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7日，霧霾最嚴重的一天，北京有史以來首次發佈紅色預警。天色蒙昧時，許世佩已經給三輪車裝上蓄電池，載著堆尖冒梢的黑色大塑料袋包著的貨物，駛離東五環貨運鐵路附近的大雜院。他需要在濃厚又含有一絲凜冽的霧霾中騎行七公里，到達朝陽區姚家園附近的一個早市，在馬路邊出攤售賣服裝。像往常一樣，他沒有戴口罩。
和他一起騎三輪車離開院子的，是分頭前往各個早市和路邊攤點的小生意部隊，天南地北的口音摻和在轔轔輪轂和電流的嘶嘶聲中。人流中有不小的一股是許世佩的「自家人」：騎三輪車載貨的有二弟、大妹夫；和自己一起去姚家園的大妹，以及前往各個小區「打游擊」的小妹，因為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她們被稱為「大雙」和「小雙」；此外還有坐300路前往方莊市場的大姐和姐夫，以及帶著兩隻大袋子、趕大巴前往三河展銷會的三弟，昨天他恰巧回京補貨。還有其餘的遠親近戚。
當三輪車和腳步的雜沓聲響消逝後，大雜院安靜下來，青煙漸漸散去，回到霧靄籠罩的沉悶模樣。
此時，許世佩和大妹已經騎至姚家園市場外的公路，這裡的霧霾似乎比五環附近更濃重。支好攤子，擺開服裝和小貨，兩兄妹裹得嚴實地站在路邊招徠顧客，不時跺腳走動。「大雙」比哥哥裹得更為嚴實，臉上多了一副口罩。
許世佩的心情像天氣一樣晦澀。近來城管對路邊攤查抄更嚴，下午無處出攤，有限的幾個馬路早市也面臨關閉。尤其是大紅門批發市場疏解外遷的消息，讓他對自己的來年前景失去了信心，「回家」的念頭不時湧上心頭。這是到北京二十餘年以來少見的。
1993年，許世佩追隨姐夫離開安徽老家來京，開始擺攤謀生。五位親兄妹陸續循蹤而至，勾連起遠親近戚。隨著大北京的拆遷改造和人口疏解，他們被動地由中心遷往外圍，從初到北京的前門，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五環，落腳在這處大雜院。其間備嘗辛苦，也曾有過「升級做大」的夢想，卻從未能就地扎根，靠著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邊緣，似局外人那樣生存。
如今，他們更可能徹底出局。
大雜院身世
大雜院總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來，比北京多數小區的作息早得多。
凌晨三點多，最先一撥人起身活動，他們是賣菜和水果的小販，需要開車趕到新發地市場去批貨，然後拉到農貿市場出賣。一時間到處是麵包車和小貨車發動的呼呼聲，院子東西頭的兩個大廁所也熱鬧了起來。小便池前，男人們列隊射出的尿液熱氣和後半夜的嚴寒相激，凝成一種新鮮、溫暖又凜冽的氣息，刺激鼻孔。
緊跟著他們起身的是做早點的攤販，他們拉亮大瓦數的電燈，在院子裡炸油條、磨豆漿。各家捅開的煤爐子飄散的青煙，在縱橫幾幢平房屋頂結成一層薄霧，看不見卻聞得到嗆人氣息。院子當中的公用水龍頭嘩嘩作響，和豆漿機轉動的呼呼聲摻和在一起。水龍頭需要整夜開著，不然會被嚴寒凍住。完事之後，他們騎著經過改裝的電動三輪餐車，或是開著麵包車離開大院，前往各個臨近市場的路口。
趕路邊早市賣服裝和小貨的許世佩和弟妹們，是第三撥。他們雜沓的輪轂和電流聲消逝之後，天色才真正亮起來，最後一撥前往固定市場的商戶吃完早飯，分頭趕公交，其中有許世佩的大姐和大姐夫。第四撥人離開之後，大雜院變得空曠，只有近來無早市可趕的許世佩妻子陳根娣和前兩天被霧霾嗆壞了嗓子的二弟媳等人留守。
直到中午，賣小吃的和一部分下午不出攤的攤販歸來，院子裡才恢復了一些人氣，一直到傍晚會達到峰值，各家窗戶陸續亮起燈光，封了一天的煤爐子再次捅開，飄散炒菜的氣味和紛雜聲響，還有翻倒煤氣罐出氣的響動，結冰的屋頂冒出水汽。
到了九點多鐘，大多數人已經入睡，大院再次沉寂下來，比這個城市的核心部分提早進入黑暗。它不是老北京胡同裡熱鬧的四合院，倒近於傳說中遠在燕郊和三河的「睡城」，只是還夠不上單元房的層次。
在這處大雜院裡，許世佩已經和五個親姊妹們一同居住了整十年，從開始時的一間房兩百塊房租，漲到現在的每間四百塊左右。其間弟妹們結婚、生子，繁衍了兩代人口。他們從沒喜歡過這裡，卻也想不到離開。
十年前，許世佩的長子許曉川放暑假和弟弟一起來探親時，腦子裡對首都的想像被大雜院徹底擊碎了。
「很偏，很髒，很擠。」許曉川回憶。從西客站坐了幾個小時的車到大雜院，迎面是隨處可見的垃圾、大便。父母租住的一間小屋碎磚鋪地，要擺貨還要生爐子做飯，晚上睡覺，十多個平方要容納五個人：爸爸和許曉川睡一頭，媽媽和弟弟一頭，屋裡臨時支起的一副木板床，睡著爸媽雇的一個幫忙看攤的親戚。只有一把吊扇驅走人體和氣溫混合的悶熱，爸爸的鼾聲更讓睡眠本來不好的許曉川難以片刻入寐，只能側耳聽著院子裡的動靜。從午夜開始喧鬧，自家屋的大人也早早起身，一直到清晨父母親出車後，他才得到了片刻休憩。
眼下許世佩夫妻的居住環境有所改善，在眾多親戚中算是最好的：增加了一間小屋供鼾聲太猛的許世佩單獨住，以及兩個兒子偶爾來探望過夜；床是買的，不像幾個弟妹家用磚頭墊一塊床板；安了空調，添置了冰箱；最重要的則是，花一千多元自己安裝了簡易暖氣，給門外的煤球爐子加裝一個管道裝置，通到兩間屋內的暖氣片，生火做飯燒水時，屋裡連帶暖和起來。這是幾家弟妹都沒有的，許世佩說是自己「會享受」。
安裝自製暖氣的起因，是去年南皋一帶的大雜院發生煤氣中毒，死了一對小販姐妹，是許世佩認識的安徽老鄉。派出所防範煤氣中毒，以往在室內生火取暖的帶煙道爐子被禁止了。每家屋裡還有一個統一強制購買安裝的煤氣報警器，沒有安裝自製暖氣的幾戶弟妹，屋中頓時近於冰窖，石棉瓦和牛毛氈屋頂以及碎磚牆皮，幾乎沒有作用。
比較好一些的像大姐和姐夫、二弟和小妹家用電熱毯，小妹還有一個對像送的電暖器，實在太冷時用一會。三弟和大妹兩家夫妻則是硬扛著，只靠大被子和人體御寒。
2016年初的「世紀寒潮」裡，院子裡的水龍頭周圍堆結了半人高的冰柱，積雪壓滿了屋頂，化雪時家家漏水，在磚牆形成雨跡，只好在屋頂下加一層塑料布。但露水仍舊滲入，在塑料布縫隙處結成冰凌，早晚一條條地垂掛。家裡不能剩水，不管是在洗臉盆還是手巾的纖維裡，水分都會結成冰塊，手巾像折疊的石板無法打開。罐子裡的煤氣也會凍住，需要在地上滾動敲打才能流到二手氣灶裡。入戶排查煤爐的派出所警察感到吃驚，問大姐夫，你們不冷嗎？
傍晚獨自「打游擊」的小妹回到家裡，早上煮稀飯溢出的米湯已經結成薄冰，從桌子上揭下來，殘留水分的毛巾也變硬了。她沒有打開電暖器。這裡的電線是老闆私人牽的，收費比居民電高得多，一度達到一元五角，僅僅充電瓶，每月就需要支出一百七八十元。給東家收電費的「小四川」是個摳門鬼，一有賒欠就斷電。
單身的她沒有像哥哥那樣自裝暖氣的原因，一方面是家裡人少，另外則是不知道能住多久，明年大雜院是否還存在。
大雜院像一個外來戶一樣身世不清白。它的地皮從前屬於北京市電機廠，起初的房東是河北人，拿錢買下了倒閉的電機廠地皮三十年產權，打了一口機井，建起了幾排平房和一幢三層簡易樓房對外出租，容納了二百多租戶。近年電機廠又把所有地皮賣給了798藝術區，這塊地皮的身份因此懸而未決。
建造大雜院的房東已於十餘年前過世，繼承產業的兒子委託岳父「小四川」打理日常，自己則忙於應付和各個部門的關係，在首都維穩和拆違的夾縫中尋求大雜院的生機。大雜院遭遇過封閉出路、斷水斷電，平房磚牆上刷上過醒目的「拆」字，但一次次奇怪地存活了下來。
前一段，大雜院遭遇了最近一次嚴重危機，斷電一周。原因是一些賣小吃地攤戶在院中做點心，街道辦認為有火災隱患。一旦斷電，靠電機從深井中抽取的自來水也停了。徐國能只能開著三輪車從農貿市場拉水回來，或者向大雜院外邊的街坊鄰居借水，洗臉的次數減到一道，喝水都省著買。家裡點上了蠟燭，三輪車的蓄電池也到親戚熟人家交錢去沖，或者去街上的充電站。都以為這次住不成了，不料房東到底打通了關節，恢復了水電，代價則是十幾家做早點的攤販被趕走，其餘的人又有了「住一天算一天」的機會。
即使是不遭遇取締，一旦無生意可做的商戶離開，大雜院也將失去生機。和許多北京五環與六環之間的「外來村」一樣，它也像是一副隨地鋪開的攤子，依附在北京的邊緣，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查抄收走。
攤在街邊的生意
許世佩攤子上的貨是各種外套，碎花棉襖，以及褲子。妹妹的則是手套、護膝、圍巾這樣的「小貨」。每件貨的毛利，大約是40%，顧客砍價到三成以下，就只好作罷了。
12月7日早上，許世佩只賣了二百多塊錢的衣服，不到平日一半。
「霧霾天，出來的人少。」許世佩說。旁邊賣手套、護膝之類小貨的大妹，生意倒要略好一些。大妹二十歲那年來北京就是幫許世佩看攤，以後許世佩一直帶著大妹設攤，兩人的貨配著賣。
好在這處早市是合法的，許世佩繳納了每月八百塊兩個攤位的費用，就可以放心擺攤。七點左右，早市和附近的農貿市場大約同步開張，八點半左右，兩位穿黑色大衣的男人過來收錢，一些臨時擺攤的小販，按日頭繳納每天二十塊錢的散攤費用。相比起妹妹，這些人賣的是更小的貨，從鏡子、刮鬍刀、神香到小收音機之類。光顧這處早市的，既有老北京，也有外地打工者，這些人戴口罩的也寥寥無幾。臨十二點關張之前，最後照顧許世佩生意的，是一對騎電動車的環衛工人夫妻，買了一件三十五元的碎花襖子。
雖有霧霾，總算天氣不是頂冷。前幾天冷的時候，「零下十度照樣擺」。只是到了2016年初的「世紀寒潮」，許世佩才歇了一天攤。大姐夫李國勝以往擺路邊攤時，雙手雙腳都長凍瘡，潰爛流水，人只能不斷地跺腳來暖和一點和止癢。遇到下雨，貨物遮上塑料布，人披個雨衣站著，夏天則靠一把遮陽傘，一把大蒲扇，遲一些出攤，到晚上十點來鍾才收。
十點半左右，早市收攤，許世佩和大妹收車回大雜院。旁邊的安徽阜陽攤主下午去另一處馬路市場，那裡似乎沒被城管盯上，但許世佩和大妹在那沒有位置。他們以往下午擺攤的地點，在從住處往北走的京旺家園小區路邊，但從2016年元旦開始，城管查得更緊，不敢去。
本來週末城管不查，但上週日新來一個賣包小販，想搶一個賣玩具的老攤戶地盤，兩人打起來，新來的小販主動打電話向城管舉報，大家只好趕緊撤退，出了攤卻沒做成生意。
「這兩年，城管查得越來越緊，做不下去了。」許世佩抱怨。他連車帶貨被查抄過兩次，每次都是交了罰款才取出來。去年APEC會議期間，妻子陳根娣一輛新電動摩托車被交警沒收，一千六百元打了水漂。一般在老式小區裡「打游擊」的「小雙」，前兩年丈夫剛過世，一次連車帶貨被抄走，托了關係，過了一周才取出來。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大多被抄過。
「城管來抄，『群防』打頭陣。」許世佩總結說，群防總在前面，負責鎖定目標，城管再適時出場。「群防」是近乎社會混子的年輕人，難於防範。
危險並不只來自城管。每日騎三輪車往返十幾公里的路，也需要小心翼翼。路過貨運鐵道的一截，車輛擁堵，車上貨物堆得過高，為了防止翻車和撞車，許世佩只能下車推行過鐵軌。他的上一輛車，就在前年一次交通事故中報廢了。
那是許世佩生平中的一次瀕死體驗。當時他騎著三輪車在芍葯居附近路上逆行，和一輛轉彎避讓麵包車的大公交相撞，許世佩飛了出去，墜在馬路上的一刻以為自己已經死了，但回過神來只是手破了皮，撒了一地的貨物墊住了他的背。交警到場沒收了三輪車，前來收購的人卻嫌轱轆扭成麻花的車太破放棄了，許世佩拆下車上有用的蓄電池，裝在了眼下這輛上。公交車司機還給了許世佩二百塊醫療費，許世佩覺得自己並沒有傷，不想去醫院，就退掉了。
以後許世佩還在大雜院門口翻過一次車。相比起那次死裡逃生，就不算什麼了。
日常的辛苦不值一提。夫妻各自出攤的時候，中午飯都在外面買著將就，一屜小籠包就可使愛吃肉的許世佩滿意。早市相鄰擺攤的一個河南小伙子，不斷在數落小攤炸油條和肉包子不能吃，「裡面的肉不知道哪裡來的，想到噁心」，許世佩並不接話。傍晚收攤回家，兩口子才能做頓像樣的飯吃，還把早上的稀飯煮好，凌晨起來熱一熱。有時候煤爐子沒封好，火熄了，還要重新生火，飯到嘴時快睡覺了。
早年一個人在京的時候，更是兩頭忙活。擺攤的中間，從來也不去上廁所，也不敢多喝水。被城管攆的時候，許世佩感覺自己「跟個乞丐差不多」。
除了早市和路邊「打游擊」，許世佩近來賣貨的另一去處，是每逢週三、週日的集日，在朝陽金盞鄉億宏達農貿市場擺散攤。這是北京周邊保留下來的少數集市之一。二弟夫婦和兩個妹妹也去這裡。
2015年底最後一個週日，億宏達市場人群熙攘，生意多少好於路邊早市，繳二十塊錢攤位費，一上午能賣三四百塊錢。但在這個大集上，許世佩的生意仍舊低迷，倒是小妹的眼鏡小貨攤子有些忙不過來，和同樣賣小貨的二弟夫婦相比，顯出她缺了一個幫手的窘境。頭天她剛去了大紅門進貨，路太遠沒法騎電動車，提著幾個黑色大塑料袋，跑了好幾個市場，手上越來越重，回來搭的公交車上不僅多交三個人錢，還得領受旁人的白眼，好在集市的生意彌補了辛苦。
唯一沒有來趕集的，是三弟夫婦，他們在三河縣跑展銷會。
展銷會由一個大老闆發起，租下一塊場地，招徠一二百家商戶入伙，繳納攤位租金，賣百樣貨的都湊齊，打出一個某某展銷會的大牌子，名頭故作響亮，週期十天半月，一般在北京的遠郊區，有時也去到郊縣和天津的地盤。一個地方結束了，再換地方，一撥人結伙跟著走。
跑展銷會的三弟他們都住小旅館，晚上展銷會場用篷布圍住，有保安看著。展銷會近年越來越少，展位費由一兩千元上升到五千多元一期，幾乎吃盡了商戶利潤，二弟夫婦的兩個展位縮成一個，跑展銷會是出於不得已。
前年，他們被小舅子拉下水捲入河南襄縣的一場傳銷，回來時丟了早市的位置。他們的兒子許飛講述，這種傳銷稱作「一千零四十模式」，號稱擁有實業，每人繳納入會費五萬六千元，可以當時返還一萬多，發展下線到某個級別，可以返還一千零四十萬元，宣傳者稱大家加入的是國家實現「中國夢」的一支特殊戰略部隊，因此這時必須拿錢退出，「把機會留給後來人」。為了早日達到「一千零四十」級別，有人不惜掏巨款發展下線，好在許飛的父母還只是一共交了十餘萬會費，相當於一年多生意白做。
不過他們對此深信不疑，為了拉親戚入會，和許世佩還有別的親戚都吵翻了，到眼下仍不大來往，成了眾兄妹中游離的一家。
從天安門到五環
二十三年前，許世佩第一次到北京投奔姐夫時，姐夫的攤點掛在北京的中心地帶大柵欄路口，正對著天安門。
「租主人家一個門臉，東西都掛在牆上，天黑了寄在房東家裡。」李國勝說，那個地方是個十字路口，人流很大，但因為太擁擠，能站下來看貨的不多。以後由於消防隱患，這種壁掛式攤點被取締了。
大妹妹也在前門擺過攤，和大姐夫李國勝一起租住在附近的平房。她進紀念堂去看過毛主席，「臉黃黃的，化著妝」，人太多走不動，穿著高跟鞋的她腳起泡了，回來時脫鞋赤腳走回家。1997年香港回歸，天安門廣場管制，她一天被堵在家裡不能出門。2002年她離開前門時，大柵欄拆遷的風聲已經很緊了。
許世佩的起步看起來更高端，在雅寶路做服裝批發生意。他在市場裡的攤位掛著服裝樣品，有人賣貨時就讓小妹妹看攤，自己到天壇東門的紅橋市場去賒購，批發給顧客後再還款。顧客大多是俄羅斯人，「我還學了幾句俄語」。這種生意的利潤比較高，但不穩定，可能很久不開張，需要本錢厚實。唯恐坐吃山空的許世佩只干了半年，以後卻覺得自己錯過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機會，「要有本錢，從浙江服裝廠家直接搞貨來賣，能發大財」。
從雅寶路離開後，許世佩轉入「地下」，在地鐵軍博站站台上擺攤賣百貨。這也是重複大姐夫以前在西單和前門地鐵的路數。來北京過暑假的許曉川常跟著父母在地鐵站台上玩，「在攤點中間串，看地鐵跑過去，一陣涼風刮過來，覺得很有意思」。大妹結婚之後返京，也追隨許世佩輾轉各地鐵站台，此外還有經營失敗回鄉後再次來京，在五棵松地鐵賣貨的二弟和弟媳，以及晚了四五年最遲出來的三弟和弟媳，直到2004年6月，地鐵站台攤點被市政府禁止。
離開地鐵的許世佩，正趕上北京大面積拆遷路旁違章建築，索性帶著大妹和妹夫賣起了「拆遷貨」，打聽到哪裡要拆遷，就去租一個門面，賣上十天半月，打著「拆遷甩貨」的名義，銷量比平時能翻倍，「這是心理作用，實際價格和平時差不多」。到賣不動的時候，房子也到了拆遷期限，於是換下一個地點繼續「甩貨」，「實際是假甩」。這幾年是許世佩生意的黃金時期，每年能存下三四萬元，供養了兩個孩子上大學。二弟和弟媳則輾轉北京站和西直門公交站台，直到這兩處也被拆遷，也乾脆賣開了拆遷貨。
隨著北京沿街的違章建築基本上被拆光，拆遷貨無處可甩，許世佩又和弟妹們分頭跑開了展銷會，一干三四年。起初展銷會可以在前門、地壇這樣的核心城區開辦，後來整頓市容漸漸被禁止，撤離到沙河、大山子、順義遠郊。許世佩去得最遠的一次是到河北涿州和三河，夏天和妻子一起攤張蓆子睡在展銷大棚下，省了旅館費。
2008年奧運會之後的幾年裡，展銷會逐漸外遷，早市卻多了起來，一般是和農貿市場搭配經營，許世佩從2008年開始在芍葯居趕早市，一直到2015年，市場被拆遷，換到了五環附近的姚家園早市。妻子則從2010年開始在大山子早市擺攤，直到2015年9月市場關閉，一時無處可去。幾個弟妹也大體經歷著類似許世佩的外遷經歷，離開天安門越來越遠。
積累更早、又飽受地攤風霜之苦的大姐夫有段時間也離京回鄉，但未能覓得機會，回來後到天橋繼續擺攤，從動物園批發市場進貨。直到2005年天橋市場拆遷，搬到方莊市場穩定下來。
在方莊落腳後，大姐夫曾經和二弟合資，進駐新秀水市場出手一搏。新秀水市場利潤達到60%，但門檻比路邊攤高得多，進場費五萬，三年租金十五萬，另外需十萬押金，一下就要拿出三十萬資金。三年後資金漲到每月上萬元。大姐夫和二弟先是賣品牌童裝，以後生意滯銷改賣玩具，又趕上秀水調整格局，玩具市場遷往三樓，多方窘困之下，兩家在七年之後被迫退出了秀水。二弟夫婦步許世佩後塵，改跑展銷會和機場附近的早市。
事後看來，兩人都覺得自己沒有魄力，不敢放手擴大規模，錯過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機會。「借錢，就可以做大一些，做精品品牌。」挫敗感的來源是本家一個侄子，大膽借二十萬元包下萬通新世界市場的專櫃，做上規模之後在北京買了靠近二環的房子，眼下漲到四百多萬，又買了車，徹底脫離了親戚們的地攤層次。但這樣的人在芸芸商販中實屬鳳毛麟角，也不乏經營失敗負債離京的鎩羽者，更多則是像許世佩和李國勝這樣拋物線式地下行，與首都漸行漸遠。
和經營地點的不斷邊緣同步，許世佩和弟妹們的住處也經歷了外遷，從前門四合院到大山子的平房區，再到眼下到這所大雜院。與他一起在京旺家園擺路邊攤的一位河南攤販，則從西壩河搬到東辛店，再搬到環行鐵道附近的平房，「走哪拆哪」。大姐夫提到了北京的「人口控制在兩千三百萬人」的規劃，他直白地說，「北京就不讓外地人呆，需要了用一下，不需要了趕走。」
眼下最迫近的威脅，是北京近期公佈的大紅門周邊批發市場拆遷規劃。根據政府的規劃，2017年底前大紅門將完成疏解升級，一部分市場關閉。大紅門的幾十家各類市場，是各個早市進貨的來源。一旦分流到燕郊、三河等縣，意味著許世佩們的生意將難以為繼。
「要是被趕到燕郊，寧願不去，回老家。」這是大姐夫和許世佩共同的想法。年輕些的人們卻有些無從選擇。「這裡拆了，就趕遠處的集。」一同擺早市賣小貨的安徽阜陽老鄉說，他最遠趕過廊坊的集市。
大山子早市拆遷後，院子裡賣早餐的東北老王一家，已經被迫離開，遷去遙遠的廣西。臨別前老王家媳婦送給陳根娣一隻泡豆子的大桶。聽說南寧那邊是新建的城區，不趕人，「至少圖個暖和，擺攤不用穿這麼多」。
老家的距離
幾年前，妻子陳根娣開始念叨，想回老家鄉下養牲口。
以前在老家，妻子養雞趕鴨餵豬。老家的房子還在，不像大姐夫家的已經塌了。今年沒有生意做，妻子準備回去整房子。
這麼多年，陳根娣一直想念家鄉，「空氣也好一點，這裡就是掙點小錢」。她從來沒有真正習慣過北京，儘管她努力把在農村的生活搬到大雜院裡：買罈子醃酸菜，像餵養雞鴨那樣，用賣魚攤販丟棄的魚鰓喂一大群流浪貓，還買來葡萄自己釀酒。兩口子用半生積蓄買的房子，在省城合肥，多少也算是家鄉，「可以兩頭呆呆」。
往年每年兩人會回家過年，今年許世佩不願回鄉，陳根娣卻忍不住趕在過年前自己回了趟老家。雖說父母都不在了，還有幾戶姊妹家走走，人比在外邊親熱。住在大雜院裡，看似眾多親戚在一處，但各自早出晚歸，見面都少。
許家大姐也想家，家裡的老人還在，身體還好，每個禮拜她會給老母親打個電話。但這麼多年，除了今年春天回鄉給公公奔喪，她只在北京非典那年回去過一次。
那一次，北京城空了，沒有人敢上街買貨，李國勝夫妻倆放下生意跑回老家，呆了一個多月才出來。那是最長的一次回鄉。
長久不住人，家裡的土房子也塌了，寄居在親戚處。兩夫妻在巢湖買了房子，離家鄉更近，也是個投資。沒料到近兩年巢湖撤市，房子跌價，又打算在省城合肥買。
許世佩也在合肥花八十萬買了房子，幾個弟妹大都在合肥買了房，不算高的房價和不算遠的離家距離使他們如此選擇，花掉了多年做生意的大部分積蓄，至於在北京買房扎根，「想都沒想過」。
除了老人，故鄉最牽念的自然是孩子。孩子一般是老人帶，只有過年回去看看，往往還為了多賺點錢提早回去，在春節前回來，趕春節期間北京的廟會。今年大妹夫和兒女都回老家，大妹一個人卻留下來，為的是省一張火車票花銷，還能自己趕這邊的廟會，兩頭不誤。小妹妹有個孩子在家鄉上高中，但她春節也不回去，雙胞胎姊妹一起趕廟會。
陳根娣並不認同小妹妹如此。說起當年撂下孩子，她有些後悔，「其實我不該上這兒。要是現在，我就不出來。」
她記得有年春節前，下著好大的雪，兩口子要趕火車回北京，小兒子許超扯著手臂不肯放，滿臉的憤怒蓋不住眼底的悲傷。少年的許曉川對父親出門印象不深，母親離家時，才意識到從此是一個人了。有次他在家裡哭起來，弟弟問為什麼，「我說想爸媽了。弟弟也哭起來。」
讀初一時許曉川害了眼病和失眠，陳根娣回去租房子照顧了一年，她一直認為，兒子得眼病的原因是老人沒有把家裡毛巾洗乾淨。許曉川高三那年，陳根娣又回去租房照顧兩兄弟，最終兩個孩子都考上大學來到北京。
許家弟妹們在大院添了孩子，但在北京拿不到准生證，只能回家鄉去生下來。出生之後在北京養上兩年，要上小學了又送回去，這邊上學難，又沒人照顧。
老三的孩子許飛出生後來京，五歲的時候被送回家鄉。在北京的時候，許飛上過幼兒園，那是他童年的金色記憶，「做遊戲、吃飯和睡覺」。回鄉之初，許飛很不適應，因為家鄉無幼兒園，只好提前放到一年級，上了三個一年級，徹底打消了他對於上學的興致。小學時他學習一度還可以，上了初中一落千丈，原因是外公再也看不懂他的作業，給了他偷懶打遊戲機的便利。
五妹家的女孩子汪靜一歲多被帶回老家，由外公外婆撫養。父母回家的時候，她一直不肯喊媽，跟著表姐把自己母親喊「四姨」。「『媽』這個字我喊不出口。」回家呆上一段，剛剛習慣了，要喊出口了，爹媽又要走了，再度生分下來。
「以後我有了孩子，絕對不會把他丟家裡。」汪靜說。
陳根娣後悔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兒子許曉川在家吃了不少苦。爺爺脾氣暴躁，許曉川時常挨揍，曾經罰他不准吃晚飯和歸家，只能在屋前簷下過夜。當她第一年春節回家時，看到許曉川在大冬天放一群鵝，手背全部皸裂了，「臉上凍紅得像猴屁股似的」。
許曉川回憶，他有一次挨了揍，一路走回上鎖的自家老屋，坐在門前哭了一天，想不通爹娘為何不回來。
弟弟許超由姥姥撫養，姥姥比較心疼外孫，這使許曉川潛意識裡羨慕弟弟。他長年做的一個夢是，在一條大河岸邊，外婆帶著弟弟上了一條船，劃走了，他在岸上拚命喊叫，他們的船卻越劃越遠，他因為過於傷心從夢中醒來，醒來好半天仍在飲泣。
第一次來北京，許曉川覺得人特別多，「不停有人擠我」。父親在路邊攤上買了一個一塊錢的漢堡給他吃，以前他覺得漢堡會很好吃，一到嘴裡卻覺得特別難吃，「很噁心」。對於北京，他一直隔膜，直到上大學出來。
相比於身為「北漂」的自己，他感覺父母離家鄉同樣遙遠，「父親幹不動田里的活，也呆不慣鄉下了。」
許世佩有自己的打算。他的生意細胞是家鄉的田園培育的，小時候在田里抓鱔魚賣，十七歲跟父親去南通販米，滿艙新米壓得水際線齊了船舷；成年後和大姐夫李國勝一道收購遍佈丘陵的木材，運到長江南岸去賣。現在回去，「就算下不了田，擺個攤總可以。」
今年許世佩沒有回去過年的原因是，兩個孩子娶媳婦不太順利，讓他沒有面子。在心裡，他期待著明年能修好房子，兩個孩子帶上兒媳婦，「衣錦還鄉」。不管在北京呆了多少年，那裡才是歸宿。
懷著這種念想，許世佩不太認可小妹現在談的對象。小妹夫是家鄉一個鎮子的人，前幾年在北京發現肝癌，在北京的醫院裡躺了幾個月化療，實在不行了還是轉回合肥，一路回到縣醫院，最後轉回老屋，小妹妹回去侍候了幾個月，在家鄉過世落土。在北京，人落不了土，只能燒掉。
小妹新近找的對象是理髮師，人材看上去還周正，但許世佩一直不滿意，原因是男方是甘肅人。一旦哪天要離開北京，小妹妹去向哪裡呢？「還是找個老鄉妥當。」
「大院子弟」
許曉川從沒有想到自己有天會托庇在大雜院的屋簷下。三年前大學畢業，他一時工作不穩定，帶著女朋友回到大雜院，在父母的平房裡度過了半年。
母親專門請人修葺了許曉川住的平房：吊了頂，貼了牆紙，買了四腳落地的新床，換掉了以前磚壘的木板床，還在床頭掛上了自己繡的「家和萬事興」十字繡，這是她在擺路邊攤生意清閒時用兩個月繡出來的。如今這間屋依舊留著「新房」的依稀痕跡。
冬天來臨，屋子沒有暖氣，許曉川才和女友離開了這裡。以後他找到了新工作，也和女友分了手，不再經常回到這裡。在許家下一代次第成家從業的背景下，他時常變動的工作和不穩定的婚姻，成了父母的心病。
兩年之後，弟弟任大學生村官期滿一時沒有工作，又來到大雜院，在哥哥的「新房」裡住了近一年。一直到他在一家六里橋附近的會計師事務所上班，頭兩個月仍舊天天回到這裡過夜，因距離太遠才作罷。
在許家的子弟中，像許曉川和弟弟這樣考上大學來京是例外，大多數是初中畢業後延續父母當年的道路，到北京做生意或者打工。
非典那年疫情過去，大姐夫一家從家鄉再度來京，帶上了剛初中畢業的大女兒，幫著盯天橋的攤，大姐夫就有了偷偷閒的時間。以後搬到方莊，大姐夫和二弟在秀水街合夥的生意，又由大女兒和舅舅一起打理，直到七年後撤出秀水，大女兒也在家鄉找了女婿。女婿是手藝人，來京後不適應，一定要回鄉，大女兒也隨之離京，以後夫妻又去福建打工。二女兒2005年來京，幫著在方莊看攤，和相鄰做生意的一個甘肅年輕人結婚。由於這裡的生意不掙錢，一家三口離開了北京，遠赴青海格爾木投奔男方的親戚，幫親戚打理商場。
過完2016年春節，開張的頭天傍晚，準備買盒飯的李國勝夫妻接到了百度外賣的電話，原來是小女兒在網上為父母叫了晚餐。「我在網上訂外賣，比你們自己出市場去買方便。」
這是眼下的趨勢：新一代來京的許家子女，大都不習慣父母擺路邊攤的方式，更想把自己的人生願景搬遷到網絡上。
在大雜院長到快兩歲回鄉的汪靜，初中還沒畢業就來到北京，不習慣跟著父母擺路邊攤，在大紅門批發市場當了半年導購，招徠客人進店購服裝，每月可以掙到四千五百元。半年後，她仍舊嫌這份工作拋頭露面，自己開起了一家暱稱為「我還有大把大把時間陪你」的淘寶店，專賣加肥加大碼的男裝，「都是胖子穿的」。生意並不很興旺，但她也沒打算回到早市，改行到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當文員，待在未裝修的新寫字樓裡接待前來看盤的顧客，按日拿一百多元薪水，同時兼職開網店。為了方便有訂單後從市場就近拿貨快遞，她在大紅門市場附近租了房子，只是偶爾回大雜院來。
三叔家的堂弟許飛離開學校後經歷更為曲折，曾經在南京和常州的飯店打工，學做廚師，也曾經在建築工地上當學徒工，都由於不能堅持而半途廢棄，「到處走，覺得都不適合我」。比起現實中不斷變換的職業，他更感興趣的是在網絡遊戲的世界裡充當英雄聯盟的成員。
到北京之後，他跟著父母去跑過兩個月展銷會，因為展位費太貴作罷，年末的一段時間他無事可做，只能自己躺在大雜院沒有暖氣的平房床上。陽曆年底，他找到了一份在賣東北大鍋魚貼餅子餐館跑堂的工作，每月兩千五百元錢，但這無非又是一時過渡，「只打算干到過年」。對於未來，他的想法看得出是模仿表姐和堂哥：開網店。
眼下在開網店的除了汪靜，還有李國勝的大兒子李立。李立來京後也在大雜院棲身過一段，三年前成家後搬走，妻子以前是賣手機的，現在家帶孩子。李立報名參加了北大青鳥電腦培訓班，近來在網上開店，賣和父母類似的小貨，由於剛起步沒有打開局面，仍然需要父母補貼。李國勝提到兒子告訴他的信息：「網上的市場比現實中大得多，雙十一天貓賣出九百多億。一個塘裡撈，有人撈到魚，有人撈到水。」
許家子弟從大雜院向網絡的遷徙已經延伸到第三代。許曉川表姐的孩子汪登程眼下在永定門附近的一家天貓店做銷售。初中畢業後他上了南昌一家鐵路技校，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地鐵10號線上班，擔任站務助理。工作單調，地鐵公司又規定上班期間不能玩手機，汪登程只能「抱著膀子看著手錶指針一秒一秒地走」，兩個月之後，實在無法忍受而辭職。低谷中的汪登程被朋友介紹到天貓店當庫房配貨員，在地下室工作。
為時不久，運營人員的臨時出缺給了汪登程「上樓」的機會，他的表現讓自己站穩了腳跟，主要從事用各種辦法刷單、優化產品文案的任務，「總能讓我們的產品出現在搜索榜單第一頁」。天貓店包吃住，工資三千五百元，但過於繁忙的工作節奏讓汪登程有些想跳槽，「工資還不如客服，想找個有雙休日的。」
偶爾回到多年生活過的大雜院，汪靜和汪登程都有一種回到昨天的感覺，父輩們早出晚歸的路邊攤模式，無聲中已難以為繼。最近的一次職業調查顯示，線下零售已經成為最被看低的職業。
但他們自己，雖說已經遷徙到網上，但仍然依附於現實中的批發市場，並無自足的體系。一旦大紅門市場分流拆遷，他們起步之初的網店和父輩的路邊攤一樣，面臨生存危機。
前幾年，汪靜還很喜歡大雜院，現在卻有點疏遠了，「人多，不安全，又冷」。在記憶中，她和弟弟都保存著大雜院的溫暖一隅：當初大雜院的周圍有大片成蔭的樹林，一直延伸到環形鐵路之外，夏天下午天氣過於炎熱，不出攤的大人們在樹下擺桌子打麻將，小孩子們就在一旁土裡挖洞找知了的蛹，挖出來後裝在瓶子裡。
對於許曉川，這段孩提舊夢已趨模糊，偶爾回大雜院也越來越步履沉重。春節，他把父母接到了弟弟和自己租住的六里橋單元房裡團圓，母親覺得這樣也好，「用熱水洗菜方便，不用在大雜院裡洗冷水受凍」。年夜飯氣氛還算和平，但許世佩仍舊忍不住提起了「抱孫子」的話頭，父子間出現了尷尬的沉默。
回到大雜院，許世佩少見地沒有和幾家弟妹們打過年小麻將。初三他就頂著霧霾出攤，在北京一天，先做一天的生意。「衣錦還鄉」的願景，和眼前的天氣一樣，看起來還很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