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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雷上尋找家園

羅應貴和卸下了木墩的一位越南母親羅廷熊坐在窩棚裡,用苗語慢慢地聊著天,也不急於交易。他們同姓同輩分,是認交的乾姊妹。跟隨母親前來的女兒,羞澀地迴避去了附近村長王和熊的窩棚裡。王和熊的窩棚也是一處交易地點,幾個越南人卸下了檑木之後在窩棚裡吃著飯。

這些檑木,是越南人從深山裡用電鋸盜伐,躲過本國邊檢站背負而來。如被抓住,一次要罰款人民幣兩千元。中方邊檢站也嚴查走私,王和熊昨天被罰了款,這些越南人今天有些姍姍來遲。

兩人慢慢地聊著天,似乎都不注意離灶台不遠的石坎上,兩個像灰撲撲的醬醋瓶立著的東西。

「這是60迫擊炮彈。」羅應貴事後說。炮彈引信拆掉了,火藥還在。

如果這間窩棚失火,檑木垛子燃燒起來,最終這些沉睡的炮彈也將被喚醒。

窩棚腳下坡地的石頭上,遠近或立或擱著另外幾發炮彈。這裡以前是撤軍時丟棄炮彈的地方,羅應貴像是拔蘿蔔那樣把它們拾起來,等待政府不定期地前來回收。上一次回收已過去兩年。通往村子的小路邊,羅應貴挖了一個「地窖」。撥開濃密的腐草和浮土,臥著兩百多枚迫擊炮彈,它們失去了鋼鐵的怵目顏色,像是越冬的蘿蔔。但其實它們只是在冬眠,死亡在彈殼下保存得好好的。

「肉麻吧。」羅應貴說。

更讓人肉麻的,是小路上下的地雷,有草叢的保護色,像嗅覺靈敏的小動物,時刻等候人的腳步。穿過界碑的小路,是兩邊走親戚販菜板的人在雷區硬趟出來的。

到羅應貴窩棚裡來賣菜板的羅廷熊,有六個兒子,一個在三歲時被炮彈貫通前胸死去。在她住的一百多戶人的村子裡,被炮彈炸死的有五個人,地雷炸傷的也有五個。

小路通向的八里河村,是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縣天保村民委員會的一個邊境村落,村子頭頂是1978年開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主戰場東山,和著名的老山主峰隔河相對。

戰爭結束已經二十四年,村裡一戶人家的屋前,標有型號的彈藥箱里長出了蔥綠的蒜苗。但更常見的情形是,一個完好的上身連著假肢。

在鄰近的馬鞍山寨楊成方全家福照片上,七個人中有三條假腿,兩隻殘腳掌,一隻失明的眼睛和一雙被震聾的耳朵。

沿中越一千多公里國境線伸延的這些村落,被稱作地雷村。戰爭雙方撤退之後,地雷成了最終的佔領者。根據資料,三次政府組織的掃雷行動,大約只除掉了當初埋設的一半,僅麻栗坡縣就尚有五十萬顆地雷。回到村莊的農民像陷入包圍的士兵,用鋤頭和身體打著另一場戰爭,重建家園。到處是帶有骷髏標誌的禁區牌子,像昨天剛剛樹立。

9月7日是收谷子的天氣,正午繁忙的村莊一片寂靜,所有的傷殘或者健康人都離開了屋子。稻田里分不清打穀子和割谷子的腿腳中,哪些是假肢,哪些是真的。休息時人們撩起褲管,才顯示出上下身的差別,讓人把眼前這個和平的小村莊和外界說的「地雷村」關聯起來。

國產的塑膠假肢,在人體上顯得刺目,似乎一個人的生存,被強行嫁接了虛假的一部分。但又似乎比其餘的一切更真實,就像地雷村成了這裡天生的名字。

在這名字之下,執著生活或者無聲死去、消沉或勵志的故事都同樣過剩。勇敢和膽怯一樣自然,像地雷炸響之時的疼痛和麻木,在一個人體上同時發生著。

2003年,攝影師盧廣第一次來到八里河村,這個208人的村落有100餘人被地雷炸傷,炸死11人,三級殘廢以上46人。鄰近的馬鞍山寨共169人,28人被炸傷殘。傷殘數字逐年都在變動,部分傷口感染者死去,每年又有新的觸雷者,2011年馬鞍山寨和八里河各增加了一名肢殘者。八里河村現存9人失去腿腳,馬鞍山寨有4人截肢,2人眼睛失明,近年來已有3位肢殘者死去。

根據2004年民政部門的一份材料,整個麻栗坡縣因戰造成傷殘死亡人員1676人,其中殘廢251人(肢殘224人)、死亡554人。傷殘亡年齡最小的五歲,最大的八十一歲。

塑膠雷的報廢期是一百二十年,邊境線上未排除的地雷約有一百萬顆。這意味著地雷村的故事雖然已被講述了很多遍,卻只是剛剛開頭。

雷區墾荒人

荒地上,王開學手持一個長柄帶圓盤的器械,佝腰將圓盤探向地面,左右掃瞄著,圓盤像一隻蜜蜂嗡嗡地響起來。每一下腳步都需要極度小心,踩在看不見的安全路線上,如同走鋼絲的人,即使一小步偏離也會以死亡告終。

王開學分辨著聲音大小,反覆確定了位置,勾下腰,拿鋤頭小心地從兩旁刨松泥土,一個淡綠色的小圓盒子露出來。用最輕的動作拿起地雷,托在手裡,用鐵絲慢慢地下掉螺栓,啟開蓋子,將起爆的雷管卸去。看起來是在拆卸一件玩具,每個動作卻必須絕對輕巧,一旦碰上殼內的撞針,爆炸會瞬間發生。

這樣危險的「玩具」,在王開學已開墾出來的咖啡地上,有一千枚以上,最密處五十平方米的面積上,有大約兩百枚地雷。看起來當初人們是撒種一樣隨意傾倒在這裡,深的有二十厘米,淺的則半露在地面。用曾經學習過佈雷課程的農民的話來說,「和栽蘿蔔一樣」。把栽進去的「蘿蔔」取出來,卻成了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排掉炸藥的地雷外殼裝了兩背簍,王開學放火燒了。其餘的和未去掉炸藥的起爆器一起,堆放在地當中的岩石上。塑膠外殼有些腐爛了,起爆器卻光亮如新。

在尚未排過雷的坡地上,可以看到雨水沖出來的淡綠色壓髮式地雷,裸露或半掩在泥土裡,中間點綴著形如菠蘿的鐵灰色絆發雷,個頭要大出很多,「有彈片,一次能報銷好多個人」。村裡的王清忠曾經在竹林裡碰上這樣的地雷,被炸成了三截。相比之下,壓發雷形態小巧,看起來像是沒有傷害,但只需遇到兩公斤壓力,包含在起爆器中的幾克TNT炸藥,就會使一個士兵失去戰鬥力。這正是它設計的目的,而在戰後,則是使一個農民失去腿腳,或者損傷眼睛。

戰爭之前,這片山坡是八里河村的集體土地,戰時處於我方炮兵陣地外圍,除了留出一條通道,其餘密密麻麻布下了地雷。戰後這裡成為禁區,政府對村裡進行了土地補償。

七年以前,王開學第一個開始觸碰這片「死地」,打算開闢種植園。那之前王開學在廣東打工修高速路。他眼下探雷的工具,正是施工常用的一種金屬探測器,原用於路面下的地下管道探測。這種工具觸發了王開學的靈感。戰後村裡土地減少,身體大體健全的人都出了門。但打工日久,一種強烈的無根的感覺驅使王開學回來,開闢出這片田園。

排掉一千多顆雷的過程中,王開學從來沒有出事受傷。他說,自己沒有上過地雷課程,是自己學的,但「這裡農民排雷的水平比國家組織的排雷部隊高。他們來時無非是丟炸藥,其實只炸掉不到一半的雷。誰也不會像我們這樣一顆一顆地排」。

富寧縣田蓬鎮廟壩村中河組的組長塗首華,沒有王開學的幸運。四十八歲的他裝著一條有海綿外表的假肢,這是他作為民兵排雷被炸的特殊待遇。

從1982年到1989年,戰爭還在進行,越南人經常越界佈雷,他和別的民兵承擔了排雷任務,「發現了就排」。在學校裡學過排雷課程的塗首華,排過的雷有絆發雷、壓發雷、提發雷、定向雷和反坦克雷,共有四百多顆。奪走塗首華右腿的是一枚最普通的壓發雷。

那天塗首華已經排了七顆雷,正在探測附近有無殘餘的時候,地雷響了。塗首華的腳掌炸飛了,他用一隻腳跳著,自己走出了雷區,才讓別人送到醫院,昏迷了六天六夜。裝上假肢之後,塗首華繼續排雷,別人在山坡地裡發現了敵人布的雷,會叫塗首華拄上枴杖去排。其中一塊地,中越兩邊農民爭種,中方派駐一個邊防排奪過來,保護邊民耕種,塗首華去看時發現地裡有雷,當場排掉了。

王開學身上也帶著兩處地雷的贈禮。

一次是在十四歲。在山洞裡躲炮彈的王開學,因為飢餓,和大他六歲的堂叔王和光一起出去採野果子吃。叔叔走在前面,踩上一顆地雷,在王開學面前飛了起來,飛了一米高掉下來,腿成了刷把形狀。王開學蹲下去,渾身發抖。過了幾分鐘,叔叔喊他去叫人,王開學醒過來,摸索籐條給叔叔捆紮膝管,把叔叔背回寨子的部隊衛生所。

路上流了滿身血,王開學為叔叔感到恐懼。放下叔叔,王開學感到自己大腿疼痛,才發現有些血是從自己大腿上流出來的。地雷的碎片在腿上穿了一個洞。

第二次是在1992年,老鼠吃包谷,王開學去割地邊草,鐮刀尖碰上了地雷,彈片飛進王開學的面額,在醫院躺了十多天,取出來三片。

這兩次受創的深度,比不上十歲時父親去世。

那是戰爭之初,王開學的父親擔任民兵,上東山巡邏踩響了地雷。「是木殼雷,裝有四百克TNT。」對於一個人的性命來說,這樣的藥量威力太大了。父親被抬回來,兩腿消失了,比平時短了一大截。衣服紐扣全脫了,上身開膛,王開學看到了父親的肝。那是他唯一一次見到一個人的內臟。

父親的臉和兩隻手卻好好的,沒有損壞,給王開學留下了永遠的印象。

那天另外一件不會忘記的事情是,他就此告別了上學。那天的語文課上到第四冊,他一直記得課文是《小蝌蚪找媽媽》。

媽媽很快改嫁了,帶走了最小的妹妹,王開學成了家裡的大人,帶著三個弟妹跟爺爺生活。

叔叔被炸傷那次,王開學眼前補上了不在場時父親挨炸的情景。恐怖感使他腦子一片空白。

王開學自己做父親第六年,小兒子在院壩裡玩一顆機槍子彈。就在王開學讓他放下的時候,子彈爆炸了,一塊彈片嵌進了眼珠,孩子自己拔了出來。送到麻栗坡醫院,遇到一個上海來的紅十字會醫生,縫了十四針,保住了眼球不萎縮,但左眼完全失明了。

眼下小兒子念完了中學,在福建打工,不想回到這個到處是地雷的家鄉來,並且在電話中勸他不要在雷區種地。「你不怕,我們的心卻整天懸著。」

「怕還是怕,習慣了不覺得,土地不能浪費」,王開學說。他已經與人合資開闢了五十畝坡地,種上了咖啡苗,還準備擴大一倍,面積要達到一百畝。和那些插著骷髏標誌的「說不清楚」的地方相比,這裡是八里河人生存的真正邊界,好似當初苗寨的祖先從四川遷徙而來,刀耕火種開闢生存地盤,「膽小的人,來不了這裡」。

村裡唯一被炸過三次的人王清明,提起排雷種田說:「那個地方,誰都想去,但那是用生命在開玩笑。即使我再貧窮,也不會打那裡的主意,也不羨慕。」

王開學種的咖啡苗,是政府扶持項目,免費提供樹苗,還補貼修水池。前兩年種的是生薑,今年生薑的價格暴跌,從三塊多降到一塊,種生薑的村民全都虧了本。今年王開學準備把生薑全都拔出來,換成咖啡苗。有些咖啡苗已經開始掛果。

和王開學相比,不肯冒險的王清明處境更為慘淡。去年,一直相依為命的父親和王開學分了家,老人容不下他新娶的越南老婆帶來兩個孩子,一共三張吃飯的嘴。越南老婆是黑戶,不能享受低保待遇,孩子也上不了戶口,兩人的跨國婚姻沒有名分。王清明的前一個老婆就是越南人,前幾年跑了,扔下一個沒有戶口的七歲女兒。王清明這幾年搞的種植又都完全失敗了,欠了一身債。

最初是辦豬場,租地五十畝僱人種植玉米做飼料。豬沒養起來,地種了一年就退掉了。前年在坡地上種楠木,楠木的生長期慢,成材要二十年,欠下了幾萬塊工資。去年種生薑賺了些,今年種了二十畝,請五個人薅草,每人一天四十塊。雨水多,生薑都爛在地裡,「我都不願去看」,王清明說。明年他準備學別人換成種咖啡苗。

但咖啡在這裡是個新物種,並不保險。去年冬天的一場凍雨,讓王和熊的二十畝咖啡苗全部凍死,虧了三萬塊,也讓王開學的咖啡推遲了掛果。「如果再凍死,就只有改行了。」欠了一萬多塊錢賬的王開學說。

已經排完地雷的幾十畝坡地上,種著玉米、生薑、咖啡樹。窩棚附近養了上百隻雞。雞踩了地雷不會爆炸,但吃了地雷裡倒出來的炸藥,會在五分鐘之內死亡,這也是炮彈和地雷裡的炸藥必須燒掉的原因。噴灑了殺草劑的山坡,則準備在排雷後種植花梨木。等到孩子們將來回家的時候,花梨木就成材了,這片從雷區中開闢出來的田園將留給他們,「這是我當父親的一個想法」。

但在電話中,兒子們直率地表示反對。即使失去了眼睛,小兒子仍然願意待在外面。實際上王開學自己也想,「要是我是個女的,早走了」。地雷村的姑娘都不願就近出嫁,很多人只能娶越南媳婦。

他只能用「鄰居」王和熊說的話來安慰自己,「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早晚會回來吧」。

王和熊是這片禁區的第二個開拓者。前年以來,他開了二十畝地種生薑,今年開始種咖啡。在五畝左右的新辟荒地裡,他排掉了一百多顆地雷,但沒有王開學那樣的手藝,「不敢拆,都扔到下邊去了」。下一步王和熊還打算開五十畝咖啡地,他的窩棚屋樑上擱著一個和王開學一樣的探雷器。

他一直記得,十年戰爭期間沒有地種,天上飛著炮彈,全村人靠吃部隊的剩飯生活。當兵的不吃的豬皮、豬腦,村民拿回來炸了吃。營房食堂的剩飯,倒進了泔水桶,村民抬回來吃,覺得是美味,當時村民們吃不上大米,最好的是面面飯。更誘人的是戰士們發的雞腿和午餐肉罐頭,有的吃了一半丟掉,也成為孩子們的美味。

戰爭結束,地裡滿是鐵片,村民們只能揀炮彈和彈片當廢鐵賣。許多村民被地雷炸傷是由於上山揀鐵,或是燒炮彈被炸,對政府只能說是上山砍柴看牛,不然拿不到傷殘補助。

王和熊的姐夫和二嫂,都被地雷炸斷了腿腳。作為組長和腿腳齊全的幸運者,來這片雷區似乎是一項義務。幹活時,他和王開學一樣只是自己去,等到地裡徹底安全,才會讓老婆孩子涉足。

生薑折本,咖啡又遭災,王和熊的希望不能全部寄托在墾荒上。他與羅應貴一樣兼營與越南人的菜板交易,為此剛剛遭到了邊防站的罰款。

戰爭之前,邊民自由來往,很多人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3年或者開戰前一兩年搬回來的,在越南那邊留下很多親戚。開戰之後,兩邊關係隔絕,親戚也斷了來往。戰後兩邊人又開始走動,發展水平卻拉開了差距。近年來,中國邊民的傷殘補助逐步提高,單腿殘疾的補助從一年四百塊遞增到今年近四千元,村民一律享受低保,每個村子多少都有政府扶持項目。

馬鞍山寨列入了小康村,村裡古老的房屋換上了青色的鋼化瓦,粉刷了牆壁,修建了村民活動室,粉壁上畫著苗族古老的圖騰。附近的蘇麻灣也列入了整村推進計劃。苗漢混居的八里河雖然沒有納入小康村規劃,也得到了駐軍共建補助。這讓國境線那邊的越南鄉親感到羨慕。

戰爭之初,越南邊民被政府疏散撤退,戰後回到原來的寨子,從頭起步。因為沒有傷殘補助,收入少,羅廷熊的兒子們只能在深山裡偷伐檑木,鋸成菜板墩子,由她和孫女走二十里路背到國境線這邊來賣。賣掉菜板之後,邊民們就地在窩棚裡買一些雞蛋和衛生紙帶回去,越南那邊沒有養殖場,雞蛋少。

太陽偏西,幾個賣掉了菜板的越南人在王和熊的窩棚裡吃飯,他們躲過了邊檢站的巡邏,好容易來到這裡。王和熊和他們用苗族話聊著天,他少年時在越南出生,1966年從越南搬回來,吃飯的人當中有他原來一個寨子的鄰居。戰爭之前的二十多年裡,兩邊的人們和當時的兩個國家一樣保持著蜜月關係,國境線似乎是不存在的,誰也沒想到翻臉的一天。

坐在窩棚門口,清楚地看見對面的老山主峰。斜陽之下,細雨忽然而至,蒙上一層青色的霧靄。難以想像這個寧靜平緩的山頭,當年曾經籠罩著那樣濃烈的戰爭硝煙。

生者與死者

去年失掉左腿之後,陶興才常坐在自家院壩裡,卻聽不見往年坡上傳來的蘆笙聲。吹笙者是他的表叔熊金文,前幾年去世了。

熊金文是馬鞍山寨吹蘆笙最動聽的人。寨子裡有人過世,上山埋葬的路,要他的蘆笙聲一路相隨。自從十幾年前觸雷失去一條腿,熊金文不再經常在院壩裡吹笙,擺弄那具一人長的手制竹管樂器,需要不少力氣。偶爾蘆笙聲從堂屋裡飄出,調子也是哀婉的,讓人心裡過不得。

「他是氣死的。」陶興才說。為了救回在山上觸雷的鄉親,熊金文的兒子熊應兵也被地雷奪去了一條腿。熊金文只有這個兒子,家裡失去了勞力,境況凋敝。年輕時的熊金文是寨子裡的人尖子,他的心裡,一直沒有接受這個。

「我困了。」過世的時候,七十歲的熊金文對守在床邊的人們說。閉上眼睛,和他的蘆笙曲調一起睡去了。

陶興才是馬鞍山寨裡最近一個傷殘的人。2012年4月13日,他上山去砍一叢芭蕉葉餵豬,回來的路上踩響了地雷。「這條路一直有人走,不知怎麼還會踩到雷。」陶興才的一隻腳掌飛掉了。這是他第二次碰上地雷。第一次是在承包地裡拿彎刀砍草,勾住了地雷,彈片飛進眼眶,視線變得模糊。沒想到還會碰到第二次。

「當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再摸到一顆雷,拍胸脯死了算了。」這是他在聊天時聽人提到的一種辦法。雖然村裡有了那麼多條假腿,陶興才仍舊無法接受自己一下子沒了腳的事實。想到家裡的年輕妻子和三歲的小孩,陶興才不想就此成為拖累。

他沒有摸到第二顆雷。二十分鐘後,疼痛代替了麻木的感覺,陶興才意識到這條斷腿是屬於自己的,他開始一隻腳往回爬,爬了一百米遠,一邊喊叫,直到被人救走。

在麻木的二十分鐘裡,陶興才想到的是兩個堂哥的死。

陶興照是十多年前在這片山上去世的。當時陶興照踩上了地雷,自己拖著炸傷的腿套好了籐子,上吊了。人們猜他是因為家裡媳婦脾氣不好,兩人時常打架,孩子才四五歲,不願意成天拖累受氣。陶興照上吊以後,熊應兵去解他的屍體下來,又踩響了地雷,大家就嚇得趕快回來,讓他的屍體留在山上了。陶興照自殺以後,老婆帶著孩子去了外省,另嫁了人。

印象更深的是陶興冊的死。陶興冊是堂兄弟中和陶興才關係最好的,在山上割草被炸了,是陶興才和另幾個人去背回來的,「在我背上昏了三回。」早上7點鐘被炸,因為路遠,到12點才往下背,背到公路上要兩個小時,送到醫院時過了六七個鐘頭,以為他活不過來了。

醫院截掉了陶興冊的大腿,他裝假肢的位置比其他人高,不好走路,寧願拄著枴杖。

之後不久,陶興冊的老婆跑了。

「當時他來告訴我,我們都不相信,以為是出門打工了。」但此後老婆再也沒有了消息。陶興冊兩歲喪母,父親停戰當年觸雷身亡,媳婦跑掉之後,家裡剩下兩個上初中的男孩,大的只能輟學。陶興冊開始整天喝酒,一邊喝一邊哭。不養豬,不養羊,農活不怎麼幹得了。過年的時候,陶興照才請他來家裡喝酒,陶興冊的眼淚流到酒碗裡,說你們都有過年豬殺,我啥也沒有。

「他跟我說,等他死了,請我照顧他小娃。我當他開玩笑。」過年以後兩三個月,陶興冊真的走了絕路。

陶興冊是六年前在自家新屋裡上吊的。那年有了政策,政府給受傷殘的人翻建房屋。新屋建成了,但屋裡啥也沒有。在一張舊照片上,空蕩蕩的屋子中央,陶興冊木然地看著一台舊電視,屋子角落擱著幾個酒瓶。

「如果是現在,他可能不會死。」陶興才為自己當時沒有摸到第二顆雷感到慶幸。在醫院住了二十一天,從越南娶的老婆一直沒顯出嫌棄。出院後陶興才失去了小腿,兩個月後安上了假肢。第一次回到家裡,上學前班的女孩見到爸爸就哭了,「說炸傷那天,她是看著我坐車走的,不敢上前。我的傷腿裹著紗布,是白的,她問我白的裡邊是什麼。我說,是藥」。

沒安假肢之前是最難熬的日子,村裡正在按小康村規劃拆建房屋,不管是否殘疾都要出工。陶興才請人頂班,自己在家做飯餵豬,「端盆水也不敢滿,跳過來跳過去」。義肢裝上之後,陶興才可以干輕活了,幫著妻子種草果,在承包地裡栽咖啡。陶興才自己有殘疾補助和低保,夠自己用。從越南娶的老婆雖說是黑戶,卻也能享受低保、醫保。國家建小康村,家裡的住房也翻新了。

陶興才覺得自己運氣好,遇上了一個賢惠妻子。斷了腳桿老婆跑掉,是平常的事,沒跑的也都動過心思。

朱中葵十六歲和八里河村的鄒大聰結婚,過門正趕上被炮彈打死的小弟的喪事。在那之前,鄒的大哥先是被地雷奪走了一條腿,又因玩手榴彈被炸死。以後公公又被地雷炸傷後得了腫病,幾年後死亡。九年前鄒大聰在東山砍柴觸雷失去了一條腿。

丈夫的被炸殘,讓朱中葵失去了信心。「當時我們去,他說想再找顆地雷炸死,往後活著難受。我心裡就昏昏沉沉的,想跑。」兩個十來歲的孩子,拖住了朱中葵的腳。勉強照顧著丈夫,心裡不耐煩,嘴裡說不出來。

四年前,朱中葵種地時燒荒,火熛上了杉樹,朱中葵去打火滾進了火場,自己爬出來,手腳都被燒殘了,臉上也燒壞了一部分。

「我說想死,他說別死,有小娃。」

燒傷之後,朱中葵也沒有了想法,兩夫妻湊合著過下來。「我手壞了,還能背東西,幹不了細活。他腳壞了,背不了,手上的活還能幹,就這麼搭配著過下來。」

妻子挨了炸,丈夫就沒那麼容易走脫了。馬鞍山的楊成英是去年舊歷六月份去世的。十八年以前,她和丈夫熊金朝在砍柴時踩上了地雷。

「當時她以為是別的什麼響,轉身跳了兩步,發現腳不在了。」七十八歲的熊金朝說。熊金朝用草給她纏了傷腿,背上公路,血染紅了一條褲子。

熊金朝在醫院陪了妻子一個月零兩天。回來的時候,包谷已經出天花了,那年的收成不好。楊成英安上了假肢,急於幹活。家裡沒有勞力,大兒子分家了,小兒子脾氣不好,酗酒,東遊西逛,媳婦離了婚,兩個孫子歸爺爺奶奶管。別的殘疾人幹不了山上的活,楊成英要去幹。砍柴的時候下一個坎,傷口撐壞了,自己帶糧食去醫院治,沒醫好,回來化膿了,腫得很大,醫院講要再割一截,又說楊成英年紀大了,傷口不容易癒合。

拖了幾年,楊成英傷口不停地灌膿,去年就站不起來了。成天在地下娑,拖了兩三個月。洗臉洗腳得熊金朝抱著,解手拿盆來接。舊歷六月十八,楊成英過世了。因為傷口感染死去的肢殘者不止楊成英一個,王清明的伯伯王金銀1987年上山踩上地雷,右腳被炸掉,胸部多處受傷,多年一直臥床不起,1999年傷口感染,沒錢治死去了。

「臨死前她說,要死了,剩我一個人照顧孫孫,可憐。」熊金朝說。四年前,熊金朝已經失去了酗酒的兒子。當時老兩口在地裡下苦,兒子在家喝酒發了急症,回來時看到已經死了,吐了一堆泡沫。老伴去世後,大的孫子到縣城麻栗坡打工,在一家餐館洗盤子。小孫子讀芭蕉坪的寄宿學校,每週回來一兩次,熊金朝平時一個人待在翻新過的房子裡。房間顯得過多,每間只堆了土豆和一些雜物,似乎只為把空間填上。在堂屋牆壁上,掛著妻子身穿苗族盛裝、站在一片芭蕉林面前的照片,以及他自己和兩個孫子的合照,卻缺一張老兩口的合影。

熊金朝二十歲時結婚,楊成英那年十八歲。以後熊金朝入了黨,當了勞模和組長。老伴過世以後,他常想起從前兩人躲炮彈的事。一次炮彈來的時候,熊金朝和楊成英在看牲口,來不及進洞。聽到炮彈嘶嘶的怪聲,趕快趴倒,熊金朝把老婆按住,壓在自己身體下。彈片朝天飛,這是他帶領民兵救護傷兵學來的知識。炮彈落在不遠的牛圈裡,炸出一人深的大坑,牛四處狂奔。熊金朝和老伴的命保了下來。

但在踩雷事故中,熊金朝最終沒能救出妻子的性命。1975年入黨的他,覺得仗是該打的,不打仗村子不會有今天的面貌。只是想到妻子的過世,「心裡不死不活的」。

陶興才父親的心裡,也有這樣的遺憾。陶興才的父母是戰前從越南遷回國的,母親的兄弟和姥爺的墳都在越南,爺爺也埋在國境線那邊。有一個和父親一母同胞的姑姑,住在一個同樣叫做馬鞍山寨的地方。戰爭開始後,陶興才的父親是民兵,有一次給部隊帶路過境偵察,遇到那邊姑姑家的表哥。父親喊表哥投降,表哥不肯,抱住一根樹被部隊擊斃了。

那邊傳說是父親打死了表哥。戰後父親去那邊看姑姑,姑姑眼睛瞎了躺在床上,一提到兒子就哭,其他的表兄弟們看到父親去,就從後門走掉了。

「想到這些事,我很反感打仗。」陶興才按著自己隱痛的傷腿說。

鐵板凳上的一天

一直走到山坳裡很近的地方,仍然沒有發現黃成蘭。雖然明知道她就在這兒。

後來在一個移動的背簍下發現了她,她牽著牛繩穿過玉米林,順手扯下幾把豬草放進背簍。在這塊窪地上,除了她雙腿下移動的鐵板凳,大牛、一個月大的牛犢和成熟的稻穀都比她高。

在家裡,她在板凳上的身量略高於初生的一群小雞和它們的母親,和一隻總想待在屋裡的鵝差不多,與背上八個月大的孫子正好匹配。到水缸舀水和灶台切菜洗碗,她需要在鐵板凳上挺直上身,像小時候幻想的上課姿勢。

黃成蘭的雙腿是在十七歲那年失去的,她的傷殘證上寫著:「1981年2月在小卡地勞動觸雷傷。」姐妹背筐去玉米田里打豬草,越南人布下的絆發雷選中了妹妹。從此她再也用不著穿鞋。在醫院的床上,黃成蘭常會不自覺地想要下床,穿上鞋子去上廁所。頭幾年裡,這成了她最痛苦的事。

由於截肢部位太靠近大腿根,醫院告訴黃成蘭不能安假肢。看起來她只能像一些乞討者裝上一個蒲團,在地上挪動。但黃成蘭想走。

她想到了板凳。從此她將像一個最認真的小學生一樣,一生待在板凳上。但她很快過了學習的階段,雙手撐住板凳行走,重新掌握了家裡家外的活路。

她還想重新做一個完整的女人。

2012年9月5日這天,是收割稻穀的好天氣。天在亮的時候,屋子裡還是黑的,黃成蘭第一個起床,坐上板凳,橐橐地穿過堂屋。打開門閘,光線就進來。在灶門口生火,煮豬食,往大鍋裡添水。打掃堂屋地面,院子留給兒媳。放雞餵食水,也喂圈裡伸長脖子的鵝,打開水龍頭,雞鵝咯咯地搶著,院子裡就鬧騰起來。

黃成蘭來不及洗臉,到牛圈裡去牽牛。牛癟著肚子,深深地噴氣,餓了的舌頭湊上沒有梳的頭髮,黃成蘭掰過牛頭去握韁繩。這時兒子媳婦也起來了,媳婦拾掇孩子,兒子到附近幫人蓋房子,摩托車和牽牛的黃成蘭先後出門。黃成蘭坐上一輛政府配的電動小車,帶上板凳和一個口袋,緩緩地牽著牛,開車去到一里半外的自家玉米地。

以前沒有車的時候,這段路是撐著板凳來往的,板凳不像人的手和腿,很快就磨壞了。黃成蘭總要換板凳,她與姐姐共同的丈夫有些不耐煩做。黃成蘭就自己到田蓬鎮,焊了這個鐵板凳,整個有六斤重。

黃成蘭喂雞鴨的時候,姐夫和姐姐也起來了,在院子那頭忙碌。今年4月分家之後,姐夫就不是丈夫了,兒子跟著黃成蘭過。

姐夫是在黃成蘭出事兩年後過門的。打仗的第一年母親就過世了,父親和奶奶過了幾年也病死了,家裡只剩下黃成蘭和姐姐姐夫。姐姐比黃成蘭大十歲,姐夫陳祖德卻比黃成蘭小兩歲。黃成蘭和姐夫之間就發生了事情,很難說清楚是誰主動。黃成蘭懷上了孩子,生性沉默順從的姐姐接受了事實,姐妹一起擁有一個丈夫。

姐姐生了兩個女兒,黃成蘭生了男孩,算作超生被拉了牛牽了豬,姐夫被要求結紮,家裡的成員就固定下來。兒子慢慢長大,黃成蘭殘廢補助的數額也在增加,家裡經濟賬變得複雜,火藥味越來越濃,終究鬧到分家。

牛肚子撐圓之後,黃成蘭依舊開著電動小車,牽牛回家,媳婦正在炒菜,背上的孩子哭了起來。黃成蘭接過了她手裡的鍋鏟。家裡的飯一般由黃成蘭做,沒分家的時候,要做一大家的飯。切菜的案板放在鍋台上,黃成蘭很快地切出了辣椒絲。菜上了桌,兒子沒趕回來的間隙,黃成蘭去餵了一趟鵝。鵝嘎嘎地叫著,伸出脖子來,差不多夠著她的頭頂。黃成蘭跪立在凳子上,把手裡的食桶提過和自己一樣高的水泥圈欄,倒進鵝頭空隙的食槽裡。

開飯了,眾人坐著長凳,黃成蘭坐在她的小凳上。她又特意去開了一趟碗櫃,端回來一小碗酸辣椒水。「這好吃」,她用筷子蘸著水,招呼客人。小雞跑到了她的腳邊,她嘴裡輕輕地叫著趕走。

飯後,黃成蘭把碗收到灶台上,直立身子,把碗放到煮豬草的大鍋裡洗。「這樣省洗潔精」,她說。碗裡的油污洗到了豬草裡,豬有了油水。再到水缸裡打水清一道,碗就乾乾淨淨了。

兒子出門的時候,背起了家裡的打穀機,先去擱在田里。打穀機是分家後新買的,家裡還有新舊兩台脫粒機,一台豬草機。下午有幾分地的谷子要割,但現在還不是下地的時候。媳婦已經上樓去車谷子,黃成蘭也準備上樓。把鐵凳子移到樓梯下,離了凳子,兩手把著樓梯,一步步移上去。到了樓梯頂,另有一副木凳子,是在樓上專用的。風車嗚嗚地響起來,小孩子在一旁地上也哭起來,黃成蘭解開了腰間的長帶子,用一塊毯子裹起孫孫,放到背上,纏緊。兒子、姐姐的兩個女兒還有外孫,都是一根帶子這麼纏過來的,眼下又加上兩個孫孫。這幾天大孫孫在外婆家,背上稍微輕省些。

孩子很快止住了哭聲。黃成蘭端起一箬箕辣椒,走到了曬台上,這裡已經曬著一大片昨天打的谷子。

黃成蘭的木板凳撐到了谷子中央,拿起一根耙子慢慢推勻谷子,揀出走症的「煙泡」。陽光暴曬之下,黃成蘭的影子被壓到了身下很小的一團,孫子已經在背上睡著了。

這片曬台是兩家共用的,但黃成蘭佔了較大的面積。因為打頂的一百包水泥是她向政府要來的,還有翻建房屋用的鋼筋。

為了這些水泥鋼筋,黃成蘭到田蓬鎮政府去了幾次。有時候她也和別的殘廢人一起去縣城,反映補助問題。她在鎮長和縣民政局的辦公室裡,踞在鐵板凳上,跟領導提出自己的要求。她直起腰也沒有他們的辦公桌高,但這種差別卻似乎讓他們更尷尬,「他們沒有對我說過重話」。

頭幾次去縣城,總是有很多人圍上來。後來黃成蘭習慣了,一個人住在旅店裡,「店主還給我打折」。上下班車的時候,有時車門實在太高,有人把她抱上去。

下樓梯的時候,黃成蘭需要雙手攀住樓梯,倒退著下去。媳婦帶上孩子先去了田里,黃成蘭在出門之前,還要先料理些事情。把屋裡滿地的小雞捋出去,關上大門,在階沿上撒一把米。喂一道牛,小牛躲在黑暗裡,母牛的頭伸出來,溫厚地嚼著遞過去的草料。打開豬圈門,撐著板凳進去,刮除豬糞,掃進糞池。這樣的髒活只適合她幹。最後打開水龍頭,洗了一把臉。關上院門,用脖子上掛的大串鑰匙鎖門,鐵鎖正好到頭部的高度。

稻田離得近,不用電動車,撐著鐵板凳蹬蹬地去了。過一道石坎的時候,先把一隻板凳拿過去,另一隻手很快地撐住。肩胛上的肉鼓突起來,臂肘卻依舊瘦弱,像是難以承擔的樣子,卻又輕易地越過了障礙。就像斷肢縫合處的皮肉,線口微微發紅,看上去鬆弛,卻磨爛了十幾隻木板凳,磨光了現在板凳包的鐵皮。

稻田里還剩下兩分地,正夠婆媳兩人下午收完的。

黃成蘭和媳婦各自向著一片稻,鐮刀噌噌地揮過去。手上的速度是差不多的,媳婦夠著的範圍比黃成蘭的大,可是她離地面遠,要彎腰的難度也比黃成蘭深。看起來一時是黃成蘭慢,但過了一會,還是黃成蘭在堅持,面前的稻束退卻了更深的豁口。而媳婦要多少歇息一陣,之後是踩著機器打稻子。小孩一旦落到地上就開始哭泣,於是自然地又到了婆婆背上,黃成蘭負著小孫子,繼續挪動著板凳,將眼前的豁口一點點擴大開去。蒙著帕子的頭頂正和稻穗平齊,遠看過來,稻穀像是自行在退卻消失。

割稻的麻煩事,在於要一邊理出結實最豐厚的稻束,用於來年的播種,速度就這樣慢了下來。黃成蘭把背上的嬰兒捆捆緊,拭一下汗水,兩臂和臉面並不覺得稻芒的刺人,從童年已經習慣了。她一人割稻的速度,能夠供上媳婦的打穀,倒是捆紮稻草人的時候,形狀比不上媳婦的手藝,因為提起來把稻草人的裙擺抖開時,她的幅度受了限制。「我扎的不好看」,她一再強調說,又把稻草人更用力地抖開去,在田中紮穩。

稻草人全部紮好之前,黃成蘭發現了地頭遺留的一支稻穗。她背著孫子移著板凳過去,把穗子撿起來,穿過稻草人的行列過來。看起來這像是她穿過一些同等身高的士兵行列,有種檢閱意味。她會想到那次田中的爆炸,想起那場開了頭卻沒有結束的戰爭,母親在躲炮彈的山洞裡死去,她冒險下山找到的一個煮雞蛋沒有救活母親。她在那天永遠失去了雙腿,變得和稻草人一樣高。

眼淚流成了渠水又終究流乾了,人生剩餘的光景固定在了板凳上,可是並沒想到自殺,還是要看世界,「看什麼,看人家夏天去幹活,回來,看牛,還沒看夠呢」。心情不好的時候,她會到縣城去找同父異母的大姐,玩兩天,逛逛公園,看電影。田蓬鎮上逢集的日子,她去趕場,買種子、菜油、酒和煙絲帶回來,是為了給男人。「他倒還罵我,白給他帶了。」從前的男人、現在的姐夫在另一塊田里和姐姐收谷,遙遙相望。

走得最遠是去年上半年,黃成蘭跟著兒子媳婦去了東莞。兒子進廠打工,黃成蘭幫著媳婦帶孫孫,抽空搓炮仗引子和珠花串,掙五塊十塊的零錢。地方固然好,樓房多,天氣卻太熱,花錢太厲害,媳婦又懷了第二胎,只好一起回來。

太陽斜了,黃成蘭帶著一把鐮刀,背著孫子回家。鐵板凳橐橐的聲響,在安靜下來的路上分外清晰,是大石板村馬路上獨一無二的節奏。

回到家裡,先前背谷回家的媳婦在樓上忙活,黃成蘭解開背帶,換下孫子尿濕的褲子,順手一捺到柴堆上,鋪開一張編織袋,作為孫子的活動場地。去到灶前再次生火,順手抓一把灶灰,蓋住地上的一坨雞屎,把水壺掛到吊鉤上。回到孫子旁邊,兩手開始擇晚飯要煮的四季豆和青菜,家禽立刻圍攏來。小雞咯咯地靠近了在袋子上爬的孫子,那只被欺生的鵝也湊攏了頭,盯著擇下的四季豆,對這個家長沒有含著畏懼。黃成蘭抽著豆筋,一手捋開過於圍攏來的小雞,又補償地撒給它們一把飼料,把扯下的四季豆籐秧給了鵝,又伸手把已經爬出編織袋邊界的孫子摟回來。狗偶爾走進屋子,貓逡巡來往,院子裡的牛鈴在叮噹響,為這幅日常的場景提供伴奏。天慢慢黑下來,換了佈景,一天的情節將要收尾了。

晚飯吃罷,豬草機呼呼地響起來,剛亮起來的電燈光被扯得昏黃,一抖一抖的。機器扯碎了紅苕籐的時候,強烈的氣息就散發出來,比平時濃烈了幾倍,就像斷腿剛開始疼痛的時候。雞鴨上籠,大人小孩都洗完了臉腳,兒子媳婦回了睡房。黃成蘭蓋嚴了灶前殘留的火種,扯熄特意加長近地的燈繩,篤篤地回到臥房。雙手撐上了床鋪的高度,鐵板凳上的一天終究結束了。

上了床,把今天換下的褲子拿出來,在床前的手動縫紉機頭下鋪開,綴上一塊補丁。褲子不及人的肉皮經磨,個把周就要補一回。縫紉機忽忽轉動,是這幢老屋裡最後一種聲響。

部隊排雷過後的山林,像經歷了一次更慘烈的戰爭。

帶骷髏頭的禁區標誌,限制了村民的生存地界。

王清明的兩個女孩,一個在中國出生,一個由媽媽從越南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