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景
約翰·霍華德·格裡芬
這人是一個異想天開的南方白人編輯，用他的大半生和僅有的一點錢來追求正直、歡笑和清醒。
「不管你愛上什麼，都是在冒險。每一次。」
這個世界總是被少數亞伯拉罕式的先知式人物挽救的。在納粹時代我有切身的體會。在大災難時代，總有一些人敏銳地意識到接下來會發生的悲劇：人類不必要的犧牲。
這些少數人傾其所有，不遺餘力，只為彌補多數人的麻木不仁。少數人的數量變得更少，直至最終消失，人類的歷史卻並不會終結，終結的只是我們所知的那部分人類。
如果我們不抱期望地看待人們，只會讓他們變得更糟。如果我們對人們抱有期望，我們會變得更好。我們這裡只看重人們此刻的樣子。人們心目中只有「我」自己，便沒有什麼可以填充現存的空虛。如果沒有超然的精神，我們是找不到出路的。
我們身處得克薩斯州沃斯堡。他正在家休養。談話是在他的床邊進行的。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經歷人類所能遭遇的最嚴重的病痛：失明（這個他克服了）、心臟病、肺氣腫、糖尿病、一個腎受損（在南方的土路上被三K黨毒打的結果），還有骨髓炎，這讓他坐了一年輪椅。
他是小說家（《魔鬼在外飛馳》的作者）、人類學家、神學家，而讓他最出名的還是他的回憶錄《假如我是「黑人」》。這是他借助化學藥劑由白人變成黑人的記錄，也是對挑戰的回應：一早醒來擁有了黑人的皮膚，能夠不以白人的視角思考問題。
我第一次遇到他時，他正在為P.D.伊斯特的案子辯護，這人是一個異想天開的南方白人編輯，用他的大半生和僅有的一點錢來追求正直、歡笑和清醒。
我父親是個我永遠搞不懂的人。他是佐治亞州人。他成長在基要主義宗教氛圍中，認為和歡樂哪怕稍稍沾邊的東西都是罪惡的。他總是帶著一種嚴肅持重的態度過星期天。他是在極端種族主義的環境中長大的。不過他從沒給我灌輸過這些思想。我父親真是個人間奇跡，為人特別純潔優雅。他是個極其正派、未受污染的人。
對他而言，把我送到法國讀中學簡直是一種可怕的犧牲。那時候還沒有航空信。在南方人看來，法國是一個不道德而且信仰天主教的國家。他們不知道這兩樣哪樣更可怕。
我有人們所謂過目不忘的本事。我能在一個星期內記住全部功課內容。我覺得特別無聊，所以他們把我送去法國，因為在法國的學校，只要你學得快，就能升級。而且那裡有醫學獎學金，而我當時對科學極其著迷。
我的青春期沒在美國度過，不曾有過對父母的叛逆期。所以我和父母的關係比多數孩子更親近。我寫《假如我是「黑人」》的那段時間，他非常痛苦，儘管他什麼也沒有說。之後出現了糟糕的公眾反應，我受到持續不斷的威脅，我父親在最大限度上保護著我。他坐在那裡，警惕地拿著槍。他就是從這時開始變得激進的，對孩子的愛使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
當激進分子並不是我的天性。一個人的職業並不一定符合他的天性。我天生是安靜的人，喜愛看書、做研究、搞哲學。可一旦受到號召，你是不能拒絕的。
這源自我的恐懼。我曾經在法國做把在德國的猶太人偷運出國的工作，直到法國也淪陷了。我那時二十歲，在圖爾救濟院當助理研究員。戰爭打響了，他們把所有的醫生和醫學院學生都徵入了部隊。他們不能徵用我，因為我是美國公民。我收到立刻返回美國的命令。我拒絕回去，因為是法國培養了我，我怎能在它有需要的時候逃走呢？
我接管了那所救濟院。之後我與法國地下組織合作，將猶太人偷運出德國，穿越法國送往英國。我們可以把難民包紮起來，用救濟院的救護車運走。他們不必說話。他們中很多人不會說法語。當然也沒有安全通行證。我們不知道怎麼偷東西，也不知道怎麼造假，完全是幹這一行的新手，不過我們盡了全力。
納粹正在湧入。那些恐怖的場景會一直在我腦海中迴旋，直到我死的那天。我們把那些人帶進屋子，把他們藏起來。我不得不告訴那些有十五歲以下孩子的家長，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了。突然間，我經歷了一種雙重現實。起初，一個家長說：「我們完了，把我們的孩子帶走吧。」於是我們會把沒有安全通行證的十五歲以下孩子帶走。你坐在那裡，忽然意識到，這些家長正在把自己的孩子送給陌生人。而第二幅畫面卻是：我下樓走到街上，看到那些看上去特別體面的人正在宣傳種族主義。我想，除非我們在這些房間裡多見識見識，否則我們會迷失方向的。
在美國，過去三十年我都坐在那樣的房間裡。克萊德·肯納德【181】殉難後，我就是在這樣的房間裡見他母親的。他死於癌症，因為他在密西西比州帕奇曼的監獄裡不被允許接受治療。人人都知道他的案子是個圈套。他們命令他從醫院裡出來，重進監獄，而且把他編入了體力活最繁重的勞動隊。我在那種房間裡接待了多少這樣的母親啊。
有一種糟糕透頂的輿論主義，也就是，因為某種普遍流行的看法，我們就得把倫理標準建立在上面。靠多數人制定準則是個好主意，但多數人沒有權利把基於偏見的錯誤觀點強加在別人身上。現在就有五個人——更多的人也是有的——都同意把我處死，因為我是個叛徒。（笑）可他們做不到。
我似乎總行進在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小巷中。你不能沿著一條小巷走著，看到有人受苦，卻自顧自地繼續往前走。我很早就明白按照別人的標準生活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其實一個人可以簡單地說一句：「所謂的成功標準見鬼去吧，按良心做事就行了，不管這有多愚蠢。」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哪裡需要我，我就會去哪裡。
「（笑）我沒有殉道情結。這無助的一年裡，最丟臉的事情就是人們那種想把我推向永恆的可怕願望。（笑）一位年輕的神學家寫信給我說：「在你經歷了所有的磨難後，像聖保羅一樣，你會在耶穌的懷抱裡融化。去上帝那裡吧。」我把那信扔進了廢紙簍。（笑）我氣壞了。我可不急著做這事兒。（笑）我還想活到最後一分鐘呢。
「P.D.伊斯特這個人能把什麼事都弄得很搞笑。他像約伯一樣受難。臨終時，他說：『這是我最後一次受苦了。』人人都關心我的病，他叫我過去，痛斥道：『真可惡，格裡芬，你受的苦竟然超過我。膽子夠大的！』（笑）他死的那天，他妻子告訴我，他陷入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問問格裡芬，他能超過這個嗎？』」（笑）
失明後，我學習了全套布萊葉盲文。我學會了打字，寫了六本書。他們說：「你很了不起。」我說算不上。我只是反對他們把我送進與世隔絕的工作間罷了。我最憤恨的是人們對盲人、年輕人、黑人另眼看待。對年輕人最大的犯罪就是看低他們。六十年代初，我們也曾求助於「一文不值」的學生在密西西比幫助我們啊。那是一種非凡的英雄主義。
天知道，最沮喪的莫過於一個人各方面都成熟了，卻被迫退休，過著毫無意義的生活。這是怎樣一種損失啊。就是這種事情在折磨著我們。我們沒機會帶著理想去體驗最初的英雄主義。人們失去了愛心。不管你愛上什麼，都是在冒險。每一次。
這就是我們濫用「分享」「愛情」這些詞的原因。這些詞現在我盡量不用，不是因為它們不莊嚴，而是因為它們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它們變得瑣碎而庸俗了。我們使用這些詞，就像吞食藥片一樣。
生活是一場冒險。要是你感受不到那些危險，那可是真的恐怖。你會喪失活力，一事無成。
我有心臟病，犯病時如果不在九分鐘內搶救，就救不過來了。這很奇妙，我時刻生活在危險中。我天生有種感覺，我一定會熬過去的。
J.布羅諾夫斯基臨終前，曾經說出了讓我特別震撼的一句話：正義如今已經變成了人們的生理需要。這不是一種選擇，而是生理需要。這是我未完成的寫作主題之一，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完成那樣一本書。這個主題完全把我迷住了。
P.S. 一個叫馬克·雷恩斯的年輕鄰居端著一鍋湯進了屋。
「我之前見過馬克一兩次，他是個極其敏感的年輕人，他站起來衝擊那面高牆，卻落得失望沮喪。他需要為別人做點事。當然了，我也很需要人幫忙。所以他來了。我沒期待他來。他不是非得做這些。
「這是無助之人的特權之一。必須依靠他人是一種恥辱。但這會給他人一個宣洩自己渴求的出口。這個年輕人——讓我沒理由拒絕希望。我只願，我們不要為實現它而受太多苦。」
喬治·帕特南
他是一位廣播評論員，作為「奧蘭治縣之聲」廣為人知。
「每個年輕人都該有成為美國總統的夢想。」
他語氣真誠友好、聲音洪亮地說道：「哦，天啊，我們有六座美麗的鄉村。我希望成為南加州之聲。」
他們都是從南加州來這裡尋找美國夢的。他們期待著樹上的橘子伸手可摘。他們期待著能躺在沙灘上曬日光浴。他們期待著去山裡滑雪。他們也期待著去荒漠看看。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期待過上比過去更好的生活。他們不希望繼續在明尼蘇達州耕田，從早上四點直到晚上八點都在田里撒汗，就像我過去那樣。清晨要給奶牛擠奶，晚上還要照顧十六頭小母牛。
我出生在明尼蘇達州佈雷肯裡奇，正好處在北達科他州北側。我祖父二十一歲就當上了北達科他州里士滿郡的治安官。他是個身高一米八、體重一百多公斤的傢伙。他會把隨身帶的武器往桌上一放，對那些亡命之徒說：「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我祖父從沒輸過。
我曾夢想離開明尼蘇達州，去當一名律師。我從前去電影院，在銀幕上見過那些偉大的律師。我讀過克拉倫斯·達羅的生平故事，夢想有一天我也會對陪審團說：「女士們先生們，我的訴訟委託人在這項指控中是無罪的。」大蕭條來了，我發覺自己有必要離開學校去工作。
1934年，我在明尼蘇達州一家小電台幹活。我擦地板、擦窗戶，作為替補播音員，有人喝醉了才輪到我上。我就是這麼起步的。從那之後，我一共採訪了九位總統。
在明尼蘇達，我參加了工農黨的活動，幫助弗洛依德·B.奧爾森競選州長。他這個人比今天反動的共產黨人還要左二十度。農工黨的信仰是給窮苦農民公正的待遇。
富蘭克林·D.羅斯福深深地引起了我的興趣，他是個偉人。我去了紐約後，又開始傾心於艾爾弗雷德·史密斯和菲奧雷洛·拉瓜迪亞。他們在我心中擁有父親一樣的地位。
每個年輕人都會有一番經歷。如果一個人年輕時不是極端自由者或者激進派，我他媽的才不會在乎他呢。直到他有了工作和責任，有了妻子和家庭，需要進賬養家的時候，他就會向著中間地帶移動。等到他五六十歲時，他應該有著中間偏右的立場。這是一個人正常的成長和發展軌跡。隨著年齡的增長，人會變得更有責任感。
有一次，我去參加美國社會黨人諾曼·托馬斯主持的會議，忽然間走廊盡頭出現了一面斧頭鐮刀圖案的紅色大旗。這面紅旗本來是屬於社會黨人的，後來共產黨人把它偷走了。當他談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在國有化時，我開始很惱火。他們捏緊拳頭唱《國際歌》時，我也覺得很討厭。
那時候，全國廣播公司的一些人十分關心蘇俄的戰時救濟問題。美國廣播藝術家聯合會還把我放進了理事會中，這個聯合會是左翼分子掌控的。我嚇壞了。他們不關心美國和美國人的生活，而是去關心蘇聯。
當我看到他們的名字出現在《赤色頻道》雜誌上時，我說：「啊哈！」去他們的吧。還是回到我們屬於的中間地帶比較好。
《赤色頻道》不是最終名譽掃地了嗎？
我對《赤色頻道》的撰稿人毫無尊敬。我知道那都是藥店店主和雜貨店老闆寫的。
其中一個列入名單的人，約翰·亨利·福克，以受到誹謗而起訴，獲得了三百萬美元的賠償。
哦，是的。我在好幾個場合採訪過約翰。他是個很有魅力的人。沃爾特·溫切爾在廣播裡聽到了我的聲音，說我有副天生的好嗓子。而且在他的專欄裡寫了出來。一夜之間，我結束了一個月只賺幾百美元的日子，每年能賺幾十萬美元了。
發生改變總是有原因的。年輕人是極端激進的，他們總在尋覓新的主張。我從未丟掉人道主義的本能。我從小就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成員。我還是都市同盟的終身會員。在以色列，有數千棵以我的名義栽種的樹。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毫無關係，只關心人們的實際生活。可如果我們不能讓這個國家繼續存在下去，又何談其他事情的價值呢？
我相信我們需要B-1轟炸機。我們需要三叉戟潛艇。我們需要巡航導彈，我們也必須擁有MX導彈。我們需要中子彈，這樣就可以抵消掉覆蓋了歐洲西部的四萬輛蘇聯坦克。戰爭是上帝禁止的，可如果下一次戰爭來臨，還將是常規戰爭。只有緊急時刻我們才會使用核武器。
我認為，關於失業和犯罪問題，總統有兩件事可以做。我們為此都非常頭疼，可很少有人能想出解決辦法。我的建議如下：把那些已經輟學、居無定所的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召集起來，放進類似平民保護軍的組織裡，直到他們滿十八歲。重新設立徵兵制，把那些孩子編入後備軍，學習怎樣做人，直到二十歲。到那時，美國未來的一些領袖人物已經塑造出來了。讓他們遠離街頭，就會杜絕大多數犯罪。他們積攢下的一部分錢可以寄回家，這樣一些家長就不用去領救濟金了。與此同時，一支軍隊也建立起來了，它不是為了發動戰爭，我再重複一遍，而是為了預防戰爭。
關於超量摧毀力的爭論是建立在錯誤前提上的。估計蘇聯會首先發動打擊，我們所說的是以牙還牙的問題。他們有民防措施來保護人民。我們卻沒有。警報響起，你他媽的往哪裡躲？蘇聯可以冒損失一千萬人口的風險，可我們會喪失1.5億至1.75億人口。沒有哪個國家能承受這麼大的損失。
我的信息都來自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任主席海軍上將穆勒、美國武裝部隊前任情報局局長喬治·基根少將，還有簡所著的《世界戰艦》一書。太多人不肯把他們在檯面下講的話公開講出來了。可人們有權知道。我這個人，喬治·帕特南，不左傾也不右傾，我的信條是生存下去和防患於未然。我們在世界範圍內被蘇聯包圍著。再往後，我擔心中國和它龐大的人口。我看到世界將經歷長期的動盪，有人富有，有人貧窮。他們想要我們已經得到了的東西。他們希望把我們寶貴的自由奪走。
我擔心我們的年輕人。他們擁有能保衛我們生存方式的夢想、勇氣、力量和熱血嗎？我們的祖輩來到這個國家，尋找的就是這些東西。他們建立的這個國家，我要說，是以信仰上帝和神聖憲法為基礎的。每個年輕人都該有成為美國總統的夢想。當然了，我信賴霍雷肖·阿爾傑那套理論，我喜歡他的精神。
我永遠是個樂觀主義者。我有個朋友曾說：「如果在狂暴的激流中，你的獨木舟翻了，還失去了一隻槳，你大概還是會說，我們會成功脫險的。」
伊麗莎白·羅斯
「我來自特拉華州的阿登地區。這裡是由弗蘭克·斯蒂文斯在1900年建立的，他是亨利·喬治【182】的信徒。我父母也一樣。他們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不同，因為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相信資本家和勞工是朋友，地主才是最大的惡人。
「斯蒂文斯極其迷戀莎士比亞的作品。他根據莎士比亞作品中出現過的『阿登森林』，把這地方命名為阿登。」
我是1911年搬過去的，那年我六歲。之前我們住在費城一座骯髒破舊的公寓裡。大人們從來不讓我走出門廊，而且說：「如果有陌生人給你糖果，你可不能跟他們走。」（笑）阿登對孩子們來說就像天堂一樣。
那裡是一片開闊的原野，到處綠草叢生，樹木成蔭，還有大約二三十座紅瓦頂房子，房子兩邊環繞著森林。森林沒受過人為開發，沒有成排的房子，房子都是零星散落的。這裡一條柏油路都沒有。道路十分泥濘，如果你是個小孩子，雨後光著腳在地上走的感覺真是美妙極了。
我母親出生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她是理髮師的女兒。為了躲債，她總是搬家。我父親是在肯塔基州出生的。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參加了內戰，一個為北方而戰，一個為南方而戰。（笑）我父母都是勞動人民，哦，天啊，絕對是。
我外祖母去世時還很年輕。我母親被寄養在賓夕法尼亞州一戶荷蘭人家裡。他們把她送到一所速記學校學習。她成了一個出色的打字員，感覺自己能獨立生活了。他叔叔是個激進派德國人，讓她成為亨利·喬治的信徒。她在一次集會上認識了我父親。
我祖父是個生財有道的人物。他用大號火鉗打鐵，在別的工人每星期賺六美元時，他能賺六十美元。貝塞麥轉爐出現後，他再也沒能找到工作，必須靠兒子們來供養。生活很艱難。所以他們的目標是到東部去。年輕人，那裡是獲得成功的地方。我父親去了費城，讀了夜校，而且受到了亨利·喬治的影響。他們認為自己是普通人。他們有那個時代的一切道德價值準則。
在阿登，土地為社區所有。你可以租到土地，租期是九十九年。只要第一個申請，就能得到地契，不管這個人是誰、經濟地位怎樣、是什麼種族、有什麼宗教信仰等等。當年，你可以每年花十五或二十美元租半畝土地。你知道半畝土地有多大嗎？那是很大的一片。我們曾經在上面有一個大花園，還有一個果園和一片草地。
斯蒂文斯是演員和講師，他靠赤土陶器生意賺了一大筆錢。他用那筆錢和費城一個建築師一起，在特拉華州買下160畝土地。他們決定把這些土地永遠租給人們使用。
最初來到阿登定居的人們都是理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喬治的信徒，不過喬治主義者人數不是太多。（笑）他們的信條是：如果土地為公共所有，沒有人會比別人多佔便宜。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利益。
初來時，人們都住在帳篷裡，直到他們有能力建起房子。他們自己變成了木匠。他們逃離了產業年代，逃離了唯利是圖之類的念頭，回到了過去。那幾乎是一個不存在地主的封建社會。
斯蒂文斯希望建立一個手藝人生產陶器並彼此交換的城鎮。不過這完全沒能實現。那時正有大量廉價製造品湧入美國市場。弗蘭克自己有一個鍛鐵的鐵匠鋪子。他兒子是個出色的木匠，能做漂亮的橡木雕刻桌椅。在阿登，我們這些居民是買不起我們自己做的物件的。我們得把東西賣到威爾明頓和費城去，阿登只是我們生活的避風港。
在那裡當個小孩子真是美妙極了，因為大人們對我們很尊重，待我們就像是他們中的一員。我記得有一次在穀倉跳舞時，我騎到了司科特·尼爾靈的肩膀上。他哥哥，蓋伊，是詩人和植物學家，一個天生的教師。他會把我們小孩子帶到森林裡去，教我們花朵和蘑菇的知識，也會在夜晚帶我們出去，教我們辨識天空中的星座。我們和大人們關係非常好。我們一點也不覺得他們專制。
我們那裡一所學校也沒有。多數人只在夏天去上學。我們是冬天也留在那裡的極少數幾戶。總共只有八到十個孩子吧。建一所學校不太值得。我們的父母雇了一個當過教師的母親，她每天給我們上不到兩個小時的課。其餘時間我們都在外面野。（笑）
每當想到自己的孫輩被圈在該死的讓人窒息的學校裡整天呆坐著，我就十分難受。還有那些紀律，他們關心的只是怎麼把那些孩子管住。他們不關心孩子們是否學到了什麼。他們在意的是孩子們是否守秩序。我們小時候沒經歷過這些，我內心十分感激。我們那時很自由，在樹林中遊蕩。我們認識每一座小山丘、每一塊石頭。
我們在中學裡比那些城市孩子表現得更好，因為我們是帶著求知的好奇心去上學的。如今的孩子不是這樣了。那時學讀書認字是很容易的。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學的，不過就是學會了。我後來遇到過在那裡長大的人，他們都說：「那個鎮子對我而言真是奇妙極了。」
斯蒂文斯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小劇院，現在仍在那裡。夏日裡，我們每天晚上都在那裡演出莎士比亞的戲劇。每個想演的人都能得到角色上台。有個約克郡來的老人想扮演布魯圖斯，於是後來他每年都扮演布魯圖斯。我從十五歲到三十歲，一直扮演蒂坦妮亞。蒂坦妮亞不該超過三十歲對吧？所以我後來把這角色讓給別人了。我還扮演過奧菲莉亞和朱麗葉……（她的眼睛裡閃著光）整個鎮子的人都受邀來觀看，從來不收分文費用。
這個鎮子建成後，必須在法律上屬於某人。於是就產生了三個托管人。我父親去世前一直是托管人，我母親去世前也一直是托管人。當時有鎮會議，由鎮裡收取地租。我們搬到那裡時，地租是每年十四至二十美元。
不幸的是，國家的這片地區發展太快了。從波士頓到華盛頓帶狀區域的人口急劇稠密起來，工業快速發展，土地價格劇增。阿登不徵收財產稅，只交地租就行。
這個消息傳開了。有些人不像從前那些理想主義者，他們看到這裡有利可圖。他們說：「看，咱們不花分文就能得到那片土地。咱們可以要求行使佔地者權利，把托管契約扔到一邊去。」我離開後，他們大張旗鼓地提起了訴訟。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他們人數多到已經可以形成真正的反對派了。
那是我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其他價值觀。那些新來的人會談論中歐或東歐佬、波蘭佬、猶太佬和意大利佬。我們之前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事。
戰爭爆發後，鎮裡分成兩派。斯蒂文斯是個和平主義者。西奧多·羅斯福去菲律賓時，他說：「我祈禱你的軍隊打敗仗。我不會把嘴閉上的。如果你們說這是叛國罪，那隨你們怎麼說。」1917年，他給伍德羅·威爾遜也寫了一封類似的信。戰爭帶給我父母那類人極大的震驚。他們本來相信世界已經文明起來，戰爭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美國決不會參與這場戰爭。威爾遜再度當選是因為他把我們阻隔在戰火之外。1914年最流行的歌曲是《我養兒子不是為了讓他去當兵》。戰爭一來，我父母完全垮掉了。
我們常去威爾明頓的電影院，在大銀幕上看到德國的暴行。回來後我們說：「那些德國人簡直是野獸。」我父親說：「別再去看那些該死的電影了。」鎮上的和平主義者有自己的藍白色旗幟——白色背景，藍色大字——寫著：「世界要和平，人類要友善。」我現在還記得。那些愛國者，那些新人，卻舉著巨幅美國國旗。
弗蘭克的思想中有明顯的民主特色，他認為鎮上所有居民都應該有選舉權，而不僅是持地契的人。甚至孩子也要投票。但在每月一次的鎮會議上，那些新人的票數超過了他，他們說：「哦，不行，我們是有地契的人。」阿登不再屬於我們了。
那時鎮會議上出現了奇怪的爭論。新人向托管人爭辯道：「我們要那些額外的錢幹什麼？我們給州里和縣裡納稅。我們修了路。還要額外留出來的錢幹什麼？」喬治主義者說：「我們要買更多的農場，之後就能有更多的人享受我們現在得到的好處了。」那些人不予理會。他們堅持壓低地租，好做投機買賣。
我母親終於看到有個人的土地上立著牌子，上面寫著：土地出售。她氣急了，簡直是暴怒。土地出售！這片土地不為任何人所有。她當晚跑到鎮會議去，眼睛都急紅了，試圖解釋亨利·喬治的原則。她講著講著就倒下來，死了。她這樣英勇地死去，我真為她驕傲。這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她當時七十六歲。
我父親是在那之前幾年去世的，死時七十歲。他一輩子都在拚命幹活。他做一份保險調查員的工作，要花大量時間在外旅行。我母親常常好幾個月獨自在家。那時婦女的生活十分艱辛。我們孩子的日子很輕鬆。她卻一直要幹活。和其他工人階級婦女一樣，她受一種強烈的動力牽引，那就是被人尊重。她要給我們漿洗衣服，要熨燙我們的內衣。她常常用洗衣板洗一整天衣服。即使這樣她還是很高興待在阿登。直到1940年，我一直住在那裡。我一生有一半時間不是在那裡度過的。
阿登鎮現在還在。曾經有人起訴企圖打破契約，不過沒有成功。我不知道是為什麼。當然了，他們會付高得多的租金。但那裡不再是窮人可以住在帳篷裡，直到他們能蓋起房子的那個地方了。從前阿登周圍是大片的曠野。如今那裡都蓋起了房子，就像城市郊區一樣。杜邦公司的職員住在那裡。草坪修建得整整齊齊，看上去十分美觀。
我們曾經對二十年代的一切深深著迷。這讓我們的父母感到難過。我們迷戀爵士樂年代，還有飛馳的汽車。我們還是小孩時，在阿登，一個星期也見不到一輛汽車或卡車。我們的郵件是一個婦女趕著輕便馬車遞送的。到了二十年代，阿登有了汽車。（笑）鎮會議為此起了很大的紛爭。有汽車的人們希望把錢花在鋪碎石路上。有越來越多的富裕公民來到了阿登。
阿登沒有避開時代的潮流。
那時的我作為一個孩子，並沒有意識到表面之下的暗潮湧動。我父母教育我，美國沒有階級之分。富人是存在的，可他們和我們的分別並不大。我必須在離開了阿登這個幾乎人人平等的無階級社會後，才能意識到美國有著極其明確的階級分別。全能的上帝啊，我每天拿起報紙，讀到的是母親開煤氣毒死自己和所有孩子的新聞，因為他們不知道第二天去哪裡弄食物。這種絕望改變了我的看法。
我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我母親非常失望。她有她的主張，不想放棄。她英勇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回望阿登，我看到一個美夢，那裡的人們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我認為現在的美國夢不如從前鮮明瞭。我父母相信美國會是個例外。我不再相信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種種東西正在湧入美國，就像當年美國其他地方的東西湧入了阿登。全球性的壓力正在滲入。我再也看不到一個獨特的美國夢了。這是一個世界夢。
三年前，阿登舉行建成七十五週年的紀念活動，有一個盛大的慶典，人們從加州那麼遠的地方趕來參加。那情景讓人潸然淚下。他們演出了《第十二夜》。我帶著我的小孫女去了。我們坐在草地上，我說：「哦，要是有引火的干木頭就好了。」小時候，我們常點干木頭驅趕蚊子。果然，他們搬出了很多木頭，人人都去點。演員從樹林裡走出來，唱著迷人的歌。我的小孫女坐在那裡說：「我真想看一百萬次呀。」
那就是公爵的阿登森林，不是嗎？它是虛幻的，是你父親和母親的一個夢。
可對他們而言，那卻是真實的。
喬治·阿珀姆·貝利斯太太
她是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的會長。
「我沒法評價什麼是美國夢。我所能說的就是對國家的愛。」
這個機構的總部設在首都華盛頓D街1776號。「我們的電話號碼也是1776，當然了，還得有個前綴。我們的辦公建築是華盛頓婦女組織中最大的。」
要加為會員，申請者必須追溯出一位為美國獨立戰爭出過力或戰鬥過的祖輩。「我們為新一代公民學習怎樣當美國人編了一本DAR【183】指南。已經免費發放了近九千萬本。」
我沒法評價什麼是美國夢。我所能說的就是對國家的愛。每當遊行時看到國旗飄揚，你的心中充滿自豪，感到很高興生活在這個自由的國家裡。我覺得美國在六十年代及越南戰爭中受到的批評是被錯誤地引導了。我不喜歡看到我的國家受批評。
五歲時，我成了美國革命兒童協會的會員。我是DAR的第三代會員。對我而言，這已經是一種生活方式了。當年我祖母和母親到華盛頓參加大陸會議，我姐姐和我總是說：「她們幹嗎總去華盛頓？」沒想到後來我也追隨了她們的腳步。
我父親是一名准將，他給我和兩個姐妹灌輸了大量愛國主義思想。我們每天清晨都升旗，每天日落都降旗。這是一種儀式，也是一項特權，我們總是很興奮。
父親為人嚴厲，軍人作風十足，可我們都很愛他。他參加了波士頓的每一次閱兵，騎在馬上，像馬歇爾將軍那樣壓在隊伍後面走。我們會被帶到特定的俱樂部，把頭探出窗口觀看。有一次，法國總統在場，我也在父親身旁騎著馬。他剛從海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歸來，給我們帶回了那些法國式帽子。
近來我們接收了越來越多的年輕會員。我們有三分之一的會員年齡在十八至二十五歲之間。我認為有更多的年輕人在關注我們這個組織。國家成立兩百週年的慶典活動當然能產生重要的影響。我認為他們已經開始意識到，他們必須緊緊抓住自己的遺產和根基。亞歷克斯·黑利在我們的圖書館做了大量相關研究。
人們對DAR存在誤解，以為我們都是有錢人。並不是。只要能證明自己的後裔身份，每個人都能參加。如果一個人的祖先參加過美國革命（馬上改口）——獨立戰爭，她就有資格入會。
如果那些人不畫漫畫或者寫文章諷刺我們，不是證明我們徹底完蛋了嗎？有些會員為此很不高興，可我恰恰能看到這些事好玩的一面。我既是嚴肅的人，又是愛趣味的人。我總想當個會腹語術的人，這樣我就能站在一旁，讓自己想說的話從別人嘴裡說出來了。如果能這麼做又不被發現的話，我覺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趣。
我不想像個一百歲的老太婆那樣講話，不過如今的年輕人做的很多事我都看不慣。比如未婚同居那種事。（笑）那現在好像已經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反對「平等權利修正案」。我看不出是什麼驅動著那些婦女。就因為她們的種種表現，有時候我甚至為自己是女人感到尷尬。我們有個很好的國防委員會委員長，菲莉斯·施拉夫利。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無比欣慰和滿意。有些女人就是非要做傻事自取其辱。
我最擔心的是來自蘇聯的威脅。前段時間，一位五角大樓的官員給我們放了一部關於此事的片子。我們反對美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我們也反對《巴拿馬運河條約》。
《巴拿馬運河條約》怎麼讓你們不舒服了？
這個問題很複雜，得花一個小時來討論。我希望自己已有了決斷，可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沒有。我們喜歡感覺到自己是世界第一、是最重要的。我對美國的任何方面都沒有懷疑，儘管我認為有時候我們選舉出來的官員會讓我們誤入歧途。並不是政府說什麼我都同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這是很自然的。
我已經當了四十一年DAR會員。這已經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了。我們的大部分工作是回復全國會員的郵件。還有就是建築的問題，比如漏水，以及其他種種問題。
在你們收到的信件中，有沒有關於那個話題的……
是的，但我不想告訴你。（停頓）哦，我還是說說吧，瑪麗安·安德森事件【184】。每隔一段時間，他們就把瑪麗安·安德森那件事搬出來。說的無非就是，DAR拒絕讓瑪麗安·安德森使用憲法禮堂，因為她是黑人。人們譴責我們是種族主義者，可我們和種族歧視完全不沾邊。事實上，我們確實有黑人會員。嗯，我特別想起了一個會員。她祖父是黑人，祖母是白人，我猜，或者是反過來，我現在記不清了。有些黑人也參戰了。如果她們能證明自己是參戰人員的後代，而且得到分會的批准，他們就能被接受為會員。
我們的會員被所謂的瑪麗安·安德森事件搞得很不高興。可我們為什麼不說出全部事實呢？我們已經一遍遍講述了真實的情況。事實上，她的代理人來找我們的時候，我們已經把場地預定給國家交響樂團了。我們希望這個代理人申請另一個時間，可他不肯。我們有文件來證明。他們在這上面大做文章。她的代理人說我們拒絕了，因為她是黑人。
當年事件發生時，如今很多年輕的報紙記者甚至還沒有出生。只要一提到瑪麗安·安德森事件，他們就會再把那套謠言講一遍。所以這個故事重複了一遍又一遍。沃爾特·克朗凱特有一次對我說，謠言重複太多次也會變成真的。我對此深感不安和困擾。
一些學校也讓我反感。DAR在阿巴拉契亞地區運營了兩所學校，學生都來自破碎家庭。我們用愛國主義教育他們。就是我們小時候接受的那種教育。他們現在卻說這過時了。你知道現在有些學校沒有美國歷史這門課嗎？如果年輕人不學習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又怎麼能像過去的男女英雄學習？
我們也對印第安人做了大量工作。我忘了說印第安人，這很不應該，我們的印第安人委員會是很受歡迎的。
一個女人插話道：「我們也有印第安人會員，還有一兩個愛斯基摩人會員。」
我們為什麼非得解釋升國旗的原因呢？每天升旗有什麼問題嗎？我不懂那些問出「哦，為什麼今天要升旗」的人。我丈夫和我住在科德角，每天晚上我們都升旗，注視著水面。國旗飄揚在露台上，配上聚光燈，真的非常美。有關國旗的法典規定，如果配上聚光燈，晚上也可以升旗。昨天晚上，我們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國旗，樂隊奏起《星條旗永不落》。真是一種奇觀。
惠特尼·阿丁頓醫生
他是芝加哥庫克縣醫院肺科主任。
「生活是不公平的。儘管如此，還是有希望的。」
我是在森林湖長大的，那是全國最富裕的地區。我的早期記憶之一，是跟我祖父【185】一起橫跨全國旅行。我們坐在「大北號」的火車駕駛室裡，跟列車一起翻山越嶺。前面是很大的蒸汽火車頭，我記得自己驚異於這個國家是多麼廣闊，蒸汽機的動能又是怎樣強勁。而且我是和祖父這樣自信又有權勢的人一起旅行啊。這也許可以解釋我為什麼如此喜愛托馬斯·沃爾夫的作品。那大約是1940年，我七歲，整天無憂無慮。
「我祖父遠遠算不上右派。不過他做的很多事人們已經忘記了。他提出對西爾斯羅巴克公司進行極其重大的改革，因而被人們叫作激進派。那時人們都在縮小經營規模，他卻在搞擴張。他看出國家的大幅經濟增長會發生在東南部和西南部，於是在那裡買下土地，興建商場，人們都以為他瘋了。他去世前常對我說，他最大的驕傲就是他為西爾斯的員工所做的事情：利潤分享方案。當年很多商人都為此批評他。」
隨著我繼續受教育，我認識到生活是不公平的。但我並沒有過多思慮這個問題。我特別想趕快超越同齡人。我去上了馬薩諸塞州的迪爾菲爾德學院，然後進了普林斯頓大學。我是在1957年畢業的。我們是一群仍在沉睡中的學生。我們不遊行，也不抗議，甚至都不去搶短襯褲【186】。我們只顧學習。我想盡力搞好自己的事情，希望進入醫學院讀書，拿到獎學金，進入醫院實習。
我的病人中有很多是富人。也許因為我也是在富裕的環境中長大的，一到週末這些人就成了我的朋友。相對在另一種世界長大的人來說，我並不把為這種病人治病看得那麼緊要。在縣裡，窮人的人口數量是非常巨大的。這怎麼能和在時髦的密歇根大街當醫生相比呢？
實習期間，我開始意識到事情不大對頭。我總認為做什麼決定只取決於怎樣對病人最好。然後我看到了他們有時候是怎麼挑選外科醫生的。如果是富裕的病人，或者是由某個醫生介紹來的私人朋友……我從小以為醫療界沒有這種事情。但其實從前就有，現在依然有。是我過去太天真了。我開始懂得，有些醫療界人士擁有的顯要地位是靠醫術以外的東西得來的。
美國醫學協會的一任主席曾經說過：健康保險是一項特權，而不是普通的權利。就在那一刻，我決定不加入美國醫學協會。我現在仍然不是會員。我清醒起來，意識到自己曾經對醫學的夢想是不現實的。
我原先以為醫生是刻苦、聰明、樂於奉獻的人，並不會只顧自己往上爬。我們本以為，自己進醫學院是為了無私地服務大眾。近十五年醫學界競爭過於激烈，人們關心的只是如何出人頭地。他們比我們過去聰明多了，但我不認為他們和病人間的融洽程度能趕上我和我的同學們所能做到的。他們不懂得關於人的事情。
他們在理科方面更高明。也許這和人造地球衛星或其他什麼東西有關。但他們沒有能力拿起筆寫一個闡述性的句子。他們不太讀書。他們大多數人從沒聽說過托馬斯·沃爾夫是誰。但是他們更擅長數字、數學和生理系統。可要談及病人的情況時，他們會感到為難。
我負責的一大批年輕病人患有囊性纖維變性疾病，這是一種不治之症。病人有些很窮，有些則不是。情形很讓人傷心。不過，還是會有年輕的實習生問：「我們應該給病人加呼吸機嗎？」「用這種藥的合理性在於什麼？」情況使人絕望，可他們不會談及悲傷。醫生對病人的死亡難以接受的原因還在於，這意味著醫生的失敗。
上周我去病房看一個二十七歲的女病人，當天下午她就死了。此前一個星期她就已宣告無藥可救。她丈夫在場，父親和母親也在場。我走進病房，一個醫學院的學生在那裡，正在給她量血壓。他跟我走出來，說：「我想和你談談這個病人的事。」我說：「什麼？」我以為他想談談這個悲劇。他已經照看她兩個星期了。他卻說：「我們為什麼用這種抗生素，而不用另一種？」【187】
我父親是個商人。而我一直想當醫生。也許是我不喜歡自己周圍的東西，儘管我當時並不能意識到我究竟看到了什麼。或許想當醫生是我的一種反叛。
我從前有個幻想，這個主意比國民健康保險更好。我要把窮人生病、富人健康的局面換一下，讓富人生病、窮人健康。看病仍舊收費，私人開業。受利益驅使，整體醫療局面會比實施國民健康保險時好。作為胸科醫生，我知道肺結核是窮人得的病。去年在溫尼特卡和森林湖地區一例新增肺結核病例都沒有。可如果我們能把肺結核放到溫尼特卡和森林湖地區，五年內就可以消滅窮苦地區的肺結核病。治療那些有錢人會對醫療體制有利。現在的情況對體制不利。照顧患病的人比照顧健康的人更費錢。因此，健康又富裕的人得到了更多的照顧。你能明白嗎？不管怎樣，這只是一種幻想。（笑）這就是我們需要國民健康保險的原因。我認為，如果你是賣鞋的，資本主義會是偉大的體制。可你不能像賣鞋那樣用普通的衡量原則，也就是利潤的盈虧，來衡量對病人的照顧。
我很憂慮。我有四個孩子，他們都目光敏銳，比我當年老練精明多了。他們很難被嚇住。我年輕時卻很容易被嚇到。如果我認為什麼事情是不公平或殘忍的，我會被含蓄地告知不要去談論。我們的孩子則對每件事都要評論一番。
我對自己的孩子感到樂觀，對這個國家感到悲觀。儘管如此，還是有希望的。也許我是個愚蠢的樂觀主義者：一些病人的精神讓我深深地折服了。直到今天，還有些窮苦的黑人家庭，這些家庭通常沒有男人，當家主事的一般是母親，她肩負著沉重的問題和責任。可我每天都能見到，她們有一種堅忍的力量。即使是在縣裡出現那些不幸的時刻，她們也使人們深受震撼和感動。
厄瑪·小不點兒·莫頓
她是窮人，沒受過教育，她丈夫也是。但又似乎不僅僅如此。
「就像螞蟻一樣，我在扭動著往前爬。我不責怪社會或任何人，只求改變我自己。」
「我丈夫心臟瓣膜上有幾個洞，不能幹重活。他沒受過教育，我也一樣。我是卡魯索思維爾人，那地方在密蘇里州與阿肯色州交界處的山腳下，是個農業區，出產棉花和大豆。那裡小農戶很少，土地都被大農場主接管了。
「生活非常艱辛，多數村鎮的人口從七千減少到五百，而且留下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中間的人，也就是二十五到四十歲的人很少。這些人都走了，去了他們覺得好一點的地方。
「低收入白人的情況也很差，很多時候甚至更差。他們不能團結到一起。情況很讓人難受。我搞不太懂。至於我自己，我是窮人，一輩子都在受窮，大概死的時候也很窮。但是我經歷了一些事，很難說清……」
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人們教育我說，我和別人一樣好。別人能做什麼，我也能做。長大後，我看到自己和我的孩子身上發生的事情，每一件都讓我的感覺無比糟糕。我從小學到的那些事都被他們毀了。那些好事不是給我準備的。我說我要離開這見鬼的處境，如果這是我最後能做的事的話。所以我開始打零工，把孩子丟給我母親照看，這裡存一點錢，那裡存一點錢。直到有一天我能說：「喂，拿開你的福利金支票，隨便處理了吧。」
我所說的打零工就是去別人家裡幹活，在我應該照看自己孩子的時候去照看別人的孩子，還有洗衣服、熨衣服，等等。我受夠了那些對生活的認識還沒有我多的人奚落我，讓我知道是他們在付給我工錢。「你一文不值，誰也不是。是我們在養活你。你在幹嗎？你也配有孩子？你根本照顧不了他們。」我是在正經家庭長大的，我認為擁有孩子和家庭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些話對我是迎頭一擊。我是個健全的女人，我也認為我父親是健全的男人。我卻經常要受別人言語上的打擊侮辱：你不配有孩子，你不配得到人生的滿足，不配當母親。福利部門的工作人員來我家問我愚蠢的問題時，我也覺得備受侮辱，他們問：「你丈夫去哪裡了？他最後一次回家是什麼時候？你怎麼買得起電視機呢？你的房子怎麼這麼乾淨？你的孩子怎麼能穿得起那種鞋？」那些人讓我覺得自己什麼也配不上。而從小我父母就教我要自尊自愛啊。
我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想是憤怒。我感覺到：啊，我要從這老一套裡跳出來。我不要再受奴役了，我的祖輩從前過的就是這種日子。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們也開始認為他們一文不值，只是靠救濟金過日子。
我邁出了一步，上帝啊，真是一大步。十二年前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第一份我認為體面的工作。從那時起我就加油向前衝了。我開始參加大學課程，讀書、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我交不起大學的學費，不過可以讀校外延伸課程。我工作的時候留意一切機會。我做兩份工作，四個小時有工資，四個小時沒工資，每星期工作五天。每星期有三個晚上去上課。餘下的晚上我去別人家裡做家務。我在教室裡學習，也觀察人，我的筆記做得很好。我從來沒忽視過孩子，因為我自己小時候受到的關注不夠。
我們每星期有三個晚上的課，是在離我住的地方二十二公里外的一個小鎮上。老師們從大學坐車趕來給我們上課。
我也在努力照顧孩子。我發覺當母親並不意味著真的瞭解孩子。僅僅因為有孩子，並不能讓我成為最好的母親。所以我願意學習關於孩子和人的一切知識。我開始學習兒童心理，這是第一步。我還學習英語寫作，寫點小東西。之後我開始上兒童發展課程。我又上了第二階段的寫作課，學了更多心理學。
我有一種動力。我覺得不只男人有這東西，而是每個人都有。我認為每個人都希望對自己感覺良好。他們迫切地需要喜愛自己。當你開始對自己好的時候，你也就開始對別人好了。這是問題的關鍵。我必須為我和我的家人，也就是我丈夫和五個孩子做些事。這促使我開始為他人著想。
真正發生的變化是，我認識了自己。第一次，我看清了自己。這就是我，「小不點兒」厄瑪·莫頓，我有經濟困難，有時候我們食物不夠，有時候我丈夫和孩子們生病。我也會生病。但我繼續撐著，假裝自己沒病。我生病的時候也幹活，沒病的時候也幹活。我堅持去上課，並且保持家裡一塵不染。上課時我坐得直直的，回到家再也沒法學下去了，因為我太累了。在班裡，坐在我身邊聽課的那些中等收入的人擁有我夢想的一切，我的分數和他們一樣高。這為我證明了一些事，我可以像任何人一樣優秀。
我晚上不能回家學習，不能去書店買教授指定閱讀的參考書。我不得不找教授借書看，然後細細地讀。我必須好好記筆記、認真聽講。我必須巧妙地讓他告訴我考試時應該怎麼答卷。我必須得機靈點。我對自己說：「啊，你為人挺靈巧的。你活在壓力之下，取得了好分數，你挺會算計，你讓一個有博士學位的人把他想怎麼考你都告訴你了。哦，你會成功的，你知道這一點。」這種想法推動著我前進。
我說：對我而言，這還不夠。我奮力拚搏已有七年。我不責怪社會或任何人，只求改變我自己。我只責備小不點兒。上帝在上，是我自己和一些人拖住了小不點兒。要想出頭，小不點兒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不過就像螞蟻一樣，我在扭動著往前爬。這就是我的處境。
美國夢對我就意味著，我的孩子能按照任何他們希望的方式生活，甚至也能回到他們出生長大的地方來，找一份好工作，把頭昂得高高的。不被強加一些東西，只因為他們是黑人；也不會被拿走一些東西，只因為他們是黑人。不過他們應該得到一些東西，因為他們是人，他們值得。這就是我的美國夢。我確信事情正有進展。
我希望長命百歲。我想看到這個世界真的徹底轉變，人民都團結在一起。因為世界不是非得像現在這個樣子啊。