公司的利比亞僱員說，自己每星期都會跟中國同事通電話，相信中國人很快會回來。可兩個多月後傳來消息，公司在的黎波里的經理部被利比亞軍方佔據，汽車被征去打仗，就連中部沙漠的兩個工地上，上百輛車也都被強行拉走充軍了。

不過，中國公司確是最早回來的。一家大型電信公司，頂著密集轟炸，悄悄回到的黎波里，更向反對派大本營探路，為的是不讓西方公司搶去戰後先機。

這家公司在的黎波里有兩名員工。負責人曾經請我們吃火鍋——戰火中珍貴的一餐。他說自己是「親卡扎菲」的，儘管夜裡曾經見到卡車從街道上一車一車拉走遭到清洗的反對者的屍體，他堅信利比亞需要卡扎菲這樣的「強人」。他的下屬表達了不同看法，令他有些尷尬生氣。最後，他非常認真地問我：「為什麼美國總是打出『民主』的幌子到處發動戰爭？」

中國人也是最大膽的。北約密集空襲之下，一家中餐館堂食、外賣生意照做。來自浙江的戴姓女老闆預交了5年房租，不情願跟隨戰前的大撤退。她自己摸情況，確認周圍街道沒有隱藏的軍火庫或政府機關，不會招致北約導彈後，一家人便留了下來。戰時客源竟也穩定，儘是各家中文媒體記者、使館留守人員，還有回歸的中資公司先鋒隊。

那家中國公司在戰後利比亞的運營非常成功。一起吃火鍋的兩個人都獲晉陞。中餐館一家，憑借勇氣與明智的判斷，平安挨過了戰火，繼而熬過了戰後混亂的幾年。戴老闆房租已到期，但她更不打算走了。「最困難的時候，我們都過來了，我現在就等著中國人都回來。」卡扎菲倒台4年後，她在電話裡告訴我，中資公司、使館撤出了戰後更加動盪的利比亞，但她聽當地人說，利比亞各部落還是會簽署協議，達至和平，「到那時我的生意還會好起來！」

只有那幾處不知名的中國人墓地，仍在的黎波里。在遙遠的北非荒草中，仍然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他們曾經在這裡存在過、夢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