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轉型像把雙刃劍，也催生出各種各樣相關的樂觀與悲觀理論，探討技術將會給人類和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柏拉圖的《斐德羅篇》中，蘇格拉底曾對書面文字的出現表示擔憂，他認為文字會極大地影響希臘青年一代的記憶能力，變成「聽過很多道理腦袋依然空空」的狀態；當大量的書籍借助古登堡的活字印刷術得以問世時，許多人也曾質疑鋪天蓋地的信息是否會讓人們變得更加「困惑」，無所適從。雖然馬可尼認為，無線電會幫助人類打破「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但隨著其發明產品的熱銷，又有人擔心，未經世事的青少年可能會被傳播的危險思想所玷污，而原有的家庭組織也會因眾人圍坐在一起收聽娛樂廣播節目而分崩離析。雖然並不知道，早期的智人種是否會因為「火種帶來的究竟是災難還是溫暖」這類問題而起爭執，但是可以大膽猜測，此類問題之爭一定會有。
在成立之初，互聯網像是一塊畫布，人們可以對它進行任意天馬行空的樂觀或悲觀暢想。阿帕網的先驅者們，眼光早已超越數據集和傳播網絡，利用新型技術，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約瑟夫·利克萊德是公認的互聯網「開山鼻祖」，是研究計算機網絡技術團隊的首位領導人，1961年利克萊德就預想過在兩個阿帕網節點上建立網絡連接，8年後這個想法果真實現了。他指出：「計算機技術的出現將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也會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重要媒介。」此外，他還堅信計算機將有助於人們「做出更好的集體決策」。
20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的計算機技術，經常被外界賦予一種神奇的魔力。無政府主義者的夢想，就是讓人人都能從辛苦的勞動中解放，「一切工作都由慈悲為懷的機器來處理」。然而，反主流作家例如麥克·盧漢曾設想，借由現代媒體技術，世界將會變成「地球村」，甚至全人類都會成為一個「心靈共同體」。
隨著互聯網成為全球數百萬人的主要交流形式，科技樂觀主義的風潮開始席捲全球。上世紀90年代早期，由於信息獲取的便捷性及人與人之間的緊密連接，一躍進入理想社會的思想一度盛行。1993年，著名的科技專家哈利·哈恩曾預言人類即將進化出一種「與生俱來的燦爛文化」，與此同時，技術雜誌「Mondo 2000」承諾讀者「在新型人機交互模式誕生的每時每刻，將第一時間帶來報道……以往『精英階層掌控信息』的時代已經落幕，未來掌握在孩子們的手裡。本雜誌將在千禧年到來之前告知讀者該如何響應時代號召做出行動，未來具有無限可能。」
許多早期的互聯網支持者認為，人與人之間只要能自由溝通交流，就可以化解相互之間的誤解和怨恨。1997年，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媒介實驗室前主任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提到，互聯網將會促進世界和平，消除民族主義。《網絡獨立宣言》的作者約翰·佩裡·巴洛也認為，互聯網這個全新的自由世界將有助於建立公正自由的社會——打敗那些工業時代「令人厭惡的以血肉打造的鋼鐵巨人」。然而，對這個新奇的互聯網世界發表看法的不止有樂觀主義者。在未來理想社會過於樂觀的期待背後，反烏托邦噩夢都在蠢蠢欲動。利克萊德的觀點是，人機交互可以推動建立和諧世界，而文學評論家、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則擔心，電腦計算機會讓人類變成「被動接受機器控制的無頭蒼蠅」。1967年，有位教授曾在《太平洋雜誌》發文警示，計算機技術會打造出「個人化的電腦聯邦記錄數據庫」。上世紀90年代，科技樂觀主義的氛圍達到頂峰，而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憂心互聯網的發展對人類行為產生的影響。1992年，尼爾·波茲曼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寫道：「如今，我們的周圍充滿了技術狂及獨眼先知，他們只看到了新技術的優越，卻沒有意識到技術會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他們對技術的態度正如情人眼裡出西施，絲毫不擔心未來的隱患。」有人認為互聯網會讓人類變得「不善交際」「心靈脆弱」「與外界世界隔絕」；世界各國也擔憂網絡色情產業，包括兒童色情產業在網絡肆虐，以及網絡犯罪行為頻發的情況，因此各國政府積極頒布各項法律條文，來加強網絡監管、控制和審查。
科技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兩大派別的分歧自互聯網誕生之初就已存在。而隨著技術的用武之地越來越多，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威力也不斷增強，兩邊的觀點分歧也在不斷加深，如今雙方已經發展成為兩派極為對立的觀點陣營。超人主義者高舉科技發展的大旗，無政府原始主義者則強烈表示技術是萬惡之源。互聯網成立初期，兩者就以某種形式存在著，且在近幾年，由於科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兩派思想的知名度也在緩慢上升，傳播路徑從暗網深處的論壇到表層網站製作精良的頁面，也包含眾多門戶網站、博客以及社交媒體。但是到底哪種觀點才是正確的呢？互聯網究竟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還是取代了現實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便捷的信息渠道是讓人們的思想更加開放，還是更加禁錮在自己的信仰世界中？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互聯網或者科技本身影響和限制了我們的選擇，促使人們表現出特定的行為模式？兩者對技術發展的前瞻性預測——一方正面，一方反面——是怎樣看待暗網及目前的互聯網使用情況的？
佐爾坦
佐爾坦·伊斯特萬一直以來都想「長生不老」。這裡的概念並不是比喻意義上的：不是活在後代的回憶中，也不是著作等身，流芳百世，而是真正意義的「長生不老」——永生於世。他堅信，科技的發展會讓他夢想成真。佐爾坦計劃向計算機服務器上傳自己的大腦，以及腦中數百億個獨特的突觸路徑。他自信地跟我說：「依照目前的發展，大概在本世紀中葉就能在技術上實現上傳大腦的構想。」佐爾坦並非一個假名或暱稱，而是真實姓名，此外他還是一名超人主義者。佐爾坦所在的群體認為，技術能改良人類的身體、心智狀態，甚至是個人的道德層次。正如他的同伴一樣，佐爾坦相信死亡是自然界的一種生物變異，是可以借由人力進行改變的。超人主義者一直在尋找能夠使人類擺脫現有形態、持續進化的秘密，他們認為技術能夠克服人類在生物和基因遺傳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壽命長短以及身心極限——因此，人類的命運並非只有死亡一條路。超人主義哲學的先驅馬克斯·默勒曾表示：「只要深思熟慮、膽大心細地將技術應用於人類，我們就能成為超越人類意義本身的個體，不再遭受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恐懼。」
追根究底，超人主義的觀點來自科幻小說家艾薩克·阿西莫夫以及未來主義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的構想，後者於1957年提出了「超人」（transhuman）的概念（著名的超人主義者尼克·波斯托姆曾提到，人類打破自身局限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蘇美爾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上世紀90年代，超人主義思想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風行一時，此時正是科技樂觀主義盛行的時期。1993年，弗諾·文奇將「奇點」的概念帶入大眾視野，人工智能技術達到「奇點」之後會迅速進化，甚至可以再生出更加高級的人類本體，取代肉體版的人類。文奇表示，希望超人主義者能將互聯網作為連接人類和機器的工具好好利用……這項技術的進步最快，且是目前為止最有可能帶領人類進入「奇點」狀態的工具。
1998年，這個發展迅速的群體成立了世界超人主義者協會（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不久後，眾多具有影響力的超人主義者發表聯合宣言：「我們已預見到了改變人類境況的可行性：不可規避的生老病死，人類與人工智能技術的極限，與生俱來的心理狀態以及所處地球的局限性等。」2008年，世界超人協會改名為「人類＋」，目前依然是最大的超人主義者官方組織，不僅每個季度都會發行製作精美的刊物，還會組織許多學術研討會和活動。如今，人類＋已擁有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的近6000名會員，成員身份都是自稱技術宅的科學家、自由主義分子、學者及像佐爾坦一樣的社會活動家。（佐爾坦自稱自己擁有作家、社會家及活動家的三棲身份。）儘管身份不同，但他們擁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鑽研最前沿的科技，研究領域涉及延長壽命、抗衰老、機器人、人工智能、控制論技術、空間移民、虛擬現實、人體冷凍等。不過，大多數的超人主義技術還是聚焦在壽命延長，以及提升人類大腦和身體素質等方面。
科技發展將帶領人類跨越「關鍵的一步」，正是對這種信念的堅持，激勵著佐爾坦等超人主義者們不斷前進。他們認為，中短期內的科技發明，將會對人類的進步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除了個人的終極目標，佐爾坦相信合成生物技術還可以幫助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基因藥物的發明有助於治療疾病，仿生假肢的技術成果已經證實可以徹底改變殘疾人群體的命運（佐爾坦進一步解釋，如果人類以電腦文件的形式存活，還可以極大地減少碳足跡）。超人主義者相信，假設將大腦連接至電腦服務器，可以大大提升人類的認知水平和智力水平，因此將有助於解決人類未來面臨的諸多問題。對他們而言，如果沒有用盡各種方法提升人類性能，就是不理智的行為，甚至放棄了人類本該享有的可以擺脫痛苦、改善自我的權利。
超人主義者安德斯·桑德伯格博士，是一位性格溫和的電腦神經學家，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人腦上傳」技術的研究專家。同時，他也是為數不多的能夠使佐爾坦夢想成真的人物。在上世紀90年代，安德斯曾在故鄉瑞典發起「超人社會」運動，如今他的身份是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專門研究人類快速進化的問題。
我和安德斯約在週六下午，在牛津附近一條熱鬧的街道吃午飯。安德斯本人個子很高，衣著打扮也十分講究，年齡在40歲左右。我注意到，他脖頸上戴著一個銀色圓形徽章，上面寫著：
「現在立即致電求助。靜脈注射50000U肝素。使用CPU，且用冰塊冷凍溫度調整至10攝氏度。pH值保持7.5。不塗防腐劑。不進行解剖。」
安德斯解釋道：「這是給屍體的第一發現人留下的信息，我出門的時候基本都會戴著。」
我還是沒有聽懂。
他繼續說：「人體冷凍的關鍵時期，是死後兩小時內。把身體放進氮氣罐，以77攝氏度的絕對溫度進行冷凍，這樣就沒問題了。注射肝素是為了稀釋血液，避免凝結，可以幫助加速冷凍過程。」
目前，全球約有2000個人像安德斯一樣，每月支付25到35美元，希望死後能用人體冷凍技術保存完整的身體樣貌(1) ，與獲得永生的「收益」相比，這個投資成本可以說是驚人地低了。安德斯說：「照目前的趨勢，我估計待技術發展成熟時，約有20％的可能性會醒過來。」
我對安德斯的第一印象就是，這個人絕對是個天才，他給人的感覺有點像19世紀狂放不羈的科學家（尤其是他略帶瑞典口音的說話方式及斷句，讓人感覺更像了）。他最近在服用認知神經類藥物莫達非尼做個小實驗，據他反映，效果不錯。此外，他還計劃用手術在手指植入磁鐵，來感應電磁波。不過他最感興趣的領域，還是在「人腦上傳」（他稱之為「人腦仿真技術」）。2008年，安德斯發表了130頁的指南手冊，詳細介紹如何通過技術將人類大腦內容物、精密結構、大腦回路及電信號轉移至電腦芯片。安德斯認為，如果可以成功複製，將與真正的人腦沒有差別。
一旦成功轉移文檔，人類就無須懼怕死亡，因為大腦中的信息可以被多次上傳到不同的人造身體中，或者按安德斯的說法可能是「某個機器人中」，不過載體並不重要，頭腦中意識的運作方式與人類大腦如出一轍。就在他侃侃而談，闡述這個想法的妙處之時，我不小心被麵條嗆到了，逗得安德斯哈哈大笑，他說：「哈哈，你看到了嗎？你需要一個備份，任何人都需要，如果恰好被麵條嗆死了，這條人命該多可惜！」（就在那短短的一瞬，我十分同意他的觀點。）谷歌的工程總監雷·庫日韋爾，可能是全球最出名的超人主義者，與佐爾坦的預言一致，他認為「人腦上傳」技術極有可能會在2045年實現。然而，主流科學家們對庫日韋爾的猜想並不看好（安德斯的想法相對而言比較保守，這也是他選擇研究人體冷凍技術的一個原因）。
安德斯表示，他正在花大量時間處理「人腦上傳」技術可能引起的社會問題，而不是技術本身。他提到，「人腦上傳」技術的一個風險是，黑客可能會入侵系統篡改原有的數據信息，這樣一來，後果不堪設想。「我們真的需要好好思考這些問題，」安德斯面露憂愁地說，「當前我們面臨的法律、政治和社會問題，與技術問題一樣多。」
佐爾坦對於用數據文件來延續生命的形式感到非常興奮。在他40多年的人生中，積攢了諸多豐富的人生經歷。20多歲時，佐爾坦就已完成了全球航行的夢想（準確來說，是完成了四分之三的航線里程）；之後他又成為一名戰地記者，發明了一項被稱為「火山滑板」的運動；後來又在東南亞領導過民兵組織，致力於保護野生動物。某次，在越南非軍事區為國家地理頻道採訪報道時，佐爾坦差點踩到地雷，多虧領隊在最後一刻將他從滿是地雷的區域一把推開。佐爾坦表示：「從那時起，我就決定要畢生為超人主義事業奮鬥。」此時的他已有妻子和兩個孩子，然而還是會每天花費12到14小時，進行超人主義的相關研究工作。他的終極目標，就是獲得永生，或者長生不老——一萬年左右。他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中跟我用Skype通話時說道：「如果手中握有機會，當然要全力一試，我們將會擁有驚人的超人能力！」
「那你要做些什麼呢？」我問，「一萬年聽起來也太久了吧。」
「我只能用現在的大腦來回答你這個問題，」佐爾坦耐心地向我解釋，「有一天我們的大腦容量會像帝國大廈一樣大，連接數千個服務器，到時我們的所作所為、所看所想都充滿著無限的可能。因此，我認為並不會活得特別無聊。」停頓了一會，他繼續說，「到目前為止，我的生活都不無聊啊。」
從數量上來看，超人主義者屬於相對小眾的群體，不過大多數的成員都極其忠心。佐爾坦告訴我他計劃接下來的幾年會舉辦一些公開活動，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群體的存在。比如，帶著一群機器人和一個大棺材在舊金山的聯合廣場遊行，以表示抗議政府削減生命延續科學的投資。超人主義者的成員中有不少都是「生物黑客」，例如安德斯，他們會親身上陣做小白鼠，來試驗最新的研發技術。2013年，超人主義者理查德·李首次將耳機植入自己的耳朵；2012年，德國的超人主義黑客蒂姆·坎農將小型計算機及無線電池植入手臂。最近，美國的一群超人主義者通過眾籌共同建立了一座海洋家園，一家坐落於國際海域的海上社區，不受任何地區政府的管轄（2013年，他們成為首批接受比特幣贊助的慈善團體之一）。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作為海洋家園委員會的大使，佐爾坦認為這一做法可能是為規避國內法律對特定生物研究（如克隆人研究）的限制，畢竟該類研究在美國多數州屬於非法行為，然而在國際海域中的海洋家園這樣是完全可行的。在佐爾坦的最新作品《超人賭博》（據他稱，這是一部科幻小說）中，超人主義者們在海上的「超人帝國」發動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決心要為構建全人類的理想社會殊死一戰。當我問佐爾坦他願意為自己的理想做出多少努力時，他回答：「嗯……我會盡可能地堅持下去。對超人主義者來說，最高級別的道德層次取決於自己的壽命還剩多長時間。如果因為年老、疾病或者戰爭導致所剩時間無幾，那麼為了完成超人主義使命，尤其是個人的永生目標，必須快速採取革命行動。」（後來我意識到，佐爾坦對長生不老的執迷超乎想像，在採訪中他告訴我，他已經指示妻子，如果他不慎死亡，要把他塞進冰箱。）
澤爾贊
在2014年上映的電影《超驗駭客》中，約翰尼·德普飾演的卡斯特博士，是一位傑出的超人科學家——跟安德斯·桑德伯格是一種人——他一直在致力於研究超智能機器，希望能找到文奇所謂的人類「奇點」狀態。在一場TED演講（這是必備技能）之後，卡斯特博士慘遭一群激進的反科學恐怖組織「技術獨立革命」成員（RIFT）槍殺，該組織的攻擊目標是全球範圍的人工智能實驗室，暗殺卡斯特博士則是全盤計劃中的一環，目的是阻止恐怖的科技進步。
約翰·澤爾贊認為，假設超人主義者繼續在現有的道路上執迷不悟，那麼電影中的情節將會在現實生活中上演。他告訴我：「如果人們執著於追求所謂的『奇點』時刻，我認為將來很有可能出現像RIFT那樣的反科技恐怖分子。」
澤爾贊或許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無政府原始主義者，他出版過很多書籍，探討為何科技進步——從互聯網到原始農業——是引發當前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他想要擺脫科技的生活：臉書，計算機，電話，電力，以及一切蒸汽動力的機械。無政府原始主義是無政府主義哲學的一個分支，其理念是建立沒有政府、沒有階級概念、自願組成的人類組織形式，以及倡導簡單文明的集體生活方式。現如今，最臭名昭著的反技術分子應該是美國人泰德·卡辛斯基，並以「炸彈客」（Unabomber）的名號揚名在外。1978年至1995年，卡辛斯基向攻擊對像郵寄了16枚炸彈，目標多為大學校園和航空公司，共造成3人死亡，23人受傷。在他3萬字的陳述《工業社會及其未來》中，卡辛斯基提到，基於大型組織的現代科技發展已對個人自由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他承認炸彈攻擊的手段非常極端，但為引起大眾對此類問題的關注，他不得已只好出此下策。1997至1998年在卡辛斯基被審訊期間，約翰·澤爾贊成了他同一戰線的盟友，支持他的理想，然而不久之後，澤爾贊就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譴責他的行徑。
卡辛斯基的行為並不是「首創」。20世紀80年代，法國「清算與顛覆計算機」組織（Committee for Liquidation and Subversion of Computers，簡稱Clodo）曾針對多個計算機公司倉庫發動炸彈襲擊；匿名組織「地球自由前線」（The Earth Liberation Front）專門從事經濟破壞活動，並發動保衛地球的游擊戰，2001年夏美國聯邦調查局將其列為國內的頭號恐怖主義威脅。事實上，澤爾贊表示，新一代的炸彈客群體遠不止這些。2011年，墨西哥組織「個人從屬自然」（the Inpidualists Tending Toward the Wild）成立，組織目標是「（利用暴力手段）迫害持續運作科技工業系統的科學家和研究者」。同年，他們在加利福尼亞州蒙特雷一家著名的納米技術研發中心發動炸彈襲擊。對此，澤爾贊說：「如果技術發展的速度加快，且變得更加智能、侵略性更強的話，之後這類組織將會層出不窮。如果說針對個人的暴力行為行不通，那摧毀建築物，硬碰硬地阻止科技進步呢？沒錯，這樣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
我通過澤爾讚的個人網站與他取得聯繫，雖然這一舉動與他之前的理念並不一致，對此，他在電話中跟我說：「是的，而且我每天都面臨著這種困境，但是最終我想通了，我的工作內容就是傳播思想，這就要求我必須要靈活調配手中所有的傳播工具，即便我個人並不想使用這些技術。」澤爾贊對待技術的抗拒之情溢於言表。他回想起上世紀70年代的自己，在得知阿帕網的存在之後，便開始反思為何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並未達到他所預期的效果。當時的澤爾贊還是一名血氣方剛的軍校學生，他擔憂的主要問題還是人權以及社會階層結構。而澤爾讚的同學們大多認為，計算機技術絕對是有力的武器。
澤爾贊並沒有選擇展望美好未來，相反，他開始回顧過去，瞭解早期的盧德運動以及托爾普德爾蒙等貿易組織的發展史，然而結果並不滿意。他解釋道：「我突然想到，19世紀的工業化、機械化不僅僅是一場經濟層面的運動，還是一場制度性的運動。正是由於工業化，才讓原本擁有自主權的人民受制於資本家的管控。」正如許多持有科技悲觀論的人一樣，澤爾贊認為，科技對目前已經掌握權勢的階層最為有用，因為它有助於維持並在某種程度上加強這個群體對全社會的掌控：擁有更多監視大眾、控制大眾的手段，對待普羅大眾好似隨意替代的工業機械，操作方式如同19世紀的英國工廠。澤爾贊堅信，認為科技本身不過是個工具的技術中性論思想是完全錯誤的，「這根本不可能，科技背後體現的是社會基礎的選擇和價值」。
澤爾贊認為，更為糟糕的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經離不開科技的支持——通信交流、存取款、購物，等等——人類的能動性、自立性，甚至最終個人自由都會面臨被剝奪的命運，「如果生活的一切都依靠科技來完成，漸漸地，人類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會是一個自由人」。對澤爾贊而言，沒有比現代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更憂心的事情了，「互聯網是當下最糟粕的一種文化，而這個結果都是因為人們過於依賴科技所造成的」。他認為，互聯網給人一種與他人彼此連接的假象，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種交流模式既表面又膚淺，還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澤爾贊認為，互聯網讓人們失去了面對面的真實交流環境，因而催生出人性中無知和殘暴的一面，而且交流過程缺乏自省環節，人們的注意力也變得碎片化。他的說法不無道理。目前有越來越多的作家撰文指出，網絡刺激可能會導致長期的健康問題，例如科技焦慮、信息窒息、疲勞綜合征、認知負荷過載及時間荒等等。
據澤爾贊稱，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丟掉科技，通過大規模的去工業化及所謂的「野性復興」行動，回歸文明之外的原始生活方式。如果說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是超人主義理論的鼻祖，那麼無政府原始主義者的先驅理論則是亨利·戴維·梭羅的作品：回歸自然。我問澤爾贊怎樣的方式才算是回歸自然：棄用透析儀？污水處理器？拿起劍弩過上狩獵為生的日子？他的意思並不是完全擺脫機器生活，只是將其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目標。「我們必須開始減少對技術的依賴，在走向歧路的分岔口就該掉轉回頭。」澤爾讚的終極設想是讓人類回歸千百年前的原始面貌：一群狩獵為生的流浪者。澤爾贊說：「當然，我承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澤爾讚的方案確實有些偏激。然而，並不是只有無政府原始主義者在擔憂具有無限可能的超人主義未來。著名經濟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用「歷史的終結」來形容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他曾表示超人主義是「21世紀最危險的思想」，不過這種表述可能有失公允。超人組織人類＋的宗旨之一就是反思急速發展的技術變革帶來的道德、法律及社會問題。然而，科技在不斷進步，為人類謀福祉的同時，確實出現了諸多亟待解決的難題。瑞典科學家已多次試驗過將機械義肢連接至截肢者的神經系統；松下集團不久也將會發佈旗下新型產品——骨骼服；此外，還有納米技術、合成生物學、物聯網、算法控制的財務系統服務、人工智能技術，等等。隨技術而生的某些疑問，涉及人類的生存問題：如果佐爾坦變成數據文件，保存在遍佈全球的多家服務器上，那他還是佐爾坦嗎？他仍會享有我們賦予其他同類的相同權利嗎？相對應的，有的問題就稍顯乏味：如果我們的壽命延長至500歲，監獄的量刑應該是多久？或者，退休年齡該是多少？由誰決定誰有權優先享受最新的科技研究成果？我們又該如何對科技進行管理？
橡果與橡樹
表面來看，超人主義者和無政府原始主義者對技術的看法呈現出兩個極端。（我提議澤爾贊和安德斯可以來一場郵件辯論，結果一個回合就沒有下文了。(2) ）然而，儘管雙方的思想有很大的差異，佐爾坦和澤爾贊都共同揭示出了一個極為相似的問題：他們都堅信人類的行為正在毀滅地球，今日人類所遭受的苦難本都可以避免，現在必須迅速採取措施，懸崖勒馬。同時，兩者都對目前人類與科技的關係極為失望，也對未來的發展感到十分憂心。而諷刺的是，佐爾坦的焦慮恰恰來自他所推崇的科技本身：「我害怕的就是，我們製造的機器會不會先進到認為人類沒什麼用處，最終決定消滅我們。」「那這與你的永生計劃是相悖的。」我提到。「對，確實是這樣。不過我希望人類的智慧足以掌控科技。」同樣的問題也日夜困擾著澤爾讚：一旦失控，該怎麼辦？如果技術不僅改變了人類，甚至開始控制人類該怎麼辦？佐爾坦的觀點是通過提升自我，確保人類佔據著主導地位；而澤爾贊則偏向於「拔掉插頭」，放棄對技術的執念。
科技樂觀主義與科技悲觀主義的分歧，在於兩者對人類自由的觀點不同，而並非對科技本身有什麼爭議之處。對超人主義者而言，人類不存在所謂的「自然狀態」。自由是指人類有能力去做任何事情，可以變成任何自己想成為的人，想像所至之處，雖遠必及。我們總是處在不斷改變和適應的過程中，而擁抱科技不過是更新迭代的下一階段。沒有什麼事物會永垂不朽。安德斯說：「我認為，人類會跟橡果一樣，不惜摧毀自我最終成長為橡樹。」從智人時代開始，人類的演變過程歷經約20萬年的時間，而這不過是地球歷史的眨眼一瞬。在《致大自然母親的一封信》中，戰略未來學家馬克斯·默勒十分感激大自然母親提供的豐富資源，同時也告知大自然「我們已決定是時候改良人類的組成」了。人類自由的概念中，應當確保個人只有在自願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自我改造。互聯網的交流模式不能稱之為「自然」或者「非自然」的，它的本質就是如此，而我們也終將適應這一變化。佐爾坦認為，總有人會利用科技犯罪，超人主義者對此都見怪不怪了，但他表示這是技術進步的必經之路，雖然不幸但無法避免。他總結道：「總而言之，互聯網揭露出了人性中最積極的一面。」
而對無政府原始主義者而言，技術會使人遠離甚至脫離人類原有的自然狀態，將我們推向遠在自由人之外的境地。這裡的自由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類能夠自力更生，無須依賴科技。澤爾贊認為，人類已經是一棵長成的橡樹了，然而超人主義者卻試圖將它攔腰砍斷，並試圖以虛擬的幻影取而代之。他覺得這是「一種錯位的自由」，我們越是脫離自然狀態，就會越不開心。正是因為這類自由和權力屬於非自然狀態的產物，自然也難以避免濫用的現象發生。作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澤爾贊必須對人類能夠利用科技做些什麼持樂觀態度，不過他仍認為，科技的屬性就是「分離」，只會阻礙甚至打亂事物內部原有的秩序。
灰色空間
科技常常被認為是「中性」的，然而具體說來，它其實是權力和自由的載體。超人主義者認為，技術為人類提供了橫跨宇宙長生不老的可能；而另一邊，無政府原始主義者則認為，技術不過是用來壓搾及控制他人、泯滅人性的工具。
暗網是一個充滿著權力和自由的世界，由各種各樣的言論、創造力、信息和思想搭建而成。權力和自由賦予人類以創造力以及破壞一切的力量。暗網的存在放大了以上兩種特質，人們能在此更加容易地探索任何慾望，腦中的黑色念頭開始作祟，任憑神經系統恣意妄為。後來我意識到這些隱藏在暗網中不言自明的事實：不論是設密的私密群組，還是依托Tor隱匿服務建立的毒品市場，或是兒童色情產業，所有的一切距離表層網絡只有一線之隔。表面上看，隱匿加密網站以及神秘的地下毒品市場似乎與谷歌瀏覽器和臉書的世界格格不入。然而，網絡並沒有那麼深不可測。如果你瞭解搜索的策略方法，進入任何網站都不在話下。在暗網的世界中，人們可以找到更多信息，做更多事情，看到更多不同的世界；同時，也需要保持小心謹慎以及負責的態度。
暗網充滿著令人驚歎的創造力。我訪問過的大多數網站都十分具有創新性。圈外人，極端分子，以及下層民眾往往是第一批發現並採用新技術的人群，其他人則需要向他們精心討教。當多數政黨漸漸失去對政治不再抱有幻想的選民支持時，一群義憤填膺的年輕人，短短幾個月內在網上幾乎零成本地成立了一個跨國政治團體；自殘論壇及自殺網站的出現，填補了醫療保健服務的空白，得以讓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們聚在一起，即便待在家中也能隨時隨地分享生活的喜怒哀樂；「絲路2.0」是我見過生命力最強、命運最動盪，同時也是最為消費者考慮的購物市場；韋克斯是一位非常積極的創業者，頭腦聰明且事業有成，要知道在英國，與她同齡的人們失業率高達五分之一。儘管網站內部的暴利驚人，暗殺市場的本質其實是一個設計優良的智能系統，在此可以匿名衡量民眾的態度，促使用戶做出集體決策。暗網用戶們也許會犯錯，或者可以說走入歧途，然而他們卻將網絡的用途發揮得極為精妙。與其費盡心力地對這些網站進行審查、管理甚至查封，不如學著向他們汲取經驗，並且好好想想該如何利用這些暗網用戶早已熟練於心的技術為大眾謀利益。
對於技術引發的權力和自由的爭執，每人的觀點都有所不同。一方面，犯罪行為可能會因此變得更加簡單；而另一方面，科技仍是一種選擇。它會激發出人們內心惡魔的那一面嗎？不一定。即便我瀏覽過暗網，並不會因此想要做出自殘的舉動，或是觀看非法的色情影像，抑或想要以匿名身份霸凌某人。我自認心智非常健全，且個性冷靜理性，然而這次暗網試驗使我大開眼界。不過我確實對一些恐怖及危險的事情感到習以為常，我意識到，人們竟能如此輕易地沉浸在黑暗和絕望的環境之中。假設我擁有以上任一危險行為的傾向，這些網站可能真的會對我起到激勵作用。對於某些年輕、脆弱且未經世事的群體，要想感受暗網帶來的自由，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因此在進入未知世界之前，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當我剛開始動筆寫作本書時，原計劃是想曝光暗網中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我設想過要揭穿隱藏網絡中污穢的亞文化本質，揭露危機四伏的網絡生活。我做好了萬全的準備——甚至有點希望能看到一些駭人和不適的內容。我也想過這本書會以一系列站隊清晰的道德價值判斷作結尾：毒品市場真的太危險了；毋庸置疑，自殺論壇害人不淺；新納粹都是惡魔；被定罪的兒童性犯罪者都不值得同情。所有的結論非黑即白，直截了當。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每次我離開一個亞文化社群時，都會變得比採訪之前更加困惑，不確定感也越發強烈，所有社群無一例外。並不是因為這裡的一切都積極向上，當然不可能，而是一旦你深入其中就會發現，情況遠比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我以為其中會有確切的道德評判標準，然而現實則是一團模糊。網絡毒品市場的存在讓更多人以更簡易的方式獲取毒品——不過，如果用戶想要購買並消費毒品（他們確實會）的話，「絲路2.0」一類的網站可能是最保險的購買渠道。新納粹分子保羅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位採訪對象，也見證了他的網絡政治發跡之路，在政治冷漠的年代，這種行為應當是被讚揚的。阿米爾的黑暗錢包可能會有力地打擊納稅部門的權力，同時也有助於探索更加安全的新型生活方式，建立在自由且免費居住基礎之上的生活社區。這些都是暗網呈現出的細微且矛盾的道德難題。即使在採訪結束的一年後，面對這些問題我仍然無法弄清自己的立場。暗網並不是一處非黑即白的世界，而是一個令人捉摸不透的灰色空間。
在《回顧西班牙內戰》一文中，喬治·奧威爾曾寫到某次與敵軍對峙的經歷，那個人的褲子快要掉下來了，於是他一邊拉著褲子一邊逃命，他在文中說：「我是為了殺掉『法西斯分子』才來到戰場的，但是一個提著褲子的男人不算法西斯，顯然他是我的同類，跟你一樣。」我與本書中提及的大多數當事人，都是先通過線上接觸，之後再進行線下見面。我其實更喜歡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的那一面，網絡越過了人際交流中「面對面」的環節，本質上是一種「去人類化」的做法，而我們的想像力總是會把網絡中的人物誇張成恐怖的怪物，因為他們的身份處於一團陰影之中。而面對面接觸則再次賦予了他們「人格」。不論是無政府主義的比特幣程序員、網絡菜鳥、極端分子、色情內容傳播者還是熱衷於自我傷害的自殘群體，他們每個人都比我想像的更加溫和、友善、有趣，且性格更加多面化。總而言之，暗網就好比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儘管詭異且被反常的網絡生活扭曲、放大且改變了樣貌，然而我們仍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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